作战理论指导实践的功能与形成作战理论的科学方法

黄峻松

中国人民解放军91999部队, 青岛 266000

摘要 军事学领域中的理论与实践既符合唯物主义辩证法的一般性规律，又有其特点。从现实出发，发现明确作战理论的功能与形成作战理论的科学方法是一项十分紧迫的任务；从历史上的经典兵法和作战实例中分析得出作战理论指导战争实践的功能；探究了和平时期形成作战理论的科学方法。

关键词 作战理论,  模拟仿真,  兵棋推演 

   理论与实践的辩证关系是不断发展的永恒命题，理论能够指导实践，这是被各种学派广泛认可的。但当涉及战争时，作战理论与战争实践的关系则显得扑朔迷离。战争史上最令人津津乐道的失败便是教科书式指挥的失败，最令人称赞的成功便是违背常识出其不意的胜利。在战争的胜败中，作战理论的作用如何体现？作战理论对指挥员是有用的还是有害的？是否掌握作战理论对指挥员的指挥水平有怎样的影响？这些都是战争史上长期存在的问题。尤其是在当代，这些问题更加突出，争论更加激烈，并且有鸠占鹊巢之势。总结明确作战理论的指导作用，归纳出形成、检验、发展作战理论的科学方法，是当务之急。

1 明确作战理论功能和探寻形成作战理论方法的紧迫性

1.1 作战理论“无用论”在当代更加突出

    历史上的军事家们总结形成了很多作战理论，后世的指挥员在应用这些理论的过程中各有成败。“纸上谈兵”导致的失败、照搬教科书实施战斗导致的失败、某一种早期作战理论在后世的失败更容易被人所津津乐道。因此，认为作战理论无用的人大有人在。尤其是在当代，长期和平使人们对战争越来越陌生，对战争的理解越来越淡化。一些旧的作战理论被不断的主观性抛弃，新的却又未建立，导致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把“兵无常势、水无常形”作为借口，只把目光关注到武器装备运用的技术性层面，对真正涉及作战指挥的战争艺术置之不理，把信息化带来的作战指挥标准化、程序化简单的理解为无脑化。这归根结底是对作战理论的功能没有足够的认识，所以没有引起重视。因此当前迫切需要从历史战争中寻找答案，明确作战理论的功能，引起人们对作战理论的重视。

1.2 当前的作战理论研究存在的问题

    即使是认为作战理论有用的人，对当代的作战理论的认识也有泛化的趋势，没有落实到战争的指挥艺术上。有的认为作战理论是必须执行的一套作战方案；有的冠以战争的“政治性”名号强行加入不切实际的限定条件，对作战进行不切实际的指导；有的认为作战理论是为机关服务的一系列要求性文件。在这种泛化的现实下，真正的作战理论反而越来越小众化、边缘化。任何战争条件下，正确的指挥都是取得胜利的首要前提，不能聚焦到作战指挥上给作战理论研究带来了极大的危害。

1.3 和平时期形成作战理论的战争经验缺乏

    战争年代不缺乏作战理论，历史的经验证明，战争持续时间越长、越激烈，形成的作战理论会越经典，越深邃。比如春秋战国时期形成的《孙子兵法》，达到了“前孙子者，孙子不遗；后孙子者，不遗孙子”的高度，同时期还有《鬼谷子》《吴子兵法》《孙膑兵法》等；戚继光结合明朝抗倭百年经验撰写的《纪效新书》，在练兵备战方面具有重大指导意义，这与其运用戚家军作战是分不开的；西方从总结拿破仑战争中出现了《战争论》《战争艺术概论》等传世巨著，二战后英国战略家利德尔哈特总结二战经验撰写的《战略论——间接路线》使其被誉为现代战略的开创者。这样的例子还有许多，历史上每一次重大战争实践都会带来战争理论的跃升。这就是实践对理论的牵引作用。但是和平时期没有实践，如何产生作战理论？这是一个看似无解的问题，然而通过当代先进的技术手段，可以不断的设计出战争实践，产生作战理论。

2 作战理论指导实践的功能

2.1 作战理论具有指导指挥员形成正确判断的功能

    作战理论不能够消除战争中的偶然因素，而是将战争中的必然因素与偶然因素分离。科贝特认为，所谓纸上谈兵的失败，是由于对战例研究的过分孤立，而将其取得成功的方法应用于整个战争而导致的失败，其实质是没有将必然因素与偶然因素分离。必然因素是指同一类型战争中所共有的特性或者战争中所共有的特性；偶然因素是指单独一场作战中有别于其他的特有因素。在实际作战中，指挥员决策时的处境不外乎2种情况：1）掌握信息不全，在战争进行中，指挥员无法以“上帝视角”俯瞰全局；2）时间紧张，战场上永远没有充足的时间。正因为这2种情况，有些将领才会认为作战理论是无用的，但事实恰恰相反，作战理论的作用就在于帮助指挥员剥开战争的迷雾，使指挥员迅速形成准确的论断和实施坚决果断的指挥。其作用原理就是作战理论能够帮助指挥员把所有已知要素组合起来分析出全局，即“对于各种侦察材料连贯起来的思索”，在全局中辨识出必然因素与偶然因素，在这些因素中判断出当前的核心和关键，进而确立出处理事务的优先级。

    作战理论不能够盲目的应用于战争，而是作为认知和指挥战争的理论原点。将作战理论绝对化会成为作战理论的受害者，战争与其说是科学，不如说更像艺术。战争中，对任何情况的分析判断都必须根据这种情况本身的特点和其可能造成的影响进行，如果没有能够作为分析起点的理论，只有凭空猜测，就无法形成准确的判断，或者说形成准确判断的概率很低。虽然每一种现实情况肯定都会或多或少的偏离理论原点，并且事实上，战争史上伟大的胜利都是因为极其大胆的偏离了理论原点，但是这些与常规背道而驰的情况都是名将们凭借对理论原点的把握来实现的，这才使得他们能够找到背离理论原点的理由。例如戚继光打倭寇时提出的“必击堂堂之阵”，就是对孙子兵法中“勿击堂堂之阵”的偏离运用，孙子之所以提出“勿击堂堂之阵”，是因为敌方军队经过充分的休整和准备之后战斗力会达到最佳状态，此时出击会对己方造成不必要的损失，这是一般性理论，也是理论原点；而戚继光正是因为掌握了这个理论，在对戚家军战术有把握的前提下，主动打击最佳状态的倭寇，才能够一战成名，以后倭寇对戚家军闻风丧胆，海防也就平静了许多。没有理论原点，对理论原点的偏移就无从谈起，没有理论原点，就无法正确认识战争和指挥战争。

    作战理论不是思考和经验的替代品，而是提升两者质量的手段。战争是一条真正的变色龙，当现实的问题来临时，指挥员个人的思考和经验对于决策有决定性作用，作战理论绝不可能替代个人的思考和经验，它的巨大作用在于提升二者的质量。正如航海术一样，正确的理论可以帮助航海人员根据云、风、浪的综合变化而预测到风暴的来临；但如果仅根据经验，你可能在第一次风暴来临前只看到了浪的变化，第二次只看到了云的变化，第三次只看到了风的变化，可能要许多次经验才能最终得出正确的结论，而战争显然不会给人们那么多机会。理论可以帮助人使思考到达更高的层次，把经验升华成普遍的规律，这也恰恰正是理论的来源。

2.2 作战理论具有将指挥员正确判断转化为军队正确行动的功能

    无论是在全面战争还是局部战争中，军事指挥员都面临着自己的观点如何被国家、上级、平级、以及下级指挥员采纳、接受、理解的问题。而作战理论能够使参战的各级指挥员形成一系列共同的认知，既能帮助自己说服其他人，又能帮助其他人迅速理解。

    使指挥员能够更好地向国家决策者说明作战方案，同时使国家决策者能够采纳正确的作战方案。对于军事指挥员来说，战争前的首要任务便是说服国家决策者同意自己的作战方案，而这种说服能力指的是清晰的思路和揭示事物间内部关系的能力——来源于作战理论；对于国家决策者来说，如果不具备一定的作战理论基础，便无法判断军事指挥员建议的价值，无法做出正确的决策。英式“存在舰队”战略理论中的典型案例可以从正反两面生动地说明这个问题，1690年英荷结盟与法国作战期间，法国成功的实施了一次快速动员，准备好了登陆舰队。而英国此时正在内外交困，本土舰队十分分散，实力比法国弱得多，海军统帅唐灵顿勋爵得到了首相的命令“不可不经交战就撤退”，而唐灵顿却主张保持对法国舰队的监视和舰艇的退却式机动，同时等待更多援军到来，“暂时的防御是赢得战争的唯一方法，而以劣势兵力冒险一战则会加速失败的到来”。因为他确信，在法国舰队与之实施决战并击败他之前，法国绝不可能实施登陆作战，因为登陆作战是对制海权程度要求最高的海上战争，所以他的目的是“避免舰队决战”。政府主战、将领主退，历史上无数的将领都这样被扣上了怯战的帽子，唐灵顿勋爵也不例外。但正是因为他违背了首相的命令才拯救了英国，在战后军事法庭上，英国女王凭借自己对“存在舰队”的理解，决定他无罪。每一场战争中，指挥员每一次向国家领袖说明问题，都需要建立在双方已经掌握了一系列作战理论的基础上，否则只会徒劳无功。

    使军队决策层的作战会议保持在主线之内，节省时间的同时提高最终选择正确方案的几率。长期的和平会使基本作战理论逐渐不被人重视，而此时如果国有危难，召开的作战会议往往会陷入喋喋不休的争吵之中。这有两点原因：1）大家切入问题的角度不同，谁也无法说服谁；2）会议组织者确立的议题往往不够权威，并不是做出正确决策应有的步骤。所以这时的作战会议很可能以折衷的意见而结束，但在战争中，兼顾所有人意见的折衷路线往往是毁灭性的。作战理论可以在解决这个问题上发挥巨大作用，是消除漫无目的的争论的最好方法。作战会议首先要明确的内容就是，组织者要向与会者说明国家无法通过外交手段解决问题的准确原因，是某一方拒绝谈判还是没有耐心，此时不应该使用政治性、立场性的语言，否则指挥员们将无法理解国家的真实意图和真实战场状况。弄清楚这个问题，才能够明确战争性质是全面还是局部，是战略进攻还是战略防御；战争的政治目的是消灭有生力量还是守卫某个地区、是拿下某个地区还是边界或者贸易谈判。明确了这个问题以后，才能使会议进入正题、找到主线。当会议落实到具体问题之后，系统的作战理论便能够发挥这样一种工具作用：排列组合所有客观要素，从而准确、迅速的从各种要素中推导出可行的行动路线。只有这样，会议才能够消除人们之间的思考误差，真正达成确立决心、统一思想的目的。

    在军内上下级之间形成共同的认知，使下级能够准确的把握上级意图。战争指挥中最为理想的指挥状态是所有下级指挥员在接受到针对自己的作战命令之后，在头脑中引发的思考过程与上级是完全一致的。这是作战理论在军事指挥领域所追求的极致，在实际执行中，由于上下级指挥员掌握的信息不对称，所以下级只要能够准确把握上级意图就是很成功的了。历史上几乎所有的战争指挥都能够说明这个问题。反面的例子如滑铁卢战役中拿破仑最小的弟弟热罗姆，他本来的任务是佯攻威灵顿右翼，使威灵顿的中军增援，为1小时以后拿破仑主力冲击中路做好准备，但是他却一直在攻击一个前哨阵地，致使整个作战计划未能实施。如果指挥员没有掌握系统的作战理论，就无法把握住战争中的重心，进而无法理解上级派给自己任务的真实战略意图，要么死板执行以延误战机，要么自作主张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2.3 作战理论具有赋予指挥员巨大精神力量的功能

    作战理论能够赋予军事指挥员克服危险的勇气，同时能够阻止勇气转化为鲁莽。勇气有两种：一种是克服身体危险的勇气，即不怕伤痛与死亡的勇气；一种是克服精神危险的勇气，即自己的军队面临困境时勇于担当重任的勇气。士兵仅需第一种勇气，指挥员更需要第二种勇气。勇气来源于希望，作战理论给予了指挥员发现希望的能力。当军队面临巨大危险时，掌握作战理论的指挥员能够在绝境中利用己方的优势，找到敌人的脆弱点，激发自身勇气的同时以此激发军队的整体勇气，使军队面临强敌时能够临危不惧，走向胜利。亚历山大虽然纵横四海，屡次以少胜多，被称为“军神”，但是其惯用的野战战法只有一种。当时军队都是以左、右、中军配置的，战斗时的兵力调动也是分别调动。战争开始时，亚历山大以步兵防守，主力骑兵按捺不动，一旦敌人三军兵力因为作战损耗开始重新整合或者调动，就会产生衔接空隙，亚历山大便带领精锐骑兵冲入空隙，对方会因为军令不畅通立刻陷入混乱。无论是面对30万军队的大流士三世，还是强悍的印度波鲁斯军，亚历山大用同样的战法数次取得胜利。亚历山大之所以成为军神，就是因为他将作战理论的运用出神入化——找到了对方作战理论中无可避免的缺陷，只要找准这一点，胜利终将是己方的。鲁莽与勇气在精神层面是一样的，唯一的区别在于有没有找到胜利的方法，假如亚历山大没有发现对方的弱点，只有勇气，那么他必将失败，只有军事理论作为支撑，勇气才不会变为鲁莽。

    作战理论能够赋予军事指挥员稳定的信念，同时能够阻止信念转化为顽固。战争中的每一个指令都很简单，但是落实这些简单的指令是异常困难的，指挥员必须要有稳定的信念，才能推动战争机器不顾自身的极大损耗朝着胜利的方向推进。在战场上，指挥员随时会收到下级军官关于军队物质和精神损耗的信息，每一条信息对指挥员的意志都是一次考验，无论是多么勇敢的指挥员，在这种铺天盖地的信息里，仅仅依靠自身坚强的性格因素是不可能支撑的住的。唯一能够支撑其坚持到底的则是产生于军事理论中的稳定信念——对战争全局的把握能够使其忽略掉一切非主线因素的干扰。

3 和平时期产生作战理论的科学方法

    理论与实践的作用关系是思考该问题的基本点，脱离了实践就无法产生理论。恩格斯说过“一旦技术上的进步可以用于军事目的并且已经用于军事目的，它们便立刻几乎强制地，而且往往是违反指挥官的意志而引起作战方式的改变甚至变革”。在现代，虽然没有大量战争实践，却可以运用科技手段，通过兵棋推演和仿真模拟来进行实践，从而产生作战理论。尤其是对于以装备为基础的海空军而言，这种基于数据的模拟产生的作战理论则更加真实，得出的作战理论更加可信。

3.1 通过兵棋推演和模拟仿真产生作战理论

    通过模拟仿真产生战术层次的作战理论。现代战争中，无论是信息领域的对抗，还是火力的打击，都可以通过模拟仿真技术来实现，运用仿真技术模拟出真实的环境、武器性能，要比真正的红蓝军实兵对抗还要真实，因为实兵对抗难以模拟出对手的性能指标。美军将建模与仿真技术看做是“军队和经费效率的倍增器”，是五角大楼处理事务的核心方法和战略性技术。模拟仿真技术能够将信息对抗的过程具体化，回答怎样的算法能够破解或者对抗对方的算法的问题，这比实兵对抗中按几个开关更加有利于分析，因为实兵对抗中的信息作战是无形的。因此，在实现具体武器装备的作战能力时，模拟仿真技术能够起到很好的还原和支撑作用，进而可以通过推演与对抗产生战术层次的作战理论。

    通过兵棋推演产生战略层次的作战理论。在仿真技术的支撑下，运用建模技术形成兵棋，进而可以进行战略层次的推演，通过真实数据下的双方对抗，能够形成战略指导理论，从战争的层次指导作战。战略层次的推演虽然是以战术层次的仿真为基础，但由于其是由海量的仿真兵棋所形成的，所以能够变化组合出更多的作战方法，当兵棋的数量多到一定程度，就能够形成战争艺术层次的作战指导。另外，通过这种推演，还能够得出各军种、兵种之间协同的普适性、一般性方法和规律，能够促进部队间的联合。

3.2 通过实兵演习和部队训练检验作战理论

    检验是否具有跨军种整合的内在需求。新型作战理论一定是朝着多军种一体化发展的，因为随着科技的发展，各个军种的能力都在向不同的空间和领域延伸，如陆地作战，空军和海军都可以对陆打击；空中作战，陆军和海军都有防空系统；海上作战，空军和陆军都有能力打击到海上目标；所有的作战都有对网络空间和信息支援的巨大需求。未来的作战一定是体系作战、领域作战，而不是军种作战，所以如果一个作战理论是先进的，那么它一定具有整合军种的内在需求，这是检验作战理论先进与否的一项重要指标。如果推演出的作战理论没有跨军种整合的内在需求，那一定是推演的基础设置上不够完善。这里并不是指在具体作战行动中要“非联合不作战”，而是指一个一般性作战理论一定会提出这种需求。

    检验在作战指挥上能否实现。推演无法模拟指挥的现实复杂性，因为一切都是在屏幕上显示的，鼠标的点击就是兵力的行动，而在真实作战中，作战指挥是对整个军队最大的考验，因此必须在实兵演习中得到检验。检验新的作战理论对指挥能力的要求，在时效性上是否可行、联通性上是否过于理想化、一体化上是否有障碍。同时要科学判断这些问题，是无法逾越的鸿沟，还是对军队转型的牵引，若是第一种则需要重新推演作战理论，如果是第二种，则是对军队转型目标的发掘和确立，是开创性的工作，这就达到了推演的目的。

    检验是否与科学技术的发展前景相符。一项先进的作战理论必然应当与科学技术的发展前景相符，能够不断释放科技的力量，刺激科技的发展，而不能与科学技术本身的发展规律相违背，因为在当代条件下，科学技术不再是战斗力的倍增器，而是基础，没有科技就没有战斗力。如分布式处理器这一理念的出现，在金融领域形成了区块链概念，在军事领域则形成了网络中心战与分布式作战，同时也刺激了大数据这一概念的产生和发展。因此科学的推演必然是统筹战略战役战术、统筹军事学科和技术学科、统筹多个兵种的集智推演，是一个跨领域协同创新的过程，只有跨领域协同创新，才能够实现整合国家力量的作战，才是真正的大体系精兵作战，各个领域互相根据本领域的专业知识作出讨论，既能够去除不切实际的幻想，又能整合出新的理论，可以确定的说，未来的作战理论一定是通过协同创新出现的，协同创新将会成为军事理论问题研究的基本形式。

3.3 融合作战理论和科技应用发展作战理论

    作战理论除了形成和检验，还需要发展，在社会转型的现实背景下，发展作战理论，促进战争形态跟进社会形态的演变是重中之重。本研究借鉴美军对作战理论的层次划分，美军将作战理论划分为作战构想、作战概念，分别对应的战略、战役层级。如美国海军有分布式杀伤、网络中心战等作战构想，而《水面部队战略》和《对抗环境下的濒海作战》则是针对海军特点，将作战构想落实的作战概念。

    融合经典作战理论与前沿科学技术设计未来作战构想。当代的作战理论一般较为细化，包含着大量的时代偶然因素，因此设计未来作战构想，一定要脱离当前时代，较为科学的方法就是找出经典作战理论中的必然因素，再与前沿科学技术融合形成未来作战构想。如美军就融合分布式处理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发展前景和经典海洋战略学家马汉、科贝特、蒂尔的理论提出了“分布式杀伤”概念，并没有从1986年小约翰莱曼的海上战略，或者之后的一系列战略性文件出发。要想真正使推演产生的作战理论海市蜃楼以真面目展现在人们眼前，就要在同时满足符合经典作战理论和前沿科学技术2个条件的前提下向前继续推演和推理。

    融合当代作战理论与未来作战构想设计未来作战概念。一旦作战构想形成，就如同发现了理想化实验条件下的物理公式，下一步就是增加现实条件进行解算，而增加的现实条件就是当代作战理论，解算出的结果就是作战概念。在找到未来作战构想这个主线的前提下，应立足在当代作战体系中实现突破，未来作战与当代作战是逐步提高的扬弃过程，而不是另起炉灶的过程，立足现实、大胆畅想、小心求证，用设计出的作战构想把住方向，推动当代作战理论实现突破性进展，在这样的思路下，作战理论就会取得最大概率的正确发展。

4 结论

作战理论对战争的指导不是万能的，更不能要求指挥员对战争中每一步行动的指挥都符合所有作战理论。作战理论的功能在于能够促使指挥员形成正确判断、赋予指挥员精神力量、使掌握战争理论的决策层尽快的形成科学方案。作战理论的应用就如同运用物理公式解算试题，研究者可能掌握有几百个公式，但是解决具体试题，只需要几个公式。现代条件下，通过模拟推演和仿真技术，可以形成新的公式，并训练指挥员具备快速遴选出公式的思考能力。作战理论在当今的技术条件下，可以不经过实战检验就有自我生成、自我检验、自我升级的能力，应该大力发展新兴技术，用新兴技术来弥补战争实践的不足，实现战争实践的功能，形成科学作战理论，指导军队的运用和建设。

参考文献（略）

（编辑  徐丽娇）

http://www.kjdb.org/CN/Y2019/V37/I5/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