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美博物馆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亚洲艺术博物馆，其固定展区40％的面积在展出中国文物，包括玉器，青铜器，家具，陶瓷等，其馆藏陶瓷足以贯穿整个中华陶瓷史——从仰韶文化的红陶尖底瓶，到陶器和瓷器过度期的汉绿釉，再到大名鼎鼎的唐三彩，到用法语命名的龙泉青瓷塞拉同（Céladon），一直延续到清代瓷器，其中清代瓷器种类最为丰富。

2010年11月英国伦敦拍卖行Bainbridges推出的清乾隆粉彩镂空“吉庆有余”转心瓶以5.5亿元人民币的高价创瓷器拍卖的世界纪录。该瓶内绘青花，外画洋彩、珐琅彩、粉彩，运用描金、镂空、转心、浮雕等多种工艺，极尽奢华，属于清代乾隆瓷器中的精心之作。清代是中国制瓷史上的集大成时期，其制瓷水平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集美博物馆中也有一件极其精美奢华粉彩瓷器——清乾隆百花不露地粉彩尊。“百花不露地”，就是在瓷器上画满花卉，不留白地，只有到了乾隆时，才会出现这么热闹的瓷器。清朝到了乾隆这代，不存在什么忧虑了，江山稳固，物阜民丰，他希望热闹，所以他的取向是富丽、繁缛。这种极为特殊的瓷器成本非常高，只在乾隆一朝盛行，此后就急剧衰退。

集美的清代瓷器不仅外表精美，给人们以美学上的冲击，而且给我们呈现出了很丰富的文化内涵。本文想透过这些精美的清代瓷器，去探寻那些隐藏在它背后的故事。下面主要从中国风和中西文化交融两方面进行探讨。

最炫名族风

高房价是中国人现在最关心的话题之一，我们为何要拼命买房，因为骨子里透着家就是属于我自己所有的观念，内心的安居乐业就是有个属于自己的家，安居乐业是古今中国百姓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这一美好向往呈现在瓷器上是怎样的呢? 中国古代瓷器上常常会用不同的图案来表达这些美好的寓意。鹌鹑并不是漂亮的动物，但它是瓷器上常见的纹样，常与菊花画在一起，因为取“鹌”与“安”同音，“菊”与“居”谐音，寓意“安居乐业”。相应之下，多子多福也是明清两代较为流行的题材，表现为童子手执莲花，寓意“连生贵子”。另外，石榴有一个相似的说法，榴开百子，多子多福，金玉满堂。中国古人称石榴千房同膜，千子如一，视其为吉祥物，以为多子多福的象征。

 “福禄寿”是中华民族传统的吉祥词汇，伴随中国几千年历史文明的发展和变迁。同鹌鹑相似，蝙蝠长得也不漂亮，但它也是瓷器纹样中的大明星，因为人们取“蝠”与“福”同音。蝙蝠和桃子常常会画在一起，寓意“福寿双全”。《书·洪范》有解：“五福，一曰寿，二曰福，三曰康宁，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纹命”。“攸好德”是“所好者德也”的意思，“考纹命”是有善终。所以常画五只蝙蝠围着寿字或围着桃子，习俗称“五福捧寿”，寓意多福多寿。下图中的粉彩盘，正面有三只蝙蝠，背面还有两只。鹿在民间绘画中作为“仁”兽，以表示太平无事。“鹿”与“禄”同音，所以也是官“禄”的象征。

集美中有一件内饰“卍”的瓷器很有意思。我们对“卍”这个标志并不陌生，或者说非常熟悉，但我们对它的认识很大的原因得归功于希特勒。“卍”是古代的一种符咒、护符或宗教标志，通常被认为是太阳或火的象征。在古代印度、波斯、希腊等国家中均有出现。佛教认为它是释迦牟尼胸部所现的“瑞相”，用作“万德”吉祥的标志。远在佛教产生并传入中国之前，“卍”字符已出现在距今5000多年前的中国古老的马家窑文化的彩陶上。武则天长寿二年（693年）制定此字，读为“万”。明清瓷器上装饰此字，即取吉祥之意。纳粹德国的纳粹党标志与“卍”略有相似，但两者形状只有少许差异：纳粹党标志的方向是斜的和黑色，而传统信仰中代表吉祥美好的“卍”字符多是明亮的色彩。

中西交融

2006年一只乾隆御制珐琅彩的小碗，价值1.5亿元人民币，这可算得上是全世界最奢侈的碗了。碗上绘有杏花盛开，春风吹绿柳，双燕比翼飞。侧面有乾隆御笔行楷题诗：“玉剪穿花过，霓裳带月归”，绘工一流，运笔娴熟，色彩的搭配浓淡相宜，极具画苑画风，充分地向我们展示了清代宫廷画师的丹青妙笔。集美也藏有几件皇家奇珍珐琅彩。珐琅为外来语音译名，近代画珐琅技法15世纪中叶起源于法国。到17世纪初，法国工匠发明了画珐琅的新方法，其中以法国利摩日（Limoges）的画珐琅工艺品最为著名。利摩日在法国以生产陶瓷而闻名，在欧洲，它的地位就相当于中国的景德镇。最早进入中国的是金属胎珐琅器，中国人马上就想到：我们的瓷器上，能不能也烧上这个彩釉?康熙三十五年，在康熙皇帝的授意下，珐琅彩在北京皇宫烧制成功!珐琅彩之所以尊贵，是因为它从问世之初就由皇帝直接干预，由宫廷画师出具样稿，由皇宫内“造办处”选取景德镇御窑厂烧制上好的白瓷素胎，再经“如意馆”画师打稿、绘画、填彩等绘画工序之后，然后将其放入宫内窑炉烘烧后，得出的具有极强立体感和艺术表现力的旷世之作。珐琅彩诞生于康熙时期，它又是皇帝一个人玩儿的，所以康熙一朝珐琅彩的款识都写“康熙御制”，显得尤为珍贵。到了雍正一朝，珐琅彩的底款就由“康熙御制”改为“雍正年制”，也有少量写“雍正御制”，表明皇上对珐琅彩的监控力在减弱。到了乾隆时期，“御制”款就非常罕见了。

除了珐琅彩，还有一种中西交融的产物——外销瓷。顾名思义，“外销瓷”就是专门销往国外的瓷器。考古发掘证明，中国陶瓷外销至迟始于唐代，当时是作为特产随丝绸输往国外的。清代康熙时期，海禁大开，西方文化涌人中国，东西方文化发生碰撞，交流频繁。这种文化交流体现在外销瓷器上，呈现出了独特的风格。

《圣经》故事是西方艺术中常见的题材，包括建筑，雕塑和绘画。据《圣经》新约篇中记述：耶稣从加利利来到约旦河边，见了约翰，就请约翰给他施洗，约翰连忙拦住他，说：“我当受你的洗，你反倒上我这里来，要受我的洗! ”耶稣说：“你暂且答应我吧，因为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于是约翰同意给他施洗。耶稣刚受完洗，从水里出来，天忽然为他开了，他看见上帝的灵仿佛鸽子一样落在他身上，天上传来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是我所喜悦的。”集美博物馆中就藏有一件画有基督受洗图案的盘子，一眼望去真不敢相信这盘子是中国人制造的，这类瓷器属于外国式样、外国题材。然而，仔细看来，画片却带有中国风。盘沿上的天使，像中国瓷器婴戏图题材中的婴儿；另外，天使的翅膀画显得很草率，寥寥几笔的勾勒，丝毫没有西方艺术写实的风格。我想可能当时的工匠并不知道婴儿身后背着的是一双翅膀或他们并不理解为什么要在婴儿身上添上一双翅膀吧，又或是他们对西方人物的绘画技巧掌握得不成熟。像鸟儿一样在空中翱翔是古人们的梦想，但在表达这种梦想的时候，中西方出现了不同的表达方式。中国人喜欢用会意的方式来表达，用飘动的衣裙或云彩来衬托，如敦煌莫高窟的飞天壁画和唐代的玉飞天形象。伦敦国立美术馆中有一幅《基督受洗》的油画，弗兰西斯卡的作品，相同的题材，在中西方画家笔下呈现出了迥然不同的风格。虽然圆盘上的人物造型不像油画中的那么准确，刻画得也不算细腻写实，但远处的房屋和溪流背景也融入了透视画法，加强了特定空间的纵深感，这也是中西方文化碰撞和交流的结果吧。

      外销瓷还有中国式样、外国题材。集美有一个青花瓷花觚，画片的上下部分都是缠枝牡丹纹，而中间却画了几个欧洲贵妇的形象；另外，清乾隆十三行外景图潘趣酒（Punch）碗很有吸引力。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清政府实行“一口通商”政策，广州成为全国唯一海上对外贸易口岸，使得各国商人只能云集广州。欧洲人在广州修起了著名的十三行贸易区，商行上高高地飘扬着他们的国旗。十三行前面的珠江上，商船、小货船、客船穿梭不息。当时的很多欧洲人向往中国，十三行景区也被在输往西方的中国工艺品中表现出来。18世纪中叶，遍及欧洲风靡一时的洛可可风格在很大程度上也受到了中国艺术的影响。当时中国的丝绸、茶叶、陶瓷、漆器等日常生活用品经过海上源源不断地来到了欧洲，一股强劲的“中国风”也在欧洲社会骤然兴起。18世纪法国洛可可绘画的代表人物弗朗索瓦·布歇，他在1742年的巴黎沙龙展中就曾经展出过四件令人着迷的中国组画，分别是《中国皇帝上朝》、《中国捕鱼风光》、《中国花园》和《中国集市》。这四件作品都是布面油画，目前这四幅油画都被当作镇馆之宝收藏在法国贝桑松美术与考古博物馆内。布歇没有去过中国，他所获取的关于中国的文化信息都是从有限的书本上获知的，他画出来的中国画肯定也会与实际有所偏差。画中庭院，青花瓷罐和人物的衣着都是中国风，而画中的人物都呈现的却是西方人的面孔。

外国式样、中国题材的外销瓷也很常见。馆藏中有一套别致的徽章人物杯碟，碟子中央是外国纹章，而纹章的周围有四个清代官员的小头像，官员的形象不是威严，而是显得有些可爱。这套杯碟旁边还摆放着一件画有法国王室象征百合花纹样的瓜棱把壶，应该是用来盛牛奶的。中国过去用的杯子都无柄，茶水太烫的时候，我们会用到茶托。馆藏中有个圆台形的带柄的大杯子，显然不是我们自己用的，而杯子上的纹饰确实浓浓中国风——一个随从端着一个爵杯给一个带着官帽的官员敬酒。爵杯用来表示“进爵”，官帽来表示“加官”。爵是古代的酒器，黄帝常以爵盛酒賜酒奖励功臣，所以“加官进爵”寓意升官发财。当然，外销瓷中也有传统中国样式，中国题材。

数千年的经验，加上景德镇的天然原料，督陶官的管理，清朝初年的康熙、雍正、乾隆三代，因政治安定，经济繁荣，皇帝重视，瓷器的成就也非常卓越，皇帝的爱好与提倡，使得清初的瓷器制作技术高超，装饰精细华美，成就不凡，是悠久的中国陶瓷史上最光辉灿烂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