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日，我出差到北京。按近年惯例，邀约我的师母李佩先生和好友小聚。李先生已有九六高龄，依然精神矍铄。一听到有此聚会，昔日老师和同窗都欣然赴约。令人高兴的是：年届九旬的郑哲敏先生和八十多岁的朱照宣先生也来了，他们也是我尊敬的老师。十几个老人欢聚一堂，其乐融融，洋溢着半个多世纪的浓浓的师生情。

我第一次见到李佩先生是在1962年9月，当我开始研究生求学生涯之时。她不仅是我的导师郭永怀先生的夫人，还是我的英语老师。我和我的师兄陈允明、李家春曾在她的班上学过英语。她与他的先生一样，极有风度，很有学问，待人诚恳、亲切，视我们这些学生如同自己的子女。

那时，我们最开心的事情是听郭先生讲授“边界层理论”课程和听李先生讲授英语课；最快乐的事情是完成他们布置的作业，特别是李先生让我们写的一周一篇的英语作文。把各自作文交上去以后，期盼着拿到经她批阅的“卷子”，按例是“一片红”的修改和文末的大大的“Good”！天知道，这样蹩脚的卷子还能得到“Good”！而李先生的说法是：“这是表扬你们认真的写作态度。”

那时，我们最愉快的事情是频繁地到老师家做客。我们三人的家都在上海，在北京的亲友很少，因此，很自然地把老师的家当成自己的家。深留在我们记忆中的是初次去他们家时，李先生让还是小姑娘的郭芹为我们弹起美妙的钢琴曲。我们知道，郭先生实行每周“六天半工作制”，每每到了他家，他总是笑眯眯地走出书房，说道：“你们来啦！”谈了几句关于学习的事情之后，他就退回书房“做功课”去了，我们就与李先生海阔天空地聊天，谈得最多的是有关力学所的新闻和我们的英语学习。

那时，我们最难忘的事情是一年一度到老师家“守岁”。后面几年，郭先生又招收了几个研究生，我们学生的队伍扩大了。每年除夕，我们不约而同地到老师家里听新年的钟声敲响。还是单身时，我们各自一个人去，成家之后，携着妻儿同往。住在邻近的郑哲敏先生伉俪也是常客。人最多时总计有二三十人，把她家挤得满满当当的。在那里，我们第一次吃到了自助餐，李先生把丰盛的佳肴放在长条桌上，大人小孩自由夹取。接着，学生们到会客室与老师侃大山；女眷们在餐室聊着家长里短；孩子们则在电视室随意疯闹。此情此景，至今仍历历在目。

最让我们刻骨铭心的是1968年初冬的那些日子。当我们听到郭先生因公牺牲的噩耗时，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我们发现，遭此变故之后，李先生一下子老去许多。我们做学生的不知道怎样去安慰她，然而，李先生尽管悲伤，我们却从未看到她掉过泪。她全身心地投入了工作，对我们学生依然如此关怀。我们都想尽力为李先生做一些什么，也乐于为她家里做换液化石油气罐之类的力气活。到“文革”后期，我们恢复了在她家的聚会，再次见到她亲切的笑容。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钱伟长先生筹建上海市应用数学和力学研究所，有意把李家春和我调到他身边工作，一个周日，他骑着自行车到他昔日的助教郑哲敏（时任力学所所长）的家里商谈此事。郑先生答应“只能放一个”。几经考虑，我准备响应钱先生的召唤。这时，最先想到的是与李先生商量。李先生对我说：“从个人的角度看，我舍不得你离开；但从钱先生的需要和你个人发展来看，你还是应该去。”接着，我又去征询朱照宣先生的意见，得到了类似的建议。于是，此后三十年，我就到上海工作，与李先生就不能随时相见了。

然而，割舍不下的是与李先生的师生情。只要有到北京的机会，我一定会去李先生家；只要有可能，就一定与昔日师友聚会。我儿子出差到北京时，我叮嘱他，一定要去看望李奶奶，他还算听话，专门前去了。我知道李先生喜欢南方的蔬菜和苏州豆腐干。每次到京，总是带着蔬菜、豆腐干之类，李先生经常在邻居间分发，告诉她们：“这是我的学生带来的。”

我一直把郭先生和李先生奉为人生的楷模。郭先生离开我们已有四十多年了，李先生也到了耄耋之年。但他们的崇高精神一直在为人们传诵着。（见链接）。我为有这样的老师而自豪，也极其珍惜这延续了半个多世纪的师生情。

写于2014年9月2日，北京

改于2014年9月4日，威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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