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文

有如此深情的学生，真是人生一大幸事精选

已有 25320 次阅读 2013-10-4 08:06 |个人分类:美文共享|系统分类:人物纪事| 师生深情, 吴望一, 温功碧

今晨，收到北京大学温功碧教授的电子邮件，对我三个多月前撰文悼念吴望一教授表示感谢（她的学生刚给她转发我的博文），并附来她写的长文《难忘的师生情——感谢同学们对吴望一老师的深情》（见链接1），我马上打开阅读，读着读着，我的眼睛湿润了，忍不住想把这一感人的美文推介给我的博友们。

我们知道，吴望一温功碧是我国力学界的一对模范伉俪，同校同系同专业同组同一家，半个多世纪以来，他们携手并进，为我国的流体力学教学和科研事业，为开拓生物力学的探索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其实，我知道温功碧这个名字还略早于知道吴望一。五十一年前，我刚到中科院力学所读研究生，正值院党组书记张劲夫抓“安、钻、迷”典型，我的学长告诉我，我们力学界就有这样的典型，她名叫温功碧，从小就想成为居里夫人，极其用功而且成绩斐然，我顿时对她产生了仰慕之情。后来在学术活动中见到了“真人”，就发出一声惊叹：她那娇小的身躯里何以有如此强大的动力！再后来，生物力学研究如火如荼地展开了，她和吴望一的名字经常双双出现，可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更令我称羡。

可以想见，她的朝夕相处近一个甲子的那一半遽然离去，对她会是多大的打击！我在北大的朋友告诉我，她坚强地挺过来了，我由衷地钦佩她。读了她写于今年教师节的长文，我才理解，是什么力量让她摆脱了重重压来的悲恸。是对共同事业的不懈追求，是来自学生辈的抹不掉化不开的浓浓深情！

我第一次读到这样的文章，如数家珍般说到31个学生的名字。从相识渊源说到成长经历、现有成就，再说到无比珍贵的款款深情，这是最令人感动之处。所提到的人我知道若干位，真正认识的不多。但是，我知道，他们中的不少人已是生物力学和计算流体力学领域的中流砥柱。这正是吴望一温功碧伉俪最为自豪的所在。三年前，看到自己过去的学生迅捷成长，吴望一教授甚至说过：“我这一辈子可以画一个句号了。”我想，这是他的肺腑之言。

从这篇文章里，我们读到了吴望一的学生们对他的辞世的悲恸，对他的缅怀和感恩，对他和温功碧所表示的种种的“好”，而这种“好”源于老师对他们的“好”。我深信，这里头有很多很多的故事。在北京大学工学院教师节特稿（见链接2 的文1）中，我们见到了这些故事的一小部分。我期待着听到更多的故事。

温功碧教授在文中说：“老师的滴水之恩（其实是尽一份责任），同学们却以涌泉相报！”说得好！这样的师生关系也正是许多老师所梦寐以求的。

正如他们的儿子所说：“做大学老师好幸福啊！”老师把心掏给学生，把大爱给予学生，并没有想到回报；而学生却永志不忘，必定以种种行动来回报。

我很欣赏温老师的话：“有如此深情的学生，真是人生的一大幸事！”如果真有天堂的话，吴老师也会在那里发出会意的笑声。我想，最令他高兴的是听到下面这些话：“他的音容笑貌，孜孜不倦的教诲，我永记在心，他的榜样和精神，我们也会传给青年学子们，一代一代传下去。”

写于2013年10月4日晨

【链接1】温功碧：难忘的师生情

难忘的师生情

——感谢同学们对吴望一老师的深情

温功碧

（北京大学）

在今年八月初“纪念吴望一教授讨论会”会后，回到家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想起同学们多年来的感人故事，不禁热泪盈框，从而驱使我把这些故事写下来，表达对同学们的感激。

同学们的深情

陈丽莲（1979-）是吴老师七十年代改革开放后的第一个研究生，至今已30多年。30多年来，师生一直保持联系。每年的新年她都要寄一张贺年片，写信述说一年来自己的情况。到节日那天，便打电话问候吴老师。回北京时一定来我家看望。今年初当得知吴老师生病住院，因时差关系，从美国打了好几次电话才和吴老师通上话。五月回京，一到北京就来我家，一个月后回美国之前，又一定要再次来我家看望吴老师。吴老师走后，仍不时从美国打电话安慰我，聊天，让我悲伤的心情顿时好多了。30年如一日，不仅是师生关系，更是很好的朋友了。

朱承（1982-）是继陈丽莲后较早来到生物力学组做出国准备的浙大毕业生。吴老师将他推荐给Richard Skalak ,使他成为进入细胞领域的先驱者。这一点小事,朱承却在不同场合表达他对吴老师的感激。当得到吴老师突然逝世,在电子邮件中写道:“惊闻吴师与世长辞，非常悲痛！相信吴师走时是平和及无憾的。他一生做了大量事情，取得了不菲成就，培育和帮助了很多学生，对中国的生物力学的发展有重大的贡献。我于30年前有幸得吴师教诲，吴师是我从事生物医学工程的研究的第一位引路人。对此我永远心怀感激。吴师对做学问与做人的感受，对我的人生历程也有深刻的影响。”

袁凡（1983-）是吴老师八十年代的研究生,毕业至今已28年了。自他出国后,每隔一段时间都要打电话给我们。每当吴老师接到电话，总是很高兴,尤其是听到他学业上的好消息。有时一聊就是一个多小时,其乐融融。在科研上还得到小袁的许多帮助。因为我们没有实验，主要是做些理论模型计算，这就需要拓展研究课题。袁凡将他接触到的国外先进方向、课题介绍给我们，并寄来相关文献资料，如肿瘤的传质研究等都是他介绍给我们的，使当时的研究多了一个课题。他还特别关心生物力学组的发展，回到组里做完学术报告后，就去实验室看看，提建议等。每次回京,携全家来看望吴老师。多年来,小袁和他的家人给我们许多关心和帮助。在得知吴老师病故后,在电子邮件中写道:“这太突然了。我以为吴老师已经没事了。吴老师是我的恩师，是中国生物力学的先驱。他对生物力学所做的贡献将被载入史册。吴老师虽然走了，他的为人，学问，以及对我的培养将永生难忘。”小袁的父亲袁祖樾先生,眼睛已近乎看不见,还亲笔写下一段文字致哀。袁凡的弟弟袁庄在得知吴老师病故后,在电子邮件中写道:“温老师：我刚看到邮件。尽管知道吴老师的病，消息还是来得突然。我心里非常难受。愿吴老师一路走好。这几天我都在北京。要我过来做什么都可以。有需要24小时随时联系我！您自己一定保重身体！”感谢袁祖樾先生及全家对我们的关心和帮助。

的确,一个人做一件好事不难,难的是几十年一直做好事。陈丽莲、袁凡做到了。

程和平（1984-）是大家公认的杰出科学家。不仅科研取得很大成就，人品也很好，这一点吴老师和我体会尤深。自从和平回国后，在科研上，吴老师指导研究生多了一个钙火花课题；在生活上，一直关心吴老师。每年春节总是携夫人小肖来我家拜年，每次都带一盆鲜花。今年春节竟买了一颗一米多高的冬梅树，树上长满了花蕾。可以想象这么大的树，花盆是多么大多么重。当和平将这么重的花盆连同树一起搬到凉台时，年近50的他已气喘呼呼，我惊呀的问，这么笨重的冬梅树，你是怎么搬到这儿的？他喘着气说：“我在中关村买的，雇了一辆车拉到这儿来的。”并说：“我想过节了，梅花开了给节日添点喜气。”金子般的心，想得多么周到！说声谢谢也难以表达吴老师和我内心的感动。随着节日临近，花蕾逐渐开了，吴老师每天早上就去数，今天又开了几朵，然后微笑着走进书房。

吴老师在住院期间，和平先与正在北京的郭向东来医院看望吴老师，后不止一次携夫人小肖来到医院。在得知吴老师病危时，马上放下手中的工作，赶到医院陪伴我一下午，晚上还要值夜班。在我坚持不同意下，文长派了两位学生陪我，他才回家。到了半夜，医生问是否动手术，我无人商量，只好打电话给和平。他成了我身边可依靠的学生之一。我自己更要感谢和平的是，在我不慎碰上麻烦时，情绪极为低落，和平一方面开导我，一方面叫他司机一整天为我服务。他跟司机讲“温老师叫你到那儿你就到那儿。”由于和平的关心和帮助，让我顺利度过难关，这事我余生难忘。

在吴老师去世后，还不时放下手中繁忙的工作一定要来看我，开导我，陪我聊天，只要得知我有什么问题就马上想办法解决。和平如此的善良和体贴人心的高尚品德，让我感动流泪，不知说什么能表达我内心对他的感激。

郭向东（1984-）是吴老师硕转博的研究生，没念完就去了美国留学。他和夫人梁镭在拿到学位后不久,第一次回国时,来我家看望吴老师,记得那时他的儿子还很小。大半个上午,师生聊得很开心。吴老师曾说“与生物力学有直接关系的研究方向,或许就是郭向东搞的骨头了。他如能部分回来,建立起‘生物医学与生物力学研究中心’，力学系的生物力学就能得到延续了”。2011年作为发起人之一,向东主持了“北大生物力学及计算医学高级研讨班”。在会上颁发了首届“吴望一教授生物力学杰出贡献奖”。

何筱毅（1985-）念完硕士，接着念吴老师的博士，中途获得一个联合培养名额到了佐治亚理工大学读博士。在美国工作后不久回京时，携全家来看望吴老师，以后回京也抽空来我家。在吴老师病故后的邮件中写道：“惊闻吴老师去世，深感悲痛。先生一生兢兢业业，勤于钻研，诲人不倦，是我们一生学习的楷模。回想第一次见到吴老师，还是二十八年前。那时老师刚从美国回来，意气风发。时值国家百废待兴，老师把所有的时间都花在教学和科研上。记得有很多次老师都和我讨论，修改论文到很晚。从老师那里学到的不只是学问，也有做人的道理。老师去了，愿他一路走好。”

龚宵雁（1988-）是吴老师的硕士生。在中途他联系出国被接受后要求退学，学校只要导师签字同意就可以办理退学。那时吴老师正在美国做访问学者，我打电话问吴老师是否签字同意，他听完后说“考虑到这是一次难得的机会，就放他吧。”就这一个普通的Yes，宵雁却一直记在心上。多年来,每次回国都携家人来我家看望吴老师。有次还带来女儿游泳和滑冰的光盘，让我们两个老人好高兴，好快乐。

庄宏（1988-）是吴老师的博士生。毕业后去美国工作。回北京时,曾不止一次来我家看望吴老师,介绍他在美国药厂工作的情况,让我们了解制药方面的事。在得知吴老师去世,在给我的邮件中写道:“早上打开电脑,惊闻吴老师病逝,我惊得半天说不出话来,心中万分悲痛,…,吴老师是我能够从事医药工作的领路人,对我一生的事业有深刻的影响。从吴老师学到的知识和方法,让我受益至今。吴老师的为人和胸怀,是我永远学习的导师。”在最近给我的电子邮件中写道：“从小学到大学，再到研究院毕业，我曾上过无数老师的课。吴老师课是我认为讲的最好的，深入浅出，条理分明，趣味横生。听吴老师的课是一种享受。记得一次上流体力学课，具体内容和哪门流体已经记不清了，吴老师讲了一个比方：乒乓球选手A能打赢B，B能打赢C，那么A一定能打赢C吗？不一定。这一下子解开了困扰我思维的那个定律逻辑关系。永远怀念吴望一老师。”六月底，庄宏来北京出差,他打了几次电话才和我联系上,第二天就来看望我。见到同学们,悲伤的心情平和多了。

姚大康（1988-）是我的硕士生。在得知吴老师病故的邮件中写道：“我刚才打开电子信箱，看到您的这条邮件，我不敢相信这是真的。此时此刻，不知道该用哪个词语表达学生对吴老师逝世的万分悲痛。吴老师对学生恩重如山。我能进北大读研，全靠吴老师帮助和奔波。没有吴老师的全力帮助，就没有学生的今天。为此，学生永记吴老师的恩情。…，他的学术成就，一直令学生敬仰；他的为人，一直是学生的榜样。吴老师将永远活在学生的心中。在这悲伤的时候，学生更关心的是老师您的身体。望恩师节衰，保重身体。我要是明年回国，一定去北京看您。”。

李松和邵金雨（1988-）都是严宗毅老师的同届硕士生。吴老师只是在他们出国时给了一点点帮助。他们在美国拿到博土学位后,回国时都曾来家看望过吴老师。在得知吴老师病逝,李松在邮件中写道:“惊闻吴老师与世长辞,非常悲痛!前年回北大开研究会的情景还历历在目。吴老师作为中国生物力学领域的先驱,引领,培养和造就了我们这一代人。相信吴老师在天堂之上也会感到欣慰。”邵金雨写道:“惊闻噩耗,深感悲痛!吴老师的音容笑貌不停地在我脑海里浮现。吴老师为生物力学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是他在我大四的时候把我引到了生物力学的路上。他老人家一生桃李满天下，愿他在天之灵安详宽慰！”

生物力学组有两个方向,生物力学和计算流体力学。蔡庆东（1990-）以吉大第一名被推荐为吴老师的计算流体力学的研究生。硕士毕业后继续读吴老师的博士。自博士后回到力学系任教后,就一直关心我们。他知道吴老师身体不好,每当我到系里去碰上他时,他总要关切地问“吴老师身体怎样?”我们退休后不能申请基金,他多次讲你们要用计算机等尽管给我说。当他得知我计算机太老，做流体计算太慢时,马上买了一台新的借给我，并送到我家,还让他的学生把所有软件装好。平时,吴老师和我的计算机有什么问题,只要打一个电话,他总是极积而主动地帮助解决。2003年,庆东带石师傅来我家给我母亲、吴老师和我照相。在“纪念吴望一教授讨论会”上,英晓打在屏幕上的那张吴老师像就是那次石师傅在家照的。吴老师生病住院，他到医院看后，多次跟我说“温老师有什么事找我,我有车。”吴老师病故时,庆东正在外地组织一个国际流体力学讨论会,得知此噩耗后,在送给我的电子邮件中写道:“闻此噩耗,难以平静,往事历历浮现在眼前,感觉有许多话,却不知从何说起,请温老师一定保重身体。待会结束,必然第一时间来看您,吴老师走了,您怎么承受这么大的打击啊。”读完这段充满深情和体贴的话,我热泪盈框。他一到京,马上来我家,那时我正在吃晚饭,我吃不下,他坐在我身旁安慰我,一直陪我勉强把饭吃完。

李平（1990-）自毕业后回京，曾多次来我家看望吴老师。他原不善言词，却在我家畅谈甚欢。吴老师病故后，他在邮件中写道：“惊闻噩耗，俩月前还得吴老师教诲，不料竟是永别。吴老师著作等身，桃李满天下，足以含笑九泉。我一直记得吴老师给我的始终鼓励,耐心的指导,吴老师宽阔的视野,严谨的治学态度使我终生受益。”

戴国豪(1992-）以北大力学系第一名的成绩直接读吴老师的硕士生。国豪在美国拿到博士学位后,回京时在生物力学组做了一个学术报告,还送给我们两个具有纪念意义的哈佛大学水杯。在吴老师去世后的邮件中写道：“听到吴老师去世的消息，非常悲痛。吴老师对我的一生的事业和生活都有很大的影响，我会永远记住吴老师对我的谆谆教诲。”

孙东宁(1992-)以大连工学院的第一名被推荐为吴老师的硕士生。现在华尔街金融部门任高职。他出国后一直与我们保持联系。曾打电话问候吴老师，介绍他的近况，吴老师听了很高兴。每次回北京都来我家看望吴老师，就在去年夏天，东宁还携夫人来我家，师生畅谈甚欢。2004年，我不慎头部撞墙，住院一个月。东宁知道后，回北京时，赶来看我，还问我需要什么。最近他发来的邮件中写道：“永远缅怀吴老师的教诲，感谢吴老师为当年的我打开了眼界和开启了通向新机会的大门！吴老师是国内生物力学（外延至生物工程）的第一代的先驱者，….”

“王英晓（1993-）很有灵性。”吴老师曾不止一次说过。吴老师坚持引导他作科学家，不要浪费这么好的天分。可就还么一点点帮助，英晓却一直记在心上。他刚去美国时，组里经济不宽裕。因此，当他第一次拿到资助，就给生物力学组寄来100美金支票，我们至今还留著这张支票做纪念。他每次的电子邮件都对老师充满了深情。2003年SARS 流行,英晓竟然从美国给我们寄来10个N95口罩,连我的孩子也没有做到啊!每次回京,他一定到我家看望吴老师,带给吴老师最大的快乐就是英晓取得的科研成就。当得知吴老师得了不治之症,他特别着急。由于时差,连续打了好几次电话才联系上，与住在医院的吴老师通上话,问长问短,了解病情。这让吴老师高兴了好一阵。在得知吴老师病故后,在送给我的邮件中写道:“真的非常意外和悲痛。我去年10月刚和吴老师见面喝咖啡,还在讨论吴老师多散步锻炼身体。年初还在电话里得到吴老师鼓励,希望我在新的地方更加努力,争取更多成绩,谁知转眼之间己是天人永隔,当真是伤何如之。”在第二封邮件中写道:“他的音容笑貌，孜孜不倦的教诲，我永记在心，他的榜样和精神，我们也会传给青年学子们，一代一代传下去。”读了这两段感人的文字,让我久久不能平静。这次“纪念吴望一教授讨论会”也是英晓提议,得到同学们和生物力学专业委员会的支持而召开的,他并写下了深情的诗：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气空流体勇当先，

生物力学何畏艰。

漫山桃李遍开日，

一代吴师天下传。

吴老师在九泉下,要是能听到英晓的这首诗,他会感到无比的温暖和幸福。

游莉丹（1994-）在美国拿到博士学位后回京，曾不止一次来我家看望吴老师。在“纪念吴望一教授讨论会”上，游莉丹讲：“我是89级严老师学生，但我在这个组成长的经历感觉挺神奇，像传奇一样。吴老师给我最大的帮助是创造了一个很好的细胞外环境，如果把我们每个学生想象成细胞的话。大家知道，细胞成长，外环境很重要，我们的成长确实和细胞没什么区别。老师经常邀请国外学术界专家或师兄回国作讲座,虽然听不懂,但受到激励。此外,我们组的师兄弟,师姐妹,相互交流，就像细胞之间communication 一样,对我帮助很大。第一次参加美国生物医学工程年会,见到好多师兄弟,非常激动。我的一个哈尔滨来的同事跟我说:‘北大吴老师这个组出了这么大一批学生在这个领域工作,我真羡慕你,你很荣幸。’老师们自己在学术上严谨和创新,为学生提供温馨的学术成长环境,我现在也遵循老师的教导去做学术研究。”

李娟（1995-）是研究燃烧的佼佼者。曾不止一次携丈夫来看望吴老师。就在今年住院期间，她正在清华访问，工作很忙，临走之前仍挤出时间去医院看望吴老师。在得知吴老师病故，在电子邮件中写道：“真是太突然了，记得去年12月去北医三院看望吴老师时，他老人家还挺健康、挺精神的。一切恍如昨日，还历历在目。没想到这一别竟成永别。心中真是非常伤痛。吴老师是我的恩师。虽然我现在不从事生物力学研究，但是从吴老师那儿学到治学的方法和态度，对我现在从事的燃烧领域的研究有深远的影响，受益匪浅。”

黄浩（1996-）是我的硕士生,即将回到Johns Hopskins 任教。第一次来我家时,我正在梁平老家。在得知吴老师病故后,在送给我的电子邮件写道:“I am very sorry to hear about this news. I saw Prof. Wu in Summer of 2011 when you were in Sichuan. He looked great. It is just very sad to see him pass. I will contact Wenchang to see what we can do to help.I will be back in China in early July. If you are in Beijing, I would like to visit you. I hold an adjunct faculty position at Johns Hopkins Medical School. I will get my tenure next year. Hope you are well. You have my deepest condolence. ”七月初,黄浩一到北京就来我家看望。让我高兴的是他将在明年得到Johns Hopkins医学院一个永久职位。

谭文长（1997-）和符策基（1997-）象征生物力学在系里的延续。自我们退休后,每年春节二位都要到我家拜年,介绍院系情况,和他们的工作。吴老师住院原准备动手术,文长多次来医院,陪我一同见医生,吴老师病危时，他叫两个学生轮流晚上陪我,吴老师走时文长与和平都在我身边。并告我,温老师有什么事找我学生陈熹,我已跟陈熹说好了，这给了我极大的方便。陈熹也是一个好学生，给了我许多帮助，谢谢陈熹。

符策基在得知吴老师病故后,开会一回来,就第一时间来我家,安慰我,让我心情慢慢平静下来。和平、庆东、文长和策基使我们感到身边有人关心和帮助我们,是我们一大幸事。

周继杰（1997-）是继李娟之后又一个优秀女研究生。现任上海大学副教授。在她从符策基那儿得知吴老师生病后,便专程乘飞机从上海赶来北京看望吴老师。当她和符策基进入吴老师病房时,一把抓住吴老师,眼泪刷刷地往下流,说不出一句话,好一阵子,才慢慢平静下来。当时我也被感动得流泪。在询问了吴老师病情后，还问我们需要什么帮助。有如此深情的学生，真是人生一大幸事。

谢文俊（1999-）是吴老师较晚的一位硕士生。刚毕业在一家计算机公司工作, 后经吴老师建议，考取了和平的博士生。自硕士毕业后每年都来我家拜年。去年11月底出国前,携夫人来医院看望吴老师。坐在病床上,双手一直握着吴老师的手,深情地望着吴老师。在得知吴老师病逝后,在电子邮件中写道:“去年11月底一面犹如昨日,吴老师面对病魔的乐观豁达的精神风貌宛在眼前,不料己成永诀。吴老师是我的恩师,是我人生和科研道路的导师和引路人,这些年来一直关心着我,对我的帮助和教诲太多,远非文字所能形容。吴老师对我的教诲将永远铭记在心,我将争取在科研上有所建树,以报达恩师对我的无私栽培和殷切希望。”吴老师要能听到这些话,一定感到很欣慰。

塔海森和彭恒初（2001-）是吴老师退休前的同届硕士生。塔海森现在德国工作。去年回京，曾来我家看望吴老师。在得知吴老师去世后的电子邮件中写道：“实在是让人伤心的消息。节哀顺变。本来还想这个夏天再去拜访他。您也要注意身体，不要太操劳了。”彭恒初写道：“今天登录邮箱，乍闻吴老师与世长辞，感到万分震惊和悲痛。十年前，吴老师指导我们几个研究生作论文、搞科研的一幕幕仿佛就在昨日一般，老师说话时洪亮的嗓门和爽朗的笑声尤在耳边。工作后，鲜有机会回母校探望，不想竟成永诀～老师著书立学，桃李满天下，严谨的治学态度，让众多莘莘学子终生受益，一生无憾！”

此外, 廖洪恩（1996-）是吴老师的硕士生。刚念不久，又考取了去日本留学的名额，经吴老师同意,退学去日本。曾于和孙克利（1986-）是吴老师的与廖同届博士生，后出国工作。何青（1986-）是我的学生。这些同学在他们回京访问时，也都来我家看望过吴老师。廖洪恩还参加了吴老师的告别会。熊善继（1985-）是固体的学生，只是在他出国时吴老师帮了一点忙，他第一次回国时，便来我家看望吴老师。在得知吴老师去世后的邮件中写道：“惊悉吴老师不幸去世的噩耗，我很难过。我过去，特别是联系出国时得到过吴老师和您许多帮助，我一直感念在心。吴老师的过世不仅是你个人，也是我们这些学生的一大损失。吴老师虽然不在了，但他的学术成就，道德精神会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在文革以前,在吴老师教过的学生中,有的也一直保持联系。钱民全是北大57届学生,吴老师曾教过他气体力学。在我们从汉中回北京后,他常来我家讨论有关流体力学问题。那时他已在力学所从事生物力学研究了。吴老师最后决定选择生物力学方向,钱起了促进作用。他每年春节打电话拜年。在吴老师住院期间,他冒着严寒来医院看望。在得知吴老师病故,他和夫人第一时间赶到医院送别吴老师。在送给我的邮件中写道:“吴望一老师突然仙逝，我们心情十分悲痛。我们永远怀念他。吴老师一路走好，望您们节哀保重。”

邹启苏和候书苓,他们都是北大60级学生,吴老师曾教过他们的流体力学。自80年代初,他们出国后,一直和我们保持联系。每年春节都送来邮件和一些家庭照片,问候吴老师。到世界旅游的照片也送给我们,让我们了解他们的近况。接到这些照片吴老师非常高兴。吴老师和我在纽约作访问学者时,他们曾热情地邀请我们到他家做客，还邀请过吴老师到他们大学做一次学术报告。回国时,书苓还在我们组做过学术报告。在得知吴老师去世后,他们在电子邮件中写道:“惊闻噩耗。吴老师几十年前给我们上课的声音笑貌仍历历在目。吴老师严谨的科学态度和勤奋的工作精神给我们树立了榜样。望节哀保重。”

贾复是北大55级学生,是我在力学所一个科研小组的同事。在吴老师去世后,送给我的邮件中写道: “太突然了。叫人不能接受！一直以为我们可以依靠自身的抵抗力和病魔周旋并战而胜之...,吴老师留给我们的印象是不可磨灭的。那是在最美好最有幻想的大学时代，和我们几乎一样年纪的他在讲台上那么严谨，那么执着地讲解别洛瓦专家讲义中的各个章节，在那充斥着政治运动的气氛中，那是多么可珍惜的时光。这些画面已经和我们自己的“年轻时代”融为一体，化成不会消失的美好定格了。…。”贾复住在城内,还开车赶来参加吴老师的告别会。感谢老同学、老朋友对吴老师的怀念。

吴老师的荣幸

2010年7月下旬，同学们组织了“吴望一教授和温功碧教授跨学科教育座谈会”。原生物力组的师生们又欢聚一堂。一开始给吴老师和我献花、照相。然后是每位同学讲了自己的故事。第一个发言的朱承出示了多年前我们摘苹果的照片，并风趣地说，那时得了肝炎，后来听了吴老师要注意身体的话，再没得肝炎了。接着袁凡、向东、和平、宵雁…,一个接一个发言,回忆当年在生物力学的学习、科研趣事,介绍自己的家庭,小孩的精彩表演录像：滑冰、游泳、打球……,不时引起哄堂大笑,气氛活泼而热烈,极为快乐。下午回到家, 吴老师仍很兴奋,和我聊了好长时间,几乎提到每一位同学。最后感慨地说了一句“我这一辈子可以画一个句号了。”

我的儿子回家,在计算机上看到照片和录相,感慨地说:“做大学老师好幸福啊!”他把所有的照片和录相全部复制去了。

让吴老师更没想到的是2011年7月下旬同学们组织召开了“北京大学生物力学及生物医学图像高级讲习班”。郭向东主持了这次会。工学院设立了“吴望一生物力学杰出贡献奖。”首奖授予钱煦先生。吴老师曾感慨地对我说：“这都是同学们促成的。”他一方面感到愧不敢当；一方面从内心感激同学们。这儿，我也要感谢同学们让吴老师生前享有如此高的荣誉，使他平静而无遗憾地离开人世。

这次借“中美生物力学会”，英晓提议，得到同学们和生物力学专业委员会支持，以生物力学专业委员会名义，召开了“纪念吴望一教授讨论会。”会场庄严、肃静。在会上同学们表达了对吴老师深切的怀念，充满人间真情，十分感人。吴老师在九泉下要能听见同学们的声音，他会感到无比的欣慰。

这正是：老师的滴水之恩（其实是尽一份责任），同学们却以涌泉相报！

生命的启迪

或许人们要问是什么原因形成了这么一个生物医学青年科学家群体？又为何师生有如此的情感？答案不外哲学上讲的，外因是条件，内因是根据。

就外部环境而言，七十年代文革刚结束，国家百废待兴，老师们多年来被压抑的教学科研热情一下子暴发出来，意气奋发，纷纷寻找科研方向。那时,生物力学还是刚刚兴起的新兴学科。吴老师抓住机会，成立了生物力学科研小组，从而吸引了一批对生物医学有兴趣的优秀学子。生物力学组在吴老师领导下，老师们把全部精力用在教学和科研上。在教学上，从培养学生长远考虑，要求学生必修生理学和解剖学，以打好生物方面基础；在科研上要求在读期间至少出两篇文章。每两周开一次学术讨论会，师生轮流作报告，汇报自己的科研进展或文献阅读等。并经常邀请国外学术界专家或师兄回国作讲座。正如游莉丹说,这些讲座,虽然不完全能听懂,但给她们以激励。为了放松平时的紧张工作，每年组织1-2次郊游，年终聚一次餐。这样,生物力学组逐渐形成一个团结奋斗的集体。在这个集体中的每一员既感到有压力，又心情舒畅。如游莉丹在“纪念吴望一教授讨论会”上讲的，细胞生长依赖于外部环境，学生的成长，也需要有一个良好的学术环境。这就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形成了一群对生物医学研究有兴趣的青年学子的外因吧。

就内因而言，进入生物力学组的学生绝大多数都是最优秀的学生。他们的共同特点是热爱生物医学，有强烈的事业心和抱负。因而学习刻苦，善于独立思考。吴老师认为这批学生很有培养前途，引导得好，可以成长为科学家。国外科学先进，一旦有机会，便支持并帮助他们出国深造。这就不失时机地让这批学生走上了自己热爱的康庄大道。这或许就是若干年后的今天，他们都成长起来，成为如今活耀在世界生物医学工程前缘的青年科学家的内部原因吧。

那么又是什么原因使师生间有如此深的情感呢？

这就是人与人关系的哲理了。我们知道，人的生命是由千千万万个细胞组成，人与人的关系也是由千千万万个细节组成。吴老师支持和帮助同学深造都是老师尽职时一些不经意的细节，有时只需说一声yes or no ,仅一字之差,却可能使学生走上不同的道路。正是吴老当时较好地处理了这些细节,而使同学们走上了自己热爱的道路,并取得成功。因此,回过头来,同学们给予吴老师极大的回报,而吴老师获得了快乐和幸福。这就是细节决定成败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