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朱光亚院士离开了我们，细心的人可能会在他的履历中发现其毕业母校：西南联合大学。这是个闪光的名字，它汇集了北大、清华与南开三校的才俊，在抗战八年的艰难岁月里，刚毅坚卓，创造辉煌，成为中国教育史上难以逾越的高峰。美国弗吉尼亚大学历史学教授John Israel（中文名易社强）曾这样评价：“西南联大是中国历史上最有意思的一所大学，在最艰苦的条件下，保存了最完好的教育方式，培养出了最优秀的人才，最值得人们研究。”今日追忆的这批大师，正是西南联大的栋梁。

文学院：

       冯友兰：冯先生时任文学院的院长，是“现代新儒家”的代表，我一直尊重冯先生的学养，只是造化弄人，解放后的政治运动，确实让老人有些为难，用今天的标准或许能够宽容些对待，毕竟在文革之后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冯老还是笔耕不辍，奉献了他的学术著作。他曾对自己的保健医生说：“我现在之所以还需要你们救我，是因为我的书还没有写完，等我写完了，也就不要救了。”今天，我们在纪念冯先生时常提到一副对联：三史释今古，六书纪贞元。（生前自撰茔联）这是先生自己对其学术生涯的总结，亦是他留给后人的财富。冯先生出身书香门第，家学深厚，打下了国学底子，早年留学美国，引进了西方的研究方法，完成了《中国哲学史》的编纂，该书是继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之后又一部具有广泛影响的中国哲学史著作，得到国学大师陈寅恪的审读，给予评价：“竊查此書，取材謹嚴，持論精確，允宜列入清華叢書，以貢獻於學界。”在西南联大任教期间，他先后出版了《新理学》、《新事论》（1940年）、《新事训》（1940年）、《新原人》（1943年）、《新原道》（1944年）、《新知言》（1946年）这六部书，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新理学”哲学思想体系，冯先生将这些著作总称为“贞元之际所著书”或“贞元六书”，表示其中华民族一定要复兴的坚定信念。后赴美讲学，讲稿汇集为《中国哲学简史》，深入浅出，今天仍是中国哲学的超级入门书。加上之前提到的晚年之作——《中国哲学史新编》，三史成就，贞元六书，人生至此，已无憾矣。

       陈寅恪：陈先生身后有太多的传奇，太多的惊叹，太多的遗憾。名门之后，祖父是支持维新变法的湖南巡抚——陈宝箴，父亲是晚清四公子之一的陈三立，哥哥是清末民初大画家——陈衡恪（字师曾）。他本人则被冠以了“中国现代最负盛名的历史学家”，注意，没有“之一”。如此高的评价，绝非空穴来风。在西南联大的教授中，他被称为“教授之教授”。听课者甚众，就连文学院院长冯友兰这一类的教授也尊称陈先生为老师，听讲向学。陈师在讲授隋唐史时，第一堂课就告诉学生：“前人讲过的，我不讲；近人讲过的，我不讲；外国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自己过去讲过的，我不讲。现在只讲未曾有人讲过的。”此等气势实在激荡，开独立创新之风，折煞今人。遥想当年学生（其中不乏大师级的人物），着实令我辈艳羡。我国传统文人以人品德才为第一标准，西方学术体系则以严谨治学为准绳。陈先生正好符合这两个标准。他早在1929年为已故的清华国学院导师王国维撰写碑文，内有一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其人生的写照与座右铭，他对中古历史的研究以及对传统文化的坚持在学界传为佳话。此外，他的学生回忆“陈师在讲历史研究时，常说：凡前人对历史发展所留传下来的记载或追述，我们如果要证明它为‘有’，则比较容易，因为只要能够发现一二种别的记录，以作旁证，就可以证明它为‘有’了；如果要证明它为‘无’，则委实不易，千万要小心从事。因为如你只查了一二种有关的文籍而不见其‘有’，那是还不能说定了，因为资料是很难齐全的，现有的文籍虽全查过了，安知尚有地下未发现或将发现的资料仍可证明其非‘无’呢？”其对学术研究的严谨态度可见一斑。陈先生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双目失明，他凭借着惊人的记忆力与顽强的精神，完成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他是在与自己较劲，考验自己的生平所学，解放后，他依然转变学术研究方向，从历史学到文学，研究的是不被人熟知的偏僻领域，他的最后一部著作尽是为女子立传（《柳如是别传》），常人不解，其实他将自己的人生与态度写入了此书，柳如是在极度艰难的情形下与周身抗争的精神最为他珍视。她也是独立精神、自由思想的化身。

       西南联大的文学院群星璀璨，其他学院也是大师云集，此文待续，敬请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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