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美国大选季节里，经济问题是大众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除了紧迫的失业率，国债等以外，大家对于美国长远的社会趋势也有很多讨论。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中产阶级是否在消失，以及贫富差别增大的问题。而关于这些问题的种种数据，基本都是从收入看的。例如，我们听到美国的中等收入十几年来不升反降，“百分之一”所占财富比重越来越大，贫困人数增加等，都是基于收入统计的。那么，对于衡量生活水平（economic well-being）来说，收入是否是最好的标尺？

上世纪五十年代。经济学大师佛里德曼（Milton Friedman）指出个人收入与消费不是一一对应的，因为人们会通过积蓄和借贷来减少收入的涨落。佛里德曼以此说明，用政府政策来影响民众收入不一定能起到调节消费（从而调节经济热度）的目的。上世纪末开始，用消费（consumption）来衡量生活水平的做法得到了更多的重视。本文通过近年对于美国经济分析的两篇报告【注一, 注二】来介绍一下使用消费来分析经济状况会得到哪些不同的结果。

应该指出，这两篇报告来自于相同作者。虽然在网上有不少的版本和有关报道，但这两篇报告似乎没有经过正式的同行评议，而是作为大学或思想库的“工作论文”（working paper）形式发表的。我选取这两篇的主要原因是其时效性。他们使用的基本理论有很多文献的支持，类似的研究方法也被用在其他国家的经济分析工作中。但是另一方面，也有文章认为他们采用的消费数据不够可靠。在这里我所为外行只是介绍一下结果，请行家点评，也请其他读者作为一家之言对待吧【注三】。

在美国，有关消费的数据可以通过各种途径得到。这两篇报告是基于消费者花费问卷（Consumer Expenditure Survey）的数据。这是美国劳工统计局主持的数据统计，通过每季度的访问调查在一年内追踪上万名消费者，收集他们的收入和花费有关数据。在这两篇报告的研究中，有一些花费项目（如汽车，房屋和医疗保险）被换算成对于主人的使用价值而不是按照购买价格计算。另一些不有助于提高生活质量的花费如投资，教育，医疗支出等被排除在“消费”之外。

在衡量生活水平时，为什么消费是比收入更好的标尺？当然，从基本原理说，是消费而不是收入反映了生活水平。问题是：为什么收入与消费的衡量结果会有显著不同？这其中有几个原因。最重要的，就是佛里德曼提出的“平滑效应”。人的支出水平更大地取决于所谓“永久收入”，也就是长时间内收入的平均值，而不是更为波动的当前收入。例如有两个人，一个人上半年收入五万元下半年收入一万元，而另一个人相反。这样从收入上看，上，下半年的“收入不平等”都很高，而且都存在“年收入为两万”的穷人。但如果两人都按年收入六万的水平消费，那两人之间的“消费不平等”就是零了。这种“平滑”不一定通过储蓄和借贷来进行，也可以通过购买耐用消费品来实现。在“消费统计”中，耐用消费品如汽车，房子的“消费值”不是按照购买时的价钱，而是按照市场上等价的租金来算。这样，当一个人收入低时，虽然他没有购买新汽车，但以前买的汽车还在用，也就在为他的消费作“贡献”。其次，收入不是全部用于消费的。其中还有税赋和医疗费支出，都对生活水平没有贡献。其中税赋可以是负数，如通过劳务收入退税（Earned Income Tax Credit, EITC）。而这些通常在收入统计中并不除去。政府提供的许多非现金的援助（如免费住房）也通常不被包括在收入中。第三，政府提供的“安全网”起到了鼓励人们减少自己的“避险积蓄”而增加了消费。这在收入统计上也反映不出来。第四，研究表明，在美国的收入统计中，漏报，少报的现象比较普遍，而相对来说消费的统计要更可靠些。

与消费统计有密切关系的另一个问题是对于通货膨胀率的计算。目前采用的消费品价格指数（CPI）是按照大众的平均消费形态选取一组商品（称为市场篮子），追踪它们历年价格的加权平均。但从消费统计的角度来说，所谓“生活成本”（cost of living）不是购买一组特定的商品所需要的钱数，而是达到一定的效用函数（utility function）所需的钱数。消费者可以通过不同品牌的置换甚至不同类商品的置换（如用看电影代替去游乐场）和更换购物场所来应对价格的变化。而且产品性能的提高和新产品的引进也在不增加成本的前提下提高了效用函数，等于变相降低了生活成本。通过这些考虑，1996年Boskin等在美国参议院财政委员会的委托下发表报告，认为过去几十年内CPI被高估了大约每年1.1%。然而CPI计算方法的改变是很困难的事，因为它涉及到计算社会安全福利（Social Security）给付数量，是一个敏感的政治问题。所以基于这个报告，CPI的计算只是做了一些微调，而另外提供了一个供研究者使用的“替代通胀指数”（CPI-U-RS）。CPI-U-RS比法定的CPI-U低大约每年0.4%。但仍有很多人认为它仍然低估了通胀率的修正，真正的通胀率应该在CPI-U-RS的基础上再下调每年1%左右。

 

以上两个消费统计的工作得到了保守派的青睐。保守派思想库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就曾大力推介这两项工作。其原因很可能是基于消费的统计对于美国社会情况给出了比较好的估计（收入增长更大，贫穷率更低，贫富差别更小），因而支持了保守派限制政府功能的立场。但撇开政治立场，我认为这个研究还是很有价值的。例如，虽然消费统计描画了比较乐观的图景，但它与收入统计结果的差别并不是固定的，而是在不同年代有所不同。这就提供了途径来检视政府政策对于实际生活水平的影响。政府为了降低贫富差别而采取累进税制，但官方衡量贫富差别却用税前收入，这就不能反映出税收政策的效果。例如在上图中看出，在２０００年以后虽然税后收入的贫富差别有所加大，但从花费和消费得到的贫富差别都在缩小。这背后的原因也许值得深入探讨一下。

【注一】Meyer and Sullivan: “The Material well-Being of the Poor and Middle Class Since 1980” September 22, 2011 version, http://www.nd.edu/~jsulliv4/well_being_middle_class_poor4.3.pdf   

【注二】Meyer and Sullivan: “Consumption and Income Inequality in the U.S. Since the 1960s”, October 18, 2010,  working paper,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http://www.nber.org/public_html/confer/2011/ease11/Meyer_Sullivan.pdf

【注三】关于消费统计的更多讨论和早期一些的数据，可参见Daniel T. Slesnick, “Consumption and Social Welfar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