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两种平等观

最近几年，特别是2020年美国大选中，“平等”又成了热门词。左右两派都崇尚平等，却为了这个词儿打得不可开交。原因是：有两种不同的＂平等＂。一种是“机会平等”，说的是用同样的方式对待所有人，让人们在公平的条件下竞争，由市场来决定优胜劣败。另一种是“结果平等”，就是用政策和资源去照顾弱势群体，以求大家结果差不多。英文里，机会平等是equality，结果平等是equity。

2020年大选前夕，民主党的副总统候选人哈里斯发推说： “机会平等与结果平等是天壤之别。” 她主张不是给每个人同样的资源，而是给每个人他所需要的资源和支持。拜登总统上任第一天就签署了“关于联邦政府推进种族平等和支持弱势群体的行政命令”，其中提到“平等”二十一次，都是用的equity（结果平等）。所以，如今“结果平等”是拜登政府的正式政策了。

其实，“机会平等”和“结果平等”是两种理念。它们都有理性依据，但又都不是天经地义的。我认为：两种平等观之争不应是道德之争，而是要看我们的社会需要怎样的分配方式。 “结果平等”不是像很多人认为的那样是对于“机会平等”失败之处的修补。它在当今的社会和经济环境中本身就有一席之地，可以理直气壮地提倡。我们需要的不是非此即彼，而是两种平等观之间的平衡和补充。（注：目前左右派之争的重点是种族平等。但我这里讨论更广义的平等观，主要是在经济分配问题上。）

二．平等观的理论基础

在人类历史，特别是西方思想史上，“平等”这个观念并非自古就有。西方思想的起源——古希腊就不是一个平等的社会。后来的基督教虽然说“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但它统治下的中世纪也是等级森严，将人民分为贵族，僧侣和平民三个阶级。

直到教宗和王权弱化，自由经济兴起，“平等”观念才得以传播。启蒙时代早期的哲学家洛克和霍布斯在十七世纪建构国家政权合法性的理性依据，排除了血统，神权等因素，认为人人都有同样的政治权利。十八世纪美国革命宣示“人人生而平等”，法国革命打出“自由，平等，博爱”旗帜，开始了西方追求平等的社会运动。但与此同时，其它工业化国家如英国仍保持了不平等的王权制度。十八世纪，哲学家康德提出“普遍法则”作为其道德学的基础。“普遍法则”要求用同样的原则对待每一个人，也就隐含了人在各方面的平等地位。然而，另一位重要的西方哲学家尼采在十九世纪提出“超人论”。他理想中的超人具有超强的意志和能力，而普通人只配受超人的统治。这两类人有着不同的道德，宗教和文化。“超人论”在二十世纪被曲解成为纳粹“优等民族”的理论基础，构成对“平等”观念的反动。

所以，直到二十世纪，平等在西方仍然并非“不证自明”的道德公理。同样，“机会平等”与“结果平等”之争也由来已久，特别是在美国。

按照美国独立宣言，每个人都有“追求幸福的权利”，而不是得到幸福的保证。这就是“机会平等”观，也是所谓“美国卓越论”的一个重要部分。但另一方面，美国人一向同情弱势。二战后至现今，美国提供的国际援助无人可比，私人慈善捐款和义工比例也在世界最高之列。这又是“结果平等”所驱使。二十世纪美国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罗尔斯（John Rawls）提出“无知之幕”(veil of ignorance)作为社会政策的一个基础。按照罗尔斯的说法，我们制定社会政策时，要假定我们不知道自己在社会中的地位，这样才能做到公正而不会受自身利益的影响。这样制定出的政策，自然偏向于保护和照顾最弱势的群体，而不管那些人处于弱势的原因。所以这也是偏于“结果平等”的一种主张。这两种平等观都是美国核心价值的一部分。

二十世纪以来，由于极度的经济不平等威胁社会稳定并随着现代进步主义（progressivism）的兴起，由政府通过政策和再分配来帮助穷人的主张越来越受欢迎，导致罗斯福的新政以及约翰逊的伟大社会和民权法案。“结果平等”得以壮大，但也引起反弹，七十年代以里根为代表的新保守主义兴起。他们强调减少政府权力，鼓励自由竞争，倡导“机会平等”。而到了最近几十年，遏制收入不平等的呼声日益增长。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出现了“占领华尔街”运动，认为顶尖百分之一的富人就是万恶之源。现今流行的“批判种族理论”（critical race theory）认为种族状态不平等本身就是系统性种族歧视的证据，不管主事者是否有歧视的意愿。批判种族理论的领军者，波士顿大学教授肯迪（Ibram X. Kendi）说：种族平等的例子就是各族具有同样的房屋拥有率。2018年当选的纽约议员奥卡西奥－科尔特斯（Alexandria Ocasio-Cortez）推出“绿色新政”，在所有社会政策中都考虑贫富平等。这些思潮又是偏向“结果平等”了。

在纯道德层面上说，“机会平等”的主要依据有二。第一是启蒙时期提出的私人财产权之“工匠原则”（workmanship ideal）。从基督教的“上帝创世所以上帝主宰”观念出发，洛克提出人也自然拥有他的劳动成果。由此推论：如果一个人创造的价值更多，他就有权拥有更多。这个观念后来脱离了宗教来源而被广为接受。就连资本主义的死敌马克思，他提出的“按劳分配”原则也是“工匠原则”的理想实现。第二个依据是“自由意志”带来的个人责任。如果人有选择的自由，那就得承担选择的后果。如果你选择不努力，那就得到较少的回报。这两个理由都说得通，但都不是天经地义的。在启蒙时代之前，即使在西方也没有劳动成果归个人的说法。贵族阶级凭借其权力和土地可以“理所当然”地占有农民的劳动果实。“自由意志”说在哲学上也有争议。如果我们承认有些人群天生就具有较低的意志力和行动力，那他们就该享受社会的照顾，就像体力上的残疾人一样。

同样，“后果平等”也有一些道德层面的支持。其中最普遍的是人道：我们的人性不能接受一些同类过着悲惨的生活，不管是什么原因。在当今社会，这只适用于对最贫困的和确实无力自立的（如残疾者）一小部分人的照顾。另一个理论根据就是上面提到的罗尔斯的“无知之幕”论。不过这在当今公众争论中较少提及。

“机会平等”毕竟是在美国根深蒂固的观念。至少在今天的美国，体现“机会平等”的择优录取，按能付酬是基本无异议的“理想状态”。虽然政府政策会在两种平等观间摇摆，私营企业机构中“机会平等”是占绝对优势的。所以主张“结果平等”的人，通常将其作为“机会平等”未完美实现的一个补救。例如，在招工时照顾黑人，是因为黑人受到雇主自觉或不自觉的歧视。或者是因为黑人长期受到奴役和歧视，到今天还没有平等竞争的能力。又如在社会政策上照顾穷人，是因为富人操纵了政府来制定不公平的游戏规则，穷人实际上没有机会。左派领军人物沃伦（Elisabeth Warren）力推旨在均贫富的“财产税”，其重要论据就是现在富人和公司交税太少（相对于其财富总量），肯定是钻了税法的漏洞。但一旦陷于这样的争论，那就没完没了，因为现实里不可能有完全机会公平的比赛场，特别是如果看结果来判断公平的话。而另一方面，任何规则的不公平应该直接修正，而不是加上另一个不公平来抵消。

一个社会现象（例如黑人的平均富裕程度较低）是很多原因造成的。要发掘出所有的原因，评估它们的相对重要性，并讨论那些是合理的，那些是不合理的，应该怎样改进，是非常困难的事。“结果平等”观念应该问的是：即使造成结果不平等的原因都是合理的，我们是否应该采用外部力量去纠正或限制它？在当前，很少有人理直气壮地做出肯定回答。

三．反思“机会平等”

既然两种平等观在道德理论基础上都并非天经地义，那为何“机会平等”在当今美国和西方世界如此占上风呢？我认为，主要是因为它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紧密相连。而资本主义是目前西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发动机。对资本主义有利的，自然也被认为对社会有利而得到公众接受。所以，“机会平等”和“后果平等”孰优孰劣，还要离开道德争论，而谁对经济和社会发展更有利。

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中，“机会平等”是一块重要基石。首先，它是对以前封建等级制度的反叛。任何人，不管出身和社会地位，都能投入经济活动并获取应得的报酬。这就解放了被压抑的劳动力资源，为工业革命提供了燃料。“机会平等”允许一部分人通过创造社会价值“先富起来”，给了每一个人努力的动力。而且“择优录取，按值分配”的运作使得生产资源集中到能力较强的那部分人手里，从而得到更高效的使用。

在当今经济环境下，这些好处仍然存在，仍然重要。所以“机会平等”仍然受到追捧。但我们也要看到，情况还是发生了越来越大的变化。由于“机会平等”延及子孙，造成教育资源集中于成功者的后代，不是促进而是阻碍了社会流动性。由于通信和交通的发达，经济中“赢者通吃”的现象愈发普遍。一个公司（如脸书）能打败对手并不是因为它技术领先多少，而是少许的优势加上运气。而一旦它占据了统治地位，挑战者就几乎没有胜算，除非下一个颠覆性技术出现。所以收获大回报者不见得是创造了大价值，很可能只是幸运。与其把创业搞成乐透奖，还不如分散回报，让更多人能加入探索和冒险。例如，可以把超级成功的创业公司的部分盈利拿来注入创投基金，在美国创造更好的投资环境来吸引更多创业者，同时也可以为创业者无条件提供最低生活保障，让他们即使失败也没有衣食之忧。

更何况，在当今社会中，创造价值更需要的不是工作努力而是有发明创新。而研究表明，金钱奖励不但不会帮助创新，反而会压制它（见Daniel Pink的书 Drive）。创新者更看重的是社会承认和继续发展的机会。从这个意义上说，“机会平等”和“择优录取”还是需要，但不是在金钱报酬上。追求创新的企业应该参考大学和科研单位的做法：成绩优异者不是得到更多工资，而是更多的名声和研究经费。

“择优录取”的另一个严重问题是：我们其实不知道谁是“优”。在技术和生意环境瞬息万变的今天，学习分数，工作成绩等只能帮助选拔将才，而不是帅才。没有人知道下一个乔布斯，盖兹那种创造历史的人是谁。所以，要造成一个人才辈出的环境，就要给更多人竞争机会，而不是把机会和资源集中给“优者”而让“劣者”出局。更大的竞争者群体才能产生更多的意外人才。而一定程度的“结果平等”能帮助我们排除“择优偏见”，扩大人才库。

可见“机会平等”原则虽然仍然成立，但具体做法需要与时俱进，出现的弊端也需要正视。但除此之外，我们今天还有更多的理由来推行一定程度的“结果平等”。

上面说过，“结果平等”能扩大人才库，其实这不光是对于可遇不可求的帅才。研究表明，贫穷，即便不影响温饱，也会影响一个人的心态，让他更注重眼前利益，更害怕冒险，认知能力也会降低。至于家庭和社区资源对一个孩子的眼界，经验，人脉的影响就更不用提了。实行一定程度的“结果平等”，有可能把相当一批穷孩子送上起跑线。不光改变了他们的命运，也为社会增加了大量人才供应。当然，这也不是光砸钱那么简单。教育我们这个时代的人才有很多因素要考虑。但是给孩子们提供一个安全无忧的物质生活环境无疑是其中重要一环。

我们再来看贫富差距的另一端：极富阶层。对于那些人来说，财富和收入不光意味着更奢华的生活，更意味着更多的权力。通过成为大股东或干脆买下公司，亿万富翁可以左右一个大公司甚至一个行业的未来走向。他们也可以通过慈善基金会发挥全球性影响，或者通过政治献金影响各级政治运作。在2020年大选中我们看到，一个亿万富豪，如脸书的扎克伯格，可以通过他公司的运作对美国政治施加巨大影响。问题是：如果这样的人变得更多更强，对我们的民主体制和理念有何影响？当然，那样的富豪很可能有出众的能力和见识。让他们在社会决策中起更大作用也是应该的。但在民主社会中，任何人都不该有不受制衡的权力。对金钱的掌控分散化，会让社会增加创新活力。这在美国作为“头羊”，需要摸索前进道路的时候尤为重要。

从上面几点讨论看，作为对市场运作的补充，引入一定的“结果平等”有利于当今经济的发展。同时，现代发达的生产力让我们能超越经济而关注社会的其他方面。也就是说，我们不一定要追求最佳的经济效益，而可以着眼于提高整个社会的幸福度和发展速度。在这些考量中，“结果平等”也能扮演重要的角色。

四．新经济呼唤新平等

当前我们面临的一个重大挑战就是人工智能为基础的自动化快速发展。这些新技术对于工作市场的冲击，和以往的技术和产业换代完全不同。自动化一旦技术发展成熟，制造成本会很低，应用范围会很广，而在大量工作岗位上快速取代人类。而目前我们还没有看见有类似数量的新兴行业出现来吸收那些剩余劳动力。所以，可预见的结果是大量工人会失去工作，同时整个社会的产出不降反升。这对人类是好事，意味着用更少的劳动能换取同样或更多的产品。人们可以有更多的时间享受闲暇或追求个人爱好。但问题是目前按工付酬的体系会造成收入高度不均。少数人的劳动会创造很大价值，他们也因此获得很高收入。而目前的多数工人会失去劳动和收入机会，无法分享自动化带来的收益。以前“人人生而平等”的“机会平等”理念，是基于几乎所有人都有自食其力的能力和机会。但自动化之后，世界不再如此。

但是把不能参与生产和经济活动的人群“淘汰”掉也不可行。首先，这种做法有违人道，也不可能被社区接受。其次，在飞速发展的技术面前，谁都不知道我们之间哪个会是下一个盖兹或乔布斯，哪个会落伍被淘汰。所以罗尔斯的“无知之幕”用在这里是最合适不过了。而且，社会的高度发展必然带来高度多样化。有些人不能参与经济生产创造收入，不等于他们对社会没有贡献。照顾家庭和亲友，从事艺术音乐创作，投身社区服务和政治等等，这些活动不能被纳入市场经济运作，但都是有社会价值的。每一个人都是独特的，都有他在社会和社区中的地位和价值。所以在市场经济之外引入再分配机制，让全社会都能享受自动化“红利”，不仅是人道和社会和谐之必须，也会带来更大的经济和创新活力，让我们的社会能在下一个台阶继续发展。

当代经济发展的另一个趋势是数字化产品（软件，电子游戏，音像节目等）在经济中比重越来越大。数字化产品的特征是开发成本较高，但复制成本几乎为零。自动化之后，其它产品也会有类似的特征。所以如果“结果平等”政策提升了总体消费需求，它所造成产力和资源紧张很可能没有以往严重。美国在２０００年道康泡沫之后，特别是在２００８年金融危机之后，一直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公债也节节上升。但通货膨胀却一直在可控范围。这也给推行“结果平等”的社会政策提供了很大空间。

五．结语：超越道德之争

两种“平等观”之争不是道德之争，也不应被用来抢占道德高地。“机会平等”与当今的市场经济主流是完美配合，它能激励每个人努力工作并带来资源最优分配。但是随着经济和技术的发展，我们面临两个全新的挑战。一个是高度经济不平等（不管原因是否合理）带来了教育和权力不平等。于是理念上的“机会平等”很可能被事实的不平等所扭曲。另一个挑战是随着生产力的充分发展，我们不再需要每个人全力工作，也不应把当前生产力作为最优化对象。保持和发展技术，商业模式和社会运作上的创新能力（特别是针对目前未知的创新），让社会上每个人的人性和潜力得以充分发展，提高社会上每个人的幸福度，这些考量会越来越重要。而“结果平等”的理念和做法在应对这两个挑战方面都有一席之地。

在我看来，两种平等观之争的结果不是非此即彼，而是达到某种平衡，而且这个平衡还随着经济和社会条件在不断变化。目前虽然自动化正在兴起，生产力大幅提升在望，但还远远没有达到马克思说的“财富充分涌流”。共产主义的“按需分配”仍然是个梦。所以“机会平等”的激励和优化作用仍然是不可或缺的。而“结果平等”不论在经济还是社会层面上，都正在成为一个越来越重要的补充。所以我们需要的不是僵硬的观念之争，而是审时度势，最好地解决实际问题。

同时，这两种平等观都有怎样实现的问题。“机会平等”的确好听，但真要做到不容易。特别是高度结果不平等，会带来规则制定和流动性方面的扭曲。我们该用怎样的政策工具去弥补市场运作的不足？追求“结果平等”的话，首先是怎样衡量“结果”？经济收入当然是重要指标，除此还有各群体的健康状况，居住环境，娱乐生活，社区治安等。一个社会各色人等，是否应该而且可能有一个共同的“平等”尺度？而且，我们怎样划分“群体”？按种族划分就理所当然吗？何不根据地区，教育程度，高矮胖瘦，性格特征来划分？或者干脆舍弃群体，直接追求个人之间的平等？也许更重要的一个问题是：政府在实现“结果平等”中应起怎样的作用？怎样的政策既能均衡结果，又对市场扭曲最少？例如，政府应该立法规定最低工资，还是通过退税或救济来提升贫困工人的总收入？“平等”的口号容易喊，但魔鬼都在细节中。

其实“平等”即使作为口号也不是天然正确。当今社会中，很多人已经衣食无愁，但还在孜孜追求金钱。原因是：金钱能带来成就感和社会尊敬，而那是他们真正追求的东西。而不论社会的经济有多发达，我们有多少政策法律来推行平等，成就感和社会尊敬永远是稀缺资源，因为它是和同侪比较的结果。如果我们的人生观不改变，继续追求这种和别人比较而得来的东西，那社会就永远不可能达到“结果平等”。所以我们要超越物质分配，而去思考：我们怎样去营造一种社会文化，使得我们大家都能得到精神上的满足，实现人生的意义，而同时又维持和发展一个有活力的经济生态？如果这是太大的话题，那么我们是不是至少能让自己的心态和人生意义在同样的物质条件下变得更好些？

也许如果我们能做到如此的话，那追求“平等”和争辩“平等”的含义也就没有意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