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经济理论预言了“周期性经济危机”。因为市场需求信息的反馈不完美，资本主义经济具有周期性的过热（通货膨胀）和低迷（失业增加）两个时期。因此凯恩斯主义提出：政府可以运用金融政策对经济进行调节，减少周期性变化的“振幅”。所以，政府对付经济低迷和高失业的“传统武器”有两个：一个是通过减税和增加政府消费来刺激需求，二是提供职业训练， 帮助失业的工人转到工作需求更旺的行业。

 

可是，这两招对于目前美国的经济危机都不管用。过去两年政府史无前例地大笔砸钱。虽然砸下的钱“制造”了需求和就业，但并没有“刺激”私人企业的投资与消费而造成良性循环。 一旦政府消费停止，失业率马上回升。而职业训练也非灵丹妙药，因为整个美国鲜有“成长点”。事实上，回顾过去，美国这次的麻烦从上世纪末就开始了，那段时间里，失业率一直是个问题，只是被道康泡沫和地产泡沫掩盖了。所以这也不能算是“周期性”危机了。那么，美国的麻烦究竟是源于哪里呢？有个现在大家都熟悉的词儿：全球化。

传统经济学中有个叫做“相对优势”(Comparative Advantage) 的理论。下面是维基上的一个简单例子。假定有两个工人A和B。A每小时能生产5双鞋子或6件衬衣。B每小时能生产4双鞋子或2件衬衣。如果两人交易的话，B专门生产鞋子，用1双鞋子与A换取一件衬衣，那么B就得到了益处（等于每小时生产了4件衬衣），而A也得到好处（等于每小时生产了6双鞋子）。可见，虽然B在两件产品上都没有竞争力（鞋子和衬衣的单位时间产量都比A低），还是能从贸易中获益。这个“相对优势”的理论通常被用来论证国家间的自愿贸易（包括全球化）一定是对双方都有好处的，而不存在竞争力强的国家威胁竞争力弱的国家的问题。但是在我看来，这个理论有两个严重的缺陷。

 

首先，上面例子的A和B并非两个个人，而是由个人组成的国家。国家没有损失不等于个人没有损失。作为总体上得利的国家需要适当进行利益重新调整，来帮助受到全球化冲击的个人调整和适应。我赞成在目前情况下增加对富人的征税，也是出于这个考虑。

 

“相对优势”理论更重要的，也许是致命的缺陷，是假定经济规模受生产能力的限制。拿上面的例子说，A和B的问题是如何用有限的生产能力（以小时计算）来生产更多的产品。而答案是把生产力配置在具有相对优势的产品（A的衬衣和B的鞋子），而通过贸易来取得其他产品。但在现代经济中，生产能力很容易在整体上超过市场需求。而且由于现代产品（特别是“高科技”产品）的研发费用很高而生产费用很低，产量越大的商家利润也就越高。这就在市场上形成“赢者通吃”的局面。拿上面的例子说，当A和B面临一个统一的市场的时候，A可以生产市场所需的全部鞋子和衬衣而把B彻底排斥出局。而美国在全球化的世界上，正是面临B这样的困局。

 

那么为何美国的竞争力处于全面弱势呢？有很多人归因于美国工人的工资太高或美国人“好吃懒做”。这又引发了一个问题：什么样的工资水平是合理的？到底是美国工资太高，还是中国，印度工资太低？为此，让我们考察一下另一个经典的经济学理论。

 

按照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工人工资是由“劳动力的成本”（即工人维持生命，繁衍后代和接受教育训练的需求）决定的。在工人的劳动成果中，资本家给工人支付了“劳动力”成本，而占据了剩下的一切。这个理论也有不少问题（例如劳动力的“产量”并非受“市场价格”来调节）,而最重要的是，它已经不符合当今的经济现状。在马克思的时代，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不平均分配，其后果是资本家得到更多的物质消费。而在今天，生产力极大地发展，产生了经典经济理论所没有考虑到的问题，即个人的物质收入会超过他消费的需要。具体来说，上述不平均分配的后果，会使得资本家所得到的远远超过他们个人消费的需求。他们只能把剩余的资金用于投资。而工人则得不到足够的金钱来购买自己生产的全部产品。这就造成投资资金过剩（因而投资回报降低），而产品需求不足。这种情况自然影响到了资本家能得到的利润。这个由于分配不均造成的产能与需求之间的不平衡，可以通过政府行为（如征税造成的财富再分配或规定最低工资）和市场行为（如贵得离谱的奢侈商品，相当于“宰富济贫”）进行控制。结果是贫富差别维持在一定程度，而使得消费品的产力与需求达到基本平衡。有远见的资本家也会主动采取行动（如提高工人工资）来达到这种平衡。如亨利福特就通过付给工人高工资和提供贷款打开了大众化的汽车市场。所以我认为，在现代社会，工人的工资是由宏观的消费品供需平衡来决定的。也就是说，工人的工资要让他们基本上有能力买回自己生产的产品。在美国，历史上是一个相对“自给自足”的经济。所以我们可以假定，美国的工人工资水平正是这样一种“平衡”的结果。

 

但是在全球化的条件下，这种“平衡”并非需要在每个地区实现。就拿中国来说，由于巨量的出口，国内的产能与需求不平衡可以由出口来弥补。所以就形成了国内维持低工资，但宏观持有巨额外汇存底的局面。中国的工资仍然可以如马克思说的那样按照“劳动力的成本”来决定。所以这样说来，中国由于低工资而形成的“竞争力”是不可复制的。假如全世界都像中国那样的低工资的话，全球经济将会陷入困境。

 

这也就是说，中国由于高度的生产力水平造成产能过剩（以国内市场衡量）。而这个不平衡必须由其他国家，地区反向的“不平衡”来抵消。美国的巨额贸易逆差（也就是国内消费大于产出）就是一种反向的“不平衡”。仔细想来，美国经济的很多问题，包括制造业没有竞争力，工作流失，政府债台高企，经济泡沫层出不穷，都与这个不平衡有关。然而目前美国的债务继续增加已经面临困难，中国靠增加外汇储备和基建来维持经济发展速度的做法面临的空间也越来越小。我们已经不得不面对“总清算”的局面了。

 

应该说，美国目前的处境，就像前几年在“房贷泡沫”中的借款人一样。当银行追着要借钱给你时，你对自己财富的估计就会膨胀，带来一种心理上的安全感。而且如果你能善用 这笔“飞来横财”的话，也能得到真金实银的好处。所以，虽然知道这是泡沫，也不等于必须拒绝参与。但是聪明的借款人必须知道，这种情形是不能持续的，总有需要还债的那一天。到那时，节衣缩食还债或干脆破产赖掉都是选项，但都会带来冲击。所以现在就要做好准备。可惜的是，看来美国大众和政客并没有这样的准备。而且美国政府和消费者都没有利用这个充足的资金进行长期投资，而是几乎全部花在眼前的消费上。这使得美国错失了一个良好的发展时机，非常可惜。而当泡沫面临破灭时，美国就陷入困境了。

 

 

事实上，这个不平衡状态的逆转已经开始。已经开始有关于制造业回到美国的报道，当然还是极少数。目前中国的工资上涨使得到那里创业的吸引力越来越小。中国物价的上涨也开始使得她作为商业中心和“全球工厂”的竞争力开始下降。所以也许在不远的将来，中，美通过各自的生存应对与合作能重建平衡，而在一种平等的平台上共处和竞争。

 

这个关于“平衡”的分析告诉我们什么呢？它告诉我们，美国的问题与以往不同， 不能用常规的财政政策来解决。当然，美国的核心竞争力是创新，而这个领域不受国外便宜劳力的威胁。最近几年新型商业模式，如iPhone，Google，eBay，Facebook，Twitter等都起源于美国（尽管可能很快被“山寨”）。但是能参与创新过程的人毕竟还是少数。所以“创新“虽然非常重要，但并不能解决经济困境。最后能解决问题的，恐怕还是时间。而在那以前，我们能做的只是尽量减少现在的 不平衡与即将到来的“重新平衡”过程带来的冲击，保持社会的稳定和基本价值，并为将来在 不同环境下的下一轮竞争做好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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