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谈论中医话题，主要是近期异常强烈的复古思潮，直接诱因是腾讯将楼宇烈多年前的一篇旧文《唤醒"自然合理"的中国文化主体意识》改为《楼宇烈：不懂中医就把握不住中国哲学根本特征》重发。

   在近期那股强烈的复古思潮中，有许多似是而非的东西，有许多将传统词语与现代思想生拉硬扯的。

   自2015年1月20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国情咨文中宣布美国要启动“精准医学计划”起，中国人仿佛在一夜之间发现了一种新型医学，国内学者纷纷著文阐述，更有院士声称，中医个性化治疗是“精准医学”的基础。而实际上，“精准医学”与中国传统医学中所谓的“个性化治疗”没有任何关系。

   专家说： 现代医学的个性化治疗指的是，对于通过技术手段诊断出具有相同特质的人群，可以给予他们已知的、标准化的、经证明有效的治疗。因此，现代医学的个性化治疗对象实际上是某一个小众群体，他们患有同样的疾病，并且有已知的标准化治疗方法。举例来说，我们知道人的血型可分为A、B、AB、O型共4种类型，相同血型的人可以互相输血，不同血型的人则不能，这就是现代医学的个性化思想。（《精准医学:不要被概念忽悠-- 赛先生-- 传送门》）

来源：经济观察报

有关中西医的争论由来已久。当西医刚进入中国时，人们主张“中体西用”，后有“中西医汇通”，也不断有“废止中医”的呼声。解放以后，“中西医结合”、“西学中”压倒了反对中医的声音。文革时期“针刺麻醉”、“一根针一把草”、“中医办学”使中医盛行。改革开放以来，中医一方面受到国际关注，另一方面又受到科学界的质疑。几起几落，中医究竟是什么？如何看待它？它的命运如何？众说纷纭。

   在部分坚信中医的人看来，中医临床的确能治病，这就是科学，尽管有些理论未被科学实验证明、治疗原理尚不能阐明。

   在部分半信中医的人看来，中医的确有些地方不科学，但中医能满足相当多患者的需求，也有临床效果，不能轻易否定。

   而部分坚决否定中医的人认为，任何经验必须通过实验才能成为科学理论，而中医理论并未通过严格的科学实验，而近几十年许多人做的相关实验并未证实中医理论。

   还有人认为，中医与现代自然科学比较虽有明显差异，但不能简单将中医与自然科学相比。中医更多体现为一种传统文化，它是一种需要保留的文化遗产。

   更有人认为，医学本身就是不纯自然科学。目前的西医偏离了医学的发展方向，而中医依然体现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思想，但它的发展阶段却仍处于初级。中医的存在能给西医的发展以借鉴和启示。

   在古代，医学都是地方性的，如古印度医学、古巴比伦医学、古希腊医学、古埃及医学、古中医学等。它们都有许多共同特征。如古希腊罗马医学以“四元素”哲学派生出人体“四体液”，主张整体观念、自然疗法，认为“心主神志”，动脉是“气管”，而以脉诊病也盛行了一千多年。同样，中医学以“五行”哲学派生人体“五脏”，以“阴阳”哲学推演人体“阴阳”，也主张整体观念、自然疗法，也认为“心主神志”，动脉是“气管”。至王清任《医林改错》还说：“头面四肢按之跳动者，皆是气管。”当然，中医至今仍以脉诊病。古代医学都不是现代意义上的科学，它们都是借助当时盛行的自然哲学理论来解释医学实践及经验，从而自成体系，其优点是没有把医学聚焦到生物层面，而是从社会、心理、哲学、宗教、文化等多视角看待医学，临床中能多层面、多方位捕捉疾病信息，有利于整体来诊疗疾病。其缺点是以自然哲学思想代替对医学特殊规律的认识，医学发展难以突破经验层次，经验的个体化难以重复，也阻碍量化和标准化，形成“心中明了，纸上难明”，从而使临床治疗实际依靠长期的个人经验积累，而非清晰的医学理论指导。

   医学理论的模糊激发了人类的探索。在欧洲文艺复兴时期，许多人抛弃了过去的观念和方法，以全新的视角和方法重新认识人体及疾病。如弗朗西斯·培根强调，应该放弃一切普遍观点(指自然哲学观点)，而向大自然，以实验方法给科学以确实性。正是如此，达·芬奇、卡纳诺、维萨里等通过大量的尸体解剖，创立了人体解剖学，而哈维在人体解剖的基础上发现血液循环，创立了生理学。世界古代医学从此迈向现代自然科学，医学越来越深入细致地看到人体的细微结构，不断在微观层次还原人体生命过程。同时也在不断割裂人体各种生命活动的非生物因素。在人类认识人体生命过程及防治疾病的过程中，现代医学在生物层次取得了惊人进步，但却越来越只见病而不见人。

   然而，人体生命及疾病远不是单纯的生物活动。几百年过去，现代医学工作者开始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上个世纪70年代，以美国科学家恩格尔为首提出了医学应从生物模式转为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当然，这个转变又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这不是医学的倒退或复古，而是分析后的综合，是医学向更高层次的发展。

   中国没有产生类似欧洲文艺复兴那样的思想革命，中医也没有经历古希腊罗马医学那样的变革。古中医一直沿袭至今。尽管有所变化，但基本理论和思想方法并没变。的确，中医是中国文化遗产，而不是现代意义上的自然科学。然而，医学也不是纯自然科学，医学实际上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交叉学科。早在150多年前，细胞病理学的创始人魏尔啸就说：“医学本质上是社会科学。”其实，中医正是处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交叉处。不同的只是古代自然科学和古代社会科学的交叉处。那么，当现代医学向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转变时，中医有何作用？中医可为这种转变提供思想和方法的借鉴。

   如今，西医已由古希腊罗马医学发展为世界性医学。中医仍为地方性医学。西医与中医不是两种地方性医学的关系，而是世界性医学与地方性医学的关系。根据医学发展的规律，地方性医学最终将能融入世界性医学之中。所谓融入，就是中医的思想方法影响世界性医学的变革，中医的临床经验通过实验逐步成为世界性医学的新内容。同样，这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当世界性医学(西医)还有许多问题不能解决时，人们就要求助中医；当中医也不能解决时，人们还可能求助于巫医。作为补充和借鉴，中医还会长期存在，并发挥它应有的作用。完全否定它，不切合实际；过分夸大它，缺乏充分理由。人类面临的许多问题都是如此。只有相对真理，没有绝对真理。有关中医的争论会继续，但中医仍会在它适宜的层面和时间内保持存在。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中医会给科学探索者以不同的启发，但作为实用科学，它又会在不断的规范和法制建设中受到制约。中医的实用领域也许会越来越缩小，但中医的思想方法也许会有越来越大的影响。（袁钟 中国医学史博士，中国医学科学院出版社社长）

研究中国哲学和中国文化，如果不懂得中医的话，我想中国哲学的根本特征是把握不住的，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也是体会不到的。现在有些人要否定中医，实际上是对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哲学的一个否定。所以，这不仅仅是中医界的责任问题，同样也是研究中国哲学、研究中国文化的责任问题。

　　现在这个问题提出来，其实并不是现在才有的问题。一百多年前当我们刚接触到西方文化，对于西方文化和中国文化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问题还了解不深的时候，当时一些人认为中西文化的差别就是时代的差别，而没有认识到中西文化的差别实际上是一个类型的差别。而这种类型的差别，恰恰是使不同文化之间得以交流和互补有了可能。那个时候，基于中西文化差别是时代差别的认识，提出中国哲学合法性等疑问，那是情有可原，而现在一百多年过去了，我们如果还停留在这个层面上面，我想我们是落后了。

　　这个遭遇不仅仅中国，整个东亚地区，也就是东方文化都经历了这么一个遭遇。一百年来，中医在日本叫汉医，在韩国实际上也是汉医，后来叫做韩医，他们也同样遭遇这样一个历史。但是从上个世纪50年代开始，他们开始反省这个问题。新中国成立后，从党和国家的指导方针来讲是“扶植”中医。但是问题是我们在具体的执行过程中间是在真正发扬中医，扶持中医？还是在辨证、结合的名义下，在那里消解中医、解构中医？这个问题是很大的。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中医被完全改造了，反而失去了中医原来那种根本的面貌。

　　现在有些人总拿“科学”来说事。科学和科学精神是最尊重事实的，可是现在确实有科学家不尊重事实，在那里信口开河，说科学发达了，中医就可以消亡了。我们科学越来越发达，我们中医药也随着在那里发展。为什么？要认识到我们中医，它不是一个单纯的科学问题，它还有人文，我们应该从这个方面去加以认真研究，应该纳入到我们人文的思考领域里面去。中医不仅仅是跟西医相对的概念，中医有更深层的含义。中医这个词的本源，最早提出“中医”这个概念，大概是《汉书·艺文志》的《方技略》，里面提到“有病不治，常得中医”。怎么讲？这就是任继愈先生讲的，中医的根本原则是治未病的，而不是治已病的。而有了病以后也主要是要调整自身整体的生理机制，从而打通闭塞，平衡阴阳。中医不是专门让你吃药，吃药吃得不好反而增加病，所以后面才提出来“有病不治，常得中医”，这样一个“中医”概念。

　　所以，如果不懂中医的这个含义，是根本无法理解中医的。它让你不得病难道不科学吗？只有得了病以后你去治他才叫科学吗？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涉及到中医的思维方式问题。中医思维方式就是中国文化、中国哲学的思维方式，就是整体关联的思维方式，它不是一种分析还原的方法。分析还原，还原到后来就各个成为一个孤立的个体。而整体关联的还原，它也是还原，还原到每一个个体，但这个个体是相互关联的个体，而不是一个个孤立的个体，所以说是生命。我觉得我们医学根本的问题是研究生命的问题，是研究人这个有精神的高级生命体。也就因为这样，所以中医的理论里才有整体生命力的每一个部分都能完整地反映整体的面貌的观念，而不是只反映他那个部分。肝脏不只反映肝脏这部分，心不只反映心这部分，而是与其他脏器生理功能密切关联在一起的。

4幅木板刻印针灸挂图《脏腑明堂图》，清代太医院绘制（资料图 图源网络）

　　我们要把中国哲学这样一个整体关联的思维方式充分地阐发出来，加强研究，来支撑中医基本理论。中国哲学里，特别是当中国哲学在吸收佛教的思想以后，吸收佛教里的理事关系，理事无碍，事事无碍，这样的思想以后，就促成了宋明理学中“理一分殊”理论的产生。而“理一分殊”理论里面的核心，就是每一个事物都是一个整体，所谓“事事一太极”、“物物一太极”、“人人一太极”。为什么这样讲？就是每一个事物都不是孤立的，都是反映一个天人关系的整体。所以我想，这样充分的道理，这样丰富、深刻的道理，这样把生命作为一个活生生的生命来对待的医学理论，有人竟然说它是伪科学，简直不可思议。

　　这个整体观点在中国哲学领域里最后总结出来是一个什么样的理念呢？我觉得非常重要，这就是“自然合理”的理念。我大概在20多年前一篇文章里讲到，玄学在中国哲学中间的地位，其中重要的一个贡献就是玄学形成了这样一种思维的方式，即“自然合理”，也就是说凡是合理的必然是自然的，凡是自然的必然是合理的。所以，中国的思维方式整个就是“自然合理”的方式。而我们现在受到西方的影响以后，在有一些人的头脑里只有科学才能合理。

　　中国哲学里的自然概念是本然的意思，任何违背事物的本来面貌去做，都得有问题，是不合理的。中国人寻找自然合理，证明这一切事物是符合自然的，意思是它是合理的，那么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做呢？我们就应该按照这个事物的本来面貌“因势利导”，要适合、符合这个事物的本来发展的途径、趋势。对中国哲学的“自然合理”的理念和思维方式，我们是要这样去认识，这样去实践。

　　而所谓“科学合理”的理念，在它寻找到事物的本来面貌以后怎么去做呢？它是要去掌控自然，去改造这个自然，去改变事物的本来面貌，这个我想是不行的。这样两个思路，我们讲自然合理，要顺从、要符合事物的本来的面貌去发展它，要积极地随着事物的本来面貌去发展它、去推进它，而不是按照人的主观愿望去改变它，这就是中国道家“自然无为”思想的核心精神，不以私志入公道。如果某种“科学”要以私志去改造公道，它就不是真正的科学，而是对科学认识的误区。

　　我们现在很多现代科学家也已经开始认识到这一点，认识科学的目标并不是按照人的意志去改变这个自然界的本来关系（生态关系），而是使这个自然界和人类能够和谐地相处，所以中国人讲天人合一。在这个问题上，如果离开这个理念去讲天人合一，那么实际上就是去破坏自然界的生态关系来适应我们人类欲求，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这里实际上还涉及到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问题，科学讲究清晰，而中国整体联系的思想常常是非常模糊的，所以常常受到指责。问题是现代科学发展已经给我们提出这样一个问题，究竟是清晰更接近事物的整体本来面貌，还是模糊更接近事物的整体本来面貌？我觉得这是个很严峻的问题。现在科学的发展已经越来越认识到模糊化其实更接近事物的整体本来面貌，而有时候越清晰实际上是对事物的越来越片面的认识。这也正是现在科学模糊学理论发展的一个道理，模糊数学、模糊逻辑发展的一个道理。

　　所以我觉得，这个对于清晰与模糊怎么来看的问题，应当认真思考。在我们中国的文化里面，比较典型的例子就是中医，中医在模糊中间有极其精确的一面。这也是中国文化最根本的特色。

　　我觉得，我们可能要在中国哲学的这个层面给中医更多的理论上的支持，不要人家一说你这个模糊就担心，不需要担心。现在要担心的是将来中医药很可能要“出口转内销”。这不是危言耸听，很有可能。因为我们现在看到有一些西方学中医的人，他们读中医原典比我们读得细，比我们读得深。

　　中国哲学史学会成立中医哲学专业委员会非常有意义，而且任重道远。现在我们的传统文化，我们的中医，看起来似乎也很热闹，但是在我看来是危机四伏。我想在这样的情况下，这个学会能在各个方面起到推动的作用。

《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年11月2日第374期 作者：本报记者 霍文琦

【核心提示】中医实际上是一整套预防保健体系，它将中国传统文化的哲学观与生命健康很好地结合了起来。

　　近代以降，社会各界对中医的存废一直议论纷纷。近年来，人类对健康医学的重视，使中医及中医养生包含的文化理念成为热门话题。本报记者就中医文化及其传承问题，采访了中国中医科学院养生保健研究中心教授吉军。

　　健康医学概念凸显中医药现代价值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如何看待中医养生观的现代价值？

　　吉军：“养生”一词是中医特有的。中医养生的内容完善，有理论基础和有效方法，且经过了几千年的历史验证和沉淀。

　　中医实际上是一整套预防保健体系，它将中国传统文化的哲学观与生命健康很好地结合了起来。在中医的认知方法中，包含整体思维、辩证思维、直觉思维、意象思维等。这些在中医养生的四大体系——心理养生、膳食养生、环境养生和运动养生中均有渗透和指导。

　　世界卫生组织在《迎接21世纪的挑战》中提出：21世纪医学发展的定位是从疾病医学向健康医学发展，从重治疗向重预防发展，从对病源的对抗治疗向整体治疗发展，从生物治疗向新生综合治疗发展，从强调医生的作用向重视病人的自我保健发展，从以疾病为中心向以病人为中心发展。中医养生正是提倡以预防为主，强调以人为本，天人合一，道法自然。世界卫生组织这一宏观理念的提出，对中医来说是一个巨大机遇。

　　《中国社会科学报》：今天该如何对待和传承中医药文化？

　　吉军：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局长王国强近日表示，当前中医药事业发展面临前所未有的战略机遇，党中央、国务院对中医药工作的重视和扶持力度前所未有，中央和地方财政对中医药的投入大幅增加，群众对中医药服务的需求日益增长。

　　作为中医药专业人员，我非常高兴地看到政府对中医药的高度重视，将中医药文化定位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就要求我们无论做科研，还是临床、教学，都不能脱离中国传统文化背景。

　　选择中医药不意味全面否定西医药，也不意味全面肯定中医药。中西医药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究竟如何选择则要看具体情况；选择中医药是运用其正确理念来指导养生与治病，充分发挥中医药自身的优势。

　　引导国人认可中医药文化

　　《中国社会科学报》：近代以来，一度有“废止中医”、“否定中医文化”的声音，您怎么看待这段历史？

　　吉军：20世纪早期，中国发生过多次否定中医药的事件，而在汉文化圈内“废止中医”的事件可上溯到日本明治八年的“废止汉医”行动。

　　在那个特殊时期，中国知识分子多留学东洋，日本的思潮很快影响到中国。不少中国名流、学者纷纷主张照搬东西洋之法，所以从郑观应、章太炎、梁启超到鲁迅、傅斯年等， 无不主张废止中医。当年，面对列强入侵，昔日的天朝大国应对失策。许多有识之士痛定思痛，认为中国要摆脱落后挨打，必须“脱胎换骨”，学习西方。众多中国知识分子走上“西化”道路，同时对中国传统文化持否定态度。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在推崇“民主”和“科学”的同时，掀起了批判中国传统文化的大潮。许多现在看来过激的言行，就在这种“西化”思潮的背景下产生。现代持“否定中医论”的人往往拿严复、鲁迅等近代文化名人“批判中医药”的言论作为根据，为自己的主张增强说服力。

　　一部分人不认可中医药文化，主因是近代中国文化受到西方文化强烈冲击，造成相当多的国人产生严重自卑心理，因而盲目否定自身传统文化，其中包括中医药文化。

　　《中国社会科学报》：中医药是否为科学，历来争议不断。您怎么看？

　　吉军：持“否定中医论”者的“常规武器”是：中医药不是科学，充其量是一种经验，而经验往往是靠不住的，研究结果往往具有很大随意性。而西医是“科学”，讲究证据支持，经得起推敲，实验结果能够重复。

　　那么，中医药究竟是不是科学？中国科技大学原校长朱清时很早就指出：中医药是科学，但它不同于西医的“还原论”，而是复杂性科学。中医与西医同样是研究生命现象，然而它们之间有着显著区别。西医研究人体是用还原论方法，找出并消除病源，使人体恢复正常，属对抗疗法。中医则是运用整体观方法，它的理念是人之各种功能必须协调和平衡，治病在于调整机体的平衡。西医注重实体，中医注重关系。中医的阴阳五行学说，其实是用来描述人体复杂系统的基本形态以及相互之间如何转化的。从这一角度讲，对此进行研究就成为复杂性科学。

　　《中国社会科学报》：中医药文化传播面临什么问题？该如何解决？

　　吉军：许多在国外执业的中医发现，阻碍中医药传播的主要因素是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但一般的中医大夫只是用中医谋生，自身的传统文化素养不深，不能全部期望他们传播中国文化。

　　传播中医药文化任重道远。当今中医药界有识之士应当积极引导更多国人认可中医药文化及其实用价值，自觉运用中医理念管理健康，采取中医手法调理身心，治疗疾病。从文化上进行挖掘与认识，才是中医文化传承的根本之道。

来源：人民日报

 一项“取消中医”的签名行为引发了中医药的“存废之争”，也促使人们对中医药作深入思考

   ● 中医药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是我国医学科学的特色和优势，是国家卫生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 就作为医学而言，互补的特性本应让中医和西医成为联手的“朋友”，更好地治病救人，而不是谁击败谁、谁取代谁的“敌人”。

   ● 世界卫生组织提醒人们警惕对待传统医学的两种错误态度：“盲目的热情”和“无知的怀疑”。

   近日，卫生部新闻发言人毛群安针对有人网上征集“取消中医”签名行为的驳斥，引发广泛关注。“这样的签名行为，是对历史的无知。”毛群安表示，中医药既是我们的国粹，也是我国医药卫生领域中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中西医并重”是我国卫生工作的方针之一。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新闻发言人随后表态，斥之为“一场不得人心的闹剧”。

   然而，签名行为也暴露出，试图“否定中医”的声音自近代西方科学进入中国以来至今未亡。这再次提出一个问题：我们应当怎样看待中医？

   中医是不是科学

   不同于西医的“还原论”，中医是复杂性科学

   “否定中医”论者的“常规武器”是：中医药不是科学，充其量是一种经验，而经验往往是靠不住的。而西医是“科学”，讲究证据支持，经得起推敲。

   那么，中医药究竟是不是科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朱清时院士认为，中医药是科学，但不同于西医的“还原论”，而是复杂性科学。

   朱清时长期从事西方科学研究，但对中医药一直很有兴趣。他在第二届中国中医药发展大会上做的《用现代科学观看中医和中国传统文化》报告，给与会者留下深刻的印象。“２０世纪后期诞生的复杂性科学，使现代科学的观念发生了重大转变，开启了认识中国传统文化包括中医药的科学性的大门。”他说。

   人类研究事物有“还原论”和“整体观”两种不同而互补的方法。“还原论”方法，是把系统分解成更简单的组成部分，研究其性质，据此再用形式逻辑推知其整体状态。“整体观”方法，是把系统作为一个整体，研究其整体状态及其随时间和各种情况变化而发生的变化。科学在过去几百年中的大发展，主要使用还原论方法，现在自然界各种简单系统的规律已大致清楚。当科学转向研究真实世界的复杂系统本身，才发现许多复杂系统无法用统计的方法简单处理，还原论方法面临局限，科学开始重视整体观。

   西医研究人体是用还原论方法，找出并消除病源，使人体恢复正常，属对抗疗法。中医则是整体观方法，认为人各种功能必须协调和平衡，治病在于调整机体的平衡。西医注重实体，中医注重关系。中医的阴阳五行学说，其实是用来描述人体复杂系统的基本形态以及相互之间如何转化的。“从这一角度讲，对此进行研究就成为复杂性科学。很可惜，许多人将这些东西看成是算命的东西。”

   西医的优势，在于工业革命后得到了现代科学的支持。中医的问题，在于没有与现代科学结合，所以在很大程度上停留在古朴的经验状态。但是，这些经验是人类几千年文明反复实践证明了的，是科学，但这种科学是复杂性系统内的科学。

   比如牙痛，西医认为是细菌感染，实验室诊断可见病原微生物，用消炎药可以治好。中医讲则是“上火”，用中草药、针灸等也能治好。因为通过检查看到病原体，西医的“科学性”就容易得到认可。但是没有检测手段可证明牙痛是上火，于是中医的“科学性”就容易被怀疑。

   “实际上，中医的科学性是复杂体系的范畴，不能用简单的西医方法去界定，条件还不够成熟。” 朱清时说，英国《自然》杂志主编坎贝尔博士曾表示，目前对生命科学的研究局限在局部细节上，尚没有从整个生命系统角度去研究，未来应当上升到一个整体的、系统的高度，因为生命是一个整体。

   近代名人为何否中医

　　源于“西化”思潮下批判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背景

   “否定中医”论者攻击中医药时，往往拿严复、鲁迅等近代文化名人“批判中医药”的事情为例。那么，情况又是怎样的呢？

   中国中医科学院罗卫芳博士介绍，在上世纪前期，情况确实如此。如严复认为中医缺乏实际观察和逻辑推理，将中医药归为风水、星相算命一类的方术；陈独秀的“中医既不解人身之构造，复不事药性之分析。……惟知附会五行生克寒热阴阳之说”；梁漱溟的“中国说有医学，其实还是手艺。十个医生有十种不同的药方，并且可以十分悬殊。因为所治的病同能治的药，都是没有客观的凭准的”；流传最广的，要算鲁迅的“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或无意的骗子”。

   连曾因病受中医惠泽、深知中医药疗效的胡适，在当时中医界广遭责难的情况下，没有为中医说话。甚至被西医误切掉健康右肾的梁启超也说：“不能因为现代人科学智识还幼稚，便根本怀疑到科学这样东西。……不能像中国旧医那些阴阳五行的瞎猜。这是毫无比较余地的。”

   “其实，这一让许多人难以理解的现象，更多源于那个时代特殊的历史背景。”中国中医科学院医史文献研究所所长柳长华教授说，尤其１８６０年鸦片战争后，面对欧美资本主义的强势入侵，昔日的天朝大国迅速衰落。日本这一西方化的成功范例，更是通过甲午战争刺痛国人：中国要摆脱落后挨打，必须“脱胎换骨”，学习西方。

   于是，许多的中国知识分子走上“西化”之路，对中国传统文化抱着激烈批判与厌弃的态度。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在弘扬“民主”和“科学”的同时，掀起了批判中国传统文化的大潮。许多现在看来过激的言行，就在这种“西化”思潮的背景下产生。

   “中医是医学，更是文化，它植根于传统文化的土壤，具有明显的民族性、地域性、传承性等特征。”柳长华说，“因此，中医不可避免地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重要批判对象，背后则是东西方文化的碰撞和冲突使然。”

   “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启蒙作用功不可没，但也要看到它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重创。”罗卫芳表示，从民国时期的余云岫“废止中医案”、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医药走过“弯路”，到目前的“取消中医”签名。可以看出，那时形成的将西方“文化和科学”作为唯一准绳衡量一切的思维模式，不时在中医药的发展中投下它的阴影。

   “‘否定中医’论的本质，是反传统。”柳长华说，而屡屡发生的根源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失落，西学东渐至今，中医生存的文化土壤贫瘠了，“这值得我们深思”。

   西医能取代中医吗

   中医和西医是联手的“朋友”，不是谁取代谁的“敌人”

   “否定中医”论者认为西医完全可以取代中医，应当取消中医。那么，在西方医学占主导地位的今天，传统医学真是可有可无的吗？

   “西医不可能取代中医。”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会长陈可冀院士说，中医药有几千年丰富的临床医疗经验，古典医书１万册左右，有效医方很多，号称“十万锦方”，常用中药１万多种，在我国卫生保健方面作用巨大，“几代人都研究不完”。即使西医发展至今占据医学的主导地位，但并不是说所有的病都有办法，而中医药学恰恰在很多方面显示出独特的优势。中医药学比较强调宏观和整体，西医强调微观和局部，“两个互相取长补短，可以更全面”。

   例如，治疗冠心病的介入疗法，目前冠脉球囊扩张和安装支架非常普及时髦，但治疗后过了半年一年，相当一部分病人冠脉又再狭窄，所以要预防再狭窄。我们在常规西药治疗基础上，再用活血化瘀中药，会取得好的疗效。经过安贞医院、同仁医院、中日友好医院等多中心临床研究，证明加用中药后，可以减少一半的再狭窄，说明中西医结合治疗比单纯的中医和单纯的西医都好。“这方面的例子很多很多。”

   “互补的特性本应让中医和西医成为联手的‘朋友’，服务于人类健康，而不是谁击败谁、谁取代谁的‘敌人’。”陈可冀说，然而，当前在某种程度上，中西医之间存在着对立的情绪，缺少“应有的宽容”，这“极不正常”。

   随着由“生物医学模式”向“社会?D心理?D生物医学模式”的转化，西方医学界正在反思自身的不足。中医也应有“自省”的精神，比如，在中医药“疗效”、“安全”性评价方面，推进中医药管理体制改革方面等。“我们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做。”陈可冀说。

   那么，国际主流医学界又是怎么看的呢？

   ２００２年，世界卫生组织在１９０多个会员国间广泛磋商的基础上，首次制定了全球《传统医学战略》，指出“传统医学是重要的卫生保健资源”，将“帮助会员国制定和实施国家传统医学（补充和替代医学）政策和规划，酌情将其纳入国家卫生保健体系”。

   世界卫生组织指出，“传统医学正得到广泛应用，并对卫生系统和经济起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在非洲、亚洲和拉美，由于传统医学的可负担性和可获得性，人们广泛使用。在许多发达国家，基于人们对对抗疗法及化学药品副作用的担心，以及在对付心脏病、癌症、糖尿病等慢性病方面，补充和替代医学比之对抗疗法的优势，前者越来越普及。

   世界卫生组织在大量调研中显然觉察到了对待传统医学的错误态度，在《传统医学战略》中专门强调，对传统医学“盲目的热情”和“无知的怀疑”都不可取。

   “‘取消中医’论与我国的国情、民意不相容，与我国卫生工作方针相背离，自然受到绝大多数国人的反对。”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副局长房书亭表示，这也从反面提醒我们，保持好中医药的特色和优势并发扬光大，在保障人民健康、促进和谐社会构建方面，提高中医药的贡献率。（记者 王淑军）

《?t望》文章：“取消中医”抖出中医沉疴

   “我对卫生部发言人的言论并不满意，但我基本同意他对此的评价，一是无知，二是抹杀。”正在外地出差的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研究员贾谦在电话中说。此话针对的是近日网络上流行的“告别中医中药”、“促使中医中药退出国家医疗体制”等观点。

   广西中医学院经典中医临床研究所首席教授刘力红在接受《?t望》新闻周刊采访时说，他对此事略有耳闻，知道得并不详细。但“这种观点的提出不是简单的牢骚，而是以一些现象为依据。那么，在当前中医形势表面看来一派大好、非常热闹的背景下，这也促使大家思索、反思中医的问题。”刘力红是《思考中医》一书的作者，该书曾在2003年带动了一股中医文化热潮。

   ·针对告别中医中药论 江苏名中医:不能丢失中医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取消中医是对科学肆意否定

   ·国粹中医竟在网上遭遇“围堵” 中医路在何方?

   ·一个帖子引发的争议：告别中医，还是拯救中医

   ·针灸病谱研究小组证明：针灸可治疗461种病症

 尴尬的现状 

   如果仅仅是面对理论上的质疑，中医界也许并不会感到太大的危机。实际上，真正对中医地位产生威胁的恰恰在于中医目前的发展现状。

   根据一项统计，在民国初年，我国有中医80万人，1949年只有50万人，而到了2005年只有27万人。而据对一些地区和县级中医院的调研估计，其中只有10%的中医开汤药处方。也就是真正能用中医思路看病的不过3万人。与此相对照的则是，西医从1949年的约8.7万人发展到目前的175万人，接近中医的6倍。

   中国中医科学院望京医院院长陈珞珈在2006年2月做客《人民网》时透露说，全国2937家公立中医医院中，只有1/3“日子不错”，而很大一部分中医医院则是举步维艰。即便是这“日子不错”的中医医院当中，也有很大部分是在采用西医疗法。

   同样是在2006年2月，中国传统医药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委员会专家组确定，将中医理论、养生、诊法、疗法、方剂、中药、针灸和民族医药(含藏医药和蒙医药)等8项内容，列入中国传统医药申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第一批名录。

   这种看似对中医进行“保护”的举动却并没有得到中医界的一致认可，不少中医医师则表示，中医还远没有衰落到需要当作“遗产”的地步。

   但敏感的国人则并不这样认为，当韩国准备将其医学古籍《东医宝鉴》申报为世界遗产时，国内媒体以《韩国拟将“中医”改称“韩医”申报世界遗产》为题进行了报道。这一下子引爆了国人的民族感情，“端午节已经被抢走了，难道中医也要被抢走吗？”一名网民在论坛中痛心的反问。

   不同理念的碰撞 

   实际上，近几年来网络上出现任何一篇针对中医中药价值的文章，其后面附着的评论跟帖里，正反双方的争论几乎都达到白热化的程度。一些力挺中医的网民表现出了明显的轻视科学、甚至是反科学倾向。

   投入这个争论的当然不只是普通的网民。原中医古籍出版社总编辑、中国中医科学院研究员傅景华对时下围绕中医的相关争论也感到“痛心”。他不是痛心中医是否应该申遗，而是认为，作为传统文化精华的中医本不该遭受如此多的“非议”。

   在傅景华看来，争论中医是否科学，本身就是一个人为的陷阱。

   “中医医道乃生命之道，主要认识领域在于生命过程与枢机，将中医定位在人体科学和疾病科学是认识的盲区。中医的认识领域、思维方式、求索方法、概念范畴、理论纲纪、实践目标等是人类文明的精髓，科学只是中医作为知识体系的低层次属性。其实，中医不仅仅是科学，而且远远超越科学，并可包容人体科学。而试图将中医‘现代化、科学化、实验化、定量化、客观化、标准化……即西医化的道路’则是南辕北辙，那种‘西化’的中医才是真正的伪科学。”

而来自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的著名学者、同样认同中医的董光璧，在2004年那次论坛结束后不久接受本刊采访时却明确表示：“中医当然不是科学。”但董光璧认为这并不说明中医没有价值。

   如果说有关中医是否科学的争论还可以归结为两种不同理念之争，那么这套以古老的理论为支撑的医学体系在现实当中还能起到作用吗，又如何能够发展下去呢？

   崔月犁传统医学研究中心研究员樊正伦对中医的前途充满了信心。他认为中医并不是一门停滞不前的学问，而且有一套非常成熟的理论，现在需要的就是如何运用中医的思维和理念来解决当下的问题。“在中医的发展历程当中，每一代人都会遇到前人未曾遇到过的疾病，但只要按照中医的思维，总是能够找到新的方法和手段来治疗。中医是完全可以依赖自身的活力独立发展下去的。”樊正伦说。

   即便是近来最为人们所诟病的中医药的副作用问题，中医界也提出了自己的解释。在中医学者们看来，中医药中毒由多种原因造成，有的是因为药物品种混淆，有的则是剂量过大，也有一些是因为药品炮制不合格。但如果真正遵循正规的中医理念，服用质量合格的药物，则是不会引发中毒问题的。

   延续还是告别 

   在很多人看来，中医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技术”表达，它把道家和儒家的很多哲学思想融进了自己的理论体系。而陈方正在一次演讲中曾经表示，他更愿意把中医看成一种生活方式——在中医理论引导下，他通过改变自己的一些生活习惯就治好了自己的一些疾病。

   但文化、哲学和科学毕竟不是一回事。由于科学技术的落后而对自己的传统文化产生怀疑的做法固然值得商榷，但强行把自己的文化推崇到科学领域、甚而至于以贬低、攻击现代科学的方式来推崇自己的传统文化，这种看起来过分自信的做法，实际上也体现出了一种骨子里的不自信。

   类似的争论已经并非第一次。1929年，当时的国民政府卫生部召开第一届中央卫生委员会。余岩、诸民谊等西医派就曾提出废除中医的议案。议案最终得以通过，这项议案提出对“旧医”医师实行登记制度，废除“旧医”学校，禁止新闻媒体介绍“旧医”。但它随之遭到了中医界的抗议，加之全国舆论的支援，“废除旧医议案”最终被取消。

   而这个“废除旧医”议案的提出，也正是经历了1920年代初期著名的“科玄”论战后发生的。当年的争论结果则是“科学派”压倒了“玄学派”。

   中国工程院院士、著名的解剖学专家钟世镇教授则更愿意将中西医目前的争论看作是检验双方的机遇，“无论是中国传统医学，还是西方现代医学都是从竞争中发展出来的。至于谁更有发展前途，还是要从最终治疗效果来判断。”

   钟世镇认为，中西医在理论层面完全不同，比如中医的经络学说，在解剖学当中就找不到形态学的基础。但在中医看来，它不但存在，而且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果双方就此展开争论，则谁也无法说服谁，因此这样立场完全不同的争论很难有什么结果。“但无论怎样，有一点是必然的，那就是不跟随时代发展的学科总是不会有前途的。”钟强调说。

西方人称中医为“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中国传统医学)。在一般人看来，“传统”的最大特点就在于从古到今一脉相承，流传沿用而不变；再者，传统的东西还往往具备这样一个特点：从其诞生伊始，就是一个精美的“成熟体”，因而对于后人来说只需继承发扬，只需殚精竭虑地去理解古代睿智圣贤的微言大义。就医学而论，所谓“科学化”与“现代化”的问题，那只是在西方近代医学传人之后，当一种全新的医学体系从根本上否定了传统医学的理论体系及其赖以存在的基础，并占据了医疗、卫生保健的主要舞台时，传统医学的领地中才被动地出现了“革命”。然而如果我们仔细观察中国的传统医学，则不难发现：传统之中还有传统，传统之中也有革命。

一、传统中的“传统” 

　　 为了便于理解“传统中的传统”这一表述方式所欲说明的问题，不妨以“外科”在传统医学中的地位以及一些相关问题作为讨论的切人点。
当某位医生大施“回春妙手”之神技，治愈了某患者的顽症痼疾时，常可见患者送上一面写有“华佗再世”四个大字的锦旗或牌匾，以赞誉这位医生技艺高超——好比神医华佗再现人间。华佗是谁?在华夏大地可谓妇孺皆知。《三国演义》中说华佗曾为关羽刮骨疗毒，后因要为曹操开颅治头痛而遭杀害。而医学史家则根据《三国志·华佗传》及注文中所引用的《华佗别传》有关华佗开腹取疾的病例记载，来言说中国传统医学原本含有高明的手术技艺，只不过后世失传了等。

　　 在此，我们不必深究华佗是否真的能够实行开腹手术，只需注意当代民众与史学家、科学家对于华佗作为中国古代杰出医家代表一事所持的肯定态度。但是必须注意的是，当代人之所以对华佗持肯定赞誉的态度，在于他们均受到了近代西方医学的影响和现代科学教育的熏陶，从而首先是在思想意识中接受了“手术疗法”——对此种疗法持肯定态度，所以才会对华佗予以肯定与赞扬。然而这却不能代表传统意识——因为这种肯定的态度并非从古至今一脉相承。从总体上讲，由于古代医家对于手术疗法多取否定态度，因而华佗也往往难免要受到指责与批判。宋代张杲著《医说》，其中评价华佗“剖臆续筋之法”为“别术所得，非《神农本草》经方条理药性常道尔”，并说只有张仲景的著作才是“众方之祖，学者当取法云”。明代医家虞抟著《医学正传》，赞扬《黄帝内经》、《难经》是“医家之宗”；东汉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是“千古不刊之妙典”；对于华佗“刳腹背、湔肠胃而去疾”的治疗方法——手术疗法，则指责为“涉于神怪”。清代喻昌著《医门法律》，指责华佗是“浸涉妖妄，医脉之断，实儒者先断之也”。
据说华佗曾创制了可以起到麻醉作用的“麻沸散”，并运用于手术之中。虽然史书、医籍中并无“麻沸散”药物构成的记载，或者说“麻沸散”只是一种传说，但日本古代有位名叫华冈青洲(1760～ 1835)的医师，基于对华佗“麻沸散”麻醉效果的执拗崇信与追求，终于研究出可以起到麻醉效果的“通仙散”，并在世界上首次完成了乳癌切除手术，从而名垂青史。像华冈青洲这样，受到某种传闻的影响，激发出再创造的热情，并最终获得成功的现象，在科学史上被称之为“激发传播”(stimulus diffusion)。其大概的意思是说：由于听说某种“发明”的存在，从而激发出独立再创造的动机与热情，并付诸实践、取得成功。这种听说到的“发明”究竟是真是假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种讯息使得其他人相信该“发明”是可能的，从中获得了创造的动机与信心。相比而言，中国古代的医家却丝毫没有从华佗开腹疗病及“麻沸散”的传说和故事中获得任何再创造的动机与热情，其原因恰恰在于“传统中之传统”的巨大影响力。

　　那么这个具有强大影响力的“传统中之传统”又是如何形成的呢?“外科手术”果真自古以来就在中国传统医学中无立锥之地吗?

　　当我们将整个中国古代医疗实践称之为“传统医学”时，其中确实存在着“外科”、存在着刀割线缝的治疗方法。类似于手术刀的医疗器具“砭”，最早见述于1973年湖南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医书中 (墓葬年代为公元前168年)。从其记述中可以看出，“砭”的用途是切开痈肿，称之为“启脉”；并有需视痈肿大小浅深，选择或制备适用之“砭”的说明。其后，在今本《黄帝内经》中记载了称之为“九针”的医疗用具，其中含有相当于“砭”或手术刀的“铍针”——长四寸，宽二分半，末如剑锋，以取大脓(《灵枢·九针十二原》)。降至隋唐时期，医书中开始教人如何以手术方法治疗金疮肠断、修补兔唇等。这些似乎都足以说明中国的传统医学中同样含有外科、含有手术疗法。然而从另一方面讲，我们也必须看到：尽管可以说砭石与铍针具有相当于手术刀的功能，但在中国历史上“外科”实际上是以治疗外部的疾病为定义，并不具有现代医学之“外科”——“以手术为治疗方法之核心”的含义。但即使如此，这种切开排脓的小手术也还是要受到非议。南宋医家陈自明在其所著《外科精要》序文中介绍了外科不受医家重视的状况：“今乡井多是下甲人专攻此科。”陈自明本人虽然重视外科，但他对外科发展的贡献却在于：将内科的理论学说、治疗方法移植于外科；在体表局限性病灶的治疗当中，贯彻中医内科“辨证施治”的所谓“整体疗法”。明代医家薛己注释此书时评价：“虽以疡科名其书，而其治法，固多合外内之道。”这是所谓“中医外科”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转折。换句话说，正是由于出现了许许多多这样的转折，才形成了无论内外疾患，中医皆强调“内治”这样一种“传统”。

　　宋代以后，知识分子对医学的态度有较明显的转变。从鄙视医家为“君子不齿”的“百工贱业”，转而云“不为良相，则为良医”；称医学是“吾儒格物穷理之一端”。在社会上出现了众多的“儒医”。由于研究“儒医”问题的大多为社会学学者，因而他们往往只能注意到“儒医”均有良好的文化素养、道德风范等外在特点，很难发现“儒医”对医学体系自身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前述陈自明无疑可以称得上是一位文化素养不错的医家，是不同于“下甲人”的儒医，而这也正是他的《外科精要》“多合外内之道”的根本原因。类似之例如金元四大医家中的朱震亨，他先从朱熹的四传弟子许谦习儒，后改业医。从学医、业医的目的上讲，朱震亨言：“吾既穷而在下，泽不能致远。其可远者，非医将安务乎?”此乃儒医共同的价值观，即将为医惠民作为自我实现的途径之一。而在医学理论上，朱震亨则力主“滋阴”(阴为体，“滋阴”即补其形质，扩太极而大之)，反对刀针。例如妇人乳腺炎，必有成脓时，此时放出脓汁本是正治，但朱震亨却斥责说：“庸工喜于自炫，便用刀针引惹拙痛。”又例如明代的儒医王肯堂，在其所著《证治准绳》中载有治疗一切痈疽肿疡的著名方剂“仙方活命饮”，药物组成中含有代替刀针作用的穿山甲(取其钻洞之性)、皂角刺(取其刺透之功)，同样反映出崇尚温和的治疗方法、避免直接动用刀针的倾向。在方书中还能见到名为“代刀散”的方剂，也是以内服皂角刺来代替直接动用刀针。

　　在眼科治疗方面，中国传统医学通常是从肝脏功能着眼，采用内服药治疗为主。印度眼科传人之后，中医除接受了“金针拨内障”的技术，还在钩、割、烙等手术治疗方面大受影响。可以说经过在手术疗法方面吸收域外医学技艺，中医眼科始见较明显的发展，形成了药物(内服与外用)和手术疗法并重的格局。在流传的眼科著作中，虽然能够看到印度医学知识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但均系经过改造后的吸收。在理论方面，将印医的“五轮”改造成与五行相配的“五轮”说；对于“钩割针烙”的手术疗法，则在明记“右龙木论金针开内障大法”的同时，却又说：“钩割针烙之法，肇自华佗。”清代黄庭镜《目经大成》则说：“原夫钩割针烙之术，仿黄帝九针所作，闻自汉华元化先生得来，一云龙树山人，未知孰是。”这些在学术源流上附会黄帝九针、华佗技艺的，还算不上保守派；至如《一草亭目科全书》、《异授眼科》、《银海指南》等，则在内容上只取药物治疗方法，根本不接受手术疗法。有意思的是民国时期曹炳章(1877～1956)在编撰《中国医学大成》时，于眼科则唯收此三书，其用心显然是为了捍卫“传统中之传统”。
类似情况在药物学中也有表现，这从历代医家对于《神农本草经》的态度可以知晓。众所周知，《神农本草经》是现知最早的本草学著作，但其载药不过三百馀种。南北朝陶宏景搜采历代名医附经为说的文字进行增补，唐宋两代再行修订而成《新修本草》与《证类本草》，其载药数量及各方面内容均大有增加，但《神农本草经》原文的核心地位却毫不动摇。明清医家对于《神农本草经》的尊崇程度空前无比，他们批评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引用金元医家的见解注释《神农本草经》；并从《新修本草》、《证类本草》等保存有原始文字的官修本草中辑复早已失传的《神农本草经》；著有《本草崇原》、《本经逢原》、《神农本草经百种录》、《本草经读》、《本经疏证》等“疏本经大义”的著作。医家们一边不断地赋予东汉医家张仲景所著《伤寒杂病论》的条文以新的解释，通过重新排序而提炼出一个“六经辨证”的纲领，一边又在指责魏晋太医令王叔和的首次整理是“碎剪美锦”、“贾人居奇”。我们固然可以认为这些现象都是尊经复古的表现，但还需注意到他们并非有经即尊、凡古必复。再何况《伤寒杂病论》原本并非是“经”，而是通过宋代以后医家的重新解释才从一般方书上升成为理论性著作，成为“经”的。显然，后世医家实际上是在整理、构建医学体系的过程中，根据自身的需求寻找适合的材料。中医著作虽然不胜枚举，医方著作又何止千万?但其中最受推崇的核心著作不过数种；常用的方剂、药物亦都十分有限，于是这些内容便构成了中国传统医学宝库中的核心、精粹、主流——也就是传统中的传统。

二、传统中的“革命” 

　　中国科学院院长路甬祥在一篇阐述科学发展之历史的文章中谈到：“科学的意义在于发现和创新。有新的发现，对已有的知识按新的观点进行分析和归纳，创造新的科学理论和新的科学方法，或者开发科学知识新的应用”；“贝尔纳(T.D.Bernal，1901～1971)提出，许多科学观念的改变就合成一场科学革命。迄今，已发生的科学革命，其中包括一些重大的科学突破，往往不仅仅是重大知识和方法上的创新，而且从某种意义上是对原有知识结构和理论体系的重整与更新”。这些固然都是就诞生于西方的近代自然科学而言，但索之于中国古代的科学——古代中国人对自然的认识，亦不无相合之处。传统医学的基础理论体系虽然基本上可以说形成于秦汉时期，今天的中医教材虽然还在使用着这些经典性著作作为教材、作为指导临床实践的准绳，从表面上看“传统”可谓是漫长历史过程中的“保守性”方面，是对某种文化内容的继承，但实质上其间亦屡屡有“革命”发生。这种革命有多种表现形式，首先即是扬弃，例如第一节中所谈对于外科手术疗法的直接排斥。同时通过对某些认知方法与实用技艺的大加提倡，从而在丰富多彩的医学知识与应用技艺中构建起一个核心的体系。其二则是概念的重组，例如在先秦时期“阴阳”与“五行”本为两家之学，各自为说，表现在医学领域中亦是如此：众所周知，《黄帝内经》各篇并非成于一人之手，亦不是一时之作，其中某些篇章以“阴阳”为立论基础，某些则以“五行”为说理工具。至东汉时期，出现了《难经》，其最主要的特点之一就是要将阴阳与五行结合在一起。例如讲“一脉为十变”，原因是五邪(五行比类)与刚柔(阴阳划分)相互作用(5×2＝lO)；积聚分为阴阳两种，是阴阳的运用，续将“积”分为五类，则是五行说的体现。后世秉此，大谈五脏各自的“气血”、“阴阳”问题，正是“五行”与“阴阳”两说相合的延续与发挥。

　　 又如在后人补人今本《黄帝内经》的“七篇大论”中，出现了前所未见的“运气学说”。这个学说的第一个特点是将“五运主时”，即五行在一年当中各主72日的学说向前拓展了一步——五行不仅主时，而且主年。于是便产生出了一种新的学说。“五行主时”，原本与四季气候变化等自然现象有着密切的关系，但向前拓展一步之后，即与“自然”失去了任何内在的联系。运气学说的第二个特点，是将五行 (五运)与阴阳(六气)结合在一起，用以解释疾病发生、疫病流行的原因。由于五行与阴阳结合在一起，于是“五运”便各有“太过”与“不及”的两种表现形式；又由于五行要与六气(三阴三阳)相配存在着困难，于是又将五行中的“火”加以改造，出现了“君火”、“相火”的概念。这些改造、新的概念，对于此后中医理论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七篇大论”所阐发的虽然都是“运气学说”，但这七篇文章原本各自独立，使用着不同的概念与推算方法。简单地说，一种推算方法中不过各有一运一气。但是到了宋代，医家却要将这七篇文章视为一个整体，或者说是有意识地要将其改造成一个完美的体系，由此便产生出多种“运”与“气”的概念，分别称之为主运、客运、中运、大运，主气、客气、岁气、司天之气、在泉之气等。用现代语言说，即在“运气”之下分别出现了许多子概念。

　　“革命”的另一种表现形式是赋予原有的概念术语新的内涵与解释。例如金元以后的医家，或许是因宋代医学考试必有“运气一道”的影响，对运气学说极为熟悉，并常常可见强调运气学说重要性的论说。但从事实际治疗的医家无疑都不难发现，临床上并看不到疾病的属性存在着依运气推算所示的规律。于是便又对运气学说进行了偷梁换柱的改造。例如金元四大医家之一的刘完素，以力倡运气而闻名，但他所说的运气并非依时间变化的运气，而是根据临床表现而定。虽然刘完素强调“医教要乎五运六气……不知运气而求医无失者鲜矣”(《素问玄机原病式·自序》)，又著《内经运气要旨论》以“明天地之造化，论运化之盛衰”，但他思想中所要说明的实际是认为天地间存在着不同属性(风、寒、暑、湿、燥、火)的“病气”，这是使人患病的根本原因：“病气为本，受病经络脏腑谓之标也。”(《素问玄机原病式·六气为病》)天地间的“病气”谁也看不见，脱离运气循环的固定时间推算，则只不过是通过临床表现来反推病因为何——感受了天地间的哪种“病气”。因此这样的运气学说，不仅不是真正的运气学说，甚至连病因学说方面的意义也不甚明确。其实质乃是对疾病性质、属性的诊断(定性)，并由此决定治疗方法。金元以后的运气提倡者，实质上有许多都属此类。

　　又如“元气”是一个十分古老的概念术语，金代医家李杲强调一切疾病皆由脾胃之气受损引起，于是便将“元气”解释为“胃气”；后来的医家重视“补肾”，便将“元气”解释为“肾气’’。古人在不知道尿循环、尿生成的基本生理过程时，以为经口进入胃、肠的水分是通过某个器官渗入膀胱的，所以五脏六腑中含有一个后人不能确指为何器官的“三焦”。在《黄帝内经·素问》中明确地指出，三焦的功能是“决渎之官，水道出焉”；但大约在唐代开始，三焦被解释成为人体上、中、下三段，心肺之疾可以说“病在上焦”，脾胃之患为“中焦之疾”，胎产经带、阳痿不育、腰膝酸软则属“病在下焦”。到了清代，温病学家脱离东汉张仲景以来“六经辨证”的体系，用上、中、下“三焦”作为划分热病进程的“阶段”，使得这个概念的内涵发生了彻底的改变。

　　综观中国传统医学几千年的发展历史，小的“革命”时时可见，但有几次大的“革命”不容忽视。首先是今本《黄帝内经》集结成书的时代，过去一般认为今本《黄帝内经》成书于战国时代，但自马王堆汉墓医书出土之后，这种观点受到了极大的冲击，很多学者倾向于其集结成书应在西汉末年，甚至再晚一点。今本《黄帝内经》，即《素问》与《灵枢》两部独立著作，虽然处处可见有关人体生理、病理的不同解释以及完全不同的治病方法，但从其分别由“九卷”、九九“八十一篇”这样的“完美数字”构成，即能体会到编撰者力图构建完美体系的用心。西汉末年，王莽曾“网罗天下异能之士，至者前后千数，皆令记说廷中，将令正乖缪、壹异说”(《汉书·王莽传》)；公元79年，“诸儒会白虎观，讲议五经异同，帝亲称制临决，如孝宣甘露石渠故事” (《后汉书·章帝纪》)，都反映出当时文化体系整理的背景。特别是王莽时代，其事所涉明显不是儒家学问正统，所网罗者乃“天下异能之士”，理应与“方技”有关；其目的又是“正乖缪、壹异说”，这些都有助于我们思考《素问》、《灵枢》的成书时代、编辑意图等。下面这个典型的例子可以看出今本《黄帝内经》中是如何“壹异说”的。

　　《素问·五脏别论》开篇之处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

　　黄帝问曰：“余闻方士或以脑髓为藏，或以肠胃为藏，或以为府；敢问更相反，皆自谓是，不知其道，愿闻其说。”
由此可知，中医的“脏腑学说”在早期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模式，而是呈多样性状况。其下为回答这一问题而言： 　　
　　 脑、髓、骨、脉、胆、女子胞，此六者地气之所生也，皆藏于阴而象于地，故藏而不泻，名曰奇恒之腑。夫胃、大肠、小肠、三焦、膀胱，此五者天气之所生也，其气象天，故泻而不藏，此受五脏浊气，名曰传化之府，此不能久留，输泻者也。
在其后的文字中又谈到：

　　 所谓五藏者，藏精气而不泻也，故满而不能实。六腑者，传化物而不藏，故实而不能满也。
　　 概括这些论述的内容则成表1，这也就是自《素问》之后直至今日，中医教科书中的脏腑学说。

表1  脏、腑的划分与功能

然而这个体系化、经典化的“脏腑学说”却有许多可以质疑之处，述之如下：
　　 1.“胆”即是六腑之一，又是奇恒之腑。上引《素问·五藏别论》述“传化之腑”时虽未言及胆，但后面对比五脏六腑功能时，言六腑为“传化物而不藏”，显然指的不是数目为“六”的奇恒之腑，而是通常所说的“六腑”。
　　 2.一般言说五脏六腑时，是阴阳相对，即脏为阴、腑为阳，何以此处奇恒之腑“皆藏于阴而象于地”呢?
　　 3.“传化之腑”何以为五?而不是像其他篇中所说为六?    
如果仔细分析一下上引文字中有关“奇恒之腑”与“传化之腑”的文字，则可整理成表2，并不难发现两者已经构成了一个自洽的对应体系。

表2  “奇恒之腑”与“传化之腑”的比较

表3  “五脏六腑”说的基本内容

　　这样一来便不难看出，上述质疑诸点之问题的产生原因，大概皆是因为该篇作者要将表2所示的自洽体系与另一种自洽体系“五脏六腑”说(表3)融合在一起而引起的。不管这个改造、融合的结果是否完美，但作者“壹异说”的意图是十分清楚的，而且千百年来并未有人对此提出质疑，始终将这一模式“五脏一六腑一奇恒之腑”作为中医脏腑学说的范式。值得一提的是，在大约成书于东汉时期的《难经》一书中，有人对“五脏六腑”说提出了改造的意见，即：
　　1.“脏”应该为“六”(偶数阴)
　　2.“腑”应该为“五”(奇数阳)具体的改造办法是：

　　 1.将两枚肾脏解释成两个独立的“脏”——左“肾”(属阴、属水)，右“命门”(属阳、属火)
　　2.因六腑中的“三焦”有名而无形，故“腑”为五尽管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阳奇阴偶”的数术观念一直被广泛使用，但这一“合理化建议”却未被医学家们接受——某种理论学说一旦形成，便会植根于民众之中，要想改变并非易事。只是到了宋代以后，随着《难经》一书在医学中的地位上升；医学家们才逐渐在思辨与理论构建中开始重视“命门”——将其作为一个独立的概念加以论说。其代表人物即明代医家张景岳。

　　类似之例则是经脉学说，近年来由于湖南长沙马王堆、湖北江陵张家山汉墓医书，以及四川绵阳经络木人等一系列考古发现，方使人们了解到早期经脉学说的多样性。直到今本《黄帝内经》成书时，《灵枢·经脉》给出了一个经脉学说的范式，起到了“正乖缪、壹异说”的客观作用。此后人们即一直尊而奉之，未见大的改变。

　　第二次大的革命，可以说是出现于宋代，延及金元。例如东汉医家张仲景所著《伤寒杂病论》，原本只是被视为一部“方书”，自宋代成无己注释此书，始展现出一个“六经辨证”的理论体系，因而受到越来越多医家的重视。《伤寒杂病论》才逐渐从“方书”上升成为“经”；张仲景也历“亚圣”之位，最终走上“医圣”的宝座。医家从《伤寒杂病论》中阐发出的微言大义、六经辨证体系、组方理论、用药原则，是否能够代表东汉时期的医学认识与水平，大可加以研究。日本中世纪的著名医家、古方派的代表人物吉益东洞力倡使用《伤寒杂病论》的方药，但其所著《药征》一书却认为《伤寒杂病论》的用药原则毫无例外地只是对症下药——有是症，则用是药。或许这更接近于《伤寒杂病论》的本意。

　　 其后，出现了各以己说鸣于世的刘完素、张从正、李杲、朱丹溪四位代表性人物，被后人称之为“金元四大家”。这四位人物的共性在于皆自谓忠实于《黄帝内经》，然理论学说却各不相同。《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谓：“儒之门户分于宋，医之门户分于金元”，即是指此而言。这四位医家的共性之二在于虽然立说各异，但却均试图以一个终极的原因解释复杂多样的疾病现象：刘完素认为所有的疾病都由“火热”为患；张从正说疾病非人身固有之物，故可归为一个“邪”字，用汗、吐、下三种方法将病邪驱出体外即可含括“治病”的全部意义；李杲以为脾胃消化饮食、吸收营养，乃是生命之本，故只需调理好脾胃则无病不愈；朱丹溪视“阴”为本，无阴之体则无阳之用，所以治病只在滋阴。从表面上看，这四位医家代表了金元时期医林中不同学派的见解；但从本质上看，他们都是在“力矫时弊”——否定当时社会上普遍流行的医学理论与治疗方法。换句话说，也就是要在医学理论与治疗方法上促成一场革命。事实上他们的目的也都达到了，刘完素创制的著名方剂“防风通圣散”至今仍作为常用成药售于药店，并从理论上修正了以往“先解表、后清里”的治疗原则——表里双解；李杲的“补中益气汤”同样售于今日之药店，并被广泛应用于贫血、骨折不愈合、胃下垂等多种疾患的治疗当中；朱丹溪滋阴养血的“王道”更是备受后人青睐；唯有张从正的攻邪理论——“霸道”，难被医家、患者所接受。

　　第三次革命应该说产生于近代西方医学传人之后。研究者一般较注意西方医学传人之后，传统中医如何捍卫自己的医学体系与生存空间，却忽略了由于存在着另外一种医学体系，传统的一方在不知不觉中即会发生许许多多潜移默化的变化。例如在西方医学传人以前，中医并不了解人体的脉管系、神经系，他们认为这些都属于“脉”的概念范畴。只有当清晰的解剖图、脉管系模型，以及有关血管、神经的功能解释都展示眼前时，中医才知道“经脉”是看不见的。并在某些人试图以血管、神经解释“经络”时，发出强烈的反对意见。又譬如中医几千年来甚至不知道心脏会跳动，在他们的心目中，“心”为君主之官，岂能日夜不休地劳动?因此十二经脉循环圈的起点是在胃——通过消化饮食获得了气血运行的功能。也许有人会问：难道中国古人对于自己胸前手触可知的心尖搏动会无所察觉吗?的确有所察觉，但在中医学里将此解释为：“胃之大络，名曰虚里，出左乳下，其动应衣。”或许又有人会问：难道活人与死人存在着心跳或不跳的差异也不被人察觉吗?中国古代对于死亡的判断的确只注意呼吸和体温。任何一位老中医，不管他的现代科学知识多么有限，不管他多么保守、排斥西医，恐怕没有再将经络与血管混为一谈，或不知心脏会跳动者；他们虽然会反对用西药治疗肾炎，但不会再认为尿是从肠子深入膀胱的，而且清楚地知道这是“腰子”出了毛病。在没有搞清肺循环与气体如何交换的时代，人们绝对不可能设想吸入的空气只是到了肺里，而是设想吸人的空气要在五脏间周游一周。然而现代的中医再也不会这样看待呼吸过程了，其原因就在于有了西方医学的存在。诸如此类的例子不胜枚举，如果看看这些事实、这些变化，谁还能说中国传统医学与近代西方医学仅仅是对立的关系，是相互排斥的?谁还能够无视西方医学传入之后，传统医学内部发生的变化?实际上，西方医学传入之后，中医学内部所发生的革命，是最彻底的、也是最重要的一次革命。在这场革命中，中医接受了近代科学有关人体形态、解剖学方面的基本知识，否定了自身体系中的错误学说。在这场革命中，中医接受了西医的病名，而将自己原来的病名，如气虚、血虚、痰湿、气郁等，改称为“证”，强调中医的特色在于“辨证施治”。其实，“证”与“症”在前此的汉语中是通用的，凡“症”皆可称“证”。“辨证施治”的提出，实际上要迟至近人编写中医教材才见使用。他们不会再像李时珍那样说三指诊得之脉会出现寸快尺慢(食指快、无名指慢)，因为他们知道心跳决定脉搏只能是一致的。但是他们并不去批判自古以来这种说法的错误性，不去思考何以会有这种错误产生，不去怀疑究竟哪位医生真的摸到过这种脉。他们悄悄地扬弃自己传统中的谬误；努力发扬光大传统医学的长处与优势，希望能将经过这次革命性的改造之后所形成的新的“传统中的传统”——辨证施治的思想方法、丰富的治疗经验、用药知识，传递给自己的后代。并希望全人类都能受惠于东方传统科技中唯一仍旧具有生命力的知识体系——中国传统医学。他们还希望西方医学能在吸收东方文化的基础上也发生一场革命，从而创立出一种新的医学体系。

三、传统医学的现代化 

　　问题一：现在的中医是否与古代的中医相同?
　　问题二：如有不同，那么区别何在?
　　这样的问题应该由谁来回答?西医与一般人一样——无力回答这样的问题，因为他们不了解中医这门学问。史学家(包括科学史家)及哲学家大概可以对问题一作出原则性的回答：“不一样”，但却无法回答问题二——因为他们同样不了解这门学问的具体内容与发展的过程。

　　中医业内人士大概会说“没什么区别”——因为他们大多仅仅是在二维空间上看待并使用着这门“依然存活的古代科学”。就像本文一开始所谈到的那样：人们往往会认为传统的东西从古到今一脉相承、流传沿用而不变；从其诞生伊始，就是一个精美的“成熟体”，今人所言莫不属“古已有之”。

　　专业的医史研究者理应是上述问题的回答者，因为他们既了解中医这门学问，又有历史的眼光——能够在三维空间上看待一门学问的发展过程。但遗憾的是几十年来的医史研究似乎太习惯于按照历史朝代分别阐述医学各个方面的发展与进步，似乎这就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轨迹，而忽视了历史的真实面貌。在最近几年的医学史研究中，同时还悄然出现了一个十分有趣的新现象，即避让开这个核心、主流，而是注目于没有纳入“传统中之传统”的那些内容，而且似乎越是远离主流的东西就越显得有味道。有人称此为“医学文化史”，有人称其为“另类医学史”，有人称其为“医学社会史”，甚至是“没有医学的医学史”。我以为这类研究都可以纳入一般历史学的范畴。因为就其本质而言，只不过是在历史研究的过程中扩大了史料的利用范围，拓展了史学研究的范围；弥补了“通史”本来就该包含人类在一切领域的认知活动，但实际上却未包含被今人称之为“科学史”的那些人文历史之缺陷。而对于医学史或科学史研究来说，则有助于看清“传统中之传统”——古代科学技术的主流体系是如何从庞杂的“历史存在”中拔萃而成的。

　　因此，医学史的研究，如果不是那种纯史学性质的考证，或“成就派”式的赞扬，而是真正能够深入到学术内部的理论性研究，那么就最有资格来回答什么是“中医现代化”的问题。这也就是为何我一再强调“传统中之传统”的原因所在。因为在漫长的历史中，构成这个“传统”的方方面面并未出现平行发展的局面。而是在特定的文化背景下，通过有目的的“选择”，构建起一个庞杂体系的核心，并因此引导与规定着这门学问的发展。另一方面，当知识的积累达到一定程度，杰出人物、社会环境等各方面因素皆充分具备时，学问体系的内部即有可能产生或大或小的“革命”——知识的重整与创新。“传统中之传统”的构建与“革命”两方面的综合作用，决定了传统医学这门学问古今大不相同。可以说，今日的中医，绝不是古代的中医。从这一角度出发，从这样的立场看问题，中医并不存在“亟待解决”的现代化的问题——因为它已经“现代化”了，并将永远随着时代发展而不断发展。一切有关中医“现代化”的呼吁，实际上都是将当代的中医视为几千年来一成不变的学问体系，都是以当代西方医学为尺度来衡量中医这门学问。
至于说中国的传统医学究竟是否还有沿着自身固有轨迹向前发展的空间?无论是从理论上讲，还是从客观实际上讲，回答都应该是肯定的——只要你承认近代科学不是“唯一的科学”，不是“正确、真理”的同义词，不是“终极真理”。但究竟如何发展，则只能由事实做出回答，没有必要去做太多的空洞“预测”。

何祚庥为何批中医

本刊记者 路琰

何祚庥，中科院院士，粒子物理、理论物理学家。前些年他说过这样一句引起争议的话:“中国传统文化有90%是糟粕，看看中医就知道了。”

而今，又有学者在网上发表“取消中医”的言论，这再次引起了他对中医的关注。

见到记者，何祚庥劈头就问:“你准备发多少字，我就给你谈多少问题。”

“我的母亲对中医十分反感”

10月下旬的一天早晨，天色阴沉灰暗，何祚庥穿了一件明黄色的防风衫来到办公室，加上他满头银发，很是醒目。

他的语言也和服装一样风格鲜明:“我说话很尖锐，我喜欢讨论尖锐的问题，不怕得罪人。”

何祚庥声称自己对于医学是外行，所以事先声明:“物理和医学差得比较远，对于一些医学的细节，比如哪种药好，有毒没毒，我不是专家，我没做过化验分析，我不能评论。但对于中医的一些缺点和严重问题，我相信我的评论还是靠得住的。”

何祚庥评论中医的一个准则就是:是否符合科学的原理和精神。“从这个方面来说，我是支持批评中医的，我觉得那些呼吁取缔中医的言论大多数有根有据。”

记者:您支持他们(反中医者)的哪些根据?

何祚庥:人类历史发展进程，是先进生产力不断取代或者淘汰落后生产力的历史过程。在医学里也有先进与落后之分，这是客观事实，也是普遍规律。不仅中西医之间有，西医和中医内部也存在这个问题。

记者:您认为中医和西医哪个落后?

何祚庥:事实已经作了回答——西医的影响力不断扩大，中医的影响力不断缩小。大家看病都选择西医，只有少数现代科学知识比较少的人才选择中医。这是中西医产生争议的背景。当然中医里也挑得出某些比较先进的医疗技术，但是它在整体上比西医落后。

记者:您从来没有看过中医，是吗?

何祚庥:我有看中医的经历，像我这个年龄的人，小时候都看中医。但我母亲对中医十分反感。

记者:为什么?

何祚庥:我两岁时父亲得伤寒死了。他是学现代科学的人，却迷信中医可以治伤寒。伤寒是传染病，西医治比较妥善。当时，我祖父母和我父亲本人都主张请中医来治，结果治死了。所以，我妈妈十分反感中医。

记者:也有可能当时您父亲是被庸医耽误了，并不是中医本身的原因。

何祚庥:的确有这个可能。但伤寒不是什么疑难杂症，也不难做出准确的诊断，治起来并不难。但中医治起来，就可能延误。西医就治得很快，这就是中医和西医优劣的区别。我再举一个例子。我弟弟很小的时候，瘦得不得了，人也长不大，脖子也挺不起来。中医虚啊实啊地说了一通后就不知道怎么办了。我妈妈把孩子偷偷送到西医那里，大夫一看说，奶水有问题。把奶妈请来挤出奶水检测，缺乏蛋白质，导致孩子营养不足。马上改喝牛奶，几天就改观了，这就是科学。

“中医阴阳五行理论是伪科学”

何祚庥跟记者谈起的两个例子都发生在70多年前。在那个时候中国的医疗体系里，中医处在一个绝对主导的地位，虽然西医已经广为人知，但无论普通百姓还是名门显贵，家中有病患首先求助的还是中医。

何祚庥说，“那时很多老顽固非常相信中医，对西医极为排斥。就像《家春秋》里描写的那样，西医说什么他们根本不听”。在他的印象里，中医曾经对西医有过非常强烈的抵制，但这种抵制被历史证明没有成功。

在何祚庥和中医打交道的记忆里，也不是一点没有好印象。他说，“我七八岁的时候，一次胳膊脱臼，找中医看。上海蓝十字会的医生抓住我的两只手一抖动，就接好不疼了。我的一个舅舅是西医，他说这是中医的长处，这种手法西医没有，应该向中医学习。解放以后，我的手上长瘊子，花了三四分钱到中药铺买鸦胆子，碾碎了敷在手上一两天就好了。”

但是，在何祚庥看来，这些都是中医某些技术上的优点，并不代表医学理论上的先进。

记者:说中医在医术上落后，您的依据是什么?

何祚庥:我主要就是说它在理论上落后。什么虚啊，实啊，气啊，补啊，阴阳五行啊等等，这些概念都是不准确的，不知所云。什么叫做虚火上升，什么叫做寒症，这些语言是不科学的。而且，阴阳五行、金木水火土这套理论也是不科学的。

记者:有人说，这些中医理论是和中国的玄学相结合的，和现代科学存在不能对接的地方。您认为呢?

何祚庥:有人把玄学渗透中医的这部分当作是正宗理论，我只好说这是落后的东西，太不科学了。中医界有一些人觉醒了，认为这些理论靠不住，主张中医现代化、科学化。但是，还有相当一些有影响的老中医大夫说，阴阳五行有道理，《黄帝内经》有道理。《黄帝内经》是几千年以前的东西了。一些力挺中医的人，对中医学院把《黄帝内经》列为选修课大为不满，(我看)列为选修课就不错了。我是物理学家，我也学牛顿力学，但是我没有念过牛顿的原著。那么厚一大本，用了许多非常复杂的证明方法。现代的教科书已经把牛顿力学归结得很简明，有什么必要去读原著呢?一样的道理，有什么必要念《黄帝内经》!从这可以看出，中医的指导思想是保守的，缺乏科学的精神。中医学理论的主流是不科学的，存在基本判断的错误。一些中医界的权威人物，还错误地认为中医的现代化是对中医的摧残。

记者:目前，有一些理论还没有被现代科学的手段认知、未经现代科学手段认知、检测和验证的理论和现象被称为“潜科学”或“前科学”，但并不代表它就不是科学。

何祚庥:不，“潜科学”或“前科学”就不是科学。科学真理只有一个，这是唯物论的基本观点。没有第二种牛顿力学，这是实践证明的。客观真理不能一下子看清楚，是逐渐逼近的。这就是从相对真理到绝对真理的过程，但不能说有相对和绝对之分，真理就是多元的。医学也一样。中医的阴阳五行，简直不知所云，越听越糊涂。应该说中医里的阴阳五行是典型的伪科学。但是西医的很多问题却搞得清清楚楚。拍X光，做CT，哪里有问题都看得很清楚，不需要说什么阴阳怎么样，做个手术就解决了。

记者:这是西医的长处。

何祚庥:这不是一个长处的问题，这是主流。西医的主流是科学，中医的问题就在于其理论基础不科学，对很多问题解释不清楚，也说不出道理。在这些方面中医应该向西医学习。有的人明知理论不科学，但又不愿意抛弃这种理论，反对中医现代化，简直荒唐得很。这就是导致它(中医)必然死亡的原因。

记者:那么您支持中医现代化吗?

何祚庥:当然支持啊。

记者:这样说来您也是支持中医的，只不过是希望它现代化。

何祚庥:不，不，不。我只支持中医现代化的行动，不是支持中医现有的理论体系。这是两个不同概念。

记者:请解释一下什么叫做中医现代化行动。

何祚庥:比如上面我说的鸦胆子治疗瘊子不错，但是它不好保存，那么就用现代医学的方法把它做成药。把类似的东西科学化一下，这个我是支持的。

记者:这只是形态的改装，成份是不变的。您究竟反对的是什么?

何祚庥:我反对的就是中医阴阳五行的这套理论，我把它称为伪科学。如果打分的话，西医可得90分，中医只有10分，这就是中西医的优劣。

你看有人在报纸上这么说:“现在的中医教材存在很大问题，掺杂了过多的西医理念，冲淡了中医自身的理论基础，让一些学生丧失了对中医的信任和信心，丢掉了中医的根本。”你看见了吧，他们(拥护中医的人)科学水准太低了，没有能力去辨识什么是真科学，什么是伪科学的。本来我只想说阴阳五行是错误的理论，但是他们非要把错误的东西说成是好的，这就是在宣扬伪科学。我这个人是讲究科学的，没有偏见。他们只要能给我证明阴阳五行如何正确，我就相信这一理论是真科学。

“马上废止中医不现实”

记者:有人说中医和西医的思维方法不同，所以用西医的标准来衡量中医是不公平的，您怎么看?

何祚庥:中医最为得意的就是整体思维，这个整体思维好像很符合辩证法。辩证法主张全面地看问题，然后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但是中医的整体思维是很笼统的，不具体分析，他们批评西医没有整体思维，这是说不通的。我在美国看西医，人家会“从头到脚”的用现代科技手段给你仔细检查一遍。怎么能说西医没有整体思维!可以说，西医的长处就在于既有整体思维又有具体思维。

还有一条，我认为中医冒充科学还有一个很不光彩的手法，就是把“辨症施治”改成“辩症施治”。早年中医的书里写的是“辨症施治”，但后来为了凑合唯物辩证法，就把中医书中治疗的基本原理偷偷改成了“辩证法”的“辩”。这根本就是欺骗嘛。中医的治疗难道是在辩论中进行的啊!这样一改，就可以说“我们从来就是符合辩证法的”。这是一种假冒伪劣产品。

记者:您多次说到伪科学这个词，到底什么是伪科学?

何祚庥:英国哲学家玻普有一个关于伪科学的定义，认为凡是不具有可证伪性的“科学理论”，即是伪科学。人们在认识客观真理过程中，会不可避免地出现不少错误，有错改错，这不是什么不光彩的事情。但是一些人如果把错误的东西说成是正确的科学的，向社会公众推荐的话，就是宣传伪科学。

记者:您是说中医是伪科学，还是中医理论是伪科学?

何祚庥:我批评的是他们的理论，就是阴阳五行。但是现在有一些人却认为这是中医的“核心”。这就会使人们认为，从整体上看，中医是伪科学。其实，在中医里积累起来的医疗经验，往往和阴阳五行没有什么关系。

记者:对于目前社会上攻击中医的言论，您赞同吗?

何祚庥:是非、善恶、美丑的界限是绝对不能混淆的。我是反对伪科学的，所以我是支持批判中医的。不过我也有所保留。

记者:您对什么有所保留?

何祚庥:马上废止中医是不现实的。说这个话是可以的，但是付诸行动是不现实的。对于现在张功耀等人说要废止中医，这个我是有保留的。我现在批评中医，为这种落后的生产力将来退出历史舞台创造条件。现在看中医的人越来越少，这是历史的必然。

编者按

美国提出的“精准医学”（有时被译为“精准医疗”或“精确医学”）成为眼下国内医学界最受关注和热议的时新概念，不少学者纷纷予以阐述，中国版“精准医学计划”也大有呼之欲出之势。然而，对于“精准医学”的各种解读中，有不少看法缺乏对医学这门科学的基本认识和正确理解，甚至用自己杜撰的定义和标准来牵强地解释“精准医学”。明眼人心知肚明，此乃借机忽悠巨额国家研究经费，而并非真希望或者真有能力做出好的医学科学研究。

为此，《赛先生》会陆续刊文，以期将相关讨论和思考回归到正确的概念界定、理论框架和研究蓝图之下，并希望学界本着科学家的良心和对中华民族的历史责任感，思考中国的精准医学到底应该做什么，怎么做。今日一文，对精准医学的相关研究范畴、内容和发展历程做了较好的梳理，作者对“精准医学”的内涵有着较好的把握，所提观点也较为全面、深入，无疑将为学界相关讨论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许俊才（上海医药临床研究中心）

夏志洁（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北院）

没有创新和思辨能力的学者，只能模仿和继承别人或古人的学术思想。

因为历史原因，中国的医学发展长期处于自我封闭状态，直到改革开放后的近30年，才获得了些许发展。但是当下的中国医学，其发展似乎落入了让人无所适从的境地：一边是大力提倡继承发扬中国的传统医学；另一边则是欧美出现什么新的医学概念，我们就去追求模仿，还要竭力阐释那些新名词。

这种矛盾中的继承和模仿，让我们不时陷入迷茫。在此背景下，我们亟需廓清医学与科学的本质。

以“精准医学”为例，这个概念和名词在一些学术会议中早有出现。但是，自2015年1月20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国情咨文中宣布美国要启动“精准医学计划”起，中国人仿佛在一夜之间发现了一种新型医学，国内学者纷纷著文阐述。不仅如此，更有院士声称，中医个性化治疗是“精准医学”的基础。真的是这样吗？

前世：精准医学与“个性化治疗”

首先我们必须承认，“精准医学”与中国传统医学中所谓的“个性化治疗”没有任何关系。

事实上，现代医学中所讲的个性化治疗，同中国古代的“个性化用药”也没有关联。现代医学的个性化治疗指的是，对于通过技术手段诊断出具有相同特质的人群，可以给予他们已知的、标准化的、经证明有效的治疗。因此，现代医学的个性化治疗对象实际上是某一个小众群体，他们患有同样的疾病，并且有已知的标准化治疗方法。举例来说，我们知道人的血型可分为A、B、AB、O型共4种类型，相同血型的人可以互相输血，不同血型的人则不能，这就是现代医学的个性化思想。

然而，中国古代医学中的“个性化”思想，是说每个人都是独特的个体，他/她的身体状况随时空的不同而不同，所以用药要因时因地“个体化”。我们的古代医者认为，病人不同时间的阴阳不同，治疗也不同。如果医学仅仅是因为阴阳平衡关系发展出个性化治疗，那么根本不可能成为医学科学。任何经验治疗的发展，必须经过验证、证实、标准化，才能上升为医学科学。过去，我们的民间医学有各大中医门派相互竞争，似乎人人有理有据，但实际上没有医学科学，只有经验。

科学是具有高度逻辑严密性的实证知识体系，它必须同时满足如下两个条件：（1）具有尽可能的、严密的逻辑性，最好是能公理化，其次是能运用数学模型，至少也要有一个能自圆其说的理论体系；（2）能够直接接受观察和实验的检验。

基于以上定义，现代医学应为科学，不能把医学独立成其他特殊的学科。医学作为科学，在治疗疾病时应该有科学精神，不应有国界、语言文字障碍，以及宗教方面的区别。当然，医生在使用医学科学治疗病人时，应该有人道主义精神，不能只看到病人的疾病本身。在治疗病人时，我们要有人文关怀，特别要考虑宗教、文化，以及人文精神、患者的经济能力等诸多因素。

讨论精准医学，我们必须首先达成上述关于科学精神的共识。有了这样的基础，我们才有可能同意：精准医学与中国传统医学中所谓的“个性化治疗”无半点关系。

精准医学的出现，是作为科学的医学与相关技术发展的必然结果，是1953年克里克和沃森发现DNA双螺旋结构，以及人类基因组计划得以实施后的必然产物。美国提倡的“精准医学”概念，是基于“人类发现了某些基因的改变可以导致某种疾病发生的机制，并且，如果人们改变此基因，那么又可以预防该疾病的发生或对其进行治疗”而提出。

“精准医学”概念实际上也是此前描述21世纪的医疗模式时各种提法的升级版。之前有人提出“4P医疗模式”——预测（Prediction）、预防（Prevention）、个性化（Personalization）、参与（Participation），以及TIDEST模式——找靶点（Targeted）、整合（Integrated）、以数据为基础（Data-based）、循证为基础（Evidence-based）、系统医学（Systems Medicine）、转化医学（Translational Medicine）。“精准医学”概念是对4P模式和TIDEST模式的兼收并蓄。

美国版“精准医学”的出现，可以追溯到2011年11月1日美国医学研究院发表的《迈向精准医学》报告，它首次对“精准医学”做了全面、详细地阐述，其要点是对疾病进行重新“分类”基础上的“对症用药”，并且以创建生物医学的知识网络和新的疾病分类分型为基础。

今生：建立全新的诊疗体系

“为更进一步治愈疾病，如癌症、糖尿病，获得我们所需的个性化信息来保持个人及家人的健康，我们启动了新项目：精准医学计划。”这是奥巴马于2015年1月20日喊出的口号。呼声极高的精准医学将给人类健康带来怎样的革命性变化？为这个极为困难的问题给出答案为时尚早。

生命科学的发展，不是凭借某位总统的口号或决心就能取得成功。奥巴马宣布启动精准医学计划，我们也只能暂且把它当作人类向攻克某些疾病吹响了号角。必须承认，任何有关生命健康的科学发展都是极为困难和复杂的。

上世纪60年代，时任美国总统肯尼迪执政期间曾制定“攻克癌症计划”和“登月计划”。结果，人类利用科学技术登上了月球，但他制定的攻克癌症计划，却在15年内花费了250亿美元的巨额投入后，最终以癌症发病率上升7％、5年生存率仅提高4％的结果而不得不宣告失败。近30年，中国同样在新药和医学创新方面投入巨资，然而收获甚微。这迫使我们去直面发展医学科学之艰难，并非炒作概念就会有结果。因此，清晰理解“精准医学”的概念便极为重要。

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主任Francies S. Collins曾发文阐述“精准医学”计划的概念，描述了其主要研究内容、未来工作以及发展策略。该计划的核心目标是要整合人类基因组学及技术、第二代测序技术、计算机生物学分析、医学信息学、临床信息学、疾病特异性动态标志物和网络、精准药物研发、毒性敏感监测、疗效依赖性治疗以及预测预后，从而精准促进个体健康。例如肺癌的精准医学，它需要掌握并理解肺癌基因组学、表观遗传学、代谢组学以及肺癌患者临床表型（包括宿主、症状、体征、生化、影像及计算程序）等方面的信息，同时要验证药物治疗的机制、效果，制定出标准而有效的治疗方案，最终推广应用。分子靶向治疗肺癌，可能成为精准医学在临床实践中的一个案例。

精准医学需要目前的医疗体系发生一次革命性变化，建立起一套新的诊疗体系。这套诊疗体系可以对个体的健康状态进行评估，进而进行干预，以达到保护个体健康的目标，其中包含干预疾病的正确时间节点。只有在合适的时间进行干预，才能起到真正有用的疗效。如奥巴马所言，“要保证我们建立的这一体系能够预防疾病、保证健康，而不只是仅仅依赖发病后的治疗”。

综上所述，精准医学的提出，仅仅是为攻克当前困扰人类健康的主要疾病而提出的医学方向，特别是面对21世纪的医学发展，要整合各种高精尖技术，去解决人类需要面对的医学问题。能否成功？全靠我们自己去实现创新。

未来：迎接复杂工程

精准医学还仅仅是一个计划，其实现是一项极为复杂的工程。人类健康是复杂的多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同时，每一种疾病针对个体病人的具体情况又有不同表现。面对复杂的生命，不同专业的单个医生很难仅依靠自己的医学知识去攻克某种疾病。因此，我们需要国内外专业人士的密切合作，更需要强大的专业团队进行项目管理和应用实践。我们必须明白，对于许多尚未攻克的疾病（例如癌症，以及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等慢性病），全世界也都还在探索阶段，创新是每个医学科学工作者的责任。

面向未来，我们应当如何开展中国的精准医学计划？

一国家顶层设计与科学决策

让新药或新的医疗方法走向国际，光靠经济实力还不够，更主要的是要有科学基础作支持。有了基础，还要经过多次的科学检验才能成功，但成功的概率依然很低。

进行医学创新，中国必须建立国家级的研究和评估机构。技术，我们要有一流的质量控制体系和技术体系来实现对所有环节的管理，其中包括基因测试产品（仪器、耗材、服务），DNA测试技术（核酸提取、聚合酶链反应，即PCR、DNA测序、DNA微阵列），新技术的各领域应用（诊断、新药研发、学术研究、动物研究、个性化医疗等），以及各种研究试验的结果分析、信息处理。其中的每一个环节都有各种技术要求和质量标准，若不从根本上掌握，就不会有创新的精准医学。

因此，我们必须认识到，精准医学计划须借由举国之力，有足够的科学家团队参与，通过长久的计划实施、足够的经费支持有序开展。

（1）整合医学科研体系

从表面上看，中国有不少国家级的研究院所，但在彼此分散的科研活动模式下，很难加以整合利用，发挥好综合优势。过去，有国家级医学机构拿到大量国家科研经费，然后美其名曰“平台建设”，大批购买国外新设备、试剂、实验动物等，进而发表大量跟踪性论文。这些所谓的“高水平论文”，如果最终没有创新的应用发明，对国家的贡献是有限的。

现在的医学科研市场中，虽然也有国产试剂和设备，但从研究所需而言，其水平都非常低端。因此，我国的许多医学研究工作已经无法离开进口设备和试剂。从国家战略角度出发，基础条件如科研设备和材料同样具有战略价值，我们必须把这些基础条件建设好。回顾美国近年来的医学发展，众多研究计划都由NIH牵头实施。2011年2月5日，奥巴马曾对NIH提出这样的要求：“为了赢得未来，美国需要超越世界其他国家的一流的教育，一流的创新，一流的基础建设。”

随后，NIH提出2012年的四大任务规划：通过技术更新加速发明创造；推进转化科学；提高以循证为基础的健康保护的决策机制；鼓励新研究人员和新思想。同时，在政府主导的经费直接支持下，成立了美国国家转化医学中心，其目的是：为推进转化医学学科的发展，针对广泛的人类疾病加速发展诊断和治疗新技术。

对此，如果中国没有清晰的认识，而是仍然沿用传统上分散的课题模式申请经费、定向承担国家大战略，这样是难以完成使命的。过去几年，我国各地重复建设的所谓转化医学中心，事实上造成了科研浪费的乱象。要知道，如果没有创新的基础，建设再多的转化中心也无法回答“转化什么”的问题。

（2）成功的关键在人才

如果没有人才作支撑，我国便无法推动精准医学。其中，首要问题是如何遴选具有国际水准的人才为我们所用，同时又培养出自己本土的人才。重视基础教育，形成创新人才梯队的培养体系，我国才有可能进行精准医学的创新。

除此，我国目前还缺乏具有国际竞争力和科学素养的科学项目综合管理人才，以及医学伦理人才。我们知道，从事转化医学的必须是综合性人才，既要对科学敏感，又要懂技术。

再以美国为例，为推动转化科学发展，2012年9月，建立了国家转化科学发展中心（NCATS），并任命克里斯多夫.奥斯丁为首位主任。奥斯丁就是一位综合型人才，他既有临床医学的经验，又有参加基础研究的经历，更有在著名的默克制药公司从事研究的经历。这样的综合型人才，才有整合现代医学科学发展的眼光。

NCATS是美国NIH近10年来唯一新成立的发展中心。2013年，该中心获得5.75亿美元经费，资助了美国60多家转化医学研究中心，并帮助他们培养了一批新一代的转化医学研究者。他们没有把钱花在建设新的中心，而是真正资助已有的机构去从事项目研究。

中国目前的科研体制和人才机制，是否能够满足国际竞争的需要值得思考。特别是，我国能否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研究平台，同时又有年轻人才愿意奉献于这样的科研事业，将是我们成功的关键。

（3）法规化的国家科学管理体系

前不久，生物学杂志《蛋白质与细胞》在线发表了中山大学副教授黄军就的研究：他们利用一种名为CRISPR/Cas9的基因编辑技术，修改了多个人类三原核受精卵中编码血红蛋白beta亚基的基因HBB，结果在国际上引起强烈争论。

我们必须考虑，这项研究为何会受到质疑？为什么我们的科学家，能够如此容易地在人类胚胎中开展研究？相关科学研究有伦理审评和约束吗？

科学技术在发展，任何简单的限制和无监管的开放，都会造成危害。“法规化的国家科学管理体系（Regulatory Science）”考量一个国家对新事物的监管能力。这样一个新概念，看起来抽象，实际上是一个国家对科学发展的敬畏和尊重，是国家法律跟上科学发展步伐的监管制度。

我国必须有意识地建立自己的国家科学管理体系，以保证中国的科学研究能够经得起历史的检验，走向国际。在这个体系的建立中，核心问题是管理工作一定要包含如下两个基本方面：

第一，“最佳可及的科学（Best Available Science）”。中国能否掌握目前国际上最先进的科学研究？我们的工作是世界最先进的吗？而不是被国外笑话的“C2C（Copy to China，复制到中国）”。

第二，以评价指标系统来评估按照最佳可及科学原则产生的新技术和发明（Metrics for Evaluation of Scientific Claims）。任何一项发明，必须具备可考核的质量标准，才能推广使用。

对于创新来说，建立标准是最困难的事情。创新实际上就是建立起更为先进的、超过现在所使用的标准的新体系，让其他国家认可并愿意来使用。特别是对于应用于临床治疗的新方法，必须经过严格的质量控制，经过试验后证明稳定可靠，最终才可以推广使用。实际上，所谓科学强国，就是它有能力建立自己的审批程序。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就是成功的例子，这也是为何国际上出现的新药大多由美国批准的原因。

二精准医学计划中的两个问题

（1）科研与临床应用的区别

科研只是发明的第一步，研究成果的推广则是另一项复杂的巨大工程，推广一项新技术或新方法，必须通过跨地区甚至跨国界的合作才能实现。笔者认为，针对任何一种疾病的精准医学计划，都需要大范围的国际合作，正如“人类基因组测序计划”的成就，源于各国通过协作建立了人类的“平均”基因组一样。

精准的治疗，就是从实用角度出发，分析具有某种特质的群体，找出与此有关的特殊基因，从而了解个体的发病情况和治疗手段。这个过程必须遵循科学原则和精神，不能造假。一项标准化的治疗方法，也许是一代人或几代人努力的结果。

应当看到，所有的慢性病都属于复杂性疾病，所有的复杂性疾病都不是由单独一个因素导致的。肿瘤被普遍认为是来自多基因突变的结果。一项运用当前最新的DNA测序技术进行的肺癌细胞基因组研究结果揭示，仅在一种肺癌细胞里就存在着2万多个碱基突变。现在经常看到报道说，某某科学家找到了一个基因突变，从而对肿瘤提供了新的治疗手段。但是，这实际上应该理解为，该发现只是为对付肿瘤复杂性问题的某一个方面提供了一种可能性而已。因为任何一种复杂性疾病都不是由单一因素引起的，而是多因素作用的结果。

复杂性疾病之所以“复杂”，远不止是因为具有多因素特点，还表现为机体内多器官、多系统的参与。慢性病通常不单单是身体的一个地方出了问题，也不单单是体内某个组织出了问题，而可能是整个体内的多系统出了问题。以常见的糖尿病为例，每个人都有可能得糖尿病，然而虽然都叫做糖尿病，但根据不同的机制，可以表现为I型糖尿病，或II型糖尿病，治疗它们的方法也会随之不同。

精准医疗就是要根据个体特征的差异，制定有针对性、个性化的预防和治疗方案。现在对癌症的研究很多，但是能进入推广应用阶段的极少。其原因在于，研究的结果往往不能外推。例如，美国《科学转化医学》杂志上的研究报告发现，癌症患者肿瘤中的许多基因突变实际上与癌症并无关联，它们是所谓的生殖系突变，即从父母那里遗传而来，正常组织中也有这些突变。

在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教授韦尔库列斯库等人的新研究中，他们比较了815例肿瘤组织与正常组织的基因组测序结果，这些人患有乳腺癌、肺癌、白血病等15种不同的癌症。结果发现，所检测的三分之二的基因突变是假阳性结果，与癌症无关，正常组织中也有它们的存在。研究人员进一步分析了可作为癌症药物治疗靶点的基因，结果发现其中的一半突变是假阳性结果。

面对如此复杂的生命系统，笔者认为，精准医学要解决人类疾病，如今还仅仅是“梦的开始”。我们可以认为它是美好的，但是它能否实现，目前很难说。如今，已经有医生在推广基因检测，然后据此给患者进行个体医疗指导。实际上，其中还有许多不确定的影响因素。在中国，更有人希望让这种技术快速进入医疗系统进行商业收费。这些行为，我们都理应禁止。

（2）转化医学与精准医学的关联

过去几年，中国最火的医学概念应为“转化医学”。很多人以此申请到大量的国家经费。国内许多医学院校都设立了时髦的“转化医学”专业。实际上，转化医学不是一个学科、一门学问，而是一种实践、一个行动，偏偏有许多研究院所把转化医学变成为一种时尚。

笔者认为，美国的“转化医学”仅仅是一个管理科学上的概念。他们提出转化医学的理由是什么？简单说，就是基础研究成果转化不够畅通，一方面基础研究成果很多，但另一方面临床研究发现的问题成堆，却又没有具体手段来解决。所以，NIH提出这个概念，希望能强强联合，在基础和临床“两座大山”之间，建立转化医学这座便捷的大桥，让最好的新药和诊疗技术，以最快的速度用到最适宜的病人身上。

我们还要看到，精准医学实际是创新医学。在我们的转化研究过程中，如果任何一个环节所需要的知识和材料都要受制于国外的跨国公司，那么我国的精准医学又从何说起呢？结果可能是，我们又成为国际上科学研究消费的大市场。过去这些年，我们的研究机构，实际上是成了跨国公司的消费客户，我们除了产出科研论文，少有领先的创新发现。我们的医学创新，一定要在医学科研的所有环节中掌控质量标准、尽量实现自主创新。这是一个国家真正科学综合实力的体现。

笔者认为，我们没有必要过分纠结转化医学和精准医学的区别。过去的“转化医学”概念推广，可以作为医学发展进程中的一种教育，让大家认识到必须去创新。因此，从科学的本质来说，今天提出的精准医学，实际上可以作为中国转化医学的“梦幻版”。如果中国有了基因分子水平上的任何突破，为这项技术和发明的推广建立起中国标准，并能应用于全世界，那么，我们就对精准医学有了真正的了解，也实现了中国的精准医学梦。那时，中国可以自豪地被称为医学强国。

（作者注：特别感谢卢剑先生为本文提供的帮助。文中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欢迎各界专家评判。本文之目的，在于促进中国的医学研究在科学的精神下展开讨论，最终使中国的医疗体系能发展成为国际认可并能推广应用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