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骂是一种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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骂是一种专制
1919年2月，正值新文化运动之中，胡适致钱玄同“丑诋”某君的信里明确表示：“适意吾辈不当乱骂人，乱骂人实在无益于事”；即使是自己的文化对立面，“也决不可痛骂他”（ 《胡适致钱玄同》，《胡适来往书信选》（上），第24页，中华书局，1979年）。胡适不只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身体力行的。尽管鲁迅和借鲁迅之名的瞿秋白从左边骂胡适（包括“新月”文人”）是“刽子手”、“皂隶”、“奴才”、“毒于蛇”、“卖廉耻”，国民党铁杆分子则从右边骂胡适是“余孽”、“竖儒”、“败类”、“贼”。尽管瞿秋白（依然假鲁迅之名）指责胡适“出卖灵魂的秘诀”，胡汉民则威胁胡适，声称不与其“共中国”。结果呢，胡适恪守一个原则：“君子绝交不出恶声”（《胡适日记全编》卷五，第416页，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这可以用他1930年春写给杨杏佛信里的一段话做注释：“我受了十余年的骂，从来不怨恨骂我的人。有时他们骂得不中肯，我反替他们着急。有时他们骂的过火了，反损骂者自己的人格，我更替他们不安。如果骂我而使骂者有益，便是我间接于他有恩了，我自然很情愿挨骂。”（《胡适致杨杏佛》，《胡适来往书信选》（中），第11页，中华书局，1979年）
鲁迅去世后，苏雪林写信给胡适，附寄了她给蔡元培的信，两信中，苏雪林痛陈鲁迅之非，其中不乏骂词，并表示要作一篇《鲁迅论》的文字，询问胡适，“允许不允许”发在由他主编的《独立评论》上。挨了鲁迅一辈子骂的胡适在回信中责备了苏雪林： “我很同情于你的愤慨，但我以为不必攻击其私人行为。鲁迅狺狺攻击我们，其实何损于我们一丝一毫？他已死了，我们尽可以撇开一切小节不谈，专讨论他的思想究竟有些什么，究竟经过几度变迁，究竟他信仰的是什么，否定的是什么，有些什么是有价值的，有些什么是无价值的。如此批评，一定可以发生效果。余如你上蔡公书中所举‘腰缠久已累累’，‘病则谒日医，疗养则欲赴镰仓’……皆不值得我辈提及。至于书中所云‘诚玷辱士林之衣冠败类，廿五史儒林传所无之奸恶小人’一类字句，未免太动火气（下半句尤不成话），此是旧文字的恶腔调，我们应该深戒。”（《胡适致苏雪林》，《胡适来往书信选》（中），第339页，中华书局，1979年）
鲁迅则不然。他在给一位青年的信中这样写道：“骂人是中国极普通的事，可惜大家只知道骂而没有知道何以该骂，谁该骂，所以不行。现在我们须得指出其可骂之道，而又继之以骂。那么，就很有意思了，于是就可以由骂而生出骂以上的事情来的罢。”（《集外集拾遗·通讯（复吕蕴儒）》，《鲁迅全集》卷七，第271页，1982年）
当然，胡适也不是没骂过人。胡适在以庚款留学生的身份出国前，在《竞业旬报》发表的文章上曾有“脓包皇帝，混账圣贤”之类的骂语，并声称自己“吾其好詈人哉”，其时十五、六岁。他在1921年写《双十节的鬼歌》（ 《胡适文集》卷九，第178页）骂北洋政府为“鸟”（大家合起来/赶掉这群狼/推翻这鸟政府/起一个新革命/造一个好政府）。这里“鸟政府”和几十年后的“不须放屁”，大同小异。只是， 30岁以后，胡适再也不像《水浒》中的李逵，几天不吃肉，嘴里就弹出个“鸟”来了。可能出乎他意料的是他以“鸟”骂，有人则以“鸟”骂他。
以“鸟”骂他不是别人，就是被称为文化伟人的鲁迅。因为受到青年们拥戴的胡适向来也不避自己包括知识界对青年负有“导师”的责任，于是，当“胡适等人摆出‘导师’的面孔，妄图把青年引上脱离革命，脱离现实斗争的邪路”（《鲁迅年谱》第二卷，第20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时，鲁迅在《莽原》周刊上发表一篇题名为“导师”的文章，内容是告诫青年不要寻导师。这篇文章的最后一段有这样的内容：“青年又何须寻那挂着金字招牌的导师呢？不如寻朋友，联合起来，同向着似乎可以生存的方向走。你们所多的是生力，遇见森林，可以辟成平地的，遇见旷野，可以栽种树木的，遇见沙漠，可以开掘井泉的。……问什么荆棘塞途的老路，寻什么乌烟瘴气的鸟导师！”（《华盖集·导师》，《鲁迅全集》卷三，第56页，1987年）——这也说明青年并不是导师，只是不要鸟导师。
这种结核于新文化刚刚发育的身体内的骂文化，至二、三十年代，它在鲁迅杂文中充分发散，使得这种新文化一路阳亢，蹈厉风发，并且形成了一个“骂”以为特征的传统。用鲁迅自己的话说，“我的杂感常不免于骂”（《而已集·意表之外》，《鲁迅全集》卷三，第496页，1987年）。而续编《华盖集》的时候，鲁迅火气特别旺，一会儿“鸟导师”，一会儿“鸟公理”（《“公理”的把戏》），一会儿“鸟趣味”（《有趣的消息》），一会儿“鸟相干”（《我还不能“带住”》）。其他本子还有，真是“鸟”得带不住了。除“鸟”之外，集子中亦有“走狗”、“狗屁”、“屎橛”之类，于是有人不禁生疑：《华盖集》怎么成了骂人集？
当然，骂人的不只是鲁迅等，钱玄同在给陈独秀的信中才曾这样霸道地写道：“惟选学妖孽所尊崇之六朝文，桐城谬种所尊崇之唐宋文，则实在不必选读”（转引鲁迅《集外集·选本》之注14，《鲁迅全集》卷七，第139页，1982年）。钱氏的骂人话还有“放屁、吃粪、奴才、贱丈夫”等，它们像病毒性感冒一样流行开来。天长日久，已濡染为一种文化无意识：骂或对骂群骂已经成为我们生活中的一种习惯，我们不仅骂得理直气壮，还不时地送上一连串由衷的礼赞：“骂得好”、“骂得妙”、“骂得精彩”。
1935年鲁迅谈心得似的说过这样的话：“五四时代的所谓‘桐城谬种’和‘选学妖孽’，是指做‘载飞载鸣’的文章和抱住《文选》寻字汇的人们的，而某一种人确也是这一流，形容惬当，所以这名目的流程也较为永久。除此之外，恐怕也没有什么还留在大家记忆里了。到现在，和这八个字可以匹敌的，或者只好推‘洋场恶少’（ 骂施蜇存之语）和‘革命小贩’（骂杨邨人之语）了罢。前一联出于古之‘京’，后一联出于今之‘海’。”（《且介亭杂文二集·五论“文人相轻”——明术》，《鲁迅全集》卷6，第384页，1981年）
关于骂之道，鲁迅在1925年就发表了他的研究成果：“中国老例，凡要排斥异己的时候，常给对手起一个诨号，——或谓之‘绰号’。这也是明清以来讼师的老手段；假如要控告张三李四，倘只说姓名，本很平常，现在却道‘六臂太岁张三’，‘白额虎李四’，则先不问事迹，县官只见绰号，就觉得对方是恶棍了。”（《华盖集·补白》，《鲁迅全集》卷三，第103页，1987年） 为什么我“先不问事迹”，“就觉得对方是恶棍”呢？这就是“名”的作用。正是一位鲁迅深谙此道，于是我们连续知道了“寡妇主义”杨荫榆、“革命小贩”杨邨人、“才子┼流氓”创造社、还有“洋场恶少”施蛰存，等等。
有了这样的五四新文化，就会有30年代，有了30年代，就会有60年代之种种：
五四年代的“选学妖孽”、“桐城谬种”
30年代的“洋场恶少”、“叭儿”“走狗”
60年代的“牛鬼蛇神”、“残渣余孽”
文革初期的口号“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 与下面的一段话是不是有某种精神链接？
所以，五四新文化运动实在为20世纪的中国文化开了一个不好的头。今天，我们回首将近一百年前的新文化运动，不得不说，这种骂字开张的文化风习，或者说，这骂本身，实为新文化躯体内部的“肺结核”。
我们再看一个对比例子。在提倡白话文之始，胡适在美国致信陈独秀：“此事之是非，非一朝一夕所能定，亦非一二人所能定。甚愿国中人士能平心静气与吾辈同力研究此问题。讨论既熟，是非自明。吾辈已张革命之旗，虽不容退缩，然亦决不敢以吾辈所主张为必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转引胡适《容忍与自由》，《胡适文集》卷十一，第827页）
而五四后鲁迅有这样一段自白：
“我总要上下四方寻求，得到一种最黑，最黑，最黑的咒文，先来诅咒一切反对白话，妨害白话者。即使人死了真有灵魂，因这最恶的心，应该堕入地狱，也将决不改悔，总要先来诅咒一切反对白话，妨害白话者。”（《朝花夕拾·〈二十四孝图〉》，《鲁迅全集》卷二，第251页，1982年）
在咒之外，可以看见内文还有这样两句，一句是： “只要对于白话文来加以谋害者，都应该灭亡”，另一句也是：“只要对于白话文来加以谋害者，都应该灭亡！”
可惜的是，胡适那种理性健康的文化态度被边缘化，而陈独秀鲁迅等人这种连骂带咒，而且包含内在的独断与专制的文化得到了彰显，走到历史舞台的中央。这种激进的绝对化倾向导致了20世纪之始中国文化怀孕之初就胎位不正，后来的30年代、60年代等的复制、扩大、变形与恶化甚至是水到渠成的结果。这有如货币市场上经常出现劣币逐良币。
说明：本文是改写《书屋》2004年第2期邵建的《动物上阵》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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