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生物学高考的历史演变

冯永康（生命科学史研究者 四川省特级教师）

高考，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文化现象，与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息息相关。高考的历史演变，本身就是一部生动、丰富的教科书。高考科目的设置和高考试题的命制，是高考最为重要的两个组成部分。

1952年6月，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颁布《关于全国高等学校1952年暑期招收新生的规定》，全国普通高等学校第一次采取“自愿报名、统一考试、择优录取”的统一招生制度，从此结束了高校单独或联合招生的历史。《人民日报》1952年7月12日在第1版上，专门发布了《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已对高等学校招生考试日期、考试科目、考试志愿及考区设置等具体问题作了规定》的消息。

在这之后的70余年间，包括生物学高考在内的高等学校招生考试，走过了一条漫长曲折的发展道路。

1 全国统考→农医加试→高考取消（1952—1976） 

1952—1963年，全国实行统一高考期间，生物学作为必考科目，享有与物理、化学同等重要的学科地位，全卷分值满分为100分。试题分别为填充题（填空、填表、填图）、名词解释和问答题等。

20世纪50年代，受“全盘学习苏联”的影响，学校使用的都是照搬前苏联制定和编写的《中学生物学教学大纲》和与之配套生物学课本。

1952—1953年，全国各地高中学校使用的是按照当时教育部颁布的《中学生物学教学大纲》之精神，由陈桢院士被迫删除了重要的“遗传”篇，加入了米丘林、李森科学说的内容后，改编而成的《复兴高级中学教科书•生物学》（修正本）。

1954年，由于全国各地高中教学内容不同，有的地区仍然使用的是陈桢院士编著的《生物学》教科书（修正本）；有的地区已开始使用人民教育出版社新编写的《达尔文主义基础》。故高考试题也就分成《生物学》和《达尔文主义基础》两种，由考生根据所学内容任选一种作答。

1956年8月，作为中国共产党在学术界贯彻实行“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方针的正式标志和第一个试点样板的遗传学座谈会在青岛召开。在座谈会的第十四次会议上，参加会议的胡先骕、李汝褀、谈家桢、吴仲贤、陈士怡等老一辈生物学家，曾专门就“中学生物学课程的开设”问题，通过热烈讨论达成了共同认识。大家一致同意在普通中学的高中学段，取消空洞费解的“达尔文主义基础”，重新编写和使用包括有“孟德尔遗传定律”等内容在内的高中《生物学》课本。

1963年，教育部颁布了第二个《中学生物学教学大纲》。该大纲规定在高中二年级开设的《生物学》中，编入“孟德尔—摩尔根学派对遗传和变异的研究”。其具体内容依次包括：分离规律、自由组合规律、遗传的物质基础、连锁和互换规律、性别和伴性遗传、染色体数目变化引起的突变、基因突变和基因重组等。处于当时的政治环境，该教科书书中仍然保留“米丘林学派对遗传变异的研究”内容。

1964年，全国高考开创了“二元分科”（即“文理分科”）的科目设置方案。理工农林医类（即理科）（取消了生物科的高考资格），文史政法财经类（即文科）（取消了地理科的高考资格）。

1966—1977年，因“文革”动乱废除了在全国推行多年并已稳定成型的统一高考的招生制度，在中国教育史上留下了一篇空白。

1966开始后的文化大革命的10年，中学生物学课程被取消，代之以的是地方性的《农业基础知识》和《医药卫生知识》。整整一代人在科学文化方面没有得到应有的文化教育，生物学方面更是一无所知。

1950年代初至1970年代末，我国的中学生物学教育与教学与发达国家相比较，不仅没有能够很好地适应当时生物科学与技术的迅猛发展，而且“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思想也没有怎样得到体现。

2 艰难复考→生物学科分值逐步递增（1977—1993）

 1977年，废除了实行多年的高等学校招生的“推荐”制度，恢复了全国统一招生考试。高考科目的设置，继续沿用“二元分科”的“文理分科”方案。在恢复高考的最初几年间，考试科目为政治、语文和数学等。生物学科仍然处于被冷落的状态，没有进入高考的科目之中。

面对这一情况，1979年，时任中国遗传学会副秘书长的北京大学吴鹤龄教授，率先在《遗传》杂志上发表“应重视中学生物学的教学”之文章，提出生物学应与物理、化学一样作为主课来讲授，以适应科学日新月异发展的需要。

       1980年，出席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中国动物学会、中国遗传学会、中国植物学会等11个学会的陈世骥、谈家桢、汤佩松等38位著名的生物学家联名，发出恢复和加强生物学教学的倡议，提出“加强教师的归队培训工作，加强生物学的课程，恢复生物学在高考中的地位，组织好生物教学标本仪器的生产和供应”等建议。

   科学家们的这些呼吁与倡议，引起了国家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1980年10月，国家教育部发文规定：从1981年起，生物学纳入高考的必考科目。文件还将1966年以前的只对农医类专业加试考生物学，改成了对所有报考理工农医类的考生（即理科考生）都必须加试生物学。

这一时期，我国高考科目设置不仅遵循了“文革”前“文理分科”的基本思路，还进一步探索出“文六理七”的高考模式。即，文科考生考试政治、语文、数学、外语、历史、地理六门学科，理科考生考试政治、语文、数学、外语、物理、化学、生物学七门学科。

高考生物学试题的命制，依据人民教育出版社1978年新编写出版的全日制十年制学校高中课本《生物》（全一册）。生物学科以30分计入高考成绩，占高考总成绩630分的4.76%。此时的高考生物学试题，仍然以填充题和问答题作为基本题型。

1982—1985年，生物学科以全卷总分50分计入高考成绩，占高考总成绩690分的比值提升到7.25%。考试内容除了依据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年的修订版《生物》外，还增加了人民教育出版社1978年编写的全日制十年制初中课本《生理卫生》的内容（约占生物学试题全卷总分的40%）。

   这期间的高考生物学试题在题型设置上开始多样化，1982 年增加了“名词解释”题型；1983 年增加了“填图与实验”题型，开始考查实验方法和步骤；1984年增加了“是非题”“选择题”等题型，继续注重考查实验方法和步骤；1985年增加了“识图作答”“绘图”等题型，在注重考查实验方法和步骤的基础上，开始考查如何选取实验材料及原因分析。高考生物学试题的题型，开始探索向着客观化、标准化的方向改变。

       1985年，针对当时高考生物学比分连续几年停留在50分的分值，全国不少中学出现了不能正常开设生物课，将生物学当成“让路课”，有的学生也认为生物科的分数少而不予重视的窘况。据此，北京师范大学彭奕欣教授等在《高教战线》杂志上发表“高考生物学科比分应逐年提高”的文章，恳切希望当时的国家教委，较好地运用高考这根“指挥棒”，来提高生物课在中学教学中的地位，以促进我国生物科学的发展。

   自1986年开始，生物学高考试题的总分从50分提升到70分，约占高考总成绩710分的10%。1986—1993年期间，为了大面积地提高中学生物学教学质量，国家教委制定了高中生物学两种要求的教学纲要（基本要求与较高要求），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了两个不同版本的高中生物教材，即甲种本和乙种本。随着标准化考试的推进，高考生物学试题的命制，在考查目标、试卷结构等方面进一步明确和规范。试题包括选择题、填充题、分析说明题、识图作答题、实验题等多种（1986—1987年的试题还增加了5分附加题，但不计入生物科总分）。

  从1990年开始，高考生物学试题只保留选择题和简答题2种题型，并延续至今。在这一期间，生物学的高考内容仍然包括由人民教育出版社编写的初级中学课本《生理卫生》和高级中学课本《生物》（必修）。

        1990—1998年，国家教育部考试中心研究员、全国中学生物学教材审查委员、曾长期从事生物学高考、全国硕士研究生入学统一考试的命题及管理工作的项伯衡先生，对生物学的高考命题做了较长时间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他通过静心下来的命题反思，撰写了《高考生物学试题的编制技术（1—4）》《中学生物学考试的试题编制理论与方法（1—6））》《高考生物科的难题构成与改革》等10多篇专题文章，先后发表在《生物学通报》《中国考试》等学术期刊上。2001年，项伯衡撰写发表的有关“生物学试题的编制”系列文章汇总在《生物学教育测量与评价》（该书为叶佩珉主编的《学科现代教育理论书系•生物学》之一，由广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一书中。这些来自命题亲身经历后的思考与感悟，不仅对试题命制的后来者，提供了有益的启迪和可借鉴的经验；也为中学的高考复习教学，指明了备考的方向和方法。

3 在“3+2”高考方案中，生物学再次被拒之高考门外（1993—1999）

从1994年开始的以后几年间，以“减轻学生负担”为名，全国开始推行在高中毕业会考基础上的高考“3+2”方案。该方案中的“3”，指语文、数学、外语3科，为文理科必考科目，“2”是指理科考生加考物理、化学，文科考生加考政治、历史。由此，与国计民生最为紧密的生物学科和地理学科，又一次被赶出了高考的大门。

取消生物学高考给中学生物教学带来了极其严重的后果。由于高考“指挥棒”的作用，生物课和生物教师不受重视（部分中学甚至取消生物课的开设），这不仅严重地削弱了学生对生物学科学习的积极性，对学生智力的发展、科学素养以及健康人格的形成，都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中学生物教学的低潮，更涉及到了大学生命科学专业的招生，进而使我国生命科学的发展出现再度落后的境况。

面对这种极不正常的情况，广大的中学生物教师和生物学工作者不断发出恳切的呼吁，要求国务院及有关部门正视生物学在当今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自1990年起，花时5年完成的国家自然科学学科发展战略调研报告《遗传学》中，从发展我国遗传学的战略高度，提出了在高考中恢复生物学考试的必要性。

1994年，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发表了“加强生命科学人才培养，迎接二十一世纪”的文章，文中分析了高考取消生物学考试的严重后果，建议提高全社会对生命科学的重要性的认识；加强中学生物学教育，扭转中学轻视生物学的现状，恢复理科高考中生物学应有的地位。

是年，国际著名的遗传学家谈家桢院士针对当时生物学在中学不受重视的令人心寒的现状，在《生物学通报》上发表“加强中学生物教育势在必行”的文章，从三个方面提出了加强中学生物学教育的重要性和具体办法。

         1995年，《生物学通报》《健康报》等期刊报纸发表了来自大洋彼岸18位海外学子呼吁“加强生物学教育恢复生物学高考”的来信，信中提出了“生物学是中学教育的必需科目，是一个健康社会发展不可缺少的基础知识”的新观念。

1996年，71位中国科学院院士再次联名呼吁“务必十分重视生命科学的研究”之文章，在《生物学通报》《生物学教学》以及多种报刊上高频发布。文章不仅指出“解决人口、粮食、健康、资源——生态环境、能源以及社会发展的根本出路，离不开现代科学，特别是生命科学的发展；还就发展我国的生命科学、尽快恢复高考生物学的教学地位等，提出了4点中肯可行的建议。

       2000年，当代中国教育家朱正威先生就上海市高考改革走在全国前列，撰写了“逐渐走向成熟——析2000年生物学高考上海卷”一文（见《生物学通报》2000年11期），在这篇文章中，朱正威先生充分肯定了上海市率先在高考中实行生物学科的选考，在全国大多数地区高考不考生物学的不幸局面中，是一个亮点，给人们带来了希望。

4 推行“3+文综/理综”高考方案，生物学在理综卷中占比不断增加

素质教育替代应试教育是中学教育改革的必然方向，高考既要选拔人才，又要促进基础教育，全面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以语文、数学、外语3门工具课为基础，兼顾其他学科的“3+文综/理综”高考改革方案，在20世纪末终于问世。生物学科以崭新的面貌，再度亮相于中国基础教育的大舞台。

1999年，广东省率先在高考科目设置中恢复了生物学科的考试。

从2000年起开始，以“3+文综/理综”方案为主流的高考模式，逐步在全国各省市区推广。该方案中的“3”是指所有考生必考的、数学和外语三门学科，“文综”即历史、地理、政治三科试题合为一张卷，“理综”即物理、化学、生物学三科试题合为一张卷。也就是仍然实行文理分科的高考科目设置方案。理综卷和文综卷的满分，经历了由260分到300分。生物学科在理科综合卷中的分值占比，也随之经历了72/260、72/300和90/300的递增性演变。

“理科综合能力测试”试卷中的生物学部分，其考试内容的依据是以国家教育部2000年颁布的《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生物学教学大纲》（试验修订版）为命题之纲要，以人民教育出版社第一次改为16开本编写出版的《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教科书（试验修订本•必修）生物》第一册、第二册和《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教科书（试验修订本•选修）生物》全一册为命题的知识依据。

   在理科综合能力测试的试卷结构中，生物学科的选择题排版在理科综合全卷的卷首，而非选择题则编排在全卷的最后。多年来的高中生物学教学与考试的追踪调研表明，考生面对理科综合能力测试的试题解答，生物学科试题在全卷中的占分比与实际得分情况，往往不能真实反映地出学习能力中等学生对该课程学习的情况。

2001年6月，国家教育部制定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颁布并逐步实施，确定了21世纪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具体目标。一个“以学生素质的全面提高和以学生的发展为教育核心”，构建中国式的现代化生物学课程体系，成为基础教育发展的主旋律。紧接着，中学各门学科的《课程标准》，以新的内涵开始了研制并逐步推行。

2003年，国家教育部颁发了《普通高中生物课程标准（实验）》版，明确界定了生物课程是高中阶段重要的科学课程；指出生物科学和技术不仅影响人类的生活、社会文明和经济活动，还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高中生物课程应当与时俱进，以适应时代的需要。

   在《普通高中生物课程标准（实验）》版中，第一次提出了“提高生物学科素养”“面向全体学生”“倡导探究性学习”“注重与现实生活的联系”等四大课程理念和“知识”“能力”“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等三大课程目标。

   基于《普通高中生物课程标准》的四大课程理念和三维课程目标，教科书的编写统一确定为必修3册（必修1《分子与细胞》，必修2《遗传与进化》，必修3《稳态与环境》）和选修3册（其中，选修1《生物技术实践》和选修3《现代生物科技专题》为理科生选学，选修2《生物科学与社会》为文科生选学）。

教科书编写的版本，也开始出现了“一纲多本”。除了人教版（朱正威、赵占良主编，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外，还有北师大版（吴相钰、刘恩山主编，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山东版（张新时主编，中国地图出版社出版），江苏版（汪忠主编，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以及河北版（刘植义主编，河北少儿出版社出版）等。

国家教育部考试中心也根据《课程标准》，相继制定并分年发布具有传递备考信息和指导高考复习教学的《考试大纲》和《试题分析》等指导文件。

  《考试大纲》和随之配套的《考试说明》，是高考复习教学的重要指南。无论是2001—2007年的《考试大纲》（教学大纲版），还是2007—2019年的《考试大纲》（课程标准版），都明确了考试性质，框定了考试范围，指明了考试形式，给出了试卷结构，列举了题型示例。其中最为核心的内容主要是“能力要求”和“考试范围”两大部分。

在理科综合能力测试卷中，生物学部分的试题最终稳定在选择题中的1—6题，非选择题中必考题的29—32题以及选考题的37（生物•选修1：生物技术实践）或38题（生物•选修3：现代生物科技专题）。

高考生物学试题的命制，不仅关系着选拔具有一定学习能力的考生进入高等学校进一步学习深造；也关系着如何引领高中生物学教师的教学方向；同时，作为“指挥棒”的高考，还关系着维系社会公正、公平的作用。

因此，基于《课程标准》《考试大纲》和学生使用的教科书命制的高考生物学试题，不论是一直延续的高考理科综合生物学全国卷，还是曾经尝试多年自主命题的上海市、北京市、天津市以及江苏、浙江、安徽、广东、福建、重庆、四川、山东等省市的试题，都基本体现出“规范中求精致，稳定中求变化”的命题特点，并凸显出以“能力立意”为指导、以重视科学方法考查的命题思想。

高考理科综合卷的生物学试题部分，4选1的单项选择题着重考查考生在“再认”水平上的分析与判断能力，同时又考查考生在智力品质方面的敏捷性和灵活性。而多以新情境材料配以图表、图解进行巧妙设问的非选择题，则更加进行灵活多样地重点考查考生对基础知识的理解和掌握程度，以及能否获取并处理信息，进行综合分析问题等能力。

同时，各类高考生物学试题的命制，也力求在“使更多考生有尊严地上大学”“使更多教师有尊严的从事教育职业”这种理性、人文的教育观上，做了一些有益的探索。

进入21世纪后高考生物学，在有关高考试题分析、高考生物测量理论与实践以及高考生物试题的评价等方面，加大了评估评价的力度和效度。

在这期间，《中国教育报》开设了“从高考试题看考与教”的专栏，陆续刊载高考试题的评论文章，十分鲜明地提出了“能力立意考验教师教学水平”“高考与常规教学不相分离”等崭新的教育观点。试图引导各地高中学校改变“考什么教什么”，“课堂教学被教辅资料所绑架”等教育之怪象！

 与此同时，国家教育部考试中心的杨帆、人民教育出版社的吴成军等人，也连续多年撰写并发表了《高考生物学命题技术拾零（1—3）》《高考生物学试题的设计思路》《基于能力维度的生物学优质高考单项选择题的标准》《基于能力维度的生物学优质高考非选择题的标准》《四十年来生物高考的历程、特点与展望》《新时期生物学科高考评价体系的构建》等研究文章，及时传递并指引着高考生物学复习教学的方向。

从2016年起，《中国考试》杂志专门开辟专栏，连续刊载署名“教育部考试中心（现为教育部教育考试院）”对当年高考理科综合生物学试题全国卷的评析文章。如，《加强能力考查发挥导向功能——2016年高考理科综合试题评析》《关注对生命过程的深度思考服务高考选拔功能——2017年高考生物试题评析》《科学设计试题 助力素质教育——2018年高考生物试题评析》《彰显学科特质 发挥育人功能——2019年高考生物试题评析》《聚焦关键能力 彰显时代精神——2020年高考生物全国卷试题评析》《2021年高考生物全国卷试题评析》《深化基础考查 加强教考衔接——2022年高考理科综合全国卷试题评析》《深化高考内容改革 加强教考衔接——2022年高考全国卷命题总体思路》等，以进一步彰显高考试题的权威性和指导性。

由此，《考试大纲》《教科书》《高考试题》常常被一线高中生物学教师称为备战高考的“三大法宝”。而“研读课程标准”——“熟读教科书”——“解读高考试题”，也就成为每一位生物学教师，特别是青年教师需要自我磨砺的一项过硬的教学基本功。

5  高考进入新时代，生物学作为选考科目

2017年，《普通高中生物学课程标准（2017年版）》由国家教育部正式颁布，紧接着又颁发了《普通高中生物学课程标准（2017年版）》的2020年修订版。

  在新颁布的《普通高中生物学课程标准》中，提出了“核心素养为宗旨、内容聚焦大概念”的课程理念。同时着重强调学生通过高中生物学课程的学习，要形成“生命观念”“科学探究”“科学思维”和“社会责任”等四大学科核心素养；要掌握10个核心大概念，31个重要概念和120个次位概念。这些不同层级的学科概念，具体落脚在《必修1 分子与细胞》《必修2 遗传与进化》等2本必修，以及《选择性必修1 稳态与调节》《选择性必修2 生物与环境》《选择性必修3 生物技术与工程》等3本选择性必修，共5本普通高中教科书《生物学》所包含的25章编写内容之中。

       2018年，时任国家教育部考试中心主任的姜钢，发表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学重点课题“新高考制度实施与动态调整研究”（课题批准号：AFA170006）的阶段性研究成果的专论文章——《论高考“立德树人、服务选才、引导教学”的核心功能》（原载《中国高等教育》2018年第11期）。该文着重阐述了“准确把握新时代对高考改革提出的新任务新要求”“准确定位高考核心功能是全面深化高考内容改革的必然要求”“科学阐释高考核心功能是履行高考国家使命的理论基础”三个问题。文章鲜明地指出： “立德树人、服务选才、引导教学”的高考核心功能的明确，是新时代深化高考考试内容改革的重要举措，是建立现代化考试的里程碑。

2019年，教育部考试中心研制的《中国高考评价体系》和《中国高考评价体系说明》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该体系从高考的核心功能、考查内容、考查要求三个方面回答“为什么考、考什么、怎么考”的考试本源性问题，从而给出“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一教育根本问题在高考领域中的答案。

高考评价体系由“一核四层四翼”组成，其中，“一核”是高考的核心功能，即“立德树人、服务选才、引导教学”，回答“为什么考”的问题；“四层”为高考的考查内容，即“核心价值、学科素养、关键能力、必备知识”，回答“考什么”的问题；“四翼”为高考的考查要求，即“基础性、综合性、应用性、创新性”，回答“怎么考”的问题。

   《中国高考评价体系》还明确指出：“高考评价体系是高考命题、评价与改革理论基础和实践指南，主要供高考命题人员、高考研究人员、教育考试管理人员以及广大师生学习参考使用。”

《中国高考评价体系》作为深化新时代高考内容改革的基础工程、理论支撑和实践指南，明确规定了高考的考查内容和考查要求。因此，它与《普通高中课程标准（2017年版2020年修订）》是高考考查内容和考查要求的主要依据，也即是高考命题的主要依据，这在近年来高考综合改革和高考命题实践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从2017年起逐步推行新高考后，教育部考试中心（考试院）不再制定和颁布《考试大纲》。高考命题的依据是《课程标准》和学生使用的教科书，能够作为高中生物学教师教学和备考重要参考读物的，还有每年发布的包括高考试题分析在内的《中国高考报告》。

基于“立德树人、服务选才、引导教学”的高考核心功能，突出对能力和素养的考查，全面提高科学选才能力和助力实现国家人才强国的战略，新时代的高考取消了延续了长达50多年的高考“二元分科”（即“文理分科”）模式，逐步转向“3+3”或“3+1+2”的高考科目设置的新方案。新时代的高考方案，采取分批次推进，逐步扩展到全国各省市区。

作为首批进入新高考改革的是浙江、上海等2省市，于2014年正式启动，2017年第一次新高考。高考科目设置采用“3+3”模式。其中第一个“3”，为语文、数学、外语等三大基干学科，作为所有考生必考的科目；第二个“3”，浙江是从思想政治、历史、地理、化学、生物学和技术等七门科目中，由考生自主选择其中的3门（7选3），不分文理科。而上海，则是从思想政治、历史、地理、化学、生物学等六个科目中，由考生自主选择其中的3门（6选3），不分文理科。第二批进入新高考改革的省份有：北京、天津、山东、海南等4省市；2017年启动，2020年第一次新高考。高考科目设置采用“3+3”模式，与上海高考方案相似。

第三批进入新高考改革省份有：河北、辽宁、江苏、福建、湖北、湖南、广东、重庆等8省市；2018年启动，2021年首届第一次高考。其高考科目的设置，做了一些调整。在反思了浙江等省市部分考生回避选考物理学科的现象之后，尝试采用“3+1+2”高考科目设置方案。该科目设置中的“3”，为语文、数学、外语三门全国统一考试科目，由教育部考试中心统一命题，以原始成绩计入考生总成绩；“1”指的是：物理和历史，考生必须从物理和历史两门限选科目中，自主选择1门；物理和历史科目由各省市区自行命题，以原始成绩计入考生高考总成绩；“2”指的是：考生从化学、生物学、地理和政治4门任选科目中，自主选择2门；选考科目由各省自行命题，通过等级赋分的方式，将赋分后的成绩计入考生高考总成绩。

第四批（2021年）进入新高考改革的黑龙江、甘肃、吉林、安徽、江西、贵州、广西等7个省市区，第五批（2022年）进入新高考改革的山西、河南、陕西、内蒙古、四川、云南、宁夏、青海等8个省市区，以及2024年进入新高考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包括进入新高考时间还未确定的西藏自治区，其高考科目的设置，均采用与第三批进入新高考改革的省份一致的 “3+1+2” 高考科目设置方案。 “3+1+2”的高考科目设置方案，可视为是对以往“3+文综/理综”高考模式的一部分回归。

从已经实施新高考的省市区的情况来看，生物学改为高考选考科目后，试题从之前在理科综合能力测试时间为150分钟内不容易科学合理地解答生物学试题，演变为在75分钟时间内单独作答的生物学试题，生物学试题的分值从90分提升到100分。

综上所述，在新中国的科学教育史上，作为基础学科的生物学，先后经历了从1952年的所有考生都必考生物学到只限报考农医类的考生加试生物学，再到取消生物学高考；从1981年的生物学艰难复考到又一次被拒之高考门外；从2000年的与物理、化学学科组合成《理科综合能力测试》，到新时代高考科目设置中作为考生自主选择的任选科目。生物学所经历的70多年跌宕起伏之演变，值得更多关注生命科学教育的人们深刻地反思。

（2024年2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