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节点的回忆与思考

——胡先骕编著《植物分类学简编》

(1955年版)的出版和随后的批判

冯永康（生命科学史研究者）

 1954年12月，中国科学院主办的《科学通报》12月号，刊载了罗鹏、余名仑翻译的来自苏联《植物学杂志》编辑部的一篇译文“物种与物种形成问题讨论的若干结论及其今后的任务”。

苏联《植物学杂志》编辑部的文章，总结了前一年对李森科关于物种新见解的讨论；指出了：①“李森科观点的拥护者犯错误的最主要原因在于实际材料的局限，以及没有利用关于物种及物种形成的极其不同并且相当具体的知识。”②“他们进行实验的方法水平很低，研究的不够精确和不足为据。”该篇论文还指出了李森科的新学说对于动植物选种，农业工作者与杂草作斗争，开垦草原地，植物学，资源学，森林学，苔原学，地层学各种科学实践都有害处，因此必须给以根本的否认。”

图1 《科学通报》1954年12月号刊发的罗鹏、余名仑译文（部分书影）

1955年3月，享有世界知名度的中国植物学家胡先骕（1894—1968）应他的门生四川大学方文培（1899—1983）和西南大学戴璠瑨（1901—2003）的联名函请，编著的《植物分类学简编》教科书，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图2  胡先骕（1894.05,24—1968.07.16）

《植物分类学简编》教科书的出版，不仅为当时高等师范学院和高等农林院校的学生，提供了攻读植物分类学的入门教材；也为中学生物学教师和农林干部的教学和科研，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读物。该书在对植物科、属的记载上大为精简，重点增加了演化与分类的关系和植物分类学的原理两章；还增加了高等植物的鉴定方法、标本室建立、植物分类学术语词汇，植物命名法等4章内容。该教科书名为简编，但是内容丰富、充实，配有若干精美插图，是一本颇受高校师生欢迎的植物分类学教科书。

在该教科书的第十二章《植物分类学的原理》第三节《分类的方案与范畴》中，胡先骕引用了罗鹏等译文中对李森科关于物种的一些见解提出的不同看法，并提醒“这场论争在近代生物学史上十分重要。我国的生物学工作者，尤其是植物分类学工作者必须要有深刻的认识，才不致于被引入迷途。”【注：河南开封大学关立言（1935—2014）2013年8—9月期间，在接受笔者电话和书信访谈时曾多次谈到：他于1958年春节期间拜访我国动物学奠基人秉志（1886—1965）时，秉志曾亲口告诉他：胡先骕的这一段话在审稿之前并没有，审稿通过之后，“他（指胡）老先生一高兴，就加上了一些‘惹祸’的话……”。请参阅笔者在前撰写发布在2024年11月30日《科学网》上的《胡先骕编著《植物分类学简编》的史料补正》之博文】

图3  胡先骕著《植物分类学简编》（1955）

《植物分类学简编》一书出版后，在很短的时间内，北京农业大学的6位青年讲师和助教，便联名致信高等教育出版社，对胡先骕编著的该书提出了尖锐地批评。他们认为：《简编》一书“是一本具有严重政治性错误，并鼓吹唯心主义思想的著作”。胡先骕“诋毁苏联共产党和政府，反对共产党领导科学。”“在生物学上，他也是个唯心的、形而上学的孟德尔—摩尔根主义者。” “不能容忍这本书继续毒害青年，贻误学界。”

在该信中，联名写信人“建议立即停止出版胡先骕的著作，收回已经售出的书。审查并公开揭发这本书的政治错误与学术错误。该信同时建议有关当局要帮助胡先骕彻底检查，公开检讨”。信中还专门写道：“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了这本书，表现出在工作中有很大缺点，应当深刻地进行检查，吸取教训。”

该信中也专门批评了中国科学院：“胡先骕是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的研究员，出版了这样反动的一本书，这说明中国科学院在政治思想教育和学术思想批判上进行得很不够，今后应当加强，才能领导我国科学界前进。”

随后，在高等教育部工作的苏联专家，乘势对该书提出了“严重抗议”，说“这是对苏联在政治上的诬蔑”。

1955年7月，在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的亲自过问下，中国科学院成立了“米丘林诞辰一百周年”纪念会的筹备委员会，以竺可桢为主任委员的20多位筹备委员，先后召开了5次筹备会议。

是年10月28—31日，由中国科学院和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联合，在北京召开了“米丘林诞辰一百周年纪念会”。纪念会的主要内容与目的要求是：“总结几年来学习米丘林学说的成就；组织论文报告，开展学术讨论；交流学习米丘林学说的心得与体会，以推动米丘林学说在我国的传播与发展。”出席这次纪念会的人员以北京为主，并适当邀请了来自全国各地对学习米丘林学说有成绩的科学家，共约300人。在该纪念会做主要报告的当天，参会人员增加到800—1000人。

在“米丘林诞辰一百周年纪念会”的开幕式上，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以“纪念米丘林”为题致了开幕词。国务院副总理陈毅作了“勉励全国科学工作者学习米丘林”的报告。中国科学院生物学地学部副主任童第周代表大会筹委会作了题为“创造性研究和运用米丘林学说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主题报告。

图4 “纪念米丘林诞辰一百周年”大会会场(1955年10月)和童第周的大会报告(书影)

童第周在报告中不点名地批评胡先骕说：“在生物学界中也还有一些人坚持孟德尔—摩尔根主义，对米丘林学说采取盲目反对的态度。个别人在他的研究工作中，完全忽视米丘林学说。在他的生物学著作中一字不提米丘林，又不以科学家的态度来进行学术论争，却别有用心地利用苏联科学家们对物种问题的学术争论，利用苏联一些生物学家在物种问题上对李森科持有不同的学术见解，来贬低米丘林学说的意义，歪曲苏联共产党对科学事业的正确的政策。”童第周在报告中还批判说：“宣传什么共产党支持错误的理论，宣传什么科学家如果尊重共产党的领导，就要被引入‘迷途’，是完全违反科学家应有的实事求是的态度的。”“这种思想的错误性质是极其严重的，……因此，我们在这里仍要提请大家注意加以批判。”

在整个会议的议程中，从大会报告到大会发言，都“一致热烈地批判了个别科学工作者在著作中别有用心地歪曲和贬低米丘林学说的意义，歪曲共产党对科学事业的正确的政策，宣扬了唯心主义等”。在9个分组的讨论中，各小组也都分别做了针对胡先骕学术思想的批判发言。

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竺可桢在闭幕式上做会议总结时说：“会上一致指出，胡先生在政治上的错误，污蔑苏联共产党支持错误的思想，暗示科学应该脱离政治，脱离党的领导。……在学术思想上，他系统地宣传唯心主义，反对米丘林学说，这种错误引起了科学工作人员的愤怒加以严格地批判。”

实际上，在“米丘林诞辰一百周年纪念会”召开的前夕，竺可桢曾经专门来到秉志（1886—1965）的家中。在谈到胡先骕编著的《植物分类学简编》一事时，秉志认为：要胡先骕检讨不但不现实，而且无需要。他对于李森科的科学造诣有意见，认为许多人是盲从了。

在这之后，竺可桢告诉秉志，科学院拟以公平眼光，对胡先骕一书中的说法加以批评。在确定“米丘林诞辰一百周年”纪念会召开之前，陆定一也曾经表态，对胡先骕只进行不点名的一个内部批评。

但是，纪念会上的分组点名发言，《人民日报》1955年11月1日公开发表童第周所作的“创造性地研究和运用米丘林学说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报告全文，《科学通报》等期刊对该报告全文的及时转载，以及《达尔文主义遗传选种学通讯》中刊登批评胡先骕编著的《植物分类学简编》等文章，结果使胡先骕实际上遭到了完全公开化的、十分严厉的政治大批判。

这样一场自上而下的学术大批判的结果，不仅仅是胡先骕编著的《植物分类学简编》一书被立即停止发行，没有售出的书被全部销毁。他的学术研究及家庭生活等方面，也都受到了极不公正的待遇。

2005年，龚育之在中共中央党校的一次谈话中，讲到胡先骕的问题时曾有过这样一段话：“……他在《植物分类学简编》一书中批评了李森科。并不是他独自批评了李森科，当时苏联已经开始批评了，既然苏联都开禁了，他也可以批评。” “但是，苏联批评李森科是一个趋势，拥护李森科却是一个更强的趋势。”就当时我国科学界来说，在全盘学习苏联的大环境下，对“李森科物种理论”的盲从与认同者，的确也占据着主流地位。

 图5  龚育之的遗作“回忆中宣部科学处”（见《中国科技史杂志》2007年第3期）

由于在1955年10月“纪念米丘林诞辰一百周年”大会上对胡先骕开展的批判，这个会议召开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国内的生物学家和农学家们，都不敢再公开发表不同于李森科的学术见解了。当时创刊不久的《遗传学集刊》期刊，却继续发表“关于物种及物种形成问题的讨论”等文章，为“李森科的物种形成理论”进行着诡辩。

1956年4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总结讲话中，明确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在这次会议上，陆定一曾对1955年发动的批判胡先骕一事进行过反思。他说：那个时候就是着重看政治问题，因为胡先骕骂苏联，所以我们就气了。他讲的问题是生物学界很重要的问题。在米丘林纪念会上有几个人讲话讲到他，我们掌握了这一点，就是报纸上一个名字都不讲。

1956年5月1日，周恩来在同中国科学院负责人谈到科学和政治的关系问题时说：“……对中国科学家胡先骕批评李森科的文章进行研究，看看批评对不对、对了多少。如果李森科不对，我们没有理由为李森科辩护。我们就向被批评的胡先骕承认错误。”

1956年7月1日，竺可桢按照周恩来的有关指示，来到胡先骕家中，代表有关方面就1955年10月米丘林诞生一百周年纪念会上对他的批判，说到“有过火处”，向胡先骕道歉。竺可桢当时还谈到，学部将于1956年8月，在青岛召开一次遗传学座谈会，盼胡先骕能够参加。

 1956年8月10—25日，遗传学座谈会在青岛中国科学院的招待所顺利召开。应竺可桢专门邀请前来参会的胡先骕，在座谈会的14次专题讨论会上，发言次数就多达11次。他不仅从农业实践、植物分类学的研究出发，依据摩尔根的遗传学说，继续批判了李森科物种理论的荒谬；还专门建议各类高等学校要迅速地做好恢复讲授孟德尔—摩尔根遗传学的准备工作。

在当时的遗传学座谈会留影照中，被毛泽东称为“中国生物学界老祖宗”的胡先骕，还被安排在前排的正中座位，足以显示出他在中国科学界中享有的崇高学术地位。

1956年8月，胡先骕在《科学通报》上发表了“我国学者应如何学习米丘林以利用我国植物资源”之文章。他称赞“米丘林是一个为人民大众的事业而服务的人民科学家。”他在文中写道：我们“应学习米丘林的工作方法与理论。但是他的工作是精深而反复的，不是轻易能掌握的。我们的农学工作者必须在长期工作中，亲身体验才能运用自如。他的理论在他的论文中有着详细说明，也要精心研讨，尤不可为似是而非的学说所惑。”

在同一期的《科学通报》上，还刊载了胡先骕的“‘百家争鸣’是明智而必要的方针”的一文。该文谈到，今日政府号召在学术上要百家争鸣，在文学艺术上要百花齐放；并且指出科学不能强分为社会主义的或资本主义、封建主义的；甚至指明即使是唯心主义亦许其争鸣。这在全国向科学进军的伟大号召下，确是一种明智而且必要的方针。

1958年3月，已经被停止销售并销毁的胡先骕的《植物分类学简编》一书，经有关部门的要求，在删除了原版（1955年3月，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第343页中批评李森科的4段文字后，改由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重新再版发行。

至此，轰动当时国内的“胡先骕事件”，终于暂时告一段落。

参考文献：

[1] 苏联“植物学期刊”编辑部撰,罗鹏,余名仑译.物种与物种形成问题讨论的若干结论及其今后的任务.科学通报,1954(12).26- 37.

[2] 胡先骕.植物分类学简编.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55:343.

[3] 薛攀皋、季楚卿、宋振能.1955年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名单的产生中国科学院生物学发展史事要览（1949—1956）

[4] 人民日报.首都举行的米丘林诞生百周年纪念会闭幕.1955年11月1日第1版.

[5] 竺可桢日记Ⅲ（1950-1956）.北京:科学出版社,1984:609.

[6] 龚育之.回忆中宣部科学处.中国科技史杂志,2007 (3):221-222.

[7] 逄先知、金冲及.《论十大关系》发表前后.百年潮,2003(12):21-21.

[8] 李佩珊.科学战胜反科学——苏联的李森科事件及李森科主义在中国.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4:188.

[9] 力平、马芷荪.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7:570.

[10] 胡先骕.我国学者应如何学习米丘林以利用我国植物资源.科学通报,1956(8):18-34.

[11] 胡先骕.“百家争鸣”是明智而必要的方针文章.科学通报,1956(8):67-69.

[12] 冯永康,张钫.国内首篇全面批判“李森科物种理论”译文的回忆.中国科技史杂志,2014(1): 4.

（2025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