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年逾九旬的老遗传学工作者的读书感言

摈弃民族虚无主义  牢固树立文化自信

庚镇城（复旦大学退休遗传学教授）

2022年11月，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了中国遗传学史家冯永康先生撰写的《遗传学在中国的初创与曲折变迁》一书。这是一本好书。特别是“初创”部分对于我国遗传学工作者，摈弃民族虚无主义，牢固树立文化自信，是大有裨益的。

我仔细地学习了该著作第二篇的5个章，即我国遗传学、育种学（两个学科密切相关）的 “初创”部分。在这部分中，作者提到了我国老一辈遗传学家和育种学家62位（事实上可能还不止这62位），其中留学美国的43位，留学欧洲的8位，留学日本的11位。并且介绍了其中多位学者在新中国建国前及建国后在遗传学领域和育种学的领域里所从事的教学和科研工作。由于他们热爱祖国，努力勤奋地耕耘，获取了不少的成就，并且培养出许多后继者。饮水思源，我国遗传学、育种学有今日的成就，与老一辈科学家当年的奋斗、奉献是密不可分的。应该为他们歌功颂德、树碑立传。作者做了一件有意义的大好事，对科学史家今后更广泛更多地发掘我国老一辈科学家的成就，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我今年已91岁了，从年龄论，算得上是一个老遗传学工作者了。可是我非常惭愧，对于《遗传学在中国的初创与曲折变迁》一书中提到的62位前辈学者们的成就、贡献，除了复旦大学的谈家桢先生、盛祖嘉先生、刘祖洞先生、施履吉先生是我的老师外，所知甚少。而有关陈桢先生，我在念高中时读过他编著的《复兴高级中学教科书•生物学》；后来在与李璞先生（陈桢先生的女婿）的学术交往中，了解到陈桢老先生的一些情况。李汝祺先生曾于1957—1958年，在《生物学通报》上连续发表了介绍孟德尔摩尔根遗传学的文章，我认真拜读过。卢惠霖先生翻译的摩尔根的《基因论》，我认真拜读过。方宗熙先生编著的不少有关遗传学、进化学的书和文章，我拜读过。朱洗先生1957年给复旦大学遗传学研究班学员（我是其中一员）讲授过动物胚胎发育学和拜读过他著的《生物的进化》一书。但是，就是这些著名的前辈生物学家，其生卒年月、家乡何处、学历、工作经历、学术成就，我都一概不知。至于该书中提到的其他老前辈学者的情况，我就更不知晓了。说明我还真是有点学疏才浅。阅读了冯永康先生的这本书后，知晓了许多前辈学者在我国遗传学的初创时期所取得的遗传学和育种学的许多光辉事迹，收获颇丰。

冯永康先生所编著的《遗传学在中国的初创与曲折变迁》这本书，对于我国遗传学工作者树立文化自信是很有帮助的。在此谨向作者表达敬意！

为什么国内科学界有不少的学者对于中国遗传学和遗传育种学的开拓者们所作出的开创性研究和取得的一些原创性研究成果缺乏了解呢？这又与该书后半部分——我国遗传学发展的曲折变迁密切相关。

正是由于1949—1978年期间中国遗传学的曲折变迁，才漠视了初创时期中国遗传学前辈学者们所取得的成就。

我亲身经历了中国遗传学曲折变迁的全过程，虽然没有资格参加许多重要的会议，如青岛会议等，但是会议的文集、报刊资料都是及时学习了的。

在这里，我补充性地写上几点想法。

一、 新中国成立后，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国都执行的是向苏联“一面倒”的政策。学习苏联，不能一概说错，正确的面还是很大的。当时苏联是社会主义阵营的“老大哥”，是世界上两个超级大国之一。苏联在数学、力学、物理学、材料科学、化学（批判过1954年获得诺贝尔化学奖的波林<L.S.Pauling,1901—1994 >的共振轮<Resonance>，是不对的）、重工业、军工业等领域，都比我国当时的水平高出得很多，值得我们学习。

二、我国的遗传学则是例外。在20世纪20—30年代，苏联曾经有过一支很强大的、仅次于美英等国的遗传学家队伍。可是到了1930年代中期，在联共（布）党和斯大林的扶持下，李森科“遗传学派”崛起，将传统的孟德尔、摩尔根遗传学定性为：政治上是反动的，哲学上是唯心主义的，方法论上是形而上学的。粗暴地把苏联的传统的遗传学派打压了下去。闻名遐迩的俄罗斯遗传学家，如瓦维洛夫、切特维利柯夫、卡尔别钦科等人遭受厄运：囚死在狱中，流放，被枪毙等。拙作《李森科时代前俄罗斯遗传学者的成就》，讲的就是在苏联的那段可悲历史时期中遭遇不幸的杰出的俄罗斯遗传学者们的成就。

三、1948年7—8月期间，在莫斯科召开了以列宁名字命名的全苏农业科学院会议。苏联时期的俄文文献称为 “八月会议”。李森科在7月31日（中译本误写为7月21日）的大会上做了经联共（布）党中央和斯大林审阅批准的《论生物学界的现状》的报告，轰动全世界。李森科的这个报告由于得到了联共党（布）中央和斯大林的认可、赞许，当然是符合马克思主义辨证唯物论的遗传学说了，成为李森科遗传学派的最高的“理论纲领”。既然得到了联共党（布）中央和斯大林的认可，中国共产党的高层领导当然也认为该报告是先进的，正确的，要大力学习和推广的。

早在新中国建国前，东北老解放区就已经开始宣扬李森科派的主张了。我的故乡是沈阳，1948年11月1日沈阳解放，解放后不久，学校就开始讲授李森科派的理论了。李森科发表演说后不到一年半的时间，我国著名的翻译家曹毅风先生及刘群便把它译成中文，1949年11月华中新华书店出版，书名为《论生物学界的现状》。当时许多对于生物学有兴趣的师生都阅读了这本书。我在读书期间以及后来做“米丘林生物学”课的助教期间，都认真地学习过这篇论著。

走笔至此，讲一个小插曲。为了学习俄文，我曾经将俄文和中文对照，学习过《论生物学界的现状》一书。当然受益匪浅，曹毅风翻译的很好。但是，也发现有译错的地方，如在李森科批判捷布拉克（А.Р.Жебрак）从事植物多倍体研究的地方，译者将полиплоидия（多倍性）误译为“多年生”。在批判杜比宁研究在城市与乡村果蝇染色体畸变的工作时，将原意为“在1937年在调查个别群体D.funebris的工作时···”，将果蝇D.funebris物种，误译为“芬乃布利博士”。这没有什么奇怪的，曹毅风先生是翻译航空方面的专家。

四、新中国成立后的1950年代初期，中央教育部明令规定全国各个高校生物系均得讲授“米丘林生物学”即李森科遗传学，传统遗传学遭到禁止，严重阻碍了我国遗传学的发展。

五、1952年，全国各个高等学校都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思想改造运动。生物系的教师是否彻底批判孟德尔摩尔根“反动学说”对自己的毒害，是否接受“先进的”米丘林理论，是能否过关的一个重要指标。冯永康先生书中提到的62位老前辈，在当时谅也不得不违心地进行自我检讨和批判。在这样的政治的历史的否定前人功绩的曲折变迁环境中长大的年轻学子，包括我，怎么懂得尊重、重视前辈学者的艰辛奋斗历程和他们所取得的成就呢？又怎么会想到我国遗传科学发展的来龙去脉呢？

最后，我想说冯永康先生经过多年的努力，收集了大量资料，写出的这本书是难能可贵的。对于打碎民族虚无主义，树立文化自信，是很有价值的。

（2023年7月18日）

书评作者简介：庚镇城（1932—    ），退休前为复旦大学遗传学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曾担任遗传学研究所副所长、生命科学学院副院长等职。作为国际著名遗传学家谈家桢院士的嫡传弟子，长期从事植物学、遗传学和进化论的研究。著有《生命的起源》《谈谈遗传工程》《达尔文新考》《进化着的进化学》《李森科时代前俄罗斯遗传学者的成就》等。译著有《生命起源的化学基础》《孟德尔的生涯及业绩》《摩尔根传》等。发表有《纪念遗传学奠基人孟德尔诞辰200周年》《果蝇无飞翔能力突变型6148的遗传及神经肌肉功能研究》《进化论的发展和中性突变学说》《“中立学说”和分子进化研究——现代进化学说的前沿动向》《分子进化的中立学说》等70余篇研究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