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月，王晨光博友推荐了他们的“体系论”的研究文章，希望做个点评。最近抽空专门详细做了阅读。一方面，感觉作者们有强烈的理论愿望和事业心，难能可贵。另一方面，也产生了一种深深的担忧。做为理论生手，他们对自然科学理论的研究方法不熟悉，不自觉中陷入到了哲学的思维迷失之中。由于几句短回复难以表达清楚，这里专写一篇评论。 

之前，王小平老师已对该博文做了评语：“ 体系论与以前说的‘大系统观’有什么区别？智能观不缺少理论，缺少方法、新计算模型、可复用技术框架，理论高大上会带来验证上的困难，可操作性不好。记得上世纪80年代钱学森提出定性定量集成的系统观，后来有人按照他的想法提出了大成智慧的综合研讨厅系统架构。我讲这些绝不是要否定你的想法，先要有想法很重要，但需要进一步解决理论和方法之间的鸿沟问题，这样的工作有更好的参考意义，也会受到学界的关注和重视。”   

王老师的点评简明而深刻，由于现在的青年学者都是80后的年龄，可能对这个评语中所提到的一些当年的历史和名词不了解。所以也需要做个补充。 

在自然科学领域，有一个来自不同学科的活跃人士组成的一个特殊的阵营——称为“大系统研究”。有许多名词和它们有关。例如，贝塔朗菲、非线性动力学、耗散结构、协同学、混沌、复杂性研究、圣塔菲学派、突现、超循环、普利高津、自组织、广义信息论等。中国在这方面的活跃期是80-90年代。当年著名科学家钱学森是这个阵营的主要推动者。他提出了“巨系统观”研究纲领，热情地推动这个宏大理论，发表过不少这方面的讲话，也积极支持这方面的研究人士。 

中国学界受其影响曾经汇集起一批学者，成立组织，发表文章，展开研讨会等等。在80年代的中国成为盛行一时的“科学”热流。但是回过头来看，这个研究竟然没有取得什么有价值的成果，今天如果去查阅一下，也只是一批空泛的文章而已，到21世纪初时这项研究已无力再进行下去。当年钱老曾经高度期望并指导的“系统与信息的定量关系的基本定义”研究最终也放弃了。有的学者承认“建立复杂系统理论的条件明显不具备”。圣塔菲也发出了“从复杂性走向困惑性”的叹息。 

是什么原因让结果如此大跌眼镜呐? 

科学大师牛顿有一句传世的警言：别理它，形而上学！

   在牛顿的时代，形而上学即指哲学。哲学与科学一样，也建立理论。但却有一致命天性：即：解释一切，概括天地万物（所谓“泛式理论”)。而科学却只能在其可实证的有限基础上建立有限的解释模型。从古至今，哲学的大多数学说都是泛式理论的典型样板。泛式理论之所以不能为科学，原因在于其原始概念从一开始就因其概括无限而置自己的实证基础于虚空之中。 

“大系统研究”的问题就出在这里。作为发端于物理学或工程学的计算方法和计算理论。被一批雄心勃勃的学者的推动下向广泛的领域延伸，试图形成一种可用于一切应用领域的超级理论工具。但是，不同学科中的“系统”的性质根本不同，例如植物与动物，细菌与人类社会，一个湖泊与一个星系，一个脑神经网络与一个城市的公交网等等，这种超越事物性质和分类界限的泛式概念怎么为其建立一个既通用又可实证与操作的模型呐？ 

实质上这是一个永远不可能实现的目标！因为，一旦试图建立起可实证的模型，就会陷入到实验或计算模型的具体化和专用性上，结果是可专用于某一性质的“系统”对象的模型无法被用于其它性质的“系统”的对象。因此，泛式理论研究，为了超脱与任何一种学科对象时，其概念不得不越来越模糊，理论越来越虚化，当用于论述或讨论时，仿佛像个高大上的样子；但是，一旦触及到可实证的模型的建立上，就会很快露出它泥足巨人的原形来。 

所以，“大系统研究”的教训是，无论原始初衷多么科学，只要你的理论泛式化，最终的结局就是哲学。科学与哲学的分水岭是，能否建立起一个有效的可实证检验的定量化的模型。体系论作者不了解，再大或再复杂的理论值不值钱，不在于它能否把各种各样的实物对象纳入到他的概念的泛泛的解释之中，而在于它能否对某一类实物对象提供一个有效的实验验证或可定量化的计算与预测的模型。这才是科学的厉害之处。因此，科学的理论与可操作的实验验证密不可分。而这恰恰是哲学理论所不在乎和力不能及的。 

为此，任何一个自然科学理论的建立，在基本概念上一开始就注重自己的边界的有限性，以防止理论与实证相脱离。而哲学中的大多数理论的基本概念，则忽视这一重要的技术要求，结果往往是变成泛式性的东东，无法建立起可被实验证明或证伪的模型。所以，哲学的研究，往往开始时雄心勃勃，最后却陷入到玄虚的迷空中，到后来只能沦为解释工具或思辩工具，而不能向科学那样形成精密的工程和技术工具。 

同样，“体系论”的作者们也陷入到这种哲学思维的迷失中，有三个特征： 

一，喜欢从一些哲学的命题出发来建立自然科学的论据，例如，“世界上的物质和运动变化是客观存在的”，“世界上许多物质是独立于人存在的”，“有时的理念和思想还会是主观的，甚至是违背客观世界规律的”，“物质为第一性，意识理念为第二性”，“人的意识理念和客观世界也是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实际上是辩证统一的”等等。 

二，作者所构筑的理论体系几乎囊括了自然科学的三大层面：物理与化学层面，生物层面，生物圈与人类社会层面。接近于包罗万象、解释一切的地步了。其基础概念“体系”一开始就是一个泛式性的名词。被作者用来指分子，也指微生物或细胞，还指植物或动物，及指人或人群，又指社会或生物圈等等。概念模糊和笼统。这也就是王老师所提“与大系统观有什么区别？”的原因了。 

三，体系论中只有思辩性的论述，而科学理论最核心的东西“可实证的模型”在其文章中找不到。对科学来说，基本论述只是初步的粗框架，再深入就是核心：一个可用于进行实验验证或计算预测的模型。而作者在没有建立起模型的情况下，就试图对某些重大的科学难题进行预测，这恰恰是哲学的传统。所以王老师提醒作者注意“理论高大上会带来验证和操作上的困难性”。 

在中国，由于特殊原因，科学与哲学的界限长期被模糊化。甚至在一些讲堂上哲学被拔高到“指导”或“高于”科学的位置上。这种扭曲在60-80年代更是一个奇观，科学论文行哲学语风，特别是文革最盛行。改革后科学复苏，与哲学渐行渐远，但余气仍在。一些科学新人从学生时受“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的影响，这对他们后来的科研工作会带来了不利影响。   

    最后，给《体系论》作者们的一点建议：将理论的基本概念边界收缩到某一个独特的可实证的生物学特征上，以此为基础来逐渐发展一个独特的假设性的理论框架，然后进一步地向建立一个独特和可定量计算与有效预测的模型上努力。在这个过程中，将会体验到自然科学的理论研究的美好风景。

【注】笔者认知水平有限，观点仅供参考。如有错误，文责自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