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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文化进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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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化就是不退化，是在信息作用规律支配下的被动变化。 —作者
进化是系统有序程度的提高
从休息守恒的角度讲，进化广泛地存在于宇宙的各个系统中。进化的过程就是休息在各系统中合理分配的过程。进化的水平越高，系统有序程度越强，就越能适应它系统的选择。进化的过程也是系统休息形式演变的过程，是变异、选择、竞争的作用结果。系统进化的过程就是历史。
对生物系统的进化，科学家们是研究得很详细的。关于这方面的资料，读者随便找一些生物的书就可得到，所以这儿只做一些概括。生物进化，就是新物种的形成，旧物种的消亡。新物种（新变异）由于能适应“新”环境，所以通过竞争和选择，使其基因在群体及生物系统中扩散。这样，人们就说新物种是进化来的。实际上，进化就是生物系统内的变化能够跟上自然各系统的变化步伐，如果跟不上，即不能适应环境的变化，就将被淘汰，就谈不上进化，象恐龙的灭绝一样。从系统的角度讲，进化的过程就是子系统形成的过程。新形成的子系统结构越来越复杂，功能完善，可调性强，对各种休息的反应敏悉而对外界影响的缓冲能力强。例如，脊柱动物在进化过程中从水生，两栖到陆生，血循环系统也发生相应的改变，心脏由单循环时的一房一室型变为过渡时的一室二房型，最后到双循环（体循环和肺循环）的二室二房型。随着结构的复杂化，功能也更完善。由于循环系统的进化，动物由冷血型到变温型再到恒温型。在恒温的哺乳类动物，因为有功能完善的循环系统，可以自身调控以维持体温胡波动在最小的范围，这样外界气候的改变对机体内环境的影响就不大，生物功能所需要的各种酶可以在恒定的温度下发挥最大的催化效应。总之，生物进化就是生物结构，功能的不断完善，进化的目的是适应选择者提供的测试环境，生物系统不进化就不能存在。
文化的进化也是事实。一但一个系统形成了，它就有进化的责任。衡量人类文化是否发生了进化常用“文明”这把尺。“文明”就是文化系统内休息的质量水平，就是系统有序化的程度。只有系统休息质量的提高，才有其结构的精确和功能的完善。生物的进化是基因组的进化，文化的进化源头也是其系统休息一思因。关于思因，我们知道的还不如基因，所以和生物学一样，在论论进化时我们更多地是讨论性状，即讨论文化。
生物进化是对优良变异积累的结果。每个新物种的产生都是在旧物种的基础上变异由量度到质变的结果。质变性变异带来的是更强的适应能力和竞争能力。在文化进化过程中也是如此。但由于文化遗传不是化学性的，性状之间的差别很难区分，因此就不能象研究生物进化一样，通过生物分类和比较解剖学的方法找出物种间的微小差别，从而发现进化的痕迹。我知道有人做比较文学的文化分析的工作，遗憾的是我目前搞不到有关的资料，所以只能按我的思路对文化进化的问题进行一些分析。
文化进化就是对以往优秀文化遗产的积累，所以它包括了变异、选择、竞争的过程，是遗传功能活动的综合。我曾在第四章里对文化做了分类，认为文化可分为传播性，受传性和媒介三部分。可能读者对受传性文化和媒介文化的划分有疑虑。这常是人们忽略的部分。前者主要是指人们的心理活动，属于文化的内思维系统，后者因为是物而不易引起应有的注意。之所以把这两部分也称成文化，是因为它们都是思因的产物，是与思维及思维交流有关的现象。在讨论文化进化时，我就从上述分类的方面入手，看看在文化进化过程中这些文化都发生了那些变化。
传播性文化的进化
传播性文化是文化的有形成份，是可以通过媒介被悉知的。所以，传播性文化的进化是有据可查的，我们可以用纵向比较的方法来判断传播性文化的进化。
以中国的汉字为例。汉字的历史非常悠久，它产生的确切定的上层建筑（传播性文化，传播环境部分），在一定时间内，经济基础（由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的）和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是和谐的。表现为社会安定，人民生活水平改善。传播主体文化是变异产生最活跃的地方，新的生产力水平常常要求相应的上层建筑与之耦和，从而使群体文化系统趋于稳定。在主体文化还不发达的古代和还不够发达的现代，人们总是热衷于向外输出环境性文化，喜欢把自己的政治、经济、法律等制度向外扩散，而不是向外传播主体性文化（科学、技术）。可传播来的这些环境性文化常常又不适合受传者已有的主体文化，从而破坏了受传群体已有的文化系统的稳定性。战争和动乱就从此开始了。较明显的例子就在我们身边，就在中国。在大陆，我们曾全盘照抄苏联的模式，可由于我们有我们自己的主体文化，几千年传下来的哲学观，民族心理，使我们不能适应可能很好的苏联外壳，主体主化不能与环境相耦合的形成一个稳定的系统，结果就是十年动乱的总瓦角。在台湾，将介石也试图照搬美国的“民主制度”，同样受限于中华文化的内核，使得那儿的“民主”显得滑稽、畸形。在看看现在的大陆，我们已经抛弃了以往束缚自己的“模式”，在根据自己的主体文化塑造合适的环境文化，在找、在走自己的路。这就是希望。
我认为，它消灭战争和动乱，首先就要尽最大努力传播科学，哲学等能直接增强各群体文化稳定性的主体文化。时代还不能确定，但仅就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最古的甲骨文汉字算来，它大约已有四千五百至五千年的历史了（这是我在人民日报海外版上读到的一则消息，“西安出土迄今最早的甲骨文”）。几千年来，随着文化的进化，许多汉字被淘汰了，但更多的又产生出来，总的趋势是日益增加。如商代的甲骨文约有3，500—4，500字，汉代时许慎的《说文解字》中选收了9，533字；魏时情揖的《广雅》选收了18，151字；宋代张麟之《韵海镜源》选收了26，911字；同是宋代司马克等在《类篇》选收了33，179个字；明代张自烈的《正字通》有33，440字，到了清代的《康熙字典》（张玉书等）时已选收了47，035字，现在编纂的《汉语大字典》选收了约60，000字。这些数量的变化就是一种进化的表现，它意味着人们对事物的认识的日益深广，语言文字的交流负担愈来愈重。如果文字的数量不是随着传播需求的增加而发生相应的进化，整个文化系统就会发生紊乱。因为新的思想，新发现的事物等个体产生的文化变异要借“新”的词来表达，如果总是运用旧词就会发生概念污染，产生交流障碍。
世界上无时无刻不在发生着文化变异。新思想，新概念要有新词汇去概括，要有新的符号体系去表达。所以人类词汇量的增加就反应着文化进化的状况。当然，这也只是个片面。读者可以任意找本教科书，翻翻它的总论，就会发现无论那个学科都有其自身的发展史，有它的进化史，都能列出个发展大事记的时间表，来说明进化的转折点。由于作者能力有限，就不能依一分析了。但从传播性文化的态体上讲，进化就意味着人类对自然环境和人类自己的认识加深，这些知识无疑能使人类生存力加强，使人类系统得以稳固。因为现在的文化使人类更能适应系统选择，所以我们说文化有了进化。关于传播性文化进化的问题，在下面讲受传性文化进化时还要讨论因为这两种文化表面上很难区分。
受传性文化的进化
受传性文化是指人类的思维机制，而不是指人们对思维机制的了解。对思维机制的研究及其成果是属于传播性文化范围的，因为那是有形的，可以相互交流的。例如，我现在要讨论的是受传性文化，可写下的确已是传播性文化了。受传性文化是思维处于潜意识时的活动，而传播性文化则是有意识状态下的思维和表达。
我们不比古人更聪明
受传性文化的进化就是指人类思维方式的变化，指人类学习能力的提高。对这方面的研究似乎不多。可以肯定地说，我们比古人有更多的知识，但不敢肯定我们比古人聪明。所谓有知识是指掌握较多的思维材料，有较多的传播性文化。而“聪明”是指所创造的知识与所掌握知识之比。一个人掌握的知识多，渊博不能就聪明，聪明的程度取决于他用所掌握的知识创造出多少新知识。创造愈多，就愈聪明。个体是这样，群体也如此。这是用数学表达似乎更明了一些；我们设已掌握的知识为K（Knowlage）,新创造的知识为NLNewKnowlage，新知），聪明的程度为ICIntelligence,聪明）。已知聪明程度与N/K E相关。即
N值愈大，人群就愈聪明。当然，N和K都是时间的函数，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多。但根据N、K增长速度比的不同，对 ,一 式，可有不同的表达方式，如图8-1所示：
图8-1中的（a）和（b）都表示，随着基础知识K的增加新识也有相应的增加。但增加的模式是象（a）那样呈直线的呢？还是象（b）那样呈指数增长呢？在（a）中，直线上任取两点 a和b ，其N/K值是一样的，为常数A。其意义是，随着时间的延续，人们用所掌握的知识创造新知识的能力没变，聪明的程度没变，I=N/K=A。我们现在能创造出更多的文化是因为我们比前人掌握有更多的知识。如果前人也掌握有这么多知识的话，他们也会创造出这些文化来的。也就是说思维机制没有改良。另一方面，如果象图8-1（b）所表示的那样，随着基础知识的增加，每代人所创造的文化呈指数函数增长的话，就意味着我们的智力比古人强。在（b）中，在曲线上任取两点a和b，其比值是不相同的，I=N/K=N/LogAN。I值的增加说明现代人的思维机制有所改善，我们能用相对少数基础知识创造出更多的文化来。如果我们活在古代，所创造的文化会更辉煌，而古人如果活在今天就不能适应了。
图示让我们有机会较直观地分析文化进化。在图8-1中，K值的增长就是传播性文化的增长。N值与K值在本质上是一样的，都是传播性文化。前人的N值就会是后人的K。而N/K值实际上则代表了受传性文化。我们在用有形的文化成份去分析无形的受传性文化。
那么，我们到底是否比古人聪明呢？受传性文化进化了么？回答这个问题是很困难的。因为，即使是有形的传播性文化也很难找到一个定量的标志。我们能用K和N来代表什么？以上讨论问题时，K是指人类文化知识的总和，N是指某代人所开创的新文化。可我们怎样才能得到K和N值呢？没有各历史时期的K值就不能分析受传性文化的进化。看来，要想找一个完善的K值是很难的。值得庆幸的是，汉字发展情况就是个很好的文化定量分析案例。首先，历代数字典是很好的一个关于当时用字质量的证据，其它的文化内容很难定量且证据不全。比如，我们也可以以历代图书发行的情况为便来分析N/K值。约翰.奈斯比特（《大趋势》一书的作者）例出统计资料说“科技休息目前以每年增加30%的速度增长。由于能量更大的休息系统的出现，以及科学家数量将每二十个月增加一倍。”用图书发行量虽然可以进行I值分析，但它有个很大的弱点，就是随时间的久远，遗失量也增加，关于很早以前的发行数字即使有也不可靠。其它的文化内容也有同样的弱点。另外，其它的文化内容（如科学、艺术、哲学）不但不易定量，而且所反映的智力情况更抽象，不象文字与思维的关系密切。比较而言，汉字也比西方其它文字更优越，因为世界上没有那种“活”着的文字有汉字这样长的寿命，它们没这样长的历史，没这样稳定。现在世界上应用的其它文字一般不过一千年，而大部分只有一两百年或几十年的历史。汉语的文献也极丰富。可以想象，用三千年的历史画出的文化发展曲线（见8-2图）当然比几十年的观察精确得多。如图8-2所示，我们把随时间增加，汉字增加的情况标记在座标系中，并绘出了近似曲线：
图8-2 汉字增长曲线
如图所示，我很惊奇地发现，近似曲线是条很典型的指数函数曲线，W=AT，A=2.3。这样，我们就可以进一步分析了。很明显，字数W(words字)就是传播性文化K的代表。文化是呈指数函数增长的。某一阶段时间内字数w的增加（相当于创造出的新知识N）可以从近似曲线的方程中求出。如图8-3所示，t以一千年为单位。时间t每增加一千年，字数w都相应地呈指数函数增加。新增加的量就是新知识量N。由此可知，每千年增加的字数Nn=Wn-Wn-1,即在tn这一千年里所净增的字数，基中Wn为到tn这个一千年末时的总字数，Wn-1为上一个一千年末(tn-1)时的总字数。
说心里话，在我进行上述分析的时候，希望得到的结论是我们比古人聪明。可分析的结果告诉我们，古人的智力和我们没有差异。现代知识增长之进猛（呈指数增长）不是因为我们更聪明，而是因为古人和我们一样聪明，因为我们有前人创造的，比以往更雄厚的文化基础。我们只是保持住了这个呈每时数增长的势头，并没使增长的速度变得更快。
可是，受传性文化到底进化了没有呢？我不禁要问：难道它能不进化么？受传性文化是属于内思维系统的，即然是系统，它就要进化。不进化的系统是不能存在的。因为不进化就说明系统的稳定性没有加强，而不稳定的系统是要被选择掉的。应该肯定地说，受传性文化是进化的（我先下这样一个结论，而后再去找解释，似乎很主观，但这个结论是依照客观规律做出的）。一个很自然的问题是：在已证明智力没有情况下，怎样解释思维机制（受传性文化）的进化？存在就是进化的证据。
依我看，还退化就是进化。怎么讲呢？在讨论生物进化时我说过，进化就是物生系统内的变化能够跟上自然系统变化的步伐。如果跟不上，就得被淘汰。可见，只要物生系统还存在，它还没被淘汰，那我们就说它已经进化了。进化不是自己朝前走，进化着的系统本身并不知道进化的方向，它只知道做出许多姿态来，显示出许多可能的方向，那个方向适合了选择者提供的测试环境就朝那个方向走。进化是被动的，客观的。受传性文化的进化也是如此。只要我们能保住1.3这个值不变，我们的思维机制就已经进化了，质没变，量变了。所谓质没变，指的是用一定量的基础知识Wn-1,我们只能造出相应量的新知识(Nn=1.3Wn-1)。不能再多了。但是随着文化的发展，基础知识Wn-1愈来愈多，要保住1.3这个比值也越来越困难。因此，只要1.3这个值不降下来，我们的思维机制就在进化。至于进化的是什么，人脑的那些功能发生了改变，有没有结构的改变等问题则有赖于有关的专家给出答案了。
不知读者是否注意到了图（8-2）和（8-4）中曲线与原点间的关系的哲学含义。图（8-2）为指数函数曲线，曲线既不与原点相交也不与t轴相交。这说明，从量变的角度讲，我们不能说出最早的汉字产生于那个年代。而图（8-4）的直线通过原点，即Wn-1为零时，Nn也是零。当然，没有基础知识也就没有新知识。从图（8-2）中曲线与t轴的关系可以推论出，汉字的产生是质变的结果，传播性文化是质变出的一个新系统。所谓质变，在图上的表示就是曲线性质的改变，方程的改变或座标系的改变。
如图（8-5）所示，以t和内思维为座标系的指数曲线表示的是生物系统内思维进化的趋势。思维是生物所共有的功能，从化学进化发生质量产生有机物尹始，思维的进化就开始了。广义的思维指生物对外界的反应。即使是最低级的生物也有这种功能。思维功能在生物系统内的进化也是呈指数函数增长的假设。还不能找到合适的定量分析材料）。然而，这种量变达到一定程度时就会产生质变，出现新的系统。内思维系统的进化最终就是在人类产生了质变的，内思维机制不断进化的结果是产生了思因，随之而来的就是外表达系统（即文化系统）的出现。新系统在人类的形成使原函数曲线发生了转折，失去了原光的指数增长趋势，而在新系统的座标系中随时间的改变表现为常数（如In=1.3，按假设，在生物系统中的增长也是呈指数函数的。人类In曲线发生质变后，In变成了常量），而大部分信息流入了外表达系统，又形成了一种指数增长。
图(8-5）中两条指数函数曲线的结合点（拐点）很有意义。它是质变发生的时刻。物生的智力I进化到这一点就可以产生外表的需求，最终形成语言文化。同时没这一点的切线方向作图就是I工质变后的发展趋势。当然，从这一点以后，I曲线也就失去了，原来指数增长的离心趋势。而新产生的外表达系统（人类的文化系统）也从这一点开始沿指数函数增长，直到产生新的质变，产生出新的子系统。
文化进化的未来是产生超人文化
现在我们来预测一下人类文化进化的未来。见图（8-6）
图（8-6）文化进化产生超人文化
按前面描述的休息进化趋势，没有哪个系统的休息会永远呈指数函数增长下去，到了一定时刻都会发生质变，使原函数的离心趋势锐减。新曲线的向心性增加了母系统（原座标系中的曲线）的稳定性，能更有效地缓冲外界休息的冲击。现在的人类文化还是在按指数函数增长着，但总有一天会失去这个势头，会达到一个极限，形成一个转折点，一个新的系统。到那时，只凭借我们的智力水平（I）已不能维持文化呈指数增长了。如果不出现新的子系统，人类文化就不能进化，就有被淘汰的危险。那么，这个子系统是什么呢？它会在何时产生呢？
这个系统就快要形成的了。它就是人脑和电脑的统一体。在这个系统形成的早期，我们还不易看出其休息呈指数增长的趋势（任何系统形成初期都是如此，参见指数函数曲线）。在现阶段，人脑和电脑还处于分工合作的阶段，并没融合。新系统的形成有赖于三个重要学科的水平达到“极限”，一是遗传学，一个是神经系统科学，还有一个就是电脑科学。当这些科学发展到某个水平时，就会产生对文化系统的质变。新系统的特征是系统成员的非人化，即完成了由人向非人的异化，另外还有系统休息的化学一物理性。我称新系统的成员为超人，新系统为超人系统。
大家都承认。人是由非人进化来的（这一承认也来之不易），可是要说人会变成超人却很难令人相信。其实变成超人的不会是全体人类，人类系统还会存在。就象生物进化的结果不是所有的动物都变成了人一样。新系统的产生只能增加人类文化系统的稳定性，而不会从根本上动摇人类系统。超人系统要接受人类系统的直接选择。
所谓超人，并不象美国电影里描写的那样是外星的来客。超人是地球的产物，是人类文化的产物。超人系统的休息是基因和思因的统一体，超人的脑是人脑和电脑的统一体。超人系统形成时，遗传学和神经科学已发展到极高的水平，以致可以定性定量地描述基因和思因，而且能用电脑和生物化学技术摸拟出或复制出它样。并完整地安放在超人的体内。例如，人们可以把有关科学文化的思因状态描述出来，指出某个公式或思想在人脑中是以什么功能状态储存的，同时也知道这个思因要求的结构是由那个基因控制的，于是人们就能把一个文化性状（实际上就是超文化的基因）合成到超人的大脑中去。使超人一出生就是一个很熟练的科学家，而不需要在二十多年的时间去掌握前人创造的文化，从而大大减轻了人类文化遗传的负荷。在超人系统中，不但基因，思因能合成，而且基因的性状-各种思想，也都能遗传。人类的文化系统只能使文化性传给下一代，还不能使生物性状直接遗传。但在超人系统形成后，人们和超人们不但能描述人的各种基因，而且还能合成所需要的基因，所以性状就可以遗传了。正是由于基因和思因的性状可以遗传了，人才称为超人的。
无论是生物进化（包括生物结构的进化和思维系统的进化）还是文化进化（包括受传性和传播性文化的进化）都只是整个宇宙系统休息进化的一部分。这一点我在第二章已谈及，这儿不可以借文化进化的问题详细讨论一下。和能量一样，休息在系统内的流动总趋势是使减小，使不稳定性减少，使离心力减少。因此在一个系统内的休息达到某个极限时，如果再增加下去就会因离心作用而使系统的稳定性减弱。因此有必要产生一个子系统来校正这个危险的离心力。从而使原系统稳定。每次对休息曲线的校正都是进化，是质变。这就是我说过的，进化是休息系统中的普遍现象。每个系统都是进化的产物同时又是另一个进化的起点。如图（8-7）所示：
图（8-7）地球系统内的休息进化
在地球系统形成以后，其上级系统流来的信息也有呈指数增长的离心趋势，具体表现就是激烈的能量作用和由此而来的剧烈的地理、气候的变动。此时的地球处于物理进化阶段。进化到某一水平后开始了化学进化，化学反应消耗的能量和休息使物理进化的离心趋势被校正了。但与此同时，化学进化的离心趋势又形成了，在化学进化的早期离心趋势并不明显，因子系统也都较稳定，可这样稳定是暂时的（上亿年的“暂时”）。当化学进化的离心趋势影响到母系统的稳定性时，新系统的产生就是不可避免的了。见图（8-8）
图（8-8）地球系统内的休息进化
化学进化的离心趋势因产生了基因，产生了生物系统而被修正了。生物系统内温养着思因形成的种种可能性，就如化学进化温育了基因一样。最后，由于思因的出现，人类的出现，物生进化的离心力也被校正了。现在，传播性文化在呈指数增长，这个离心趋势也一定要被新系统校正。这就是说超人系统的出现是必然的。图（8-8）中，每个座标系都代表一个系统，为地球系统，为生物系统，为人类系统，为超人系统……，时间t的线性延续的。
休息进化是宇宙的普遍现象
如果从宇宙信息守恒的角度宏观地看进化的话，图（8-8）只是一个小分枝。参考第二章的宇宙休息系统树，我们能画出一幅宇宙休息进化图来（图8-9）
图（8-9）宇宙休息守恒与进化
如图所示，整个宇宙系统休息的离心力被许多象太阳系这样的子系统拉回来了，使宇宙休息形成一个闭合的圆，休息不外流而守恒了。当然，这个巨大的离心力要相应的向心力才拉得回来，这而又是可用阴阳学说解释的（参见文化的选择效应一章）。在每个象太阳系一样的子系统内的休息也有很大的离心力，需要其子系统来缓冲。地球和其它太阳系行星一起，把太阳系系统信息的离心性校正了过来（不完全），使太阳系的休息沿近似于圆的曲线运动，从而使该系统趋于稳定。然而地球系统的休息又是离心性的，通过进化（物理、化学）产生了生命和非生命系统后才稳定起来，亦有形成圆泊趋势。由此类推，人类系统的文化进化又使生物系统稳定，而现在人类系统的文化进化已显出了很强的离心趋势，大家都在担心文化这样呈指数增长下去会吃不消。人们议论纷纷地讨论着“信息社会”的“信息爆炸”，实际上这就是文化进化离心力的表现。人类社会从一开始就是休信社会，知识爆炸的导火索也已点燃几千年了，而最终人类系统并不会因知识爆炸而消毁，我们会把这个导火索熄灭的，是信息进化的客观规律要求我们把这个爆炸的危险消灭的，消灭的方法就是产生超人系统。所以，新的超人系统一定会出现。
超人的出现是在将来，而且是在很远的将来。现在，我们只能看到一些它出现的迹象。上面说过，超人就是人造的人。而人要能制造人的话，首先要能定量定性地描述人，而这一点我们还远不能满足要求。人们现在可以制造人工心脏，人工肾脏。如果人们不知道心、肾等脏口是怎么工作的，不知道心脏每分钟博动多少次，每次博出多少血，血流动力学有何特征等定量资料的话，这又怎么可能呢？现在应用的人工脏口是由非生命物质制做的。最理想的当然是生命物质。移植一个在自己的基因指导下产生的心脏是我们的理想。为了能有这一天，遗传学家得能操纵基因如操纵手指一样自如。心脏的大小，形态，结构，功能等都可以定量地调整。而要选一个人，所要知道的就不仅仅是心脏了。选人的关键是要知道基因是怎么表达的怎么调控的，还要知道控制每个性状的基因在什么地方。这些工作遗传学家们已经做了，而且电磁波有成绩。然而超人又不是人，超人的改善可以遗传，而不受生殖进化的限制。这就意味着在超人系统内，蛋白质可以被当做信息源，信息可以从蛋白质流向DNA，逆中心法则可以成立。逆中心法则在自然条件下虽然不能成立，但在人为条件下是可行的。现在，科学家已经可以从基因的表达产物（蛋白质或多肽）入手，以它为抗原，制备单克隆抗体，再利用这种单克隆抗体去沉淀蛋白质合成旺盛细胞中的多聚核体从而得到与蛋白质对应的mRNA，体外反转录得到DNA。这说明，人们已能从性状着手合成基因，逆中心法则在人为条件下是可以成立的。超人的出现还需要人脑和电脑的统一，把人脑的功能无限和电脑的寿命无限结合起来。人类再聪明也总是要死的，电脑可以弥补这个遗憾。
若想系统地描述超人和超人社会，还可以写本书。但我不愿离现实太远。对远离现实的事，我们是说不清的，说清了也不一定准确。但我可以给超人画像=决的说来超人象人，是人造的人，造出来就是科学家（或艺术家）。它可以在生成后就复制完所有的思因，象我们出生后就已复制完了基因一样。正因为有这个特征，超人系统才使人类文化系统稳定的，信息才没“爆炸”的。
超人所创造的文化（超文化）也会按指数增长，因为超人可以把思因和基因合在一起“传”给后代。
超人是人类的敌人还是人类的助手？这个问题很好回答。只要看人类是生物系统的敌人还是朋友就行了。超人与人类的关系与人和生物的关系是一样的，是子系统与母系统之间的关系。子系统产生于母系统，其进化方向受用系统的选择。生物进化到人类后，由于思因使我们的主观性加强了，于是我们似乎认为可以为所欲为了。实际上我们已经创造了一个人为的世界，到处是城市，工厂，核没施。在农业社会，人类还在受自然的制约。到了工业社会，人类就开始侵犯自然了。看到可以让河流改道，地球发抖就只觉得人的伟大了。可是，人能胜天吗？人能无限地改变自然吗？不行！还是那句老话“勿太过！”。不是吗？现在人们已经看清了工业革命带来的灾害了，到处是污染，生态环境的破坏。生态被破坏的程度足以让人们关心自己的生存了。人们已经意识到了人为的有限性，认识到了自然对人为过激行动的惩罚是无情的，认识到人类若是无休止地侵犯自然，压迫生物的话，人类自己也要灭亡的。确切地说，是自然把人类的那些狂热举动选择掉了。我们现在做大量的环境保护工作就是为了弥补前人的过失。俗话说“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现在是“前人砍树，后人招怏”，我们现在植树造林，花极高的代价拯救大熊猫等“珍贵”动物，就是要尽最大的努力恢复原有的生态环境。只有这样人类才能存在，才能继续进化。超人对人就象人对自然一样，是依赖关系。也许有些超人象工业时代的人对自然一样，侵犯人类，也许它们认为可以无法无天，游戏人类，但最终这种举动会被淘汰的。超人会象我们保护环境一样保护我们的，因为消灭人类就是消灭它自己。超人是人类的继续。
本书写到第二章的时候，我曾写信把有关宇宙信息守恒的信息系统树的内容告诉给我的朋友，天津大学建筑系研究生金丽昌。他对那部分内容很感兴趣。并提醒我说：“系统树不该是干巴巴的分枝，应该是系统之间相互连接的网络结构，是复合的整体”，应该是“系统们互通着血液，养伤，枝芽相连，共生共存。”写到这儿，我体会到了他意见的重要性。的确，每个系统都有其它系统流来的血液和养伤，都有其它信息系统的影响。以人类系统为例，系统的主要外星信息是人际交流的语言，或者说是狭义的文化，但在生物系统内进化着的“思因”，及在地球系统的进化着的“基因”（括号表示前身，或可能性）等都在人类系统起作用。人类系统即是化学进化（“基因”质变）的结果，也是生物进化（“思因”质变）的结果。如我在第二章讨论过的。子系统的产生总是起于母系统信息的质变。而每个系统内都至少存在着一种量变着的基本信息，和一种质变着的进化信息。见表（8-2）
所谓量变着的信息，是指在进化过程中（在系统随时间的延续而存在的过程中）其形式已不再改变，而只改变内容的量。而质变的信息则是随时间的延续不时地改变其形式，最终形成新系统中基本信息（量变信息）。例如，在人类系统中，思因就是一种量变着的信息，而它在生物系统中则是处于质变中的未定形的种种可能性，所以我用“”表示。随着生物的进化，生物的“思因”发生着质的变化。如果能绘出一条“思因”在生物系统中进化情形和曲线来的话，相信一定是条指数函数曲线。I值在生物进化过程中是呈指数增长的（所以被称为进化信息），到了人类系统I值变成了常量，成了决定新知识产生速度直线的斜率（参见图（8-4）。对原座标系说来它已直线增长了（所以被称为量变休息）。所以与I值相对应的休息形式-思因，在人类系统中是量变着的，是人类系统的基本形式。而由基本信息转化出的新信息形式（K值，或传播性文化），则是该系统中进化着的信息。又比如在生物系统中，基因是量变着的信息，它是由化学进化产生的，一但生成之后形式就没发生抽的变化了。所有生物的基因都是由核酸组成的。所谓进化是指在基因发生量变的同时，其相应的性状在发生着质的改变。因此，基因是生物系统的基本信息，思因（基因的性状）是该系统中的进化休息。进化信息是最终促成新系统产生的信息。
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所有母系统的信息，都是子系统的基本信息。以人类系统为例，它特征性的基本信息是思因，正是由于“思因”进化到了一个极限，发生质变后才形成人类系统的。但是人类系统是生物系统的子系统，所以生物系统的基本信息-基因，也是人类系统的基本信息。以此类推，所有母系统，长辈系统的基本信息就都是子系统的基本信息。母系统正是通过这些基本信息对子系统施加选择压力的。子系统中进化着的信息一但破坏了基本信息的稳定性，就会被选择掉。我想，这些上下左右流来的选择信息就是金丽昌友所说的血液和养伤了吧。
关于进化，我似乎已经谈得够多了，但还不透。为什么传播性文化会呈指数增长？下面就讨论这个问题。
媒介文化的进化
媒介文化实际上是传播性文化的一种，它是人类关于怎样加速传播影响的思想和实践。我特意把有关媒介的传播性文化挑出来讨论，是因为它在文化进化的过程中扮着重要角色。
在生物系统中，“思因”的进化与人类系统中传播性文化的进化一样，是呈指数增长的。所以我们称“思因”为生物系统内的进化休息。但“思因”的进化是由基因的量变促成的。抽象地说，就是基础信息量的增加，内容的增加，使进化信息不断发生质的改变形式的改变。具体的分析，基因是怎么量变的？“思因”又是怎么质变的？回答这两个问题对我们解释文化为什么能呈指数增长很有帮助。
繁殖方式的改变促进信息质变
我不知不觉已面对生命科学的两大难题了，遗传学和神经精神科学。对基因和思维功能的研究是当今最热门的，因为这两门学问象潘多拉的盒子一样，充满令人好奇的秘密。但很遗憾的是，科学家们还不能圆满地回答上述问题。对基因是如何增多的，除一些假说外，没有确切的解释。对人类的神经精神活动了解得就更少。但是，从现有的研究成果，我们也能找到一些启示。例如，在生物遗传学的分枝进化遗传学中，科学家们主要研究种内变异是怎么变成种间变异的，即新种是怎么形成的。一般认为，变异是基因突变引起的。但突变是改变而不是创建。那么，如果生物总是改写（突变）基因的话，它的量又怎么能增长呢？分子遗传学的研究揭示出一个引人注目的事实，在真核生物的DNA中有大量的重复顺序，这些重复顺序常常没有明显的细胞功能，不指导合合蛋白质。但这些重复顺序显然为新基因的产生提供了素材，新基因可能就在这个基础上突变来的。细胞遗传学也有与新基因产生的有关发现，认为染色体的不对等交换可以带来一个染色体上一小部分重复，重复部分再突变就产生新的基因。总之，虽然我们还不能圆满地描述基因在数量上增加的机制，但从现有的证据出发，我们起码能得到这样一个结论。基因量的增加是与生物的繁殖行为密切相关的。生物繁殖方式的进化是基因量变的一个重要原因。生物从较简单的无性繁殖进化到有性繁殖后，因为基因重新组合机会大大增多，新基因产生的机会也就增多。似乎任何形式的基因扩增都是与DNA或染色体的复制行为有关。这一结论对我们解释文化遗传现象很有帮助。
这儿要讨论的文化是指传播性文化，在人类系统中呈指数增长的是传播性文化，而受传性文化，如我们分析过的，则呈直线量变。传播性文化是思因的性状，是思因相互组合后产生的功能效应。象基因相互组合产生了各种性状一样。我们所关心的问题是，文化是怎样呈指数增长的？或思因是怎样量变的？这两个问题的实质是一样的。通过与生物遗传学比较，可以得出这样的推论：思因的量变是与其复制活动密切相关的。
思因的复制过程不同于基因的复制。从信息形式的角度讲，基因是化学的，而思因是物理化学的。基因和思因的信息来源也不一样。在人类，基思信息的来源只能是双亲，在受精卵形成时就已经决定了其基因的组合形式和基因量，完成了信息复制的任务。然而，思因信息的来源几乎没有限制。一个人所能获得的思因量取决于他接受传播的机会。一个个体实际携带的思因量除了他接受传播所复制的外，还有他自己新产生的，新突变的思因。由于人的一生都在接受传播并思维，所以每个人的思因量在其一生中一直都在增加着，学无止境么！没有一个人能复制完全人类的思因（超人能），也没有一个人不在复制思因，这是文化遗传特殊性决定的。新思因的产生也是突变的结果。思因突变和基因突变相似，是改造而不是创建。即新思因总是以旧思因为改造基础的。不会凭空产生出一个新思因来的。例如“思因”这个概念是作者首先提出的，是个新思因的性状。可追其源头就会发现它不是凭空出现的，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这儿可以顺便谈谈我写书的经过。我有个习惯，喜欢把令我自己得意的想法随时写在一个小本上，我把它叫做“美思录”。里面有幽默，小小说，及对我的专业（医学遗传学）和艺术，哲学，人生，社会科学等的随想。就是各种文化变异吧。在去年9月份，我闲翻《自然科学哲学问题丛刊》（1，1984），看到一篇苏联作者H。杜比宁写的文章《人的未来和遗传学的进步》，读完后对他到底讲了些什么已心不清了（这是我产生思因突变的最佳状态）。但记在我小本上的是一个很深的印象，好象他全篇都在讲一句话“意识与遗传是割裂的”。似乎认为遗传物质对意识和个性没有决定性的影响。不知是为了证明他的观点还是为了反对他，我开始思考文化遗传的问题，思考生物遗传与文化遗传的关系。我先是写了篇文章（未发表），讲文化遗传的问题，可总觉得写得不够劲，于是就列个提纲写起书来，也没有完整的构思，只是按着提纲边想边写。整本书可以说就是随想，想到哪儿就写到哪儿。我和朋友开玩笑说，如果草稿丢了，我恐怕再也重写不出了，因为我不知道每天都写了些什么。然而，每天几千字里，就有许多突变，许多新的变异。这些都是联想的结果。我不是一觉醒来在脑袋的某个角落里发现“思因”等思想的。我先是有了关于基因的知识，又复制了许多关于哲学、语言学、社会学、心理学、传播学、人类学等传播性文化的思因。在这些思因的基础上，才产生了关于“思因”思在。思因的突度是联想的结果。联想就要有联想的基础。联想的基础是我们在受教育，受传播过程中复制的思因。无知的人是不能创造出新文化的，因为他没有联想的基础，也就没有思因突变的基础。
联想的基础是否雄厚取决于人们接受教育的多少，取决于受传的量。这就是媒介文化的重要性所在。思因的非化学性，决定了它的复制不需要界面，而是通过媒介。人们通过媒介传播思想，就是在通过媒介相互复制思因。所以媒介在思因复制中的作用非常重要。媒介文化的进化就是思因复制方式的进化。象生物繁殖方式的进化一样，思因增殖方式的进化会带来更多思因重组的机会，更多联想的机会，也就会产生更多的新思想新文化进化可分为三个阶段。
人类文化传播的媒介形式是在不断进化关的。媒价是信息传播的中介体。文化信息从传播者流向受传者时都在媒介中“停留”一段时间。文化媒介的进化可分为三个阶段：(1)原始媒介。(2) 官人工媒介和。(3)超 官人工媒介。人类所应用的原始媒介就是电磁场和空气，在这些未经人类加工过的媒介中，人们可以相互间借光讯号和声讯号交流文化信息。但应用原始媒介时，由于信息在媒介中停留的时间短暂，所以受传者如果不在场，不是面对面看着对方做手势或听着对方讲话，人类交流的文化信息就会失去意义(这里我不说信息消失了。信息是守恒的，它只是改变了形式。对人类来说失去了信息的意义，但那仍旧是自然信息的一部分。人类信息来源于自然，也将转化为其它形式的信息)。所以原始媒介限制着人类传播的范围。也就是限制了思因复制的量。
可以这样看，在绘画或文字出现以前人们应用的就是原始媒介。与原始媒介对应的就是原始文化。原始文化的特点是以口述传播为主。口头传播就要求传播者和受传者在时间和空间上同时存在。为了最大限度地传播信息，就得如集众人集会，因此各种宗教的，民俗的庆典就是大的传播事件，是思因复制活动的最好时机。例如，居住在我国云南西部边缰地区的景颇族人民，就有着丰富多釆的口头文化。人们通过史诗，叙了诗，神话，民间故事、民歌、寓言、谚语及謎语等多种形式，表达着广泛而深刻的社会文化内容。口头文化可以很发达，但因为受时空的限制，所以相应的思因受制量少，思因传播范围有限。
媒介文化进化的第二个阶段是悉官人工媒介的出现和发展。所谓悉官人工媒介是指媒介内信息是可被人悉官悉知的，但媒介体是人为加工制做的。由于信息可以停留在人工制造的媒介体上，所以使传播行为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传播活动不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了。传播者如受传者可以不在时间和空间上同时存在。于是，传播的范围广泛，受传的人员增多，从而使思因的复制量增加了。具体地说，就是文字的出现，印刷术的出现和交通工具的改善。这些事件是媒文化进化的结果。这一时期的特点是书定文化的高度发展。当然，是以口头文化为基础的。
由于文字，印刷术和车、马、路的应用增多，使思因的传播(复制 )效率大大提高。人们不必要围在一起听老人说，而可以选择信可地方，任何时间自己读。知识经验不再是老人的私有财产，一但被写在纸上，传播者就几乎失去了对它的控制力。象哈罗德·英尼斯所说的：“村庄的生活从中传文化发展为媒介文化后，就以空间而不是以时间，以将来可能怎样而不是以过去怎样为中心了。变更的轮子从此转了起来。我认为，应该把引文中的“媒介文化”改为“书写文化”，因为口头文化也是靠媒介传播的，只不过那种媒介(电磁场和空气)太平常了，以致我们不觉得罢了。
悉官人工媒介还受限制，它受人们悉官为直接受传对象的。从信息恒角度讲，人们也才用了我们所能悉知的可见光(和声波)范围内的能量形式。我们在一些人为的媒介上(如纸)造 出有各种含意的光讯号来，当我们“看”到它时就接受了传播，复制了思因。
直到无线电通讯技术的出现，人类的媒介文化才进入了超悉官人工阶段。所谓“超悉官”是指信息在媒介中停留的时候人类悉官不能直接悉知。大家知道，我们既听不见也看不见除可见光外的电磁波，对那部分能量形式的信息我们没有直接悉。但媒介体中存在的超悉官信息又的确是人为的。我们现在广泛地利用无线电波来传播文化信息，其方法多是把声光讯叼转换成无线电讯号，以无线电波式微波为媒体，载着人所不能直接悉的，但确是人造的信息传向远方，随后再转换成人所能悉的声光讯号。超悉官媒介的出现使人们不再受悉官能力的限制，“千里眼，顺风身”都成了现实。更主要的是人们不仅能悉受以光度传来的信息，而且还可以以光速向外传播信息，这是悉宫人工媒介所不能办到的。
在悉官人工媒介出现以后，人类的传播行为摆脱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超悉宫媒介出现后更加在时间上和空间上缩短了传播者和受传者之间的距离，极大地提高了传播效率，使思因复制的速度加快，量增多，突变增多，也使文化进化加速。超悉官媒介不仅缩短了传播者和受传者之间的距离，而且还使各种文化信息都能储存在媒介体中。在应用原始媒介时，人们说出的话和做出的手势在瞬间就“消失”，文化信息不能在媒介中停留。文字的应用就是把极量消失的声间语言转换成不易“消失”的光讯号，使文化信息第一次有机会被储存在一种媒介中。实际上，文字的出现就是将那些原来该由耳朵接收的信息改为由眼睛接受了。这种悉官的转换势必带来文化信息的丢失(不是信息的丢失，信息是守恒的)。例如不论我们怎样描写，也不会把一个场景描述完全。人们的动作，周围的环境，说话的语调等所含的文化信息只用文字描写是不够完美的。随着媒介文化的进化，超悉官人工媒介的应用，现在的人们已以录间和录像了。这样，既可以把文化信息永久地储存在媒介体中，又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文化信息的丢失；声音可以不经文字而被直接储存，讲演者的话调，情绪中所包含的信息就不会丢失。传播者的影像可随时再现，则传播时的表情，环境气氛等包含的信息也就保存了下来。由此可见，媒介文化的进化不仅使思因复制的量增多，而且也使复制的质提高了。
总之，传播性文化之所以能呈指增长，是因为思因的量在持续增长。而思因量的增加是与媒介文化密切相关的。表面上看这种解释很矛盾，思因量的增加导致媒介的进化，而媒介的进化又导致思因量的增加(在生物系统也一样，基因量的增加导致生殖方式的进化，生殖方式的进化又促进了基因量的增加)。那么，到底谁是原动和呢？是先有鸡还是蛋？哈哈!这种问题够人呆想半天的。人们总是习惯于沿着一条线想下去，鸡生蛋，蛋生鸡，鸡又生蛋…..。总想找出那个伟的，生第一个蛋的鸡，或者令人尊敬的，生第一个鸡的蛋。实际上很可能有条鱼生了一个会出鸡蛋来的。我的意思是，在一个系统形成以后，就很难说出谁是系统的主要成员了。系统多是自组织的，当一些因素组合到一起并很好地耦合起来以后，一个新系统就形成了。从系统的角度讲，结构如功能总是相互协调发展的，很难说出是谁说出是谁先发生了变化。所以对系统的研究用结构解释协能(西方常用的方法)可行，用功能解释结构(东方人常用的方法)也未尝不可。
文化遗传的问题讨论得够多了，不知道这些讨论算不算进化？能否被选择上？对了，我又何必为此操心呢？让人想起一件事并不难，而若想忘掉却不易，要忘掉无意义的目的和希望就更难。
让我时刻想起“忘却”也时刻忘却“想起”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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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化是系统有序程度的提高
从休息守恒的角度讲，进化广泛地存在于宇宙的各个系统中。进化的过程就是休息在各系统中合理分配的过程。进化的水平越高，系统有序程度越强，就越能适应它系统的选择。进化的过程也是系统休息形式演变的过程，是变异、选择、竞争的作用结果。系统进化的过程就是历史。
对生物系统的进化，科学家们是研究得很详细的。关于这方面的资料，读者随便找一些生物的书就可得到，所以这儿只做一些概括。生物进化，就是新物种的形成，旧物种的消亡。新物种（新变异）由于能适应“新”环境，所以通过竞争和选择，使其基因在群体及生物系统中扩散。这样，人们就说新物种是进化来的。实际上，进化就是生物系统内的变化能够跟上自然各系统的变化步伐，如果跟不上，即不能适应环境的变化，就将被淘汰，就谈不上进化，象恐龙的灭绝一样。从系统的角度讲，进化的过程就是子系统形成的过程。新形成的子系统结构越来越复杂，功能完善，可调性强，对各种休息的反应敏悉而对外界影响的缓冲能力强。例如，脊柱动物在进化过程中从水生，两栖到陆生，血循环系统也发生相应的改变，心脏由单循环时的一房一室型变为过渡时的一室二房型，最后到双循环（体循环和肺循环）的二室二房型。随着结构的复杂化，功能也更完善。由于循环系统的进化，动物由冷血型到变温型再到恒温型。在恒温的哺乳类动物，因为有功能完善的循环系统，可以自身调控以维持体温胡波动在最小的范围，这样外界气候的改变对机体内环境的影响就不大，生物功能所需要的各种酶可以在恒定的温度下发挥最大的催化效应。总之，生物进化就是生物结构，功能的不断完善，进化的目的是适应选择者提供的测试环境，生物系统不进化就不能存在。
文化的进化也是事实。一但一个系统形成了，它就有进化的责任。衡量人类文化是否发生了进化常用“文明”这把尺。“文明”就是文化系统内休息的质量水平，就是系统有序化的程度。只有系统休息质量的提高，才有其结构的精确和功能的完善。生物的进化是基因组的进化，文化的进化源头也是其系统休息一思因。关于思因，我们知道的还不如基因，所以和生物学一样，在论论进化时我们更多地是讨论性状，即讨论文化。
生物进化是对优良变异积累的结果。每个新物种的产生都是在旧物种的基础上变异由量度到质变的结果。质变性变异带来的是更强的适应能力和竞争能力。在文化进化过程中也是如此。但由于文化遗传不是化学性的，性状之间的差别很难区分，因此就不能象研究生物进化一样，通过生物分类和比较解剖学的方法找出物种间的微小差别，从而发现进化的痕迹。我知道有人做比较文学的文化分析的工作，遗憾的是我目前搞不到有关的资料，所以只能按我的思路对文化进化的问题进行一些分析。
文化进化就是对以往优秀文化遗产的积累，所以它包括了变异、选择、竞争的过程，是遗传功能活动的综合。我曾在第四章里对文化做了分类，认为文化可分为传播性，受传性和媒介三部分。可能读者对受传性文化和媒介文化的划分有疑虑。这常是人们忽略的部分。前者主要是指人们的心理活动，属于文化的内思维系统，后者因为是物而不易引起应有的注意。之所以把这两部分也称成文化，是因为它们都是思因的产物，是与思维及思维交流有关的现象。在讨论文化进化时，我就从上述分类的方面入手，看看在文化进化过程中这些文化都发生了那些变化。
传播性文化的进化
传播性文化是文化的有形成份，是可以通过媒介被悉知的。所以，传播性文化的进化是有据可查的，我们可以用纵向比较的方法来判断传播性文化的进化。
以中国的汉字为例。汉字的历史非常悠久，它产生的确切定的上层建筑（传播性文化，传播环境部分），在一定时间内，经济基础（由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的）和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是和谐的。表现为社会安定，人民生活水平改善。传播主体文化是变异产生最活跃的地方，新的生产力水平常常要求相应的上层建筑与之耦和，从而使群体文化系统趋于稳定。在主体文化还不发达的古代和还不够发达的现代，人们总是热衷于向外输出环境性文化，喜欢把自己的政治、经济、法律等制度向外扩散，而不是向外传播主体性文化（科学、技术）。可传播来的这些环境性文化常常又不适合受传者已有的主体文化，从而破坏了受传群体已有的文化系统的稳定性。战争和动乱就从此开始了。较明显的例子就在我们身边，就在中国。在大陆，我们曾全盘照抄苏联的模式，可由于我们有我们自己的主体文化，几千年传下来的哲学观，民族心理，使我们不能适应可能很好的苏联外壳，主体主化不能与环境相耦合的形成一个稳定的系统，结果就是十年动乱的总瓦角。在台湾，将介石也试图照搬美国的“民主制度”，同样受限于中华文化的内核，使得那儿的“民主”显得滑稽、畸形。在看看现在的大陆，我们已经抛弃了以往束缚自己的“模式”，在根据自己的主体文化塑造合适的环境文化，在找、在走自己的路。这就是希望。
我认为，它消灭战争和动乱，首先就要尽最大努力传播科学，哲学等能直接增强各群体文化稳定性的主体文化。时代还不能确定，但仅就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最古的甲骨文汉字算来，它大约已有四千五百至五千年的历史了（这是我在人民日报海外版上读到的一则消息，“西安出土迄今最早的甲骨文”）。几千年来，随着文化的进化，许多汉字被淘汰了，但更多的又产生出来，总的趋势是日益增加。如商代的甲骨文约有3，500—4，500字，汉代时许慎的《说文解字》中选收了9，533字；魏时情揖的《广雅》选收了18，151字；宋代张麟之《韵海镜源》选收了26，911字；同是宋代司马克等在《类篇》选收了33，179个字；明代张自烈的《正字通》有33，440字，到了清代的《康熙字典》（张玉书等）时已选收了47，035字，现在编纂的《汉语大字典》选收了约60，000字。这些数量的变化就是一种进化的表现，它意味着人们对事物的认识的日益深广，语言文字的交流负担愈来愈重。如果文字的数量不是随着传播需求的增加而发生相应的进化，整个文化系统就会发生紊乱。因为新的思想，新发现的事物等个体产生的文化变异要借“新”的词来表达，如果总是运用旧词就会发生概念污染，产生交流障碍。
世界上无时无刻不在发生着文化变异。新思想，新概念要有新词汇去概括，要有新的符号体系去表达。所以人类词汇量的增加就反应着文化进化的状况。当然，这也只是个片面。读者可以任意找本教科书，翻翻它的总论，就会发现无论那个学科都有其自身的发展史，有它的进化史，都能列出个发展大事记的时间表，来说明进化的转折点。由于作者能力有限，就不能依一分析了。但从传播性文化的态体上讲，进化就意味着人类对自然环境和人类自己的认识加深，这些知识无疑能使人类生存力加强，使人类系统得以稳固。因为现在的文化使人类更能适应系统选择，所以我们说文化有了进化。关于传播性文化进化的问题，在下面讲受传性文化进化时还要讨论因为这两种文化表面上很难区分。
受传性文化的进化
受传性文化是指人类的思维机制，而不是指人们对思维机制的了解。对思维机制的研究及其成果是属于传播性文化范围的，因为那是有形的，可以相互交流的。例如，我现在要讨论的是受传性文化，可写下的确已是传播性文化了。受传性文化是思维处于潜意识时的活动，而传播性文化则是有意识状态下的思维和表达。
我们不比古人更聪明
受传性文化的进化就是指人类思维方式的变化，指人类学习能力的提高。对这方面的研究似乎不多。可以肯定地说，我们比古人有更多的知识，但不敢肯定我们比古人聪明。所谓有知识是指掌握较多的思维材料，有较多的传播性文化。而“聪明”是指所创造的知识与所掌握知识之比。一个人掌握的知识多，渊博不能就聪明，聪明的程度取决于他用所掌握的知识创造出多少新知识。创造愈多，就愈聪明。个体是这样，群体也如此。这是用数学表达似乎更明了一些；我们设已掌握的知识为K（Knowlage）,新创造的知识为NLNewKnowlage，新知），聪明的程度为ICIntelligence,聪明）。已知聪明程度与N/K E相关。即
N值愈大，人群就愈聪明。当然，N和K都是时间的函数，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多。但根据N、K增长速度比的不同，对
,一 式，可有不同的表达方式，如图8-1所示：图8-1中的（a）和（b）都表示，随着基础知识K的增加新识也有相应的增加。但增加的模式是象（a）那样呈直线的呢？还是象（b）那样呈指数增长呢？在（a）中，直线上任取两点 a和b ，其N/K值是一样的，为常数A。其意义是，随着时间的延续，人们用所掌握的知识创造新知识的能力没变，聪明的程度没变，I=N/K=A。我们现在能创造出更多的文化是因为我们比前人掌握有更多的知识。如果前人也掌握有这么多知识的话，他们也会创造出这些文化来的。也就是说思维机制没有改良。另一方面，如果象图8-1（b）所表示的那样，随着基础知识的增加，每代人所创造的文化呈指数函数增长的话，就意味着我们的智力比古人强。在（b）中，在曲线上任取两点a和b，其比值是不相同的，I=N/K=N/LogAN。I值的增加说明现代人的思维机制有所改善，我们能用相对少数基础知识创造出更多的文化来。如果我们活在古代，所创造的文化会更辉煌，而古人如果活在今天就不能适应了。
图示让我们有机会较直观地分析文化进化。在图8-1中，K值的增长就是传播性文化的增长。N值与K值在本质上是一样的，都是传播性文化。前人的N值就会是后人的K。而N/K值实际上则代表了受传性文化。我们在用有形的文化成份去分析无形的受传性文化。
那么，我们到底是否比古人聪明呢？受传性文化进化了么？回答这个问题是很困难的。因为，即使是有形的传播性文化也很难找到一个定量的标志。我们能用K和N来代表什么？以上讨论问题时，K是指人类文化知识的总和，N是指某代人所开创的新文化。可我们怎样才能得到K和N值呢？没有各历史时期的K值就不能分析受传性文化的进化。看来，要想找一个完善的K值是很难的。值得庆幸的是，汉字发展情况就是个很好的文化定量分析案例。首先，历代数字典是很好的一个关于当时用字质量的证据，其它的文化内容很难定量且证据不全。比如，我们也可以以历代图书发行的情况为便来分析N/K值。约翰.奈斯比特（《大趋势》一书的作者）例出统计资料说“科技休息目前以每年增加30%的速度增长。由于能量更大的休息系统的出现，以及科学家数量将每二十个月增加一倍。”用图书发行量虽然可以进行I值分析，但它有个很大的弱点，就是随时间的久远，遗失量也增加，关于很早以前的发行数字即使有也不可靠。其它的文化内容也有同样的弱点。另外，其它的文化内容（如科学、艺术、哲学）不但不易定量，而且所反映的智力情况更抽象，不象文字与思维的关系密切。比较而言，汉字也比西方其它文字更优越，因为世界上没有那种“活”着的文字有汉字这样长的寿命，它们没这样长的历史，没这样稳定。现在世界上应用的其它文字一般不过一千年，而大部分只有一两百年或几十年的历史。汉语的文献也极丰富。可以想象，用三千年的历史画出的文化发展曲线（见8-2图）当然比几十年的观察精确得多。如图8-2所示，我们把随时间增加，汉字增加的情况标记在座标系中，并绘出了近似曲线：
图8-2 汉字增长曲线
如图所示，我很惊奇地发现，近似曲线是条很典型的指数函数曲线，W=AT，A=2.3。这样，我们就可以进一步分析了。很明显，字数W(words字)就是传播性文化K的代表。文化是呈指数函数增长的。某一阶段时间内字数w的增加（相当于创造出的新知识N）可以从近似曲线的方程中求出。如图8-3所示，t以一千年为单位。时间t每增加一千年，字数w都相应地呈指数函数增加。新增加的量就是新知识量N。由此可知，每千年增加的字数Nn=Wn-Wn-1,即在tn这一千年里所净增的字数，基中Wn为到tn这个一千年末时的总字数，Wn-1为上一个一千年末(tn-1)时的总字数。
说心里话，在我进行上述分析的时候，希望得到的结论是我们比古人聪明。可分析的结果告诉我们，古人的智力和我们没有差异。现代知识增长之进猛（呈指数增长）不是因为我们更聪明，而是因为古人和我们一样聪明，因为我们有前人创造的，比以往更雄厚的文化基础。我们只是保持住了这个呈每时数增长的势头，并没使增长的速度变得更快。
可是，受传性文化到底进化了没有呢？我不禁要问：难道它能不进化么？受传性文化是属于内思维系统的，即然是系统，它就要进化。不进化的系统是不能存在的。因为不进化就说明系统的稳定性没有加强，而不稳定的系统是要被选择掉的。应该肯定地说，受传性文化是进化的（我先下这样一个结论，而后再去找解释，似乎很主观，但这个结论是依照客观规律做出的）。一个很自然的问题是：在已证明智力没有情况下，怎样解释思维机制（受传性文化）的进化？存在就是进化的证据。
依我看，还退化就是进化。怎么讲呢？在讨论生物进化时我说过，进化就是物生系统内的变化能够跟上自然系统变化的步伐。如果跟不上，就得被淘汰。可见，只要物生系统还存在，它还没被淘汰，那我们就说它已经进化了。进化不是自己朝前走，进化着的系统本身并不知道进化的方向，它只知道做出许多姿态来，显示出许多可能的方向，那个方向适合了选择者提供的测试环境就朝那个方向走。进化是被动的，客观的。受传性文化的进化也是如此。只要我们能保住1.3这个值不变，我们的思维机制就已经进化了，质没变，量变了。所谓质没变，指的是用一定量的基础知识Wn-1,我们只能造出相应量的新知识(Nn=1.3Wn-1)。不能再多了。但是随着文化的发展，基础知识Wn-1愈来愈多，要保住1.3这个比值也越来越困难。因此，只要1.3这个值不降下来，我们的思维机制就在进化。至于进化的是什么，人脑的那些功能发生了改变，有没有结构的改变等问题则有赖于有关的专家给出答案了。
不知读者是否注意到了图（8-2）和（8-4）中曲线与原点间的关系的哲学含义。图（8-2）为指数函数曲线，曲线既不与原点相交也不与t轴相交。这说明，从量变的角度讲，我们不能说出最早的汉字产生于那个年代。而图（8-4）的直线通过原点，即Wn-1为零时，Nn也是零。当然，没有基础知识也就没有新知识。从图（8-2）中曲线与t轴的关系可以推论出，汉字的产生是质变的结果，传播性文化是质变出的一个新系统。所谓质变，在图上的表示就是曲线性质的改变，方程的改变或座标系的改变。
如图（8-5）所示，以t和内思维为座标系的指数曲线表示的是生物系统内思维进化的趋势。思维是生物所共有的功能，从化学进化发生质量产生有机物尹始，思维的进化就开始了。广义的思维指生物对外界的反应。即使是最低级的生物也有这种功能。思维功能在生物系统内的进化也是呈指数函数增长的假设。还不能找到合适的定量分析材料）。然而，这种量变达到一定程度时就会产生质变，出现新的系统。内思维系统的进化最终就是在人类产生了质变的，内思维机制不断进化的结果是产生了思因，随之而来的就是外表达系统（即文化系统）的出现。新系统在人类的形成使原函数曲线发生了转折，失去了原光的指数增长趋势，而在新系统的座标系中随时间的改变表现为常数（如In=1.3，按假设，在生物系统中的增长也是呈指数函数的。人类In曲线发生质变后，In变成了常量），而大部分信息流入了外表达系统，又形成了一种指数增长。
图(8-5）中两条指数函数曲线的结合点（拐点）很有意义。它是质变发生的时刻。物生的智力I进化到这一点就可以产生外表的需求，最终形成语言文化。同时没这一点的切线方向作图就是I工质变后的发展趋势。当然，从这一点以后，I曲线也就失去了，原来指数增长的离心趋势。而新产生的外表达系统（人类的文化系统）也从这一点开始沿指数函数增长，直到产生新的质变，产生出新的子系统。
文化进化的未来是产生超人文化
现在我们来预测一下人类文化进化的未来。见图（8-6）
图（8-6）文化进化产生超人文化
按前面描述的休息进化趋势，没有哪个系统的休息会永远呈指数函数增长下去，到了一定时刻都会发生质变，使原函数的离心趋势锐减。新曲线的向心性增加了母系统（原座标系中的曲线）的稳定性，能更有效地缓冲外界休息的冲击。现在的人类文化还是在按指数函数增长着，但总有一天会失去这个势头，会达到一个极限，形成一个转折点，一个新的系统。到那时，只凭借我们的智力水平（I）已不能维持文化呈指数增长了。如果不出现新的子系统，人类文化就不能进化，就有被淘汰的危险。那么，这个子系统是什么呢？它会在何时产生呢？
这个系统就快要形成的了。它就是人脑和电脑的统一体。在这个系统形成的早期，我们还不易看出其休息呈指数增长的趋势（任何系统形成初期都是如此，参见指数函数曲线）。在现阶段，人脑和电脑还处于分工合作的阶段，并没融合。新系统的形成有赖于三个重要学科的水平达到“极限”，一是遗传学，一个是神经系统科学，还有一个就是电脑科学。当这些科学发展到某个水平时，就会产生对文化系统的质变。新系统的特征是系统成员的非人化，即完成了由人向非人的异化，另外还有系统休息的化学一物理性。我称新系统的成员为超人，新系统为超人系统。
大家都承认。人是由非人进化来的（这一承认也来之不易），可是要说人会变成超人却很难令人相信。其实变成超人的不会是全体人类，人类系统还会存在。就象生物进化的结果不是所有的动物都变成了人一样。新系统的产生只能增加人类文化系统的稳定性，而不会从根本上动摇人类系统。超人系统要接受人类系统的直接选择。
所谓超人，并不象美国电影里描写的那样是外星的来客。超人是地球的产物，是人类文化的产物。超人系统的休息是基因和思因的统一体，超人的脑是人脑和电脑的统一体。超人系统形成时，遗传学和神经科学已发展到极高的水平，以致可以定性定量地描述基因和思因，而且能用电脑和生物化学技术摸拟出或复制出它样。并完整地安放在超人的体内。例如，人们可以把有关科学文化的思因状态描述出来，指出某个公式或思想在人脑中是以什么功能状态储存的，同时也知道这个思因要求的结构是由那个基因控制的，于是人们就能把一个文化性状（实际上就是超文化的基因）合成到超人的大脑中去。使超人一出生就是一个很熟练的科学家，而不需要在二十多年的时间去掌握前人创造的文化，从而大大减轻了人类文化遗传的负荷。在超人系统中，不但基因，思因能合成，而且基因的性状-各种思想，也都能遗传。人类的文化系统只能使文化性传给下一代，还不能使生物性状直接遗传。但在超人系统形成后，人们和超人们不但能描述人的各种基因，而且还能合成所需要的基因，所以性状就可以遗传了。正是由于基因和思因的性状可以遗传了，人才称为超人的。
无论是生物进化（包括生物结构的进化和思维系统的进化）还是文化进化（包括受传性和传播性文化的进化）都只是整个宇宙系统休息进化的一部分。这一点我在第二章已谈及，这儿不可以借文化进化的问题详细讨论一下。和能量一样，休息在系统内的流动总趋势是使减小，使不稳定性减少，使离心力减少。因此在一个系统内的休息达到某个极限时，如果再增加下去就会因离心作用而使系统的稳定性减弱。因此有必要产生一个子系统来校正这个危险的离心力。从而使原系统稳定。每次对休息曲线的校正都是进化，是质变。这就是我说过的，进化是休息系统中的普遍现象。每个系统都是进化的产物同时又是另一个进化的起点。如图（8-7）所示：
图（8-7）地球系统内的休息进化
在地球系统形成以后，其上级系统流来的信息也有呈指数增长的离心趋势，具体表现就是激烈的能量作用和由此而来的剧烈的地理、气候的变动。此时的地球处于物理进化阶段。进化到某一水平后开始了化学进化，化学反应消耗的能量和休息使物理进化的离心趋势被校正了。但与此同时，化学进化的离心趋势又形成了，在化学进化的早期离心趋势并不明显，因子系统也都较稳定，可这样稳定是暂时的（上亿年的“暂时”）。当化学进化的离心趋势影响到母系统的稳定性时，新系统的产生就是不可避免的了。见图（8-8）
图（8-8）地球系统内的休息进化
化学进化的离心趋势因产生了基因，产生了生物系统而被修正了。生物系统内温养着思因形成的种种可能性，就如化学进化温育了基因一样。最后，由于思因的出现，人类的出现，物生进化的离心力也被校正了。现在，传播性文化在呈指数增长，这个离心趋势也一定要被新系统校正。这就是说超人系统的出现是必然的。图（8-8）中，每个座标系都代表一个系统，为地球系统，为生物系统，为人类系统，为超人系统……，时间t的线性延续的。
休息进化是宇宙的普遍现象
如果从宇宙信息守恒的角度宏观地看进化的话，图（8-8）只是一个小分枝。参考第二章的宇宙休息系统树，我们能画出一幅宇宙休息进化图来（图8-9）
图（8-9）宇宙休息守恒与进化
如图所示，整个宇宙系统休息的离心力被许多象太阳系这样的子系统拉回来了，使宇宙休息形成一个闭合的圆，休息不外流而守恒了。当然，这个巨大的离心力要相应的向心力才拉得回来，这而又是可用阴阳学说解释的（参见文化的选择效应一章）。在每个象太阳系一样的子系统内的休息也有很大的离心力，需要其子系统来缓冲。地球和其它太阳系行星一起，把太阳系系统信息的离心性校正了过来（不完全），使太阳系的休息沿近似于圆的曲线运动，从而使该系统趋于稳定。然而地球系统的休息又是离心性的，通过进化（物理、化学）产生了生命和非生命系统后才稳定起来，亦有形成圆泊趋势。由此类推，人类系统的文化进化又使生物系统稳定，而现在人类系统的文化进化已显出了很强的离心趋势，大家都在担心文化这样呈指数增长下去会吃不消。人们议论纷纷地讨论着“信息社会”的“信息爆炸”，实际上这就是文化进化离心力的表现。人类社会从一开始就是休信社会，知识爆炸的导火索也已点燃几千年了，而最终人类系统并不会因知识爆炸而消毁，我们会把这个导火索熄灭的，是信息进化的客观规律要求我们把这个爆炸的危险消灭的，消灭的方法就是产生超人系统。所以，新的超人系统一定会出现。
超人的出现是在将来，而且是在很远的将来。现在，我们只能看到一些它出现的迹象。上面说过，超人就是人造的人。而人要能制造人的话，首先要能定量定性地描述人，而这一点我们还远不能满足要求。人们现在可以制造人工心脏，人工肾脏。如果人们不知道心、肾等脏口是怎么工作的，不知道心脏每分钟博动多少次，每次博出多少血，血流动力学有何特征等定量资料的话，这又怎么可能呢？现在应用的人工脏口是由非生命物质制做的。最理想的当然是生命物质。移植一个在自己的基因指导下产生的心脏是我们的理想。为了能有这一天，遗传学家得能操纵基因如操纵手指一样自如。心脏的大小，形态，结构，功能等都可以定量地调整。而要选一个人，所要知道的就不仅仅是心脏了。选人的关键是要知道基因是怎么表达的怎么调控的，还要知道控制每个性状的基因在什么地方。这些工作遗传学家们已经做了，而且电磁波有成绩。然而超人又不是人，超人的改善可以遗传，而不受生殖进化的限制。这就意味着在超人系统内，蛋白质可以被当做信息源，信息可以从蛋白质流向DNA，逆中心法则可以成立。逆中心法则在自然条件下虽然不能成立，但在人为条件下是可行的。现在，科学家已经可以从基因的表达产物（蛋白质或多肽）入手，以它为抗原，制备单克隆抗体，再利用这种单克隆抗体去沉淀蛋白质合成旺盛细胞中的多聚核体从而得到与蛋白质对应的mRNA，体外反转录得到DNA。这说明，人们已能从性状着手合成基因，逆中心法则在人为条件下是可以成立的。超人的出现还需要人脑和电脑的统一，把人脑的功能无限和电脑的寿命无限结合起来。人类再聪明也总是要死的，电脑可以弥补这个遗憾。
若想系统地描述超人和超人社会，还可以写本书。但我不愿离现实太远。对远离现实的事，我们是说不清的，说清了也不一定准确。但我可以给超人画像=决的说来超人象人，是人造的人，造出来就是科学家（或艺术家）。它可以在生成后就复制完所有的思因，象我们出生后就已复制完了基因一样。正因为有这个特征，超人系统才使人类文化系统稳定的，信息才没“爆炸”的。
超人所创造的文化（超文化）也会按指数增长，因为超人可以把思因和基因合在一起“传”给后代。
超人是人类的敌人还是人类的助手？这个问题很好回答。只要看人类是生物系统的敌人还是朋友就行了。超人与人类的关系与人和生物的关系是一样的，是子系统与母系统之间的关系。子系统产生于母系统，其进化方向受用系统的选择。生物进化到人类后，由于思因使我们的主观性加强了，于是我们似乎认为可以为所欲为了。实际上我们已经创造了一个人为的世界，到处是城市，工厂，核没施。在农业社会，人类还在受自然的制约。到了工业社会，人类就开始侵犯自然了。看到可以让河流改道，地球发抖就只觉得人的伟大了。可是，人能胜天吗？人能无限地改变自然吗？不行！还是那句老话“勿太过！”。不是吗？现在人们已经看清了工业革命带来的灾害了，到处是污染，生态环境的破坏。生态被破坏的程度足以让人们关心自己的生存了。人们已经意识到了人为的有限性，认识到了自然对人为过激行动的惩罚是无情的，认识到人类若是无休止地侵犯自然，压迫生物的话，人类自己也要灭亡的。确切地说，是自然把人类的那些狂热举动选择掉了。我们现在做大量的环境保护工作就是为了弥补前人的过失。俗话说“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现在是“前人砍树，后人招怏”，我们现在植树造林，花极高的代价拯救大熊猫等“珍贵”动物，就是要尽最大的努力恢复原有的生态环境。只有这样人类才能存在，才能继续进化。超人对人就象人对自然一样，是依赖关系。也许有些超人象工业时代的人对自然一样，侵犯人类，也许它们认为可以无法无天，游戏人类，但最终这种举动会被淘汰的。超人会象我们保护环境一样保护我们的，因为消灭人类就是消灭它自己。超人是人类的继续。
本书写到第二章的时候，我曾写信把有关宇宙信息守恒的信息系统树的内容告诉给我的朋友，天津大学建筑系研究生金丽昌。他对那部分内容很感兴趣。并提醒我说：“系统树不该是干巴巴的分枝，应该是系统之间相互连接的网络结构，是复合的整体”，应该是“系统们互通着血液，养伤，枝芽相连，共生共存。”写到这儿，我体会到了他意见的重要性。的确，每个系统都有其它系统流来的血液和养伤，都有其它信息系统的影响。以人类系统为例，系统的主要外星信息是人际交流的语言，或者说是狭义的文化，但在生物系统内进化着的“思因”，及在地球系统的进化着的“基因”（括号表示前身，或可能性）等都在人类系统起作用。人类系统即是化学进化（“基因”质变）的结果，也是生物进化（“思因”质变）的结果。如我在第二章讨论过的。子系统的产生总是起于母系统信息的质变。而每个系统内都至少存在着一种量变着的基本信息，和一种质变着的进化信息。见表（8-2）
所谓量变着的信息，是指在进化过程中（在系统随时间的延续而存在的过程中）其形式已不再改变，而只改变内容的量。而质变的信息则是随时间的延续不时地改变其形式，最终形成新系统中基本信息（量变信息）。例如，在人类系统中，思因就是一种量变着的信息，而它在生物系统中则是处于质变中的未定形的种种可能性，所以我用“”表示。随着生物的进化，生物的“思因”发生着质的变化。如果能绘出一条“思因”在生物系统中进化情形和曲线来的话，相信一定是条指数函数曲线。I值在生物进化过程中是呈指数增长的（所以被称为进化信息），到了人类系统I值变成了常量，成了决定新知识产生速度直线的斜率（参见图（8-4）。对原座标系说来它已直线增长了（所以被称为量变休息）。所以与I值相对应的休息形式-思因，在人类系统中是量变着的，是人类系统的基本形式。而由基本信息转化出的新信息形式（K值，或传播性文化），则是该系统中进化着的信息。又比如在生物系统中，基因是量变着的信息，它是由化学进化产生的，一但生成之后形式就没发生抽的变化了。所有生物的基因都是由核酸组成的。所谓进化是指在基因发生量变的同时，其相应的性状在发生着质的改变。因此，基因是生物系统的基本信息，思因（基因的性状）是该系统中的进化休息。进化信息是最终促成新系统产生的信息。
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所有母系统的信息，都是子系统的基本信息。以人类系统为例，它特征性的基本信息是思因，正是由于“思因”进化到了一个极限，发生质变后才形成人类系统的。但是人类系统是生物系统的子系统，所以生物系统的基本信息-基因，也是人类系统的基本信息。以此类推，所有母系统，长辈系统的基本信息就都是子系统的基本信息。母系统正是通过这些基本信息对子系统施加选择压力的。子系统中进化着的信息一但破坏了基本信息的稳定性，就会被选择掉。我想，这些上下左右流来的选择信息就是金丽昌友所说的血液和养伤了吧。
关于进化，我似乎已经谈得够多了，但还不透。为什么传播性文化会呈指数增长？下面就讨论这个问题。
媒介文化的进化
媒介文化实际上是传播性文化的一种，它是人类关于怎样加速传播影响的思想和实践。我特意把有关媒介的传播性文化挑出来讨论，是因为它在文化进化的过程中扮着重要角色。
在生物系统中，“思因”的进化与人类系统中传播性文化的进化一样，是呈指数增长的。所以我们称“思因”为生物系统内的进化休息。但“思因”的进化是由基因的量变促成的。抽象地说，就是基础信息量的增加，内容的增加，使进化信息不断发生质的改变形式的改变。具体的分析，基因是怎么量变的？“思因”又是怎么质变的？回答这两个问题对我们解释文化为什么能呈指数增长很有帮助。
繁殖方式的改变促进信息质变
我不知不觉已面对生命科学的两大难题了，遗传学和神经精神科学。对基因和思维功能的研究是当今最热门的，因为这两门学问象潘多拉的盒子一样，充满令人好奇的秘密。但很遗憾的是，科学家们还不能圆满地回答上述问题。对基因是如何增多的，除一些假说外，没有确切的解释。对人类的神经精神活动了解得就更少。但是，从现有的研究成果，我们也能找到一些启示。例如，在生物遗传学的分枝进化遗传学中，科学家们主要研究种内变异是怎么变成种间变异的，即新种是怎么形成的。一般认为，变异是基因突变引起的。但突变是改变而不是创建。那么，如果生物总是改写（突变）基因的话，它的量又怎么能增长呢？分子遗传学的研究揭示出一个引人注目的事实，在真核生物的DNA中有大量的重复顺序，这些重复顺序常常没有明显的细胞功能，不指导合合蛋白质。但这些重复顺序显然为新基因的产生提供了素材，新基因可能就在这个基础上突变来的。细胞遗传学也有与新基因产生的有关发现，认为染色体的不对等交换可以带来一个染色体上一小部分重复，重复部分再突变就产生新的基因。总之，虽然我们还不能圆满地描述基因在数量上增加的机制，但从现有的证据出发，我们起码能得到这样一个结论。基因量的增加是与生物的繁殖行为密切相关的。生物繁殖方式的进化是基因量变的一个重要原因。生物从较简单的无性繁殖进化到有性繁殖后，因为基因重新组合机会大大增多，新基因产生的机会也就增多。似乎任何形式的基因扩增都是与DNA或染色体的复制行为有关。这一结论对我们解释文化遗传现象很有帮助。
这儿要讨论的文化是指传播性文化，在人类系统中呈指数增长的是传播性文化，而受传性文化，如我们分析过的，则呈直线量变。传播性文化是思因的性状，是思因相互组合后产生的功能效应。象基因相互组合产生了各种性状一样。我们所关心的问题是，文化是怎样呈指数增长的？或思因是怎样量变的？这两个问题的实质是一样的。通过与生物遗传学比较，可以得出这样的推论：思因的量变是与其复制活动密切相关的。
思因的复制过程不同于基因的复制。从信息形式的角度讲，基因是化学的，而思因是物理化学的。基因和思因的信息来源也不一样。在人类，基思信息的来源只能是双亲，在受精卵形成时就已经决定了其基因的组合形式和基因量，完成了信息复制的任务。然而，思因信息的来源几乎没有限制。一个人所能获得的思因量取决于他接受传播的机会。一个个体实际携带的思因量除了他接受传播所复制的外，还有他自己新产生的，新突变的思因。由于人的一生都在接受传播并思维，所以每个人的思因量在其一生中一直都在增加着，学无止境么！没有一个人能复制完全人类的思因（超人能），也没有一个人不在复制思因，这是文化遗传特殊性决定的。新思因的产生也是突变的结果。思因突变和基因突变相似，是改造而不是创建。即新思因总是以旧思因为改造基础的。不会凭空产生出一个新思因来的。例如“思因”这个概念是作者首先提出的，是个新思因的性状。可追其源头就会发现它不是凭空出现的，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这儿可以顺便谈谈我写书的经过。我有个习惯，喜欢把令我自己得意的想法随时写在一个小本上，我把它叫做“美思录”。里面有幽默，小小说，及对我的专业（医学遗传学）和艺术，哲学，人生，社会科学等的随想。就是各种文化变异吧。在去年9月份，我闲翻《自然科学哲学问题丛刊》（1，1984），看到一篇苏联作者H。杜比宁写的文章《人的未来和遗传学的进步》，读完后对他到底讲了些什么已心不清了（这是我产生思因突变的最佳状态）。但记在我小本上的是一个很深的印象，好象他全篇都在讲一句话“意识与遗传是割裂的”。似乎认为遗传物质对意识和个性没有决定性的影响。不知是为了证明他的观点还是为了反对他，我开始思考文化遗传的问题，思考生物遗传与文化遗传的关系。我先是写了篇文章（未发表），讲文化遗传的问题，可总觉得写得不够劲，于是就列个提纲写起书来，也没有完整的构思，只是按着提纲边想边写。整本书可以说就是随想，想到哪儿就写到哪儿。我和朋友开玩笑说，如果草稿丢了，我恐怕再也重写不出了，因为我不知道每天都写了些什么。然而，每天几千字里，就有许多突变，许多新的变异。这些都是联想的结果。我不是一觉醒来在脑袋的某个角落里发现“思因”等思想的。我先是有了关于基因的知识，又复制了许多关于哲学、语言学、社会学、心理学、传播学、人类学等传播性文化的思因。在这些思因的基础上，才产生了关于“思因”思在。思因的突度是联想的结果。联想就要有联想的基础。联想的基础是我们在受教育，受传播过程中复制的思因。无知的人是不能创造出新文化的，因为他没有联想的基础，也就没有思因突变的基础。
联想的基础是否雄厚取决于人们接受教育的多少，取决于受传的量。这就是媒介文化的重要性所在。思因的非化学性，决定了它的复制不需要界面，而是通过媒介。人们通过媒介传播思想，就是在通过媒介相互复制思因。所以媒介在思因复制中的作用非常重要。媒介文化的进化就是思因复制方式的进化。象生物繁殖方式的进化一样，思因增殖方式的进化会带来更多思因重组的机会，更多联想的机会，也就会产生更多的新思想新文化进化可分为三个阶段。
人类文化传播的媒介形式是在不断进化关的。媒价是信息传播的中介体。文化信息从传播者流向受传者时都在媒介中“停留”一段时间。文化媒介的进化可分为三个阶段：(1)原始媒介。(2) 官人工媒介和。(3)超 官人工媒介。人类所应用的原始媒介就是电磁场和空气，在这些未经人类加工过的媒介中，人们可以相互间借光讯号和声讯号交流文化信息。但应用原始媒介时，由于信息在媒介中停留的时间短暂，所以受传者如果不在场，不是面对面看着对方做手势或听着对方讲话，人类交流的文化信息就会失去意义(这里我不说信息消失了。信息是守恒的，它只是改变了形式。对人类来说失去了信息的意义，但那仍旧是自然信息的一部分。人类信息来源于自然，也将转化为其它形式的信息)。所以原始媒介限制着人类传播的范围。也就是限制了思因复制的量。
可以这样看，在绘画或文字出现以前人们应用的就是原始媒介。与原始媒介对应的就是原始文化。原始文化的特点是以口述传播为主。口头传播就要求传播者和受传者在时间和空间上同时存在。为了最大限度地传播信息，就得如集众人集会，因此各种宗教的，民俗的庆典就是大的传播事件，是思因复制活动的最好时机。例如，居住在我国云南西部边缰地区的景颇族人民，就有着丰富多釆的口头文化。人们通过史诗，叙了诗，神话，民间故事、民歌、寓言、谚语及謎语等多种形式，表达着广泛而深刻的社会文化内容。口头文化可以很发达，但因为受时空的限制，所以相应的思因受制量少，思因传播范围有限。
媒介文化进化的第二个阶段是悉官人工媒介的出现和发展。所谓悉官人工媒介是指媒介内信息是可被人悉官悉知的，但媒介体是人为加工制做的。由于信息可以停留在人工制造的媒介体上，所以使传播行为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传播活动不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了。传播者如受传者可以不在时间和空间上同时存在。于是，传播的范围广泛，受传的人员增多，从而使思因的复制量增加了。具体地说，就是文字的出现，印刷术的出现和交通工具的改善。这些事件是媒文化进化的结果。这一时期的特点是书定文化的高度发展。当然，是以口头文化为基础的。
由于文字，印刷术和车、马、路的应用增多，使思因的传播(复制 )效率大大提高。人们不必要围在一起听老人说，而可以选择信可地方，任何时间自己读。知识经验不再是老人的私有财产，一但被写在纸上，传播者就几乎失去了对它的控制力。象哈罗德·英尼斯所说的：“村庄的生活从中传文化发展为媒介文化后，就以空间而不是以时间，以将来可能怎样而不是以过去怎样为中心了。变更的轮子从此转了起来。我认为，应该把引文中的“媒介文化”改为“书写文化”，因为口头文化也是靠媒介传播的，只不过那种媒介(电磁场和空气)太平常了，以致我们不觉得罢了。
悉官人工媒介还受限制，它受人们悉官为直接受传对象的。从信息恒角度讲，人们也才用了我们所能悉知的可见光(和声波)范围内的能量形式。我们在一些人为的媒介上(如纸)造 出有各种含意的光讯号来，当我们“看”到它时就接受了传播，复制了思因。
直到无线电通讯技术的出现，人类的媒介文化才进入了超悉官人工阶段。所谓“超悉官”是指信息在媒介中停留的时候人类悉官不能直接悉知。大家知道，我们既听不见也看不见除可见光外的电磁波，对那部分能量形式的信息我们没有直接悉。但媒介体中存在的超悉官信息又的确是人为的。我们现在广泛地利用无线电波来传播文化信息，其方法多是把声光讯叼转换成无线电讯号，以无线电波式微波为媒体，载着人所不能直接悉的，但确是人造的信息传向远方，随后再转换成人所能悉的声光讯号。超悉官媒介的出现使人们不再受悉官能力的限制，“千里眼，顺风身”都成了现实。更主要的是人们不仅能悉受以光度传来的信息，而且还可以以光速向外传播信息，这是悉宫人工媒介所不能办到的。
在悉官人工媒介出现以后，人类的传播行为摆脱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超悉宫媒介出现后更加在时间上和空间上缩短了传播者和受传者之间的距离，极大地提高了传播效率，使思因复制的速度加快，量增多，突变增多，也使文化进化加速。超悉官媒介不仅缩短了传播者和受传者之间的距离，而且还使各种文化信息都能储存在媒介体中。在应用原始媒介时，人们说出的话和做出的手势在瞬间就“消失”，文化信息不能在媒介中停留。文字的应用就是把极量消失的声间语言转换成不易“消失”的光讯号，使文化信息第一次有机会被储存在一种媒介中。实际上，文字的出现就是将那些原来该由耳朵接收的信息改为由眼睛接受了。这种悉官的转换势必带来文化信息的丢失(不是信息的丢失，信息是守恒的)。例如不论我们怎样描写，也不会把一个场景描述完全。人们的动作，周围的环境，说话的语调等所含的文化信息只用文字描写是不够完美的。随着媒介文化的进化，超悉官人工媒介的应用，现在的人们已以录间和录像了。这样，既可以把文化信息永久地储存在媒介体中，又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文化信息的丢失；声音可以不经文字而被直接储存，讲演者的话调，情绪中所包含的信息就不会丢失。传播者的影像可随时再现，则传播时的表情，环境气氛等包含的信息也就保存了下来。由此可见，媒介文化的进化不仅使思因复制的量增多，而且也使复制的质提高了。
总之，传播性文化之所以能呈指增长，是因为思因的量在持续增长。而思因量的增加是与媒介文化密切相关的。表面上看这种解释很矛盾，思因量的增加导致媒介的进化，而媒介的进化又导致思因量的增加(在生物系统也一样，基因量的增加导致生殖方式的进化，生殖方式的进化又促进了基因量的增加)。那么，到底谁是原动和呢？是先有鸡还是蛋？哈哈!这种问题够人呆想半天的。人们总是习惯于沿着一条线想下去，鸡生蛋，蛋生鸡，鸡又生蛋…..。总想找出那个伟的，生第一个蛋的鸡，或者令人尊敬的，生第一个鸡的蛋。实际上很可能有条鱼生了一个会出鸡蛋来的。我的意思是，在一个系统形成以后，就很难说出谁是系统的主要成员了。系统多是自组织的，当一些因素组合到一起并很好地耦合起来以后，一个新系统就形成了。从系统的角度讲，结构如功能总是相互协调发展的，很难说出是谁说出是谁先发生了变化。所以对系统的研究用结构解释协能(西方常用的方法)可行，用功能解释结构(东方人常用的方法)也未尝不可。
文化遗传的问题讨论得够多了，不知道这些讨论算不算进化？能否被选择上？对了，我又何必为此操心呢？让人想起一件事并不难，而若想忘掉却不易，要忘掉无意义的目的和希望就更难。
让我时刻想起“忘却”也时刻忘却“想起”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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