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文
苏州大学百万买“海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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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给二十一世纪经济导报的《大声》专栏写的一篇文章。
在教育改革的大趋势下，我的母校，苏州医学院，在2000年被合并入苏州大学，成为苏州大学医学院。去年底，苏大花了不少钱从国外请回了近一百名“学有成 就”的原苏医的校友开了一个有关医学科研教育发展的研讨会，希望能听听海外学子们的进言（“海言”？）把学校办得更好。《人民日报》海外版对这个活动也有 报道，赞赏这个很有创意的举动。我因为陪家人回国度假，没有全程参与，很遗憾，所以借《大声》的宝地谈谈感想，也算尽点心意。 希望这点”海言“真能带来一点味道。
有关合作机遇
开幕式上学校特地安排了九个院系实验室等单位分别介绍了他们各自的情况。一个普遍的感觉是，有些单位缺乏骨干，有些缺乏有特色的课题，有的少经费，有的似乎什么都不缺。
说老实话，我的直觉是那个都帮不上忙。但如果能真能合作的话，又至少有五六个单位能有合作的机会：
比如说我可以和血液研究所合作进行新诊断技术的临床研究；和生物技术所合作开发新的纳米诊断技术；和药学院合作研发与药配套的诊断试剂并打包成新的”个体 化医疗“诊治方案；和生命科学院合作进行医疗体制改革的理论和实践探索；和教学医院合作改进临床分子微生物诊断技术；和公共卫生学院合作搞食品安全技术的 研究和推广等。
但我为什么觉得有劲使不上呢？
我并不是对国内的情形不了解，我近十年在中美之间穿梭奔跑了一百多次，一半的时间都在国内。正是因为对国内的情况太了解了，才觉得合作不容易。总结起来，合作难的原因有三：（1）资金不足；（2）本位主义；（3）机制不健全。
资金不足的问题近几年有了很大的改善。可是还远远不够。比如，据座谈会上介绍，苏大生命科学院的年科研经费大约有六百到八百万人民币，这在国内已经是不错 的了，可是这还不如我们哈森生物技术研究所一个研究员的经费多，和美国更强的研究机构比相差就更远。资金短缺严重影响科研的质量，许多课题敢想但是不敢 做，不能做。没有钱买设备，买试剂，就谈不上创新。比如每次我回学校谈合作，都感觉对方在问我要”物质资源“。或者说通过合作从学校”搞“钱。
资金少又是本位主义产生的原因之一。正是因为资金有限，得到有限资源的竞争就更激烈。于是国内科学家之间，院校之间，甚至一个学校的教授之间的合作很难。 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就是，在国内开的学术会议，请来演讲的科学家都非常”忙“，很少有人坐下来完整地听完所有其它学者的发言，都是讲完（有时连饭都不吃）就 走。学者被邀请来参加会议是一个身份和地位的象征，更很少听到真正意义上的学术探讨和辩论。学问仿佛都是关起门来做的。如果想跟我合作的同行连坐下来恳谈 一下的机会都没有，就凭你的名气就能建立起合作关系？我真不能适应这样不透明的学术气氛。合作应该时信息的双向流通，不能只进不出。
本位主义的起因又与合作机制不健全有关。在美国，在谈合作以前通常先签订一个NDA (Non Disclosure Agreement) ”保密协议“。有了协议在先，谈成了好，谈不成也不会有什么损失。NDA在中国现在的低诚信度环境下，给人的“定心”作用实在有限。而在现今这样的信息社会，知识就是金钱，没有健全的信息和知识交流机制合作也就空多于实了。
在国内，一般的“合作”程序是这样的：（1）应邀到学校给一个讲座；（2）邀请科系请院校领导出场吃一顿丰盛的“工作餐”；（3）学者接着被授予“客座教 授”的大红证书。于是，合作关心就算建立起来了。其实大家都知道这是一个过场。讲座都是临时通知的，拉来听讲的都是些学生。真正该来听的关键人物很少出 面。吃饭的时候他是一定要来的，不然就不够体面。而大红证书是可以批量生产的。这么多年回国无数次，我家的书房里已经积累了厚厚一叠各种证书了。
我希望苏大这次的活动能够圆满成功。母校和其它学校就是不同，她有绝对的竞争优势。为了母校，学子们不会那么计较得失，有的只是报答之心。不过我还是想把 这些想法讲出来，也许能让今后的合作更有实效。我觉得，学校能够真正从这个”海言“活动获利的是创造一个经常性的，透明的，互利的，真诚的交流平台。让海 归们觉得他们是学校的主人，而不是过往的客人。这次活动显然是一个非常好的开端，也是一个独特的尝试。
有关学科建设
学科建设是母校最关心的问题之一。怎样才能把学校办得与众不同？还要领先与其它学校甚至引导潮流？我想这也是苏大举办这个“海言”活动的目的：学校想听听从海外回来得，比较有建树的学者们的建议，希望能帮助找到新的办学思路。
二十年前我刚到美国时就发现美国和中国的医学院有一个很明显的差别：美国医学院的医生都有自己的实验室，而且MD(医生)出身的科研人员在NIH (美国卫生总曙）拿到科研经费的机会远比科班出身的Ph.D多。而在中国，临床医生整天连病人都处理不过来，就很少有经历做科研了。在学校里的教授有搞科 研的精力和能力但又与临床距离较远。据说新人卫生部长陈竺想建中国的NIH，希望能加强临床医务人员的科研能力，或加强基础和临床的合作。
关于科系建设，苏大有一个口号，叫做“一流专家＋团队”。这实际上是对一个成功科系的描述，并没有讲如何建立这样一个科系。到那里去找专家？是引进？还是 自己培养？怎样组建团队？苏大从苏州医学院得到两个在全国都领先的科系：血液和放射医学。这是因为先前有一批“一流专家”和他们的团队多年的努力。苏大最 近有成功地“引进”了一些一流学者，如在诺贝尔奖获得者实验室工作过，已经非常有成绩的年轻学者刘海燕等。可是如何才能在战略上长久地保持重点科系的优 势，并发展出更多的新的增长点来？
我的建议是更多地挖掘内部的创新潜力，从破除那些影响科系间交流的机制着手。中国这二三十年改革成功的经验告诉我们，我们的创新能力是极强的，改革的过程 就是通过松绑来释放这个能量的过程。同样，医学院校的教学创新，也应该从机制上做文章。”一流专家＋团队“是一个成功的模式，但是”一流团队＋专家“也未 尝不可。一流专家学有专长，如果是行业的领军人物，当然就能成为全国的重点科系。但是如果许多”二流“专家能精诚合作，利用综合大学的优势，把不同科系的 长处利用好，也同样可以创造出重点科系来。学科建设成功的关键是把学校和科系放到社会大环境中去，从社会的需求中找机会。专家之所以成为专家，是因为他们 有”先见之明“能在人之前发现并解决问题。与其不断地引进专家，还不如创造一个能不断产生新专家的土壤，让学校能一直走在社会创新的前列。
前些天，我写了一篇文章，通过介绍美国哈森生物技术研究所来介绍一个新的生物技术创新机制。其实我们国家医学院校创新能力欠缺和研究所创新能力弱的问题有 同一根源，都是五十年代模仿苏联建立教学和科研分离的学校的结果。学校只管教书，只重理论。因此和临床实践渐渐产生了隔阂。学校和研究所的创新出路也是一 样，都要从社会和科学变革的大方向中寻找新的课题和挑战。
从我有限的创业经历中，我总结出了一个”创新公式“：创新就是发现需求，并排除困难来满足这个需求。
把这个公式应用到学科创新上，首要的问题就是发现社会需求。比如，当前的一个很大的社会问题就是医疗体制改革。医学院校应该走在医疗改革的前列。综合大学 的医学院更有机会进行大胆的社会试验，找到最佳的医改道路。所以，苏大是否应该建立一个”医改“系，专门研究医改的手段和社会效益同时培养相关人材？再比 如，现代医学发展的大方向是”个体化医疗“和”预防医疗“，医学院如何应对这个大趋势？是否该成立一个科系专门为个体化医疗提出完整的解决方案？
办有特色的学校是一个创新的过程，而创新的过程就是发现和满足社会新需求的过程。因此，要想办好有特色的科系，就应该激励有创新精神的学者走出实验室，走出课堂，去寻求更有价值的创新机会。
有关产业化
”海言“会上，苏大领导们还提到有关产业化的问题，表示很重视医疗技术产业化。医学院校天生就有许多产业化的机会。生物医药公司可以粗略地分成四类：卖技 术的，卖产品的，卖服务的，和卖信息的。与医学院校最直接相关的产业机会就是卖服务，包括直接向病人提供的临床服务和向大型药业公司提供的临床评估服务。 苏州又是许多国际大药厂（如辉瑞，罗氏，GSK 等）云集的地方，这个优势非常明显。
产业化的问题不是做什么的问题，而是怎么做的问题。怎样通过内部整合建立起一个别人很容易采纳的合作平台？怎样建立一个合作机制，使国内外的药厂都愿意和 苏大医学院合作？现在的大的教学医院没有必要和任何人合作，因为他们的效益都很好，不愁没有钱。但仔细分析，很多效益并不是医疗质量带来的，而是现行的， 通常是不合理的体制带来的。而这些体制正是未来改革的对象。医学院如果能走再改革的前头不是更好？
举一个具体的例子。我创办的Genaco公司研制出了一个临床上急需的产品，它可以对败血症（细菌感染血液）进行快速的分子鉴别诊断，不但知道感染是什么 细菌造成的，而且知道该细菌对什么抗菌素敏感。这个技术在美国的医院很容易推广。在美国，医疗体系是病人，医院，和保险公司三方组成的。病人把钱交给保险 公司，有病去医院看；保险公司根据医生的临床诊断把治疗该疾病的一笔平均费用交给医院；如果医院能尽快把病人治好，出院，那么医院的赢利就多，相反，如果 因为诊疗不当延缓治疗，医院就可能赔钱。我们开发的快速诊断技术可以大大地缩短诊疗时间，因此医院因为能增加经济利益而愿意使用，保险公司乐得促成，病人 则是最大的赢家。而同样是这个技术在中国就很难推广。因为快速出院和医院的利益有冲突，少用抗菌素与药厂和医生的利益有冲突，增加诊断费用和保险公司和病 人的利益有冲突。成功地化解这些冲突就可能找到一条医改的成功之路。如果苏大能带头搞出一个以提高医疗质量，加快病人康复为中心，以引进新的医疗技术，打破现有不合理的医疗体制为内容的医改方案有多好？医改是一个”伤筋动骨“的改革，需要多层次的社会实践，也会带来许多产业化的机遇。
有关育人
很奇怪，”海言“会上没有特别提到教学的问题。好像这次活动的重点是教师而不是学生。倒是无意间在上海城隍庙的星巴克里听到三个学生的谈话让我想到了教学 这个问题。谈话中，一个女生不断地抱怨研究生根本没有得到导师的指导，反而被当成下等劳力每天做蛋白提纯的重复劳动。这样的抱怨我也不止一次在不同场合听 到过。为了减轻就业负担，国家有意让学校扩招研究生，许多学生得不到导师的及时指点，对学业出路和就业机会没有明确的认识，甚至失望。
我真想对那几个学生说：千万不要放弃对生物医学追求！你们有太多的事情可以做，有太多的机会等待着你们，因为现代医学还远远不能满足人们的需求。真正意义 的（西方）现代医学不过仅有两百年的历史。两百年前，人们唯一的治疗手段就是放血。抗菌素的产生，对DNA分子的认识，也不过几十年的历史。我们对绝大多 数疾病还都没有准确的病因诊断，更没有针对病因的有效治疗。我希望下次回苏大能有机会和学生交流，让他们知道他们是多么幸运，有那么多做贡献的机会。
我真诚地感谢苏大的一份心意，让我们有机会谈谈感想。其实我们这些留学人员大多在国外经过多年拼搏刚刚站稳脚跟，还谈不上能有什么真正意义上的贡献。整天 忙于自己的那片小天地，也很少有时间思考“文化比较”方面的问题。但是母校这么盛情相待，我们在酒足饭饱之余也不乏思绪点滴，讲出来希望能有些帮助。
https://blog.sciencenet.cn/blog-290052-25641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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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育改革的大趋势下，我的母校，苏州医学院，在2000年被合并入苏州大学，成为苏州大学医学院。去年底，苏大花了不少钱从国外请回了近一百名“学有成 就”的原苏医的校友开了一个有关医学科研教育发展的研讨会，希望能听听海外学子们的进言（“海言”？）把学校办得更好。《人民日报》海外版对这个活动也有 报道，赞赏这个很有创意的举动。我因为陪家人回国度假，没有全程参与，很遗憾，所以借《大声》的宝地谈谈感想，也算尽点心意。 希望这点”海言“真能带来一点味道。
有关合作机遇
开幕式上学校特地安排了九个院系实验室等单位分别介绍了他们各自的情况。一个普遍的感觉是，有些单位缺乏骨干，有些缺乏有特色的课题，有的少经费，有的似乎什么都不缺。
说老实话，我的直觉是那个都帮不上忙。但如果能真能合作的话，又至少有五六个单位能有合作的机会：
比如说我可以和血液研究所合作进行新诊断技术的临床研究；和生物技术所合作开发新的纳米诊断技术；和药学院合作研发与药配套的诊断试剂并打包成新的”个体 化医疗“诊治方案；和生命科学院合作进行医疗体制改革的理论和实践探索；和教学医院合作改进临床分子微生物诊断技术；和公共卫生学院合作搞食品安全技术的 研究和推广等。
但我为什么觉得有劲使不上呢？
我并不是对国内的情形不了解，我近十年在中美之间穿梭奔跑了一百多次，一半的时间都在国内。正是因为对国内的情况太了解了，才觉得合作不容易。总结起来，合作难的原因有三：（1）资金不足；（2）本位主义；（3）机制不健全。
资金不足的问题近几年有了很大的改善。可是还远远不够。比如，据座谈会上介绍，苏大生命科学院的年科研经费大约有六百到八百万人民币，这在国内已经是不错 的了，可是这还不如我们哈森生物技术研究所一个研究员的经费多，和美国更强的研究机构比相差就更远。资金短缺严重影响科研的质量，许多课题敢想但是不敢 做，不能做。没有钱买设备，买试剂，就谈不上创新。比如每次我回学校谈合作，都感觉对方在问我要”物质资源“。或者说通过合作从学校”搞“钱。
资金少又是本位主义产生的原因之一。正是因为资金有限，得到有限资源的竞争就更激烈。于是国内科学家之间，院校之间，甚至一个学校的教授之间的合作很难。 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就是，在国内开的学术会议，请来演讲的科学家都非常”忙“，很少有人坐下来完整地听完所有其它学者的发言，都是讲完（有时连饭都不吃）就 走。学者被邀请来参加会议是一个身份和地位的象征，更很少听到真正意义上的学术探讨和辩论。学问仿佛都是关起门来做的。如果想跟我合作的同行连坐下来恳谈 一下的机会都没有，就凭你的名气就能建立起合作关系？我真不能适应这样不透明的学术气氛。合作应该时信息的双向流通，不能只进不出。
本位主义的起因又与合作机制不健全有关。在美国，在谈合作以前通常先签订一个NDA (Non Disclosure Agreement) ”保密协议“。有了协议在先，谈成了好，谈不成也不会有什么损失。NDA在中国现在的低诚信度环境下，给人的“定心”作用实在有限。而在现今这样的信息社会，知识就是金钱，没有健全的信息和知识交流机制合作也就空多于实了。
在国内，一般的“合作”程序是这样的：（1）应邀到学校给一个讲座；（2）邀请科系请院校领导出场吃一顿丰盛的“工作餐”；（3）学者接着被授予“客座教 授”的大红证书。于是，合作关心就算建立起来了。其实大家都知道这是一个过场。讲座都是临时通知的，拉来听讲的都是些学生。真正该来听的关键人物很少出 面。吃饭的时候他是一定要来的，不然就不够体面。而大红证书是可以批量生产的。这么多年回国无数次，我家的书房里已经积累了厚厚一叠各种证书了。
我希望苏大这次的活动能够圆满成功。母校和其它学校就是不同，她有绝对的竞争优势。为了母校，学子们不会那么计较得失，有的只是报答之心。不过我还是想把 这些想法讲出来，也许能让今后的合作更有实效。我觉得，学校能够真正从这个”海言“活动获利的是创造一个经常性的，透明的，互利的，真诚的交流平台。让海 归们觉得他们是学校的主人，而不是过往的客人。这次活动显然是一个非常好的开端，也是一个独特的尝试。
有关学科建设
学科建设是母校最关心的问题之一。怎样才能把学校办得与众不同？还要领先与其它学校甚至引导潮流？我想这也是苏大举办这个“海言”活动的目的：学校想听听从海外回来得，比较有建树的学者们的建议，希望能帮助找到新的办学思路。
二十年前我刚到美国时就发现美国和中国的医学院有一个很明显的差别：美国医学院的医生都有自己的实验室，而且MD(医生)出身的科研人员在NIH (美国卫生总曙）拿到科研经费的机会远比科班出身的Ph.D多。而在中国，临床医生整天连病人都处理不过来，就很少有经历做科研了。在学校里的教授有搞科 研的精力和能力但又与临床距离较远。据说新人卫生部长陈竺想建中国的NIH，希望能加强临床医务人员的科研能力，或加强基础和临床的合作。
关于科系建设，苏大有一个口号，叫做“一流专家＋团队”。这实际上是对一个成功科系的描述，并没有讲如何建立这样一个科系。到那里去找专家？是引进？还是 自己培养？怎样组建团队？苏大从苏州医学院得到两个在全国都领先的科系：血液和放射医学。这是因为先前有一批“一流专家”和他们的团队多年的努力。苏大最 近有成功地“引进”了一些一流学者，如在诺贝尔奖获得者实验室工作过，已经非常有成绩的年轻学者刘海燕等。可是如何才能在战略上长久地保持重点科系的优 势，并发展出更多的新的增长点来？
我的建议是更多地挖掘内部的创新潜力，从破除那些影响科系间交流的机制着手。中国这二三十年改革成功的经验告诉我们，我们的创新能力是极强的，改革的过程 就是通过松绑来释放这个能量的过程。同样，医学院校的教学创新，也应该从机制上做文章。”一流专家＋团队“是一个成功的模式，但是”一流团队＋专家“也未 尝不可。一流专家学有专长，如果是行业的领军人物，当然就能成为全国的重点科系。但是如果许多”二流“专家能精诚合作，利用综合大学的优势，把不同科系的 长处利用好，也同样可以创造出重点科系来。学科建设成功的关键是把学校和科系放到社会大环境中去，从社会的需求中找机会。专家之所以成为专家，是因为他们 有”先见之明“能在人之前发现并解决问题。与其不断地引进专家，还不如创造一个能不断产生新专家的土壤，让学校能一直走在社会创新的前列。
前些天，我写了一篇文章，通过介绍美国哈森生物技术研究所来介绍一个新的生物技术创新机制。其实我们国家医学院校创新能力欠缺和研究所创新能力弱的问题有 同一根源，都是五十年代模仿苏联建立教学和科研分离的学校的结果。学校只管教书，只重理论。因此和临床实践渐渐产生了隔阂。学校和研究所的创新出路也是一 样，都要从社会和科学变革的大方向中寻找新的课题和挑战。
从我有限的创业经历中，我总结出了一个”创新公式“：创新就是发现需求，并排除困难来满足这个需求。
把这个公式应用到学科创新上，首要的问题就是发现社会需求。比如，当前的一个很大的社会问题就是医疗体制改革。医学院校应该走在医疗改革的前列。综合大学 的医学院更有机会进行大胆的社会试验，找到最佳的医改道路。所以，苏大是否应该建立一个”医改“系，专门研究医改的手段和社会效益同时培养相关人材？再比 如，现代医学发展的大方向是”个体化医疗“和”预防医疗“，医学院如何应对这个大趋势？是否该成立一个科系专门为个体化医疗提出完整的解决方案？
办有特色的学校是一个创新的过程，而创新的过程就是发现和满足社会新需求的过程。因此，要想办好有特色的科系，就应该激励有创新精神的学者走出实验室，走出课堂，去寻求更有价值的创新机会。
有关产业化
”海言“会上，苏大领导们还提到有关产业化的问题，表示很重视医疗技术产业化。医学院校天生就有许多产业化的机会。生物医药公司可以粗略地分成四类：卖技 术的，卖产品的，卖服务的，和卖信息的。与医学院校最直接相关的产业机会就是卖服务，包括直接向病人提供的临床服务和向大型药业公司提供的临床评估服务。 苏州又是许多国际大药厂（如辉瑞，罗氏，GSK 等）云集的地方，这个优势非常明显。
产业化的问题不是做什么的问题，而是怎么做的问题。怎样通过内部整合建立起一个别人很容易采纳的合作平台？怎样建立一个合作机制，使国内外的药厂都愿意和 苏大医学院合作？现在的大的教学医院没有必要和任何人合作，因为他们的效益都很好，不愁没有钱。但仔细分析，很多效益并不是医疗质量带来的，而是现行的， 通常是不合理的体制带来的。而这些体制正是未来改革的对象。医学院如果能走再改革的前头不是更好？
举一个具体的例子。我创办的Genaco公司研制出了一个临床上急需的产品，它可以对败血症（细菌感染血液）进行快速的分子鉴别诊断，不但知道感染是什么 细菌造成的，而且知道该细菌对什么抗菌素敏感。这个技术在美国的医院很容易推广。在美国，医疗体系是病人，医院，和保险公司三方组成的。病人把钱交给保险 公司，有病去医院看；保险公司根据医生的临床诊断把治疗该疾病的一笔平均费用交给医院；如果医院能尽快把病人治好，出院，那么医院的赢利就多，相反，如果 因为诊疗不当延缓治疗，医院就可能赔钱。我们开发的快速诊断技术可以大大地缩短诊疗时间，因此医院因为能增加经济利益而愿意使用，保险公司乐得促成，病人 则是最大的赢家。而同样是这个技术在中国就很难推广。因为快速出院和医院的利益有冲突，少用抗菌素与药厂和医生的利益有冲突，增加诊断费用和保险公司和病 人的利益有冲突。成功地化解这些冲突就可能找到一条医改的成功之路。如果苏大能带头搞出一个以提高医疗质量，加快病人康复为中心，以引进新的医疗技术，打破现有不合理的医疗体制为内容的医改方案有多好？医改是一个”伤筋动骨“的改革，需要多层次的社会实践，也会带来许多产业化的机遇。
有关育人
很奇怪，”海言“会上没有特别提到教学的问题。好像这次活动的重点是教师而不是学生。倒是无意间在上海城隍庙的星巴克里听到三个学生的谈话让我想到了教学 这个问题。谈话中，一个女生不断地抱怨研究生根本没有得到导师的指导，反而被当成下等劳力每天做蛋白提纯的重复劳动。这样的抱怨我也不止一次在不同场合听 到过。为了减轻就业负担，国家有意让学校扩招研究生，许多学生得不到导师的及时指点，对学业出路和就业机会没有明确的认识，甚至失望。
我真想对那几个学生说：千万不要放弃对生物医学追求！你们有太多的事情可以做，有太多的机会等待着你们，因为现代医学还远远不能满足人们的需求。真正意义 的（西方）现代医学不过仅有两百年的历史。两百年前，人们唯一的治疗手段就是放血。抗菌素的产生，对DNA分子的认识，也不过几十年的历史。我们对绝大多 数疾病还都没有准确的病因诊断，更没有针对病因的有效治疗。我希望下次回苏大能有机会和学生交流，让他们知道他们是多么幸运，有那么多做贡献的机会。
我真诚地感谢苏大的一份心意，让我们有机会谈谈感想。其实我们这些留学人员大多在国外经过多年拼搏刚刚站稳脚跟，还谈不上能有什么真正意义上的贡献。整天 忙于自己的那片小天地，也很少有时间思考“文化比较”方面的问题。但是母校这么盛情相待，我们在酒足饭饱之余也不乏思绪点滴，讲出来希望能有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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