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也是由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的拙著《养老金和社会保障的理论与实践》中的一小节，简要归纳了中国古代思想家在两千多年前对理想社会和政府职能的思考。中国古代的大同思想与马克思、恩格斯的理想社会有相通之处。孔、孟及后世儒家深信的远古圣人治理下的大同社会应该是先民们对原始部落财产公有时期过于理想化的残留记忆。生产力极为低下的原始社会和生产力高度发展的未来社会有相通之处，也是辩证法“否定之否定”规律的一个例证。现贴于此处与对中国古代思想史及社会保障理论感兴趣的博友、网友交流。

一、中国古代思想家的相关思考

中国传统的社会保障活动植根于中国古代的社会大同、仁爱和人本思想以及天人感应思想。以孔子和孟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对后世影响最大，墨子的“兼爱”思想也有深远影响。董仲舒系统发展的天人感应思想对历代统治者的社会救助活动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1、中国古代的社会大同思想

孔子（公元前551－公元前479）在《礼记 • 礼运》中提出了天下“大同”的政治理想，“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王文锦2001）。孔子的“大同”社会可能是人类思想史上第一个有文字记载的乌托邦。显然，实现这一政治理想需要有一整套的社会保障体系，即使现代西方福利国家也还不能做到“大同”社会所描述的社会景像。对于中国古代思想家如孔子来说，这种理想社会仅存在于远古圣人治理的时期。在孔子自己的时代，只能满足于以礼、仁、德治理社会，实现小康社会。孔子特别强调资源的平均分配和社会的安定，“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论语•季氏》，杨伯峻1980）。汉代的董仲舒（公元前179-公元前104）发挥了孔子的思想，提出应该“使富者足以示贵而不致于骄，贫者足以养生而不致于忧。以此为度而调均之，是以财不匮而上下相安，故易治也”（《春秋繁露•制度》，中华书局1975）。董仲舒的这一观点与现代福利制度中通过社会保障进行收入再分配以缩小收入差距、缓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的思想十分吻合。

2、孟子的有关论述

战国时期思想家孟子（公元前372年－公元前289年）对政府与君主的社会责任做了进一步的阐发。孟子提出，“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及陷于罪，然后从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为也？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孟子·梁惠王上》，朱熹，中华书局1983）。孟子这一段话的意思是，没有固定的产业收入却有固定的道德观念，只有读书人才能做到；至于一般老百姓，如果没有固定的产业收入，也就没有固定的道德观念。一旦没有固定的道德观念，那就会胡作非为，什麽事都做得出来。等到他们犯了罪，然后才去加以处罚，这等于是陷害他们。哪里有仁慈的人在位执政却去陷害百姓的呢？所以，贤明的国君制定政策，一定要让他们上足以赡养父母，下足以抚养妻子儿女；好年成丰衣足食，坏年成也不致饿死。然后督促他们走善良的道路，老百姓也就很容易听从了。

孟子描画了他的理想社会，“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孟子·梁惠王上》，朱熹，中华书局1983），即（每户有五亩大的宅园、百亩的耕地）在五亩大的宅园中种上桑树，五十岁以上的老人都可以穿上丝绵衣服了；鸡狗猪等家禽家畜好好养起来，七十岁以上的老人都可以有肉吃了；百亩的耕地，（政府与君主）不要去防碍他们的生产，八口人的家庭都可以吃得饱饱的了。（政府与君主）认真地兴办学校，用孝顺父母尊敬兄长的道理反复教导学生，头发斑白的老人也就不会在路上负重行走了。老年人有丝绵衣服穿、有肉吃，一般老百姓吃得饱、穿得暖。孟子发展了 “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的思想，主张“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孟子·梁惠王上》，朱熹，中华书局1983），即把自己家的老人孝敬赡养好，然后像对待自己家老人那样对待别人家的老人；把自己家的子女抚养教育好，然后像对待自己家子女那样对待别人家的子女。

3、墨子的“兼爱”思想

中国传统思想家对社会保障的思考从仁爱和平等（平均）等角度出发。除了儒家“仁”的思想外，还有墨子（约公元前468-公元前376年）的“兼爱”思想，提倡对待别人如同对待自己。墨子认为“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是故诸侯相爱，则不野战；家主相爱，则不相篡；人与人相爱，则不相贼；君臣相爱，则惠忠；父子相爱，则慈孝；兄弟相爱，则和调。天下之人皆相爱，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敖贱，诈不欺愚。凡天下祸篡怨恨，可使毋起者，以相爱生也，是以仁者誉之”（《墨子• 兼爱中》，吴毓江2006）。墨子主张，“有力者疾以助人，有 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若此则饥者得食，寒者得衣，乱者得治。若饥则得食，寒则得衣，乱则得治，此安生生”（《墨子• 尚贤下》，吴毓江2006）。墨子的兼爱思想对后来的侠义思想有很大影响，行侠仗义常常与劫富济贫联系起来。

4、天人感应思想

中国古代天人感应的哲学思想对政府的积极救灾活动也有重要影响。董仲舒发展了战国时期的天人合一思想，建立了天人感应的理论体系。他主张“凡灾异之本，尽生于国家之失。国家之失，乃始萌芽，而天出灾害以谴告之；谴告之而不知变，乃见怪异以惊骇之；惊骇之，尚不知畏恐，其殃咎乃至。以此见天意之仁，而不欲陷人也” （《春秋繁露•必仁且知》，中华书局1975）。天人感应理论把自然发生灾异现象与人君（皇帝）有过失行为联系起来，认为天灾是对执政者施政失德的警示和惩戒，统治者必须修德以防上天进一步惩罚自己。中国古代帝王都认为自己是上天的代表，“天子”，天人感应理论一方面为帝王的统治提供了神学基础，另一方面也束缚了帝王的所作所为。担心遭“天谴”而失去统治地位成为统治者迅速启动社会保障措施的动力之一。董仲舒描述的理想社会在“大同”思想的基础上加上了与自然的和谐共处，“五帝三王之治天下，不敢有君民之心，什一而税，教以爱，使以忠，敬长者，亲亲而尊尊，不夺民时，使民不过岁三日。民家给人足，无怨望忿怒之患、强弱之难，无谗贼妒嫉之人，民修德而美好，被发衔哺而游，不慕富贵，耻恶不犯，父不哭子，兄不哭弟，毒虫不螫，猛兽不搏，抵虫不触。故天为之下甘露，朱草生，醴泉出，风雨时，嘉禾兴，凤凰、麒麟游于郊，囹圄空虚，画衣裳而民不犯，四夷传译而朝，民情至朴而不文”（《春秋繁露.王道》，中华书局1975）。按照董仲舒的观点，风调雨顺，凤凰、麒麟游于郊，是人类自身和睦相处的结果，甚至连毒虫、猛兽都变得温顺善良了。

（《养老金和社会保障的理论与实践》第一章第三节第一小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