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博文《“中国奇迹”与不折腾》受到不少博友关注。虽然该文所说“折腾”指的是文革中和文革前的涉及社会各阶层的大规模政治运动和超过现实可能性的经济建设规划例如大跃进，但是不少博友希望把折腾的定义放宽。最宽的定义是把任何创业、创新活动都包括在“折腾”的定义中。如此定义折腾，我们可以得到“不折腾就没有经济发展”，“不折腾就没有历史进步”等结论。因此，把任何创业、创新活动都包括在“折腾”的定义中似乎过于宽泛，无助于讨论有关问题。有些博友指出，当代中国经济中折腾得也不少，“房子盖了再拆拆了再盖，路修了再挖挖了再修，这都是折腾”。确实，这些现象虽然与文革、大跃进在规模上和性质上有根本区别，但是它们肯定也属于折腾。这些折腾好像也真的能增加国内总产值（GDP）,像博友指出的那样：

“人行道，由铺--青砖，拆了，换成瓷砖，又拆了，换成了红砖—— 一个GDP变成了三个GDP。

那马路，铺了没几年，就开始挖了，挖来挖去，烂了，重铺一次，然后，再挖——结果是：本是一个GDP，又变成了N个GDP。

路牙子，本是石头的，拆了，换成水泥做的，又拆了，换成了花岗岩的——本是一个GDP，又变成了三个GDP。”

为什么中国经济建设中还有这样的折腾？经济建设中真的必须有这样的折腾吗？要想弄明白这些问题，我们还真需要从经济学原理来分析。下面我们就从经济学原理出发来探讨一下为什么中国经济建设中还有这样那样的折腾。

一、经济活动的目的和经济决策的目标

经济学是研究什么的？很多人对此有误解，以为经济学是研究如何挣钱的，或者是如何增加国民收入（GNI）、国民总产值（GNP）或国内总产值（GDP）的。经济学当然要研究这些，但是经济学研究的终极目的却是如何在有限的资源条件下最大程度地增加人们对生活的满意程度或幸福感。经济活动成功的判断标准是人们对生活的满意程度或幸福感，经济学术语称人们对生活的满意程度或幸福感为“效用”（utility）。经济学研究的决策行为是以实现参与者的最大幸福（效用）为目标的。因此，如果以经济学原理来指导经济建设，首先要考虑的是实施的建设项目是否在所有可能的选择中最大限度地提高人民对生活的满意程度（幸福）。人民对生活的满意程度（幸福）在经济学上指的是当前及今后幸福生活（效用）总和的当前期望值。

二、中国经济建设中出现各种折腾的原因

为什么在中国经济建设还有行行色色的折腾？目前中国经济建设中出现的很多问题，就是因为决策中没有把最大限度地提高人民对生活的满意程度作为经济建设的目标和衡量标准，而是单纯地把国内总产值（GDP）的增长作为经济建设的目的和衡量标准。虽然GDP高的国家和地区人们的平均生活质量一般高于GDP低的国家和地区，但是GDP的高低并不准确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生活质量。人们在生活中重视的不仅仅是物质财富的多少，精神文化、环境等方面也构成了人们生活质量和幸福感的相当大一部分。

博友们在博文《“中国奇迹”与不折腾》后面列举了不少中国现在经济建设中仍在折腾的例子。虽然这些例子与该文所指大规模政治运动和大跃进那样的脱离客观条件的经济建设活动不一可同日而语，但是它们确实也没有把最大限度地提高人民对生活的满意程度作为经济经济建设的目标和衡量标准。从经济学角度来看，最大限度地提高人民对生活的满意程度需要让经济活动具有最优结果。经济学上最常考虑的最优状态就是帕累托最优。中国经济建设中存在行行色色折腾的根本原因就是中国还没有实现帕累托最优的机制。

三、帕累托最优

什么是帕累托最优（Pareto Optimality）？帕累托最优指的是经济活动的结果处于这样一种状态，增加一个参加者的幸福必然减少其他参与者的幸福，即不可能增加某个人的幸福而不同时减少另外至少一个人的幸福感（it is impossible to make any one individual better off without making at least one individual worse off）。这一术语是由意大利经济学家维尔弗雷多·帕累托（Vilfredo Pareto，1848–1923）得名，他最先在研究经济效率和收入分配中使用这一概念。

用一个简单的例子可以说明帕累托最优是一种什么状态。我们都知道北方产苹果，南方产橘子。如果一个北方人有100苹果，南方人有100个橘子，他们会不会因为这种状态而感到他们已得到现有条件下的最大幸福状态了？一般说来，人们希望多样化，既吃过苹果、又吃过橘子的人比他只吃苹果或只吃橘子的状态要更满意一些。因此，北方人与南方人用一个苹果换一个橘子，然后一人有99个苹果+1个橘子，另一人有99个橘子+1个苹果，要比分别拥有100个苹果和100个橘子更让两人满足。他们两人可以继续交换，直到他们不想再交换为止。最终结果可能是各有50苹果+50橘子。有可能是北方人有60个苹果+60个橘子，南方人有40个苹果+40个橘子，这种情况是因为北方人发现自己不那么喜欢橘子，而南方人更喜欢苹果。因此，交换的比率不再是1：1，而变成1：1.5。到这种谁也不想再交换的状态时，就是达到了帕累托最优。对大多数物品（包括金钱）来说，同一单位带来的幸福感是不断降低的，即从来没吃个橘子的人吃一个橘子会比吃过100个橘子再多吃一个橘子有更大的新增加的满足感。这种现象经济学上称为边际效用递减（diminishing marginal utility）

四、帕累托最优和中国的经济建设

帕累托最优和中国的经济建设有什么关系呢？比较明显的例子是城市拆迁和征用农村土地搞城市建设。城市拆迁和征用农村土地已经造成很多社会矛盾和纠纷。本来大部分城市拆迁和征用农村土地属于商业开发行为，应该通过市场来解决土地价格。开发商与房屋和农田的（使用权）所有者谈判，达成双方满意的价格成交，这就实现了帕累托最优。如果房屋、农田所有者要价更高，开发商就放弃这块土地，到别处开发了；如果开发商愿意出的价低于房屋所有者能接受的价，所有者不卖就是了。最终的结果是双方在自愿的基础上得到双方满意的交易，这就是帕累托最优。

帕累托最优的拆迁或征地结果，对最后的产值没有影响，影响的只是开发商与房屋和农田的（使用权）所有者之间的利益分配。虽然开发商最后建成的商品房的价值仍然是一样的（即对GDP的贡献是相同的），但是社会总的满意程度是大大增加的。房屋和农田的（使用权）所有者得到了他们认为应得的补偿，开发商得到了仍然值得开发的土地。就像我们前面说的，第101个橘子没有第一个橘子带来的幸福感大（在经济学上的说法是边际效用递减），增加同样的钱在钱少的人手中能产生更大的效用。和农民、被拆迁房屋居民相比，开发商更有钱，同样一笔钱给农民和被拆迁房屋居民带来的幸福感要大于给开发商带来的幸福感。因此，城市拆迁和征用农村土地实现帕累托最优是十分必要的；虽然社会的总产值是相同的，但是社会总的效用会更高(这是经济决策要实现的目标)。

五、GDP增长率还是最大限度增加社会的满意程度

经济学上的理想状态下，谈判（交易）是没有成本的。在现实世界中，谈判有交易成本，人们需要时间来讨价还价，这样可能延缓决策速度，推迟开发商和政府计划的开发项目、推迟可能使GDP迅速增加的规划。如果我们仅以短期内GDP增长率为目标，就会认为实现帕累托最优是多余的负担。如果我们以最大限度增加社会的满意程度为目标，那么帕累托最优是必须考虑的决策目标。

最大限度地增加社会的满意程度实际上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总产值（国内总产值GDP或国民总产值GNP）；二是产值的分配，谁得到什么。这里的分配不是指政府通过税收和社会福利实现的收入再分配，而是指人们根据自己掌握的资源和个人喜好（Preference）通过交换实现的资源重新分布。当这两方面同时实现最大和各方（在公平交易条件下）同意时，社会最大限度的满足感、幸福感才得到实现。如果只以GDP增长率为目标，那么人们的满足感被忽视，就会造成纠纷和社会矛盾，我们不难在互联网上看到各地因为拆迁和征用农田引起的各种事件。

在西方国家例如英国，政府开发规划要经历一段相当长的协商（consultation)过程，最后才能决策实施。这个过程可能要用好几年。虽然协商、决策过程缓慢，但这一过程可以避免很多盲目决策，同时让受影响的各方有时间得到自己应得的权益。因此，最终的结果往往接近帕累托最优状态。尽管一个项目对GDP的贡献不能在政府或开发商提出后很快实现，其对GDP的最终贡献是一样的。如果不是急功近利，接近帕累托最优状态的结果应该是经济建设追求的目标。

六、地方政府的行政干预与帕累托最优

用行政权力忽视帕累托最优状态，可能是中国经济建设中仍在“折腾”的原因。用行政权力强制拆迁，可以避免交易双方的讨价还价过程，使规划的建设、开发项目迅速动工，从而带动GDP的增长。开发商低价获得拆迁的地皮和征用的农田，得到超额利润。地方政府获得了GDP增长的政绩，通过压低征用地价和招拍的较高地价，地方政府获得了大量土地收入（卖地收入）。因此政府和开发商皆大欢喜（实现双赢），有极大的动力拆迁、盖房，让GDP高速增长。利益受到损害的只是被拆迁房屋的所有者、被征用农田的农民。如果帕累托最优实现的话，GDP同样会增长，只是短期内GDP的增长速度会因为谈判的交易成本而有所降低，但是同一项目对GDP的最终贡献还是一样的。

七、由忽视帕累托最优带来的其他负面影响

如果我们只重视GDP, 以GDP增长率为衡量标准，那么不考虑帕累托最优还有问题吗？还是有问题，这主要是在资源的有效配置方面。开发商得到超额利润，必然会启动尽可能多的开发项目。这些项目可能增加GDP,也可能增加政府收入，更可能增加开发商的利润。可是这些项目会忽视社会的长期需要和人民大众的幸福感，环境资源会被耗竭性的使用。当政府投资开发道路等等公用设施，如果政府负责人不受适当的监督，就可能把自己掌握的权力转化为营利工具，经济学中称这种做法为寻租（rent seeking）行为。

为什么叫寻租行为呢？我们知道，如果你有一块土地，那么你可以从你的土地所有权得到收入，这种收入称为地租。他人使用你拥有的土地要付给你地租。同样，你拥有房产等资产，也可以得到租金。政府干预、管理经济的权力也是一种“稀缺”资源，官员利用这一“稀缺”资源为自己谋私利，在某种意义上是像土地所有者收取地租类似的行为，因此称之为“寻租行为”。

公用设施的投资由政府税收、财政拨款支付，承包商可以从承包的公用设施中得到利润。寻租的腐败官员利用承包的机会收取贿赂，或把工程承包给自己的家人、亲属和朋友。这可以部分解释过去三十年中人们常见的道路修了挖，挖了修；立交桥修了拆，拆了修；大楼拆了盖，盖了拆。每一次拆、建都给腐败官员提供了一次寻租机会。

八、结论

目前中国经济建设中出现的很多问题，就是因为决策中没有把最大限度地提高人民对生活的满意程度作为经济建设的目标和衡量标准，而是单纯地把国内总产值（GDP）的增长作为经济建设的目的和衡量标准。要解决这些问题，根本措施还是让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把帕累托最优、增加社会的满足程度和幸福感作为经济发展的目标和衡量标准。做到这些，在中国经济建设中才能避免折腾，真正实现高效率地利用资源，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而不仅仅是数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