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是《百度》上收集的她的部分文章：国家须有“大是非观”；数字说话：为什么说中国普通工人的工资低？国家统计局进步了，还望能更加进步；王炼利的价值在哪里（一~五）；“原罪”的本意与“剥削”无关！城市建筑、城市精神与城市繁荣；我为什么坚决反对“私有化”；“图钉型”社会得不了“M型”富贵病；五、六十年代偿还外债的准确数额；1955年到2006年中国农村储蓄变化；本来就不是市场，何谈“救市”！有个应对“三鹿问题”的长效办法；温总理：我想要个说法；以讹传讹：乾隆未说过“天朝富有四海”；我为“工资两位数增长”再解惑！是“增长6.3倍”还是“增长31倍”？我们离资本主义有多远（一~六）；影响房价的真正原因；支持发展私有经济，但反对“私有化”；警惕政府的公共开支；“就业难”是房地产业非正常发展的必然结局；中国房贷危机已经难以避免一个审计人员和市场部经理眼中的市场经济；“剥削”两字是鸵鸟？上海火车站，你太不象话了！基层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是如何统计的？出让“处分权”是我国土地出让制度的最大弊端；数字说话：住房公积金制度为谁服务？我其实比有关方面更盼望安定和谐；我来为“工资的两位数增长”解惑！请问政府部门，能这样统计居民住房数据吗？《物权法》对“公共利益”侵犯“公民利益”很无......

    好了，回到我们的主题——真善美遭遇实用主义。那么，什么是“真善美”呢？

    我们是从80年代真走过来的，至今保留着那个时代的美好记忆。那时候，作为对“十年浩劫”践踏真善美的一种反拨，伴随着对真善美世界的追求，代表着80年代精神生活的影视作品应运而生。那时的影视作品，往往都是一些关于美好爱情，如火的青葱岁月，人间的友爱与温馨，以及对真理的不懈追求。在美好的影视作品映射下，那是的影视音乐也是美好的，它也似乎唱出了那个时代人的梦，一个时代最美好的回忆。尽管那时候改革刚刚起步，经济水平低下，但对一些大是大非的问题并不回避，对真善美的追求比较执着。那是一个美好的年代，是一个开始关注美好事物逐渐走向美好未来的开始。

    所谓真善美，“真者智力之理想，善者意志之理想，美者感情之理想”，一次“人的认识活动追求真，人的意志活动追求善，人的情感活动追求美”。所以，80年代唱出了“人生境界真善美”的理想图景。后来就有了变化，不再争议一些看起来虚无缥缈的东西，大家不问是非实实在在各显神通一心挣钱。于是急功近利造假成灾，尔虞我诈唯利是图，风声鹤唳稳定压倒一切，道德底线被一次又一次地突破。这些变化与我们实用主义的策略有一定关联，但是一个大国，不能没有是非观，不能没有核心价值，不能没有真善美。

    实用主义的特点在于，把实证主义功利化，强调“生活”、“行动”和“效果”，它把“经验”和“实在”归结为“行动的效果”，把“知识”归结为“行动的工具”，把“真理”归结为“有用”、“效用”、或“行动的成功”。实用主义的根本纲领是：把确定信念作为出发点，把采取行动当作主要手段，把获得实际效果当作最高目的（实用主义者英文原名是Pragmatism，源出希腊文πρανμα，意思即是行为、行动）。而实用主义者对行为、行动的解释，即只管行动是否能给个人或集团带来某种实际的利益和报酬，而不问这种行动是否合乎客观实际，合乎原则（即只管直接的效用、利益，不管是非对错），“有用即是真理”，无用即为谬误。

    改革30年来，“有用即是真理”曾经在中国的经济建设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但时至今日也表露出越来越多的问题。面对大量的邪恶事例，我们还要不要真善美？面对许多不公正、不公平、不透明的现象，我们是不是该修正实用主义的核心价值观？这就是还要回到现实的原点，对于大是大非问题不能避而不谈，束之高阁；对于祖国的未来走向不能不深入讨论，理清认识。我想，现实的不一定都合理，合理的最终会成为现实！

附王炼利：文革不臭，中国要臭！

    为什么要否定文革？

    这是厘清是非的需要。

    所谓“共识”，是有底线的，共识的底线是要在大是与大非根本点上取得一致。

    打得你死我活的国共两党达成合作，建立在中国人必须抵御日寇入侵的共识上；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农村土地承包得到全国农民的衷心拥护，是建立在全国农民穷怕了、想换种活法的共识上；四人帮能成功粉碎，则是建立在全国的民心民意基础上——当时北京人上海人争相排队购买一雌三雄大闸蟹，寓意“看你横行到几时”，这都是普通人的自发行为啊！

    三十年前，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形成并通过，打那以后，几乎是全体的中国人都自信文革已经不可能翻案！文革的灾难几乎人人都承受了，伤疤都未痊愈，怎么可能忘了痛？姜昆李文华的相声《如此照相》得到全国人民的共鸣，是因为我们都从那个荒谬的时代走过来：上公共汽车要保家庭出身；走在路上，红卫兵随时会盘问家庭出身，谁保出身时不能响亮干脆报出工人农民，铜头皮带的伺候！照相店里头发打卷的不让照相，胸前没有别毛主席像章的也不让照相；理发店烫发工具都一把火烧了，男人则不给理大背头和小分头；裤腿不到六寸任谁都可以用剪刀来剪你裤腿，尖头皮鞋当街用菜刀给剁去尖头；私人信件哪怕情书，都用“最高指示”来开头；上海部队家属大院里，每家人家吃饭前都要手拿语录祝告“首先敬祝我们伟大领袖万寿无疆......敬祝林副统帅......敬祝敬爱的江青同志......”那时听世界名曲如搞地下行动般诡秘，即使在家与几个样板戏发烧友唱样板戏，都可以因为学江青的说话声音而成为现行反革命......八十年代初中国人听《如此照相》，笑声的后面是泪水；所有人几乎都在自责：“我们当初怎么那么傻！”几乎所有人都没有来得及反思：“我们为什么会那么傻？”

    三十年以后的今天，中国人有部分又傻回去了！真傻还是假傻还是装疯卖傻，傻人扪良心自知。但又一点是清楚的：主旋律希望中国人傻回去。

    整个八十年代，各种争论讨论很热烈，但从来没有争论讨论过“文革该不该否定”，在整个八十年代，这是不成问题的问题，要争论讨论，也是在争论讨论对文革的反思是否彻底，反思还需要从哪几个方面进行深化。巴金写了《随想录》，大家觉得写得深刻，但他担心文革重演，不少人以为是杞人忧天。想不到，姜的确是老的辣，巴金真给说着了。

八十年代对文革的反思将导致中国人不再肯盲从，作为这块土地上的体制安排，是容不得思考的国民产生的，也容不得要活出自我的国民产生，这个体制只需要螺丝钉。禁提文革，不许反思文革的行为能成为“主旋律”，就是体制一不想承认“可以将一部分人不当人”是体制使然，二不想改变“可以将一部分人不当人”的体制。

    而我们从文革中最应该吸取的教训，恰恰就是需要铲除让文革得以产生的意识形态根源 “可以将一部分人不当人”。这个星球上，除了希特勒明确将犹太民族不当人，除了凡实行专政的国家，都将国民中的一部分“阶级敌人”连同家属不当人，文明社会再也没有把“可以将一部分人不当人”当成国家意识形态的。

    而中国的我们这一代人很不幸地看到，文革是所谓“多数人”对少数人的专政；而90年代中后期开始的所谓“改革”，是少数人对多数人的掠夺。无论是前者的“专政”还是后者的“掠夺”，都是一部分人不将另一部分人当成人的实践！

    文革中“对少数人专过政的”和在变了味的“改革”中掠夺了多数人的，都在为自己的作为辩护，振振有词的辩护。对少数人专政的和对多数人掠夺的自然各有一套说辞，对立得水火不容；但在一个根本点上是不对立的——都认为可以将另一部分人不当人！

    当今社会还有一部分人，昨天参与“对少数人专政”，今天又参与“对多数人掠夺”，他们的思维模式中，“不把人当人”是一种权利。他们反对反思文革、反对清算文革就更加不奇怪了！

    反对反思文革、反对清算文革，不愿意否定文革，结果是“主旋律”让中国成了没有是非的大国，“闷声大发财”成了全社会范围的失去道德底线的掠夺。

    那些希望“可以将一部分人不当人”继续当成国家意识形态的，那就为文革评功摆好吧，也不要光是“禁提文革”、“不许反思文革”犹抱琵琶半遮面了，堂而皇之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每天在央视一套新闻联播片头去播放吧！

    如果不希望中国土地上每天发生 “可以将一部分人不当人” 的事实，就要不断揭露文革的丑恶，将文革“批倒批臭，再踏上一只脚，让文革永世不得翻身！”

    文革不臭，中国要臭！

    国家须要有大是非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