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饶毅和施一公在《科学》杂志“社论”栏目上发表文章（英文），揭示了中国科学家的一个公开的秘密：要获得重大项目，作好的研究不如与官员以及他们赏识的专家拉关系重要。以我们医院为例，过去4年每年获得1~4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资助（分别是1、3、4、2项），记得2006年实现零的突破时，可是费了九牛二虎的力气。得到了以上资助，应该是有了比较好的基础，今年放松了这方面的努力，结果全军覆没包括一个重点项目。过去，我们以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比较公正，现在看来早也被官本位所侵蚀。但愿二位科学家的判断是准确的：“尽管路途障碍重重，科学政策制定者和一线科学家们都已清楚地意识到中国目前科研文化中的问题。它浪费资源、腐蚀精神、阻碍创新。借助于研究经费增长的态势和日益强烈的打破有害成规的意愿，现在正是中国建设健康科研文化的时刻。一个简单但重要的起点是基于学术优劣，而不是靠关系，来分配所有的新基金。随着时间的流逝，这种新文化能够而且应该成为一种新系统的顶梁柱，它将培育而不再浪费中国的创新潜力。”
实际上，单一的科研基金破除官本位干预、教育系统“去行政化”恐怕难以单独革新。那天下午，医院紧急通知中层干部开会，原来卫生局要提拔两个副处级干部，一个定向在我们医院。全院共12人符合条件，领导宣布大家民主推选。第二天上午又是紧急会议，原来头一天推荐的人员选票不够集中，要大家再选一次，这次是前两名中二挑一。推选前领导宣布，这次提拔就是给某某人的，大家不要弄得再来投票。这下子，大家一定会按领导的意思办理的，难道谁不明白民主只是手段呢？尽管如此，大家还是有想法的，临走的时候有人说，“原来是忽悠我们的”。于是我想，民主是手段，目的是什么呢？我们要用民主的手段对付谁呢？
今天读到李立的博文“我是主席”（附后），感觉到“官本位”表现于我们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那位曲艺界的泰斗、退休在家的老主编，一听说李主席，惊得半天说不出话，人也似乎恍惚起来。还有那位“得志时可以是你大爷，失意后立马降为孙子”的编辑，李立说他是“小人”，我在她的博文后留言：“您对‘官本位’社会的描述入木三分，那位小人也是‘官本位’社会培养的。”因为她久居美国，因此也希望她谈谈“美国社会是个什么社会？”
附：我是李主席
●李 立
这几年，每次与共过事的人聚会，都不免会以谁谁谁当了什么官、谁谁谁又升了职为主要话题，或者直接为某人得到了某个位置而表示庆贺。撮一顿是免不了的，在座的也是有人欢喜有人愁，菜是什么味道没人关注，重点是下一个有官运的会是谁。每到这时，我这个与官场毫不沾边的人，只有闷头专心品尝美味佳肴了。
别看我没有写过一个字的入党申请，可我当过工会主席，一个杂志社的工会主席。虽然不起眼，但在我一生的行政职务里那也算是到了顶峰呢。
说起来有年头了，那时我一直做文学刊物的美术编辑。因为有“通俗”二字，所以刊物发行量一直排在全国文学类期刊的首位。我还参加过国家期刊司在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举办的美术编辑训练班，去那儿学习的美术编辑们都来自当时全国各地影响力最大的期刊杂志。尽管现在有的杂志已经到了苟延残喘死亡线上挣扎的境地，可当年却有如雷贯耳威风凛凛之势。搞美术的向来给人以自我为中心，无拘无束游手好闲不务正业的印象，这回不同了，到了北京就犹如党员进了中央党校，每天得毕恭毕敬地坐在最高学府的阶梯教室里，听从学术专家权威教授的诤诤教导。老实了没两天，我们这帮搞美术的猪朋狗友们就开始玩疯了，天天打牌下棋，逛北京城吃小吃，最后与期刊司司长合影留念顺利结了业。临别时，六、七个打双升的铁哥们都在扑克牌上庄严地签上了自己的大名，说日后见牌如见人，无论是谁或谁的朋友拿着此牌异地找到这堆人中的任何一个，都享受包吃包住包玩一条龙的服务，待遇绝对优厚。每个人面色庄严地从桌子上拿起写满铁哥们名字的一张牌，小心翼翼地揣进怀里，挥泪告别，各自返回本土。
算是镀了个金，杂志社给我加了个职位，提拔为工会主席，每月增加50元岗位津贴。
从此，有同事开始叫我李主席，我开始听了特别扭，感觉被人嘲讽得想发火。但见人家一脸真诚又不便发作，只好笑笑说:莫开玩笑!可那人认真的说:不是玩笑，你是工会主席，以后大家的福利、生老病死都会来找你。
不久的一天，领导要我带两位同事去看望已退休在家生了病的老主编。这位曲艺界的泰斗，旧社会的残渣余孽装了一肚子，随便抖出点什么就够文化后生们享用好几年的。我从进杂志社时，他就一直叫我画家，我称他为老先生。我们买了水果点心上门慰问，同事胡大进外号“胡一抖”（因打麻将每到听胡时，紧张得手会不由自主地擅抖而得名）抢着拿慰问品，我也乐得轻松甩着手跟在后面。不想一走进老主编的家，胡一抖便开口就说：“老主编，我们李主席来看您老人家了，您老身体好些了吗?”“啊?啊啊啊......”老人惊得半天说不出话，人也似乎恍惚起来。我因为还没进入工会主席的角色，还把自己等同于群众般的普通美术编辑，就嘻嘻哈哈地跟老主编开起玩笑来。老人却显得异常拘谨不苟言笑，全没了往日的幽默豁达妙语连珠。待大家坐了好一会都觉得该是起身告辞的时候，老主编实在忍不住了，颤颤巍巍站起身说：“我抖胆问一下，这不是画家吗?怎么会是李主席了呢?”大家愣了一下，胡一抖忙说：“是画家呀，刚当上了工会主席就来看您老人家了。”我听了赶紧说：“别听他们瞎叫，那是在骂我，您老好好养身体，有空多出来走走。”“哦，是画家呀，高升了，恭喜恭喜失敬失敬啊!”老人一直提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
出了老主编家门，大家立刻笑得前仰后合。胡一抖说：“老人在曲艺界徒子徒孙无数，到哪都有人侍候受人崇拜。唯有一点，就是怕当官的，一见当官的腿就软嘴就笨。”“那你还招他干嘛?”我责怪他。胡一抖却说：“我哪知道他身体反应会那么强烈?不过也难怪，人家只喊过毛主席、江主席，什么时候跑出来个李主席?”我说：“你还不是拍领导马屁拍惯了，芝麻大点的官、能叫出点称呼的小屁领导都被你喊得震天响，你这不是误导别人拿我开涮吗?告诉你，我可不吃你那一套!”
说实话，我这个工会主席当得还真称职。那个时候刊物发行量大，杂志社很赚钱。有了钱福利就好，福利好就乱发东西。大到房屋装修家用电器，小到油盐酱醋，被子衣服鞋子袜子,面巾纸巾卫生巾，凡能搬进屋的统统是公家派。可想而知当时工会的工作量有多大。大家都习惯了家里差什么缺什么就找工会要，我也就频繁地找领导签字批条，然后马不停蹄照章办事，往往是从申请到领导签字，再到将福利分发到各家各户，最多不出一、两个小时就完成了。社领导说，要是各部门都能象工会发东西那样快速反应，那我们的工作效率就会大大提高好多倍。
其实，不是我的反应快而是怕领导多变。他现在情绪好时说行行行，转眼不悦了马上就变卦也是常有的事，要知道放到了自家碗里才是肉哇!看着大家“分田到户”的喜庆样，我心里多少也有点满足感。可胡一抖不高兴了，他叫嚷道：“哎，主席呀，你发这么多餐巾纸干什么?我们家可是屁股嘴巴都不分的，只用擦屁股的纸就行了，你分得这么细太浪费啦!”还没等我开口，外号缺心眼子的女编辑不依了：“哎胡一抖，你们家上下不分是你们家的事，别跟大家过不去。你以为不发餐巾纸就可以兑钱发给你呀?去填你那打麻将输的窟窿?别做梦啦!”此话说得胡一抖泄了气，不再吭声。
要说我执掌工会工作那时还真是有声有色，连续几年文联的春晚节目属我们的最精彩。歌舞、小品、说唱、反串样样都来，无一不又叫好又叫座。社里上上下下看我工作有成效，每年都把仅有的三个先进工作者的名额分我一个，这种荣誉感是当美术编辑体会不到的。而且社里领导班子开会，偶尔也会叫上我去旁听一下。但我心里明白，工会主席这个角色算什么，几斤几两的别人都清楚自己也不糊涂，千万别把自个真当成了官，那是要让人笑掉大牙的。再说我这人毫无政治头脑，不巴结领导，又痛恨开与业务无关的会议。每次领导在上面冗长乏味的讲话，我都有被浪费了时间消耗了生命之感，总会在下面画漫画来打发无聊。有一次画的漫画被同事们拿去传阅，最后也不知是谁缺德，居然把画传到了念文件的领导手中，害得我当众被领导狠狠地瞪了一下，还被批评了一句:请尊重领导!吓得我赶紧把头低下，露出一副"我错了"的表情。
我算是识时务的。不像有个别人，给几粒盐就以为自己可以淹一大缸的酸菜。有一编辑被领导安排去搞经营，哪知他赚了点钱，竟敢在大会上指着领导叫嚣：“你算个什么东东?这辈子我把我儿子的钱都赚够啦!”真是井底之蛙，愚蠢之极! 第二天就被领导搞下了课。领导慢条斯理地说：“大家要清楚一点，再好的运动员，不让你参加比赛，不给你机会，你就永远不能站在领奖台上去拿你自以为应该拿的那个奖!你明白这个道理吗?”就是说机会是领导给予你的，叫你上去拉你下来，都是老子的一句话。
虽然我讨厌那位编辑的小人得志，但领导有意张扬手中的权力所讲的这些强加于人的道理，本人绝难苟同，在此也不妄加评论。倒是那编辑，既然口吐狂言连儿子的钱都有了，要是换了我那就辞职走人，起码还留有一点骨气。可他人却像被抽掉了骨架似的软塌塌，立马换了一副低三下四的萎琐嘴脸，没有了一点人样，让人着实看他不起。
还是因为这个人，杂志社曾经发生了一件事情，让我至今记忆犹新。
一个周末的星期五，社长一早出差去了北京，编辑们麻将瘾大发，纷纷聚集到了一块，商议下午打麻将一事。人员时间地点一敲定，大家赶紧分头行动，快速将手头事情做了了结。待下午两点，比上班开会都准时地聚到桌前，开始了麻将酣战。正当大家兴致勃勃沉醉其中时，社长的电话打来，不是一个而是个个都有，这个刚接完，另一个手机就响了。问的都是一样的话：“你现在在哪里?正在干什么?”接电话的我们个个惊慌失措，忙扯了些不同的理由搪塞。虽然社长没有揭穿，但大家都心知肚明。赶紧结束了牌局，仓皇跑向了办公楼。
好在单位宿舍离办公楼只要一两分钟，大家各自回到自己的岗位让惊魂未定的心绪得以平息。
待心静后便有人提出，今天的行动有人告密!我们中间出了内奸!谁?是谁?大家马上开始了文革式的调查、自查、排除法来查出这个告密者，终于在下班前有一个人顶不住压力现了形。
就是前面说那个小人，准确的说，是个人渣。很早的时候，他在农村与公社书记的女儿谈恋爱，书记的女儿因为爱他，将分给自己的工农兵上大学的指标让给了他。让他上了名牌大学。女的则通过努力自己考上了大专院校。之后俩人结婚。婚后这男的在外乱搞不说还经常家庭暴力，终于迫使女的服毒自杀，死在了他办公室门前。单位派人找他时，他还在一水塘边钓鱼。
据说，那女的死时身上伤痕累累，她的单位群众极其愤怒，硬将这男的告上法庭判了好几年。待他出狱后，因被开除了公职无处可去，痛哭流涕地找到我们主编哀求赏一口饭吃，一再表示要好好做人。主编心软，看他又是名校出来又有工作经验就留了下来。他也知趣，一直夹着尾巴做人。
不曾想这次会给众人来这么一手，而且他选了一个最错误的方式，居然在黑板上写明，向社长报告是他所为那又怎么样呢?这分明是对大家叫板!他以为抓住了把柄，此时尽可充分表现一番。编辑们自觉理亏也就不去与他计较，只是气他平日里也是打麻将的人，还常约人去他家玩。现在为了图表现干出损人不利己的事，令人瞧不起罢了。哪知这小人得寸进尺，等社长归来，进一步煽风点火叫社长处分众编辑，社长于心不忍没有下手。他见此还不罢休，居然跑去文联党组告状，致使党组派人下令社长必须为该事做出处理。迫于压力，社里终于为此开了个宣判会。对参与打麻将的人每人罚款500元，对提供场所的罚款1000元，算是对此事划了个句号。本人属于500元的一员。
原以为事情到此就为止了，不曾想还延伸了不少的后续故事。当时我们这些编辑们个个是杂志社乃至期刊界的精英，谁受过这等胯下之辱?罚500元大钱，这在当时普通人眼里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在我们高收入的杂志社也是创记录的。编辑们说罚几个钱是小事，但遭小人暗算那就忍无可忍了。是这小人将事挑大引发众怒的，从此编辑们集体采取封杀政策，无一人跟他说话，更无人与他打麻将了，他把自己弄得抬不起头。
那时我们杂志社搞改革在全国是打先锋的，年终开始了“德、勤、绩、能”的多项考核。中国文化报为此头版整张报道过。其中拉开社领导与员工间的报酬上下十七倍，率先开始了末位淘汰制，连续三年被评为倒数第一的人得自动离岗或待岗最为引人注意。在我看来，这都是权力集中制的表现，挑起群众斗群众，搞得人人过关人人自危。
不说你也知道，每年都被评为倒数第一、永远都不合格的那个人是谁了。因为大家对此是出奇的默契。
终于熬到了第三年，他实在扛不住了。时逢我因胃病住院，他拎着一篮子水果来看我：“李主席，您生病了，我来看望您。”几年没有说过话的人，冷不丁一脸笑容，我还真不适应。我忙说：“就叫名字好了，用不着那么客套。”
接下来从他嘴里吐出来的有一半就不是人话了。“李主席，您别把我当人看，就当您身边的一条狗旺旺旺地在叫。这些年我知道大家都看不起我，谁叫我得罪了那么多的人呢，我今天来一是看看您，二是想请您帮我出面请大家吃个饭，缓解一下与同志们的关系。”我感觉恶心想吐，急忙摆手说：“好了，前面的话我只当没听见，做人起码要有点尊严。后面的事我只能试一试，把你的意思转达到，行不行得看大家的意见，我对此真的没有把握。请你把水果拿走吧，我胃不好不能吃。”
出院后回单位，出于工会主席角色，我还真的找了大家谈起那人委托之事，还劝大家适可而止。哪知话一出口，立刻引起了公愤，众人一致表示不可原谅，还说如果我有动摇连我都要一起封杀，我当然不愿惹火上身了，此事也就延续了好多年。后来许多事实证明，那人确实小人一个，得志时可以是你大爷，失意后立马降为孙子。可见小小杂志社也是什么乌七八糟的人都有哇!
自打我与先生结婚以后，我先生就再也没有进过理发店（后来升称发廊或升级为什么旗舰店他更是瞅都不瞅），全靠我跟他修理。杂志社人知道我有此手艺，纷纷找我理发，无论男女老少职工家属小孩，包括冒号（领导）我都乐此不疲免费为其服务。社领导为表彰这种雷锋精神，主动批我每月50元辛苦费。当了工会主席，大家再来找我就会开玩笑地说，“李主席，您亲自为人民剪头哇!”“主席，您辛苦了!”我都会说，“为人民服务!”剃完头有人还不忘说一句，“谢谢主席!主席万岁!”我也会回报一句，“同志们辛苦啦!人民万岁!”顺便提一句，当主席后，这剃头的50元的辛苦费就地转为了主席津贴。我是主席剃头两副担子一肩挑，毫无怨言。
人说当官犹如抽鸭片一样，容易上瘾，我没有体会。那几年的工会主席除了50元的岗位津贴和无数次的分发物资，还有春晚的蹦蹦跳跳，再没有给我留下任何印象。我以为这些在我的记记中已经被清空，哪知搬家的时候，翻出了几本那几年发的先进工作者的奖证，才又让我想起了一些往事。因为嫌奖证太占地方，我把它们随手扔进了垃圾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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