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两种手术，两个时代

1835年，美国传教士医生伯驾（Peter Parker）在广州新豆栏开设眼科医局，用当时西方最先进的白内障囊外摘除术为中国人治疗白内障。一百四十年后的1975年，中医眼科专家唐由之在北京为毛泽东主席施行了改良后的“金针拨障术”，一种源自唐代、经他创新发展的古老术式。

一个是西医传入中国的先驱，带来的是西方现代医学的手术技术；一个是中医现代化的代表，使用的是从唐代“金篦术”演变而来的传统术式。将他们并置在同一标题下，不是为了评判孰优孰劣，而是为了追问一个更有意义的问题：从伯驾到唐由之的一个半世纪里，白内障手术究竟进步了多少？这种进步在不同技术路线之间是如何分布的？唐由之在1975年选择的“金针拨障术”，与当时国际前沿的白内障手术之间存在怎样的差距？这个差距又说明了什么？

2  古老的手术：从“金针拨障”到“囊外摘除”

白内障手术的历史极为悠久。公元前约1800年，古巴比伦的汉谟拉比王国已有用铜针插入眼球治疗白内障的记载。公元前6世纪，古印度医生妙闻（Sushruta）系统描述了针拨术的操作步骤。这种技术后来随佛教传入中国，形成了中医的“金针拨障术”（唐代称为“金篦术”），晚唐王焘《外台秘要》中已有明确记载：“宜用金篦诀，一针之后豁若开云而见白日”。

针拨术的原理很简单：用一根针将混浊的晶状体推离瞳孔中心，让它“躺下”到眼球后方的玻璃体腔中。手术瞬间，光线通路被打开，视力似乎“恢复”了。但这种“恢复”代价高昂，晶状体留在眼内会引发继发性青光眼和眼内炎症，加上没有无菌概念，术后感染率极高。作曲家巴赫和亨德尔都因此术而失明。

真正改变白内障手术命运的，是1745年法国眼科医生达维耶尔（Jacques Daviel）首创的囊外摘除术，通过角膜边缘的大切口，将混浊的晶状体完整取出，实现了从“将晶体推入眼内”到“将病变组织取出眼外”的根本性转变。此后，白内障手术进入了“摘除”时代。1877年以后，眼科医生开始采用囊内白内障摘除术（ICCE）。到19世纪末，随着显微镜技术的发展，囊外摘除术变得更加精细。

伯驾1835年在广州所做的，正是这一技术路线上的手术——囊外摘除术或囊内摘除术的早期形态。根据记载，伯驾“擅长眼科和外科手术，在主持仁济医院20年中，初期主要是为白内障患者施行白内障摘除术，在最初进行此项手术的30名病人中，有28例获得成功”。这个85%以上的初期成功率，在当时已经是相当不错的成绩。

3  伯驾：西医白内障手术传入中国的先行者

1834年，伯驾获耶鲁大学医学博士学位后受美国海外传道部派遣来到中国。1835年11月4日，他在广州新豆栏丰泰行开设眼科医局，开始接诊病人。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家西医医院，后来更名为博济医院，即今天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的前身。

伯驾选择眼科作为切入点，是有战略眼光的。当时中国传统的“金针拨障术”虽然历史悠久，但风险极高。而西方已发展出更安全的晶状体摘除技术，能够将混浊的晶状体完整取出，而不是仅仅推离原位。这种技术优势使得伯驾的医院迅速获得了声誉：“这所医院通过治疗青光眼、沙眼、白内障等传统医学有心无力的疾病，让失明和视力不佳的广东患者重见天日”。

伯驾的贡献不仅在于他亲自做了多少手术，更在于他开创的制度和方法：

建立了病历登记制度。对来诊病人，“均严格执行病历登记制度，除病人的姓名、性别、年龄、籍贯外，对处方用药、治疗效果、手术时间长短以及取出的肿瘤或结石的大小、重量等，都有详细纪录”。这在当时是极为先进的医学管理方法。

培养了中国第一批西医人才。1837年，伯驾招收3名华人青年，“以半工半读和带徒弟的形式，向他们传授西方医术”。其中一位名叫关韬的，被认为品学兼优，“能独立施行多种外科手术”，尤其是在白内障手术方面颇负盛誉。关韬后来成为博济医院的业务技术骨干，也是第一位接受西方医学训练的中国眼科医师。

引入了麻醉技术。1847年和1848年，伯驾先后在外科手术中使用美国刚发明的乙醚和氯仿麻醉，减轻了病人手术时的痛苦。这些在当时均属中国内地的创举。

当然，伯驾的身份是复杂的。他同时是传教士和外交官，参与了中美《望厦条约》的谈判。但就医学史而言，他“把当时西方关于麻醉法和治疗眼科、肿瘤、泌尿道结石等疾病的先进技术介绍到中国，并为中国培养了首批西医人材，为中国近代医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4  唐由之：中医金针拨障术的现代化改良

如果说伯驾代表了西医白内障手术的传入，那么唐由之则代表了中医白内障手术的现代化。

唐由之1926年生于浙江杭州，16岁进入无锡国专上海分校专攻古典文学，1942年拜著名中医眼科专家陆南山为师，开始学徒生涯。1958年起，他开始系统研究白内障针拨术。

唐由之的创新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改进了手术切口部位。传统金针拨障术的进针部位在角膜缘与外眼角之间，唐由之将其改为睫状体平坦部。这个部位血管少，出血少，愈合快。而睫状体平坦部在当时被西医视为手术“禁区”，唐由之的选择显示了他对眼部解剖学的深刻理解。

第二，极大地缩小了手术切口。经他改进后，手术切口仅2毫米，不需缝合。整个手术只需几分钟就能完成。

第三，简化了手术操作。手术时，从角膜缘外约4毫米的巩膜处切口，将牵拉晶状体的韧带拨断，使浑浊的晶状体脱落。操作简便，有效安全。

到1975年为毛泽东手术前，唐由之“已经成功完成过数千例白内障针拨术”。1985年，“白内障针拨套出术的研究”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这是中医药在临床医学领域首次获得此项殊荣。

5  1975年：一次特殊的手术选择

1973年，80岁的毛泽东因老年性白内障双目已近失明。他年事已高，伴有慢性肺心病和严重咳嗽，对手术耐受性极差。在中共中央关于治疗方案的讨论会上，唐由之提出了采用“白内障针拨术”的建议。

为什么最终选择了唐由之的针拨术，而不是当时国际上更主流的囊外摘除术或新兴的超声乳化术？答案是安全性的压倒性考量。

毛泽东无法耐受长时间的大切口手术。如果采用当时国际主流的囊外摘除术（切口约10-12毫米），术中的咳嗽可能导致切口裂开、眼内容物脱出，风险极高。而唐由之的针拨术切口仅2毫米、不需缝合、手术只需几分钟，对于一位长期慢性支气管炎随时可能剧烈咳嗽的高龄患者来说，这是唯一安全的选择。

这不是“最好的”技术，而是“最安全”的技术。在医学决策中，安全性往往比先进性更重要，尤其是当患者是82岁的毛泽东时。

手术前，唐由之做了长期的准备。他引用了白居易的诗句“盒中空燃决明丸，金针一拨日大空”来说服毛泽东接受手术。1975年7月23日深夜，手术在毛泽东的书房进行。毛泽东要求播放岳飞的《满江红》作为背景音乐。手术仅用了四到五分钟就顺利完成。术后第五天揭开纱布，毛泽东的左眼重见光明。

6  差距：1975年的中医针拨术与国际前沿

唐由之的手术是一次成功的临床实践，但我们必须正视一个事实：1975年，当唐由之在毛泽东书房里用2毫米切口的针拨术恢复视力时，国际眼科界已经进入了“超声乳化+人工晶体”的时代。

两条技术路线的核心差异在于手术目标：

针拨术的目标是“复明”，从看不见到看得见。晶状体被拨离原位或套出后，眼球失去了晶状体的屈光功能，患者术后成为高度远视，仍需佩戴厚重的眼镜。它不解决屈光问题。

国际前沿的目标是“屈光重建”，不仅要看得见，还要看得清、看得舒适。1949年11月29日，英国医生哈罗德·里德利（Harold Ridley）在伦敦圣托马斯医院首次为患者成功植入人工晶状体（IOL）。这一发明开创了眼科新时代。

1967年，美国医生查尔斯·凯尔曼（Charles Kelman）首次报告了超声乳化术，通过3毫米的小切口，用超声波将混浊的晶状体核乳化、粉碎并吸出。这一技术使得白内障手术真正进入了微创时代。

到1975年，国际上已将超声乳化摘除联合人工晶体植入作为白内障手术的标准术式。手术显微镜的应用使手术更加精细。而同一时期的中国，由于长期的封闭和国际交流的中断，最先进的白内障手术技术如超声乳化和人工晶体植入，尚未在国内开展。

1975年的国际前沿和唐由之的针拨术之间的差距，不是技术细节的差距，而是技术范式的差距。前者已经进入了“摘除+植入”的屈光重建时代，后者仍然停留在“拨离或取出”的复明时代。前者追求的是“看得好”，后者追求的是“看得见”。

7  历史的回响：两种技术路线的命运

伯驾和唐由之，代表了白内障手术在近代中国的两条技术路线。

伯驾带来的是西方现代医学的“摘除”路线，将混浊的晶状体完整取出，后来发展为囊外摘除、囊内摘除，再发展为超声乳化摘除联合人工晶体植入。这条路线在中国经历了曲折的传播过程。伯驾之后，博济医院继续运营，培养了更多西医人才。但中国长期的内乱和封闭，使得这条技术路线的发展时断时续。

唐由之代表的是中医传统的“针拨”路线的现代化改良，在古老的金针拨障术基础上，改进切口部位、缩小切口、套出晶体。这条路线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发挥了独特作用，尤其是为年老体弱、无法耐受大手术的患者提供了安全的复明方案。

两条路线在1975年交汇于毛泽东的手术台。唐由之选择针拨术，不是因为它是“最好的”技术，而是因为它是“最安全”的技术。这个选择本身，就是对两种技术路线的历史性评价。

但从更长的历史尺度来看，针拨术路线最终被“摘除+植入”路线所取代。今天的白内障手术，已经没有人再做针拨术了。超声乳化联合人工晶体植入已成为全球标准。切口从3毫米进一步缩小到2毫米以下，人工晶体从单焦点发展到多焦点、三焦点、无极变焦。白内障手术已从“复明手术”转变为“屈光手术”。

8  结语

从伯驾到唐由之，我们看到了白内障手术进步的两个侧面。

伯驾在1835年将西方最先进的晶状体摘除术带入中国，开启了中国白内障手术的现代化进程。唐由之在1975年用改良的针拨术为毛泽东成功复明，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展现了中医传统技术的临床价值。但两者之间的140年，也正是国际白内障手术从“摘除”走向“摘除+植入”、从“复明”走向“屈光重建”的关键时期。而这一时期的中国，由于种种历史原因，与国际前沿拉开了差距。

唐由之的针拨术在1975年是一次成功的临床实践，但它所代表的技术路线——拨离或套出晶状体而不植入人工晶体，在当时已经落后于国际主流。这不是唐由之个人的局限，而是特定历史条件下中国医学发展的真实写照。

历史的价值不在于为过去辩护，而在于为未来提供参照。从伯驾到唐由之的白内障手术史告诉我们：医学进步不是一个线性过程，它受到政治、经济、国际交流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它也告诉我们：在医学决策中，“最先进”不等于“最合适”，唐由之的针拨术对毛泽东来说是最安全的选择，但这不改变它在技术史上已经落后的事实。

今天，中国早已赶上了国际白内障手术的前沿。超声乳化、飞秒激光、多焦点人工晶体等技术已在国内广泛开展。但回望从伯驾到唐由之的这段历史，我们仍然能够获得一个重要的启示：医学的进步不仅需要技术的创新，更需要开放的视野和持续的交流。封闭会拉大差距，开放才能追赶前沿，这不仅适用于白内障手术，也适用于整个医学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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