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扶正”是中医学治则体系中的核心范畴，贯穿了从《黄帝内经》到当代临床的两千余年学术史。本文系统梳理了扶正概念的历史沿革，从《内经》“正气存内，邪不可干”的哲学奠基，到张仲景的临床化，再到金元至明清各学派的深化与泛化，揭示其作为治疗学范畴的形成逻辑：基于临床经验的模糊归纳与基于哲学隐喻的主观联想。继而从现代科学的视角，系统呈现扶正治疗的实证证据：在免疫调节、肿瘤辅助治疗、慢性病干预等领域，扶正方药已通过随机对照试验、Meta分析等循证医学方法获得可重复的验证。本文认为，扶正从“模糊经验+主观联想”到“科学实证”的演进，并非传统知识的被取代，而是一种认知范式的转换，从基于直观的临床智慧，走向基于证据的现代医学实践。这一转换的意义不仅在于为扶正提供了科学合法性，更在于揭示了中医“正气”概念与现代免疫学、系统生物学之间深层的理论共鸣。

关键词：扶正；正气；免疫调节；循证医学；范式转换

1  引言：一个核心概念的千年之旅

在中医理论体系中，没有哪个概念比“扶正”更具根本性。它既是治疗学的最高原则，“扶正祛邪”被公认为中医治则的总纲；又是临床实践中最常被援引的策略，“扶正固本”“扶正抗癌”“扶正调免”等表述充斥于当代中医临床文献。

然而，“扶正”这个看似自明的概念，在其两千余年的历史旅程中经历了深刻的嬗变。它从一个基于模糊临床观察和哲学隐喻的经验性判断，逐渐发展为一个可以接受现代科学方法检验的实证范畴。这一嬗变并非线性的“进步”，而是一场认知范式的转换，从“我相信它有效”到“我证明它有效”。

本文试图完成一项双重任务：其一，追溯扶正概念从《内经》奠基到当代发展的历史脉络，揭示其作为“模糊经验+主观联想”的知识生产逻辑；其二，系统梳理扶正治疗的现代科学证据，呈现其从经验走向实证的范式转换过程。通过这一双重叙事，本文希望回答一个核心问题：扶正这个诞生于前科学时代的古老概念，如何在现代科学的语境中获得了新的生命？

2  历史溯源：扶正概念的沿革与泛化

2.1  《内经》奠基：正气为本的哲学宣言

扶正治则是“正邪”二分法的产物。

扶正学说的思想源头可追溯至《黄帝内经》。《素问·刺法论》提出：“正气存内，邪不可干。”《素问·评热病论》则说：“邪之所凑，其气必虚。”这两句话构成了中医发病学的基本命题：正气不足是疾病发生的内因，邪气侵袭是疾病发生的外因。

《灵枢·百病始生》进一步阐述了这一思想：“风雨寒热不得虚，邪不能独伤人。卒然逢疾风暴雨而不病者，盖无虚，故邪不能独伤人。此必因虚邪之风，与其身形，两虚相得，乃客其形。”这段论述极为精辟：外邪入侵并不必然导致疾病，关键在于是否存在“虚”，即正气的不足。疾病是“虚邪”（致病性强的邪气）与“身形之虚”（正气不足）“两虚相得”的结果。

《内经》的贡献在于：它将“正气”提升到发病学核心因素的地位，从而为后世“扶正”治疗学提供了最高的理论合法性。但值得注意的是，《内经》所说的“正气”是一个高度抽象的哲学概念，它指代人体的正常生理功能、防御能力和修复能力，却缺乏可操作的定义和可检验的标准。这正是前科学时代理论建构的共同特征：概念的内涵是模糊的，边界是开放的，验证是依赖主观经验的。

2.2  仲景临床化：扶正从理论到实践

如果说《内经》为扶正学说提供了哲学基础，那么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则将其具体化为临床可操作的治疗原则。

仲景的最大贡献在于：他不是抽象地讨论扶正与祛邪孰轻孰重，而是在具体的临床语境中展示了扶正与祛邪的动态平衡。在《伤寒论》三阴病篇中，温阳散寒、回阳救逆的治法本质上是“扶正”，通过恢复阳气来驱散寒邪；在《金匮要略》虚劳病篇中，小建中汤、薯蓣丸等方剂则体现了“扶正以祛邪”的策略。

仲景确立了扶正临床化的几个关键原则：

“观其脉证，知犯何逆，随证治之。”扶正不是盲目进补，而是基于对“正虚”具体表现的精确判断。同样的“正气不足”，可能表现为气虚、血虚、阴虚或阳虚，扶正的方法截然不同。

“四季脾旺不受邪。”仲景特别强调脾胃在扶正治疗中的核心地位。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扶正必先顾护脾胃。

扶正与祛邪的时序把握。仲景展示了“先扶正后祛邪”“先祛邪后扶正”“扶正祛邪并用”等多种策略，根据正邪力量对比的动态变化灵活调整。

仲景的临床化使扶正从一个抽象的哲学命题转化为一套可操作的临床策略。然而，这种“可操作”仍然建立在个人经验和经典权威之上，而非建立在系统化的观察和对照比较之上。

2.3  金元至明清：理论深化与概念泛化

金元时期是扶正学说理论化的重要阶段。李东垣作为“补土派”的代表，将扶正的重心聚焦于脾胃。他提出“内伤脾胃，百病由生”，将脾胃虚弱视为众多疾病的本源，其“补中益气汤”等方剂成为扶正治疗的经典范例。东垣的贡献在于：他将扶正从一个笼统的治则具体化为“补脾胃、升阳气”的明确路径。

朱丹溪虽以“阳常有余，阴常不足”闻名，但其“滋阴降火”的治法实质上也是一种扶正策略——通过滋养阴精来制衡过亢的阳气。丹溪将扶正的视野从脾胃拓展到肝肾之阴，使扶正的内涵更加丰富。

明代温补学派将扶正学说推向新的高度。薛己、赵献可、张景岳等医家进一步强调温补阳气的重要性。张景岳提出“阳非有余，阴亦不足”，主张“善补阳者，必于阴中求阳，则阳得阴助而生化无穷；善补阴者，必于阳中求阴，则阴得阳升而泉源不竭”。这一论述极大丰富了对扶正策略的理解，扶正不是单一方向的“补充”，而是阴阳之间的动态调节。

然而，随着学派的不断增生和概念的不断扩展，扶正也经历了一个显著的“泛化”过程：从针对明确的“虚证”扩展到各种疾病的辅助治疗，从使用补益药物扩展到使用各种具有“调节作用”的药物。这种泛化既是扶正学说生命力的体现，也带来了理论模糊化的风险，当“扶正”可以解释一切临床策略时，它的解释力反而被削弱了。

2.4  传统认识的方法论特征：模糊经验与主观联想

回顾扶正概念的历史沿革，可以识别出传统认识的两个核心方法论特征：

第一，基于模糊经验的归纳。扶正概念的形成，源于医生对临床现象的观察和归纳——“患者服用补益药后‘有劲了’‘精神好了’‘不容易感冒了’”。这些观察是真实的，但它们是粗糙的、非系统的、缺乏对照的。医生无法区分“药物效应”与“自然病程”、“特异性效应”与“安慰剂效应”、“单一因素效应”与“多重因素效应”。这种模糊经验构成了扶正概念的经验基础，但也使其结论始终处于“或然”而非“确然”的状态。

第二，基于哲学隐喻的联想。扶正概念的解释框架，大量依赖哲学类比和隐喻，如“正气如同守城的士兵”“扶正如同加固城墙”“补气如同添加燃料”。这些隐喻使抽象概念变得可理解、可传播，但也使概念的内涵被过度延展、边界被不断模糊。隐喻是理解工具，不是验证工具，它不能告诉我们“扶正”在生物学上究竟意味着什么。

正是这两个方法论特征，决定了传统扶正概念的基本形态：它是一个高度有用的临床指导原则，但却是一个高度模糊的前科学概念。它告诉医生“应该做什么”，却无法精确回答“做了什么”“为什么有效”“对谁有效”“有效到什么程度”。

3  科学实证：扶正疗效的现代验证

如果说传统扶正概念建立在“模糊经验+主观联想”之上，那么当代科学研究的任务就是将这些模糊经验转化为可检验、可量化、可重复的实证证据。近数十年来，扶正治疗的现代研究取得了长足进展，以下从三个维度加以呈现。

3.1  扶正与免疫调节：从“正气”到“免疫功能”的对应

扶正治疗最核心的现代科学解读，是将其与免疫调节功能相对应。中医的“正气”被理解为机体免疫力，是机体自愈力的来源。现代前沿科学认为，机体通过神经—内分泌—免疫—代谢网络维持自愈体系。正气的本质被界定为免疫机能。

这一对应的实证基础来自大量研究。贞芪扶正制剂作为肿瘤患者中广泛应用的扶正类中成药，具有增强正气、改善免疫功能、调节肠道菌群、减轻化疗不良反应等多重作用。参芪扶正注射液通过改善免疫细胞功能、诱导肿瘤细胞凋亡、促进骨髓造血干细胞DNA损伤修复、调节耐药蛋白的表达和调控相关信号通路等机制发挥抗肿瘤治疗作用。

更为精细的研究揭示了扶正治疗对免疫系统的双向调节特征。扶正祛邪组患者可升高CD3⁺T细胞、CD8⁺T细胞及NK细胞亚群的水平，同时对MDSCs细胞水平有一定下调作用，反映其对肿瘤微环境的双向调控。这意味着扶正治疗不仅“增强”免疫功能，也在“调节”免疫功能：增强低下的部分，抑制过亢的部分。

肿瘤免疫微环境（TIME）始终处于抗肿瘤与促肿瘤的动态对抗过程中，与中医学正邪理论具有内在一致性。根据各种免疫细胞、细胞因子、趋化因子等在肿瘤发生发展中的作用，可将其归属于“正气”与“邪气”的范畴。这种对应关系为扶正治疗提供了微观层面的理论支撑。

3.2  扶正在肿瘤治疗中的实证：减毒增效的循证证据

肿瘤治疗是扶正研究最集中、证据最充分的领域。扶正治疗的价值在“减毒增效”这一双重目标中得到了清晰的呈现。

在增效方面，扶正祛邪方维持治疗可延长驱动基因阴性晚期非小细胞肺癌患者无进展生存期（PFS），改善生活质量与免疫功能，降低中医症候积分。参芪扶正注射液联合放疗治疗非小细胞肺癌的Meta分析纳入7个随机对照试验、合计517例患者，结论显示联合方案可显著提高有效率，提高患者生活质量，改善临床症状，减少放疗引起的严重不良反应。

参芪扶正注射液联合化疗药物治疗进展期胃癌的Meta分析纳入17篇文献、1214例患者，结果显示与单纯化疗相比，联合化疗可提高进展期胃癌治疗的临床受益率（CBR），提高患者的生存质量，增强患者的免疫功能，且并不增加不良反应发生率。参芪扶正注射液联合GP方案治疗非小细胞肺癌的Meta分析纳入12个临床随机对照试验、共928例患者，结果显示可显著提高有效率和患者的生活质量，减少化疗毒副反应。

在减毒方面，参芪扶正注射液作为辅助治疗，对颌面部恶性肿瘤术后接受同步放化疗患者的治疗耐受性、相对剂量强度及细胞免疫功能均有积极影响。针刺扶正穴对早期原发性肝癌患者术后复发转移及免疫功能的影响亦通过随机对照试验得到验证。

扶正解毒法贯穿于肿瘤治疗的全过程，可通过促进肿瘤细胞凋亡、抑制肿瘤细胞迁移、抑制血管和淋巴管新生、调节免疫、逆转多药耐药等多种机制发挥抗肿瘤作用。中医药在肿瘤治疗中具有促进患者带瘤生存、防止肿瘤转移复发和改善生活质量的效果，“扶正祛邪”高度概括了中医药的抗肿瘤作用机制，且调控免疫是中医药的优势与特色。

3.3  扶正在慢性病中的应用：从症状控制到功能重建

扶正治疗的临床价值不仅限于肿瘤领域，在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OPD）、肝纤维化等慢性疾病中同样显示出独特价值。

在COPD治疗中，正虚邪实是其发病根本，正虚为脏腑气血阴阳亏虚，邪实为瘀血痰浊互结阻塞气道。参麦注射液属扶正剂，具益气固脱、养阴生津、生脉之效，用于COPD的治疗有其理论基础。在COPD急性加重期，中医药在改善临床症状、缩短病程等方面具有积极作用；出现呼吸衰竭时，中医扶正有协同作用；在稳定期，中医扶正预防复发的作用“独占鳌头”。

在肝纤维化治疗中，扶正化瘀胶囊联合核苷（酸）类药物治疗慢性乙型肝炎肝纤维化的疗效已通过多项Meta分析得到系统评价。扶正化瘀胶囊与安络化纤丸治疗慢性乙肝肝纤维化疗效的间接Meta分析亦为临床选择提供了循证依据-。基于网络药理学的研究进一步揭示了扶正化瘀方抗肝纤维化的分子机制。

这些研究的共同特征是：扶正治疗并非直接“对抗”疾病本身，而是通过改善机体的功能状态（免疫、代谢、炎症调控）来间接影响疾病进程。这与现代医学中“疾病修饰治疗”的概念具有深层共鸣。

3.4  扶正概念的现代科学内涵：从六法到一体的系统认知

传统扶正治则通过补气、养血、滋阴、温阳、填精、生津六大具体治法加以实现。现代研究正在将这些治法逐一“翻译”为具体的生物学过程：

补气的核心现代解读是“免疫-能量网络调节”。黄芪、人参等补气药可通过调节T淋巴细胞亚群、改善能量代谢、调节神经内分泌平衡等多途径发挥作用。

养血的现代内涵是“造血-微环境系统调控”。补血方药可促进造血干/祖细胞增殖、改善骨髓造血微环境、调节造血生长因子。

滋阴的生物学基础定位于“神经-内分泌-免疫调节”。滋阴方药对下丘脑-垂体-靶腺轴具有明确的调节作用，并通过多系统效应发挥抗衰老等作用。

温阳的本质是“线粒体-能量代谢”的恢复。温阳健脾的本质被理解为“恢复线粒体的高产能”，重建受损线粒体功能，推升神经-内分泌-免疫网络的能级。

填精的生物学基础定位于“神经-内分泌-生殖轴”的调节。补肾填精中药可通过调节性腺轴功能、促进性激素分泌、保护卵巢功能等多途径发挥作用。

生津的现代解读是“水液代谢调控与外分泌功能”的恢复。生津方药可增强唾液腺功能、调节体液代谢、改善免疫-炎症状态。

值得注意的是，这六种治法并非彼此孤立的“分类”，而是一个动态关联的系统：气能生血，血能载气；阴中求阳，阳中求阴；精能化气，气能生精。现代系统生物学的方法论，恰恰为理解这种“六法一体”的系统性提供了新的工具。

4  范式转换：从经验到科学的认知革命

4.1  从“我相信”到“我证明”：知识合法性的迁移

扶正从“模糊经验+主观联想”到“科学实证”的演进，本质上是一场知识合法性标准的迁移。

在传统范式中，扶正的合法性来自三重来源：经典权威（《内经》说了“正气存内”）、师承传递（我的老师就是这么用的）和个人经验（我用扶正法治好了不少病人）。这三重来源构成了一个自洽的封闭系统：只要临床“有效”，理论就被“证实”；如果“无效”，则归因于辨证不准或病情特异，而理论本身不被质疑。

在现代范式中，扶正的合法性必须建立在可重复的实验证据之上：随机对照试验、Meta分析、系统评价、机制研究。一种“扶正”方药是否有效，不再取决于“张仲景是否用过”或“我的老师是否推荐”，而取决于“在多中心随机对照试验中是否显示出优于安慰剂或标准治疗的效应”。

这一迁移的意义是深远的。它意味着扶正概念从一种“需要被信仰”的教条，转变为一种“可以被检验”的假说。它不再依赖于权威的背书，而依赖于证据的支持。这正是科学精神的核心，不是“我相信”，而是“请证明”“可质疑”。

4.2  从“或然”到“确然”：证据等级的提升

传统扶正知识的另一个特征是“或然性”，它告诉医生“可能有效”，却无法告诉医生“确定有效”“对谁确定有效”“在什么条件下确定有效”。

现代循证医学通过建立证据等级体系，将这种“或然性”转化为不同等级的“确然性”。单个病例报告是最低等级的证据，系列病例观察稍高，对照研究更高，随机对照试验更高，Meta分析和系统评价则处于证据金字塔的顶端。

参芪扶正注射液联合化疗治疗进展期胃癌的Meta分析（17篇文献、1214例患者）、联合放疗治疗非小细胞肺癌的Meta分析（7个RCT、517例患者）、联合GP方案治疗非小细胞肺癌的Meta分析（12个RCT、928例患者），这些研究代表了扶正治疗证据等级的最高水平。它们不仅回答了“是否有效”，还尝试回答了“对谁有效”“有效到什么程度”“安全性如何”。

当然，扶正治疗的证据质量仍有提升空间。部分研究的样本量有限、方法学质量参差不齐。这提示未来需要更多设计严谨、样本充足的高质量研究。

4.3  从“黑箱”到“白箱”：机制揭示的认知深化

传统扶正知识是一个“黑箱”，我们知道输入（扶正治疗）和输出（患者好转），却不知道中间发生了什么。现代药理学和系统生物学的工作，就是打开这个黑箱。

参芪扶正注射液抗肿瘤机制的研究揭示，其作用涉及改善免疫细胞功能、诱导肿瘤细胞凋亡、促进骨髓造血干细胞DNA损伤修复、调节耐药蛋白的表达和调控相关信号通路等多个层面。扶正解毒法可通过促进肿瘤细胞凋亡、抑制肿瘤细胞迁移、抑制血管和淋巴管新生、调节免疫、逆转多药耐药等多种机制发挥作用。扶正化瘀方抗肝纤维化的分子机制可通过网络药理学方法加以研究。

这些机制研究的意义不仅在于“解释”扶正为什么有效，更在于为扶正治疗的优化提供了方向；知道了作用靶点和通路，就可以更精准地选择适应症、更合理地设计配伍、更准确地调整量效关系，并预测疗效和不良反应。

4.4  从“对立”到“对话”：中西医认知框架的融合

扶正从经验到科学的演进，还意味着中西医两种认知框架从“对立”走向了“对话”。

在早期阶段，中西医常常被视为两种互斥的体系，“中医扶正”与“西医治病”被理解为两种不同的医学哲学。但随着研究的深入，人们发现两者并非对立，而是互补。扶正治疗在肿瘤放化疗中的“减毒增效”作用、在慢性病中的“功能重建”作用，都表明扶正不是对现代医学的替代，而是对其“只攻不守”策略的重要补充。

扶正祛邪治则被认识到与现代免疫学理论相吻合。中医正邪理论与肿瘤免疫微环境的动态对抗具有内在一致性。这些认识表明，中西医的对话正在从“谁更正确”的零和博弈，转向“如何互补”的建设性合作。

5  结语：扶正的过去、现在与未来

扶正，这个诞生于两千多年前的古老概念，经历了一段非凡的知识旅程。

在过去，它是基于模糊临床观察和哲学隐喻的经验性判断，医生观察到“补益药似乎能让人更有劲”，于是用“正气”来解释这一现象，用“扶正”来命名这一策略。这套知识在当时是合理的、高效的，甚至是先进的，它使医生能够在缺乏微观观测手段的情况下，依然进行有效的临床干预。

在现在，它正在被转化为可检验、可量化、可重复的科学范畴，免疫调节功能、造血微环境支持、神经内分泌调节、线粒体能量代谢……每一个传统概念都被赋予了具体的生物学内涵，每一种扶正策略都接受了循证医学的检验。参芪扶正注射液、贞芪扶正制剂、扶正化瘀胶囊等扶正类药物的临床研究和Meta分析，正在为扶正治疗提供越来越坚实的证据基础。

在未来，扶正概念的深化可能沿着两个方向展开：一是更精细的生物学机制揭示，借助单细胞测序、空间转录组学、多组学整合等新技术，揭示扶正治疗在细胞和分子水平的精确作用图谱；二是更精准的临床应用，通过生物标志物、分子分型等手段，确定“哪些患者从扶正治疗中获益最大”“在疾病的哪个阶段使用扶正最有效”。

扶正从“模糊经验+主观联想”到“科学实证”的演进，不是传统知识的被取代，而是一种认知范式的转换，从基于直观的临床智慧，走向基于证据的现代医学实践。这一转换的意义不仅在于为扶正提供了科学合法性，更在于揭示了中医“正气”概念与现代免疫学、系统生物学之间深层的理论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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