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植物分类学的开拓者和奠基者陈焕镛院士（1890—1971）

他发现了一片被认为已从地球上消失的“活化石”森林，而他建立的植物标本馆，至今保存着超过100万份中国南方植物的“身份档案”。

01 香港岛上的植物启蒙

1890年，一个叫陈焕镛的男孩出生在香港一个书香门第。他的童年是在维多利亚港的海风和太平山麓的绿荫中度过的。19世纪末的香港，既是英国殖民下的港口城市，也是中西文化交汇的前沿，这样的环境为陈焕镛提供了独特的成长土壤。

小焕镛最喜欢跟着家里的园丁在花园里转悠。园丁是广东本地人，认得许多植物，会指着各种花草树木告诉他：“这是白玉兰，很香；那是凤凰木，开花时满树火红。”这些早期接触，像种子一样埋进了孩子心中。

改变发生在1903年。13岁的陈焕镛随父亲前往上海读书，途中经过广州、厦门等地。他第一次意识到，香港之外的华南地区，植物种类如此丰富多样，许多他从未见过。更让他震撼的是，当时中国没有自己的现代植物分类体系，许多植物只有土名，没有统一的科学名称。

“为什么我们中国的植物，要等外国人来研究和命名？”这个问题开始在少年陈焕镛心中萌芽。

02 远渡重洋学本领

1909年，19岁的陈焕镛做出了一个当时颇为罕见的决定——赴美国学习植物学。他先后在马萨诸塞州农学院和哈佛大学学习。在哈佛的阿诺德树木园和格雷植物标本馆，他第一次看到了系统化的植物分类和研究方法。

更让他触动的是，在这些世界一流的植物研究机构里，他看到了大量来自中国的植物标本。银杏、珙桐、木兰……这些祖国的植物珍宝，被外国人采集、研究、命名，而当时的中国甚至没有一份完整的本国植物名录。

“我必须回去，为中国植物建立自己的分类系统。”这个信念在陈焕镛心中坚定起来。

03 回国后的第一项任务：植物大调查

1919年，29岁的陈焕镛带着哈佛大学的硕士学位回到祖国。他最初在南京金陵大学任教，但很快发现，要真正了解中国植物，必须进行野外考察。

1921年，陈焕镛开始了对中国南方植物的系统调查。他的足迹遍及广东、广西、海南、云南等地，常常在深山老林里一待就是数月。当时的考察条件极其艰苦：没有公路，全靠步行；没有现代装备，标本夹、放大镜、记录本就是全部工具。

在海南岛的考察中，陈焕镛差点丧命。他在吊罗山采集标本时感染了疟疾，高烧不退，幸得当地黎族村民用草药救治才转危为安。康复后，他没有立即离开，反而更加投入工作，因为他在这里发现了许多未见记录的植物种类。

04 建立中国南方第一个现代植物标本馆

1927年，陈焕镛做了一件开创性的大事——在广州创建中山大学农林植物研究所（华南植物园和华南植物研究所的前身）。这是中国南方第一个系统的植物研究机构。

研究所成立后，陈焕镛立即着手建设植物标本馆。他知道，标本是植物分类研究的基础，就像破案需要的证据一样。他制定了严格的标本制作标准：每份标本必须包含花、果、叶等关键特征；标签必须详细记录采集地点、时间、生境和采集人。

最初，标本馆只有几百份标本，主要是陈焕镛和同事们自己采集的。但陈焕镛有一个宏大的目标：要收集华南地区所有植物的标本。他派人到各地采集，也与国内外研究机构交换标本。

到1930年代，这个标本馆已收藏了5万多份标本，成为中国南方最重要的植物研究基地。今天，华南植物标本馆收藏的标本已超过100万份，是中国三大植物标本馆之一。

05 发现“植物熊猫”：银杉的故事

1955年，陈焕镛接到了改变他科学生涯的一份标本。那是来自广西桂林的植物工作者寄来的几枝松柏类植物枝条，当地人称它为“杉公子”。

当65岁的陈焕镛在显微镜下观察这些标本时，他的手开始微微颤抖。这些针叶的解剖结构很特别：气孔带明显，树脂道数量、位置与已知的松柏类植物都不同。他翻阅了大量文献，与已知的各种松柏类植物比对，越来越确信——这是一种全新的物种，而且是古老的孑遗植物。

为了确认这个发现，陈焕镛不顾年事已高，亲自前往广西龙胜花坪林区。在海拔1400米的原始森林中，他看到了成片的这种奇特树木：树皮暗灰，裂成不规则的薄片；叶子条形，上面深绿，下面有两条银色气孔带，在阳光下闪闪发光。

“就是它！就是它！”陈焕镛激动得几乎说不出话来。经过仔细研究，他确认这是松科的一个新属新种，因其叶子下面的银色气孔带，命名为“银杉”。

银杉的发现震惊了世界植物学界。这种植物曾被认为在300万年前的第四纪冰期就已灭绝，只存在于化石中，是名副其实的“活化石”。它的发现，对于研究松柏类植物的进化、古气候和古地理变迁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

人们把银杉称为“植物熊猫”，比喻其珍稀程度堪比国宝大熊猫。而陈焕镛，就是这位发现“植物熊猫”的科学家。

06 奠基中国近代植物分类学

陈焕镛的贡献远不止发现银杉。他是中国近代植物分类学的奠基人之一，特别是在樟科、壳斗科、苦苣苔科等植物类群的研究上，做出了开创性工作。

他发表了《中国植物志·樟科》《中国植物志·壳斗科》等重要专著，其中《中国经济树木学》是中国第一部系统介绍经济树木的专著。他提出的许多分类观点，至今仍被国际植物学界所采用。

陈焕镛特别重视植物的经济价值研究。他认为，植物分类不仅是为了认识自然，更是为了更好地利用自然资源。他研究了大量有用植物：药用植物、木材植物、油脂植物、香料植物……这些研究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提供了科学支撑。

07 战火中的坚守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广州遭到日军轰炸。陈焕镛最担心的是他苦心经营多年的植物标本馆。那些标本不仅是科学研究的材料，更是国家宝贵的自然资源信息。

1938年，陈焕镛做出了一个艰难决定：将标本馆最重要的标本转移。在他的组织下，5万多份珍贵标本被分批运往香港。整个转移过程充满危险，有时要穿越交战区，有时要躲避敌机轰炸。

标本运抵香港后，陈焕镛并没有停止工作。他在香港大学借了一间实验室，继续研究。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香港沦陷，他再次转移，将核心标本运回内地。

整个战争期间，陈焕镛像保护自己眼睛一样保护着这些标本。他说：“这些标本是无数人冒着生命危险采集的，它们记录了中国的植物资源。保护好它们，就是保护国家的未来。”

08 植物园：活植物的博物馆

除了研究植物，陈焕镛还大力推动植物园建设。他有一个理念：植物园不仅是观赏花园，更是活植物的博物馆、资源库和实验室。

1956年，在陈焕镛的倡议和推动下，华南植物园开始筹建。他亲自参与选址、规划，强调植物园要以科学研究为主，同时兼顾科普教育和资源保护。

今天，华南植物园占地约300公顷，收集活植物13000多种，已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热带亚热带植物园之一。这里不仅保存了许多珍稀濒危植物，也成为广州市民认识自然、亲近自然的重要场所。

09 严谨治学与人才培养

陈焕镛以治学严谨著称。他对学生的要求极其严格：标本必须制作规范，记录必须完整准确，鉴定必须反复核对。

他常说：“植物分类是门精确科学，一就是一，二就是二，容不得半点马虎。”他培养学生的方法很特别：不是直接告诉答案，而是教会他们如何观察、如何比较、如何查找文献。

这种严谨的治学态度影响了几代中国植物学家。他的学生中，许多人后来成为中国植物学界的领军人物，延续着他的科学精神和研究方法。

10 最后的贡献与永恒遗产

1971年，81岁的陈焕镛在广州逝世。直到晚年，他仍然坚持工作。视力不好，他就让学生把标本拿到家里，通过触摸和放大镜观察；体力不支，他就口述，由助手记录。

陈焕镛一生发现了200多个植物新种，发表了大量研究论文和专著，但他最大的遗产是为中国植物分类学奠定的基础。他创建的华南植物研究所、植物标本馆和华南植物园，至今仍是中国植物学研究的重要基地。

在广州华南植物园的一角，静静地生长着一片银杉林。这些被称为“植物熊猫”的珍稀树木，每年都会吸引成千上万的参观者。很少有人知道，这些树木的发现者陈焕镛，曾经为了保护和研究它们，付出了怎样的心血。

从香港岛上的好奇少年，到哈佛大学的留学生；从华南深山的植物侦探，到中国植物分类学的奠基人，陈焕镛用一生做了一件事：认识、记录和保护中国的植物资源。他发现的不仅仅是银杉这样的珍稀植物，更是一整套研究、保护和利用植物资源的方法和理念。

在这位“森林侦探”的眼中，每一株植物都是一个等待解读的生命密码，而整个中国的植物世界，是一部用绿色写就的百科全书，等待一代又一代人去阅读、去理解、去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