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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文汇报,2024-10-23 21:03
我们刚刚发表了王占黑的《女士的品格》,便惊悉聂华苓女士于2024年10月21日去世。看着昨天见报的赵武平先生的文章,对“也知生命促,特地逞风流”这十个字,忽然就有了更深的感喟(昨天也是梅兰芳先生诞辰130周年)。
本文是聂华苓为夫君安格尔回忆录中译本而作,发表于1999年5月28日《文汇报•笔会》。
常常有美国朋友好奇地问我:“IOWA这个词,在中文里怎么说?”
“爱荷华。”
“什么意思?”
“爱荷花的光华。”
“啊!IOWA有那么美!”新英格兰的人,也许在说那话时似笑非笑,大概想大笑荒谬,但他们是有文化的人,只是淡淡说一声:“真的吗?”洛杉矶的人呢?暴露在阳光里,无所遮掩,脱口而出:“冰天雪地!有荷花?谢天谢地!我不住在那儿!我可活不下去!”
本地人听到“爱荷华”那几个字,就很得意。“好听!像唱歌!你再说一遍。”
“爱……荷……华……”
“爱……喝……话……”
我干脆加一句:“那意思就是爱荷花的光华!”
他们眼睛一下子亮了,大叫:“美极了!美极了!爱……喝……话……。爱……喝……话……好!好!”老实人突然顿住了,“我们这儿有荷花吗?”望望身边的人,没有回应。也就不了了之。
安格尔向人笑着说:“我在美国东部和西部,提到IOWA,有人说:啊,IOWA吗?我只是在飞机上飞过IOWA,平平板板一大片,只看见玉米田。”
安格尔朗诵诗或演讲时的开场白:“我是从玉米田来的。”
每次我和安格尔旅行回来,从机场开车回我们的鹿园,他都会望着一望无际的原野说:“华苓,你瞧,黑土地!多好的土!”
爱荷华的好,你得在那黑土地上生活,才能领会到。爱荷华的人,和那黑土地一样,扎扎实实。在一个不可靠的世界中,叫人感到安稳可靠。
安格尔就是黑土地上的人。《一个幸运的美国童年》所写的,是他在那黑土地上的幼年生活,以及黑土地上的一些小人物,在泥土上靠勤劳讨生活的人,有一股自然的生命力,和沈从文的水上讨生活的人很相近。书中的篇章是安格尔经历了人世的沧桑,世界的风云变幻,一生的浮沉得失,在他风烛残年写的。是对一个失去的“乐园”深情的回忆,也是对眼前这个道德沦丧、人性歪曲的世纪末无奈的叹息。
安格尔是诗人,有诗人灵敏的感性和形象化的语言。他也有小说家描绘人物的细腻。《一个幸运的美国童年》是文中有诗,诗中有人物。他很会讲故事。就是在日常生活中,他谈起某件事、某个人,也是像讲故事一样,声如洪钟,夸张的戏剧性的动作,幽默机智的话语,简直像说相声。我和他一起生活27年了,听了很多故事。从他的故事中,我更了解他:为什么对人充满了爱心,为什么走遍世界,他要在爱荷华立脚,实现他世界性的文学理想。
安格尔的父母只读了中学,父亲为人养马、教马,收入属于贫穷阶层,不必交收入税,勉强维持他夫妇俩和四个子女的温饱生活。安格尔在爱荷华州的雪松川(Cedar Rapids)读小学时就打工,一直到大学,都没停止。我离开中国30年后,1978年,和安格尔、两个女儿一起回到中国。那时中美还没建交,他第一次到中国,不知中国人对他这个“美帝”如何反应。但是,他这个美国佬比我这个湖北人还受欢迎。他们看到他一大把年纪,将装满礼物的大箱子呼地一下从火车上拎下来,啧啧称赞,叫他“劳动模范”,说他粗糙的手是“劳动人民的手”。
小安格尔的第一份工作,是为一家犹太人点火。犹太人的安息日是礼拜六。犹太教徒不能在那天点火。小安格尔每个礼拜六早上,到犹太人家里,拧开煤气炉,用火柴点燃炉子。然后,到地下室,那儿有个火炉。他先清理炉灰,在炉子里摆一堆玉米棒子、柴火和煤,最后点燃。一毛五分钱就到手了。
后来每天为当地的《雪松川报》送报。安格尔最喜欢讲的,是他八岁时如何在街头叫卖《雪松川报》的号外。第一次世界大战中,1916年7月1日,法国东北部一场战役,在日出和日落之间,六万英国自愿军牺牲了。《雪松川报》发出号外。小安格尔在街头挥着报纸大叫:“法境最大血战!英军死亡六万!快买快看!两分钱!”小安格尔一分钱买进,两分钱卖出。1933年,安格尔走上牛津大学墨藤学院的螺旋楼梯,去会他的导师——诗人卜仑登(Edmund Blunden)。卜仑登就是那场血战的幸存者。街头卖报可真热闹,男男女女,孩子呀,狗呀,马呀,汽车呀,熙熙攘攘,兜里铜板叮叮当当,整个世界的大事都在小安格尔手中。大人和他谈话,他可以侃侃而谈,他会神气活现地说:“你知道吗?比利时的外普尔斯又打仗啦,第三次战役呀!”
他也喜欢骑着自行车挨家送报的工作。送报比较有人情味。他在小小的年纪,就接触了形形色色的人——寄居廉价旅馆卖身的“贵妇”,送他全套朗费罗诗集的退休教师,对小安格尔朗诵艾略特的诗人:“走吧,你和我,当黄昏在弯苍展开,宛如手术台上麻醉的病人……”
安格尔上中学时,在一家卖药物、饮料等物品的小店打工。每天放学后就到店里去,一直工作到晚上打烊。没有生意的时候,他就在帐单背面写诗。小小一个店,反映了人性各种姿态。有妇之夫买了一打避孕套,要他开帐单时写牙膏。老头儿喝女人的补药,只为药里有酒精。(那正是美国禁酒的年代。)诅咒烟酒是罪恶的牧师,一毛钱买一支雪茄,偷偷走到店铺后面的小房,坐在椅子里吞云吐雾起来。每个月初,老太太来买一百颗阿司匹灵,必坐下来絮絮叨明说一会儿话。“男人呀,像小狗,摸摸,哄哄,他就乖了。”
我和安格尔第一次在台湾相见合照的相,他转头望着我,仿佛是一见钟情。后来我发现他照相,必照侧面。原来他的鼻子,正面看是歪的。小时踢足球,一球踢歪了鼻子。他的侧影的确好看,线条分明,细致而刚劲。他那个歪鼻子喜欢强烈的气味。他喜欢闻父亲马房的马粪,上了油的马鞍,仓房里干草混和稻草发酵的霉味,土地犁过的泥土香,母亲烤的刚出炉的面包,她为丈夫孩子熨过的衬衫的浆香,她在后园种的玫瑰香,德文《圣经》陈旧皮面的霉味,那《圣经》是祖先从德国黑森林带来的。
安格尔在杂货店打工的时候,歪鼻子可是有福了,可以享受雪茄的烟草香,(难怪他后来抽雪茄!)还有各种各样奇妙的香水。Odeur Fatale,Parfum d'Amour,Essence de la Nuit。多么挑逗的异国情调!有个女人常来“逛”香水柜台,一瓶又一瓶闻一下,挑她喜欢的香水,在衣领上抹一点,对安格尔说:“试试看,看它能保留多久。”她每次来穿一件不同的衣服,抹香了她所有的服装。安格尔有个中学同班女孩,深沉棕色的眼睛,常来店里,似乎是买杂志、饮料,总会走过来,挨着他说说话。如果店里没有其他顾客,他就打开一瓶香水,抹在她一头长长的黑发上。安格尔兴奋得心跳。那是他生平第一件艳事。
店里还卖报纸杂志。他已开始写诗。老板很得意有个写诗的年轻伙计,额外订了几份杂志,明知不好销,但安格尔贪婪地读了每一页。他在巴黎出版的《转化》杂志上,第一次读到乔艾思,在美国《诗刊》上,读到艾略特、桑德堡、庞德。老板给他一间小房,放了一张小桌和一张旧椅子。那就是他写诗的地方。他在那儿写的诗,许多收集在他第一本诗集中。
安格尔在雪松川的华盛顿中学读书的时候,有位英文女老师蔻克小姐。她头脑非常聪明,知人论事,明智果断,在芝加哥大学读完硕士,便回雪松川的中学教书。她常常把诗写在黑板上,逐字逐句和学生们讨论。她的数学也好。她很喜欢安格尔,认为他是班上最好的学生。放学后,她也许看看他写的诗,也许和他一起做算术题。
蔻克老师身材修长,一头好看的抹了点儿银灰的头发。她有两个嗜好:一个是收集莎士比亚的戏剧,另一个是做银手饰。她有时候邀安格尔到她家去,给他看她收藏的书,看她做银手饰:银手镯、银戒指、银项链。她也评论莎士比亚。她的莎士比亚全集装帧非常精美。她家窗台上永远摆满了小小的盆景。
安格尔后来上了大学,也常常去看老师。他已经写诗了。有一天,他兴冲冲跑到蔻克老师的家,急急按了铃。老师一打开门,他就递给她一封信和一首诗,大叫:“老师,你看!好多稿费啊!”安格尔的一首诗在当时美国最有名的《礼拜六文学周报》发表了,稿费十块钱。
安格尔在雪松川的一个文理学院读书,没上外地的大学,只因为家在那儿,可以省膳宿费,也可以继续在他家附近的杂货店打工。但是,学费呢?怎么办?父亲付不起。他打算读一阵子书,工作一阵子,钱攒够了再读。安格尔上学的第一天,学费还没着落,学校教务处的人叫他去一下。原来他得到了四年的奖学金!那笔钱是私人捐赠的。谁捐的呢?捐钱的人不肯公开姓名。安格尔满心感激地接受了奖学金,但又不知道感激谁。
他不断地写诗,也办学校的诗刊(我现在还保留着他当年手写的一本本的诗稿)。他写了诗,就给蔻克老师看,有时等不及了,就在电话里念给老师听。四年大学快结束了。1931年,有一天,蔻克老师上街,过街时给一辆汽车撞倒了,当时就死了。安格尔痛哭失声。第二天,教务处的人又叫他去,告诉他:安格尔的大学四年奖学金,就是蔻克老师捐赠的。她给汽车撞死在地上时,手提包里的信封套,装着一张张十块钱的钞票,一张张从她微薄的中学教师薪水中存储下来的,那就是她要送到安格尔学校去给他的奖学金。
在她的葬礼上,安格尔朗诵他献给恩师的诗,其中一首:
仿佛有一只孤零零的鸟
整日在遥远的林中啼叫
月光银丝缠缠绕绕
缠得它断了气
仿佛一阵风在黑暗的小巷
打下一只脆弱的飞蛾
吹落柳条罩着它两翼
任雨打它闭上了眼
1991年3月22日,我和安格尔上路去欧洲,打算先到德国波恩,和女儿晓薇一家欢聚,去黑森林寻找安格尔祖先的遗迹,去芬兰和一些作家会合,一同乘船去波罗的海诸国,再去波兰接受波兰文化部给我俩的国际文学奖,最后去捷克会见他们的新总统哈费尔,我们对他的戏剧以及反抗独裁的峥嵘风骨早就景仰。1968年,我们邀请了捷克的剧作家哈费尔和台湾的小说家陈映真。他们都没到爱荷华。苏联坦克驱进捷克,哈费尔流亡地下。陈映真被捕入狱。
我和安格尔从爱荷华飞芝加哥,再转机去德国。但是,安格尔在芝加哥机场转上了一条不归路。我一人捧着他微温的苏格兰呢上装和爱尔兰鸭嘴帽,深夜转回爱荷华。我“死”了好几年。当我再在他为我手造的柠檬黄书桌前坐下,我又和他在一起了——我埋首整理他未完成的回忆录。我又看到他讲故事飞扬的神情,又听到他响彻水上小红楼的笑声。
《一个幸运的美国童年》就这样完成了。英文版于1996年在美出版。上海东方出版中心的张爱民先生,请孙予教授译成中文出版。我衷心感谢。安格尔在我的故乡说过:“我要踩着华苓的脚走过的每一寸土地。”现在,他的书在我走过的土地上,译成我的母语出版,正是安格尔的心愿。
这也是两个文化结成的因缘。
作者:聂华苓
编辑:钱雨彤
责任编辑:舒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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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MT+8, 2024-10-31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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