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从“三驾马车”到“中西医并重”

1960-1980年代是中西医结合研究的黄金岁月。如该文所述的青蒿素发现、辨病与辨证相结合的临床模式、血瘀证与活血化瘀研究、中药安全性关键技术、中成药二次开发、人工麝香产业化、砒霜制剂治疗白血病、免疫球蛋白A（IgA）肾病的中西医结合诊疗等，都是一些应用性成果。其实另一方面，中西医结合基础研究也是硕果累累，例如证本质研究、脏象实质研究、经络实质研究、中医动物模型研究等，笔者曾经在“中医基础理论进一步深入研究的几个问题”[《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1997，3（5）：4-6]中有所阐述，实际上还有阴阳实质研究、气血本质研究、寒热本质研究、病邪与正气本质研究、四诊客观化研究、治则治法研究、性味归经研究、道地药材研究等，是1990年代以前的热门话题。

而且，这一时期还出现了许多新理论、新概念，例如“微观辨证”“生理性肾虚”“急性虚症”“新病入络”“高原血瘀证”“艾毒伤元”“毒损肝络”“痨毒损肺”“小儿感染后脾虚综合征”“菌毒并治”等。但是此后，曾经的轰轰烈烈却逐渐沉寂了下来，第一代“西学中”代表人物鞠躬尽瘁的事业，慢慢成为瓶颈而举步维艰。毫无疑问，为何“不可通约论”甚嚣尘上，“纯中医”“铁杆中医”“回归中医”卷土重来？一个十分现实的场景就是，中西医结合基础研究遭遇到障碍，中西医结合医学理论的构建难以为继。

回想1980年3月6～13日，卫生部组织召开全国中医和中西医结合工作会议。会议提出了发展中医和中西医结合工作的指导方针：“中医、西医和中西医结合这三支力量都要大力发展，长期并存，团结依靠这三支力量，推进医学科学现代化，发展具有我国特点的新医药学，为保护人民健康，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奋斗”。

1991年3月，全国人大第七届四次会议通过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及第八个五年规划纲要》，卫生工作的基本方针确定为“预防为主，依靠科技进步，动员全社会参与，中西医并重，为人民健康服务。”为什么会发生这一变化？笔者认为，中西医结合基础研究没有取得确定性进展是主要原因，因为那是中西医结合医学的立身之本。

基于这种现实，中西医结合研究的瓶颈在哪里，是什么？中西医结合医学的构想可行性、科学性如何，前景可期吗？

一个明确的现状是，中医、西医（现代医学）都有自己的理论体系，而中西医结合医学却缺乏其安身立命的基础学科。但是仔细推敲，“国医科学化”、“中医现代化”与“中西医结合”并无二致：目标是将中医药的“地方语”转化为现代医学的“世界语”；产品是实证研究（从科研项目的设计和实施和研究生论文的形式，均采用现代医学的技术方法和客观化、规范化的理念）以及现代医学话语体系阐述的中医药理论或临床经验。甚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即使那些民间中医也不可能抵御现代医学概念和理论（包括各种病名、病原、病理、药理、毒理、疗效评估等）的浸蚀，那种回归古典的纯中医、铁杆中医已然是某些人刻舟求剑的美好憧憬而已。因为这既有现实的需求（面对医疗纠纷等），也是时代进步的必然，无论是患者还是医者，都不可能退回到100多年前的知识构成和需求档次。显然，我们已经来到了一个科学的时代，如今的中医已经渗透了新时代的各种思想观念、技术手段和康复标准，不可能还是原汁原味的“纯种物”。何况，随着思想观念、实践和需求的变化，每个时代的医学都有一定的改变，尽管没有经历过脱胎换骨的科学革命。

由此可见，“中西医并重”取代“三驾马车”既是历史的必然，也是现实的考量。

五、夹在中西医理论中，“瘀血研究”的两难境地（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