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来源：青囊志异，2023-01-01 09:35 广东

如今中医界很多耳熟能详的说法，其实多是民国中医思想家阐发的思想观念。这些观念在当时医界大多并非个别的言论，而是已经比较普遍的意识，这体现了近代中医话语体系和学术范式的巨大转型。

01  中医“治人”，重体质；西医“治病”，重病原病灶。

杨则民1933年《内经之哲学的检讨》下篇的四部分内容中，其一就是“体质论”，论述了中外医学的传统体质学说。

祝味菊1944年《伤寒质难》有相当篇幅论西医病源疗法和中医本体疗法之别，说明中医重“治人”西医重“治病”。“中医注意体工之反应，西医从事病原之探索。中医唯知消灭证候，甚少追本穷源，故有寻枝摘叶之讥。西医偏重病原疗法，每多遗忘本体，故有买椟还珠之诮。”“病原疗法仅能适用于狭小之病原；而本体疗法则应用无穷，历万古而不变者也。”

祝氏之本体疗法自然涉及到体质论：“体质之论，为中医精神之所寄。”“吾人固须了解何种疾病，更须了解何种病人。”“一切证候，肇基于体力，解除痛苦，不可治病而忘人。”“治病有对症发药者，证候疗法也；有因人用药者，本体疗法也。”“有病人特效药，更能兼顾体质，则特效药之效力更确，无特效药，而能时时匡扶体力，亦可令正胜邪却，收化逆为顺之功。”

祝味菊先生

1956年，陈苏生（《伤寒质难》作者之一）在中医研究院举办的第一届西医学习中医研究班讲课时，曾简要总括自己的学术观点：“一本”“二分”“三辨”“四审”“五段”“八纲”十二字。这是《伤寒质难》思想的发展，其中“三辨”即是辨证、辨病、辨人。

体质之说，古来有之。《内经》有《阴阳二十五人》，但后世似乎不太重视这方面的发展。倒是韩日地区更重视。日本森道伯（1867-1937年）一贯堂的体质学说，将人的体质分为三大类：瘀血证体质、脏毒证体质和解毒证体质。韩国传统医学有李济马（1837-1900年）的四象体质学说（少阴人、太阴人、少阳人、太阳人），权度元1965年又提出了八体质学说（木阳、木阴、土阳、土阴、金阳、金阴、水阳、水阴）。我国现代匡调元人体体质学则将体质分六类（正常质、燥红质、迟冷质、倦晄质、腻滞质、晦涩质）；黄煌有药人方人体质说；王琦教授则将中医体质分为平和质、气虚质、阳虚质、阴虚质、痰湿质、湿热质、瘀血质、气郁质、特禀质等9种基本类型。

02  疾病是正邪相争之局，治疗是协助自然疗能之势

恽铁樵在《生理新语》（1925年）中就认为利用人体的“救济功能”是中医药之所以能治病的关键。他说“体工于病时起救济功能，此事最有推考之价值，为吾侪治医所不可不知者。”“而针砭、药石、练功，又利用此救济功能以为治病者也，……躯体内所有物皆能起反射作用，皆有救济功能。”

陆渊雷《伤寒论今释》（1931年）：“在仲景之世，流行性热病当然无特效药品，惟幸人体感染病毒后，必立起反应而产生抗毒力，此种抗毒力，即西医所谓自然疗能，中医古书，则谓之正气，其治疗热病，亦惟凭借此正气，从而利导匡救。……故观察证候，可以测知正气抗病之趋势。于是选用方药，以利导匡救，而达治疗之目的。”

杨则民1933年《内经之哲学的检讨》上篇：“治病之道无他，过者除之，不及益之，病理机转亢进则抑制之，生理机能转减退则扶助之，……此皆旨在使生理之调节机能勿减退或亢进，而恒归于调节也。”其《潜厂医话·阴阳寒热虚实辨》一文，解释证候是机体对疾病的反应现象，医生治疗当利用自然治愈倾向，据病情予以适当的增强或减退而使机体恢复正常状态。

祝味菊《伤寒质难》（1944年）：“一切时感为病，大都正邪相争之局。疾病非是一种物体，乃物体与身体之共同产物也。”“吾治伤寒，着眼正邪相搏之趋势，随时予以匡扶之方，此协助自然之法，固非特效疗法也。”“夫疾病之存在，体工有自然疗能。……所谓五段疗法，不外顺从自然，调整太过与不及，以助长其抗力而愈病也。”“疾病为正邪格斗之行动，医之任务，协正以祛邪也。”祝氏所论居然包括调整人体抗力太过，即“高热”、“炎症风暴”之类，的确见识超前。

祝氏的热病五阶段论，其实在1931年的《伤寒新义》中就有雏形，五段之分皆以人体抵抗力的状况为准。1932年《伤寒方解》也说：“盖仲景大法全在审视病理与自然疗能之趋势是否相合而已。”樊子文《六经之新解释》也有与祝氏五段论类似的观点：“由此以观，则阴阳六经之义，即身体组织之防御机能与反抗机能有六步阶级之谓也。”（《现代中医》1935年3月）

民国中医的这种思想源于何处？我怀疑可能跟西医的传统理论影响有关。民国文化界对西方医学史已经有所了解。西方医圣希波克拉底就就说过“病人的本能就是病人的医生”，他认为人体会自疗，人体生病时会通过出汗、咳痰、呕吐和流脓等方式来清除、协调、净化那些引起疾病的过盛体液。医生的任务就是为这个自然疗程协助一臂之力。西医或称之为自然疗法。西方这种传统思想，后来还导致了“自限性疾病”一词的产生。

03  整理中医学，方证的规范化是一大关键

恽铁樵先生是中医改良派，倡导中医改良主义，他设想中医“改良之后，一层是诊断方面确有把握，二层是用药方面有标准，三层是循因执果，见角知牛，用推理方法，因甲知乙，因已知测未知，从多数中求得公例。”又曾说“中国医学可贵之处在于验方，而其受人指摘所在，在无标准……”（《铁樵医学月刊》，1935年第1卷第1期，第3页）；其《呈中央国医馆意见书（对于改进中医之意见）》也一再强调：“其次改进中医，不在方药本身，在运用方药有真确之标准，此层功夫无止境。”“治病有效力乃为实矣，欲治病有效力，第一层须先识病。”（《病理各论·导言》），其所谓“识病”其实就是中医的“辨证”。恽铁樵先生是中医倡导临床诊断用药规范化的先驱。恽氏所谓的用方药的标准，说得比较含糊，其实主要还是指用传统经典方的方证标准。

恽铁樵先生

陆渊雷先生是中医革新派，其观点与恽铁樵类似，陆氏《伤寒论今释》（1931年）：“大论精粹，在于证候方药。”“中医以其病名不统一之故，腐鼠为璞，常令闻者眩惑，余谓整理中医学，当从事于古方主疗之证候，而弃置其病名理论，诚不得已也。”

叶橘泉先生在《中央国医馆成立之刍议》的第二条建议就是“编辑教材。重视辨证论治，尤其是‘方证学’等精华部分。医学、药学均趋向科学化。”（《中医世界》1931年第3卷第13期第66-70页）。叶先生是方证学说的一代宗师，是用实验统计方法研究经方实际疗效的先驱，他在1939年—1941年间任苏州国医医院医务主任期间，就率先开展了经方的相关疗效统计研究。其云“理之真否，决于实验；效之确否，决于统计”。

叶橘泉先生

祝味菊《伤寒质难》（1944年）：“中医之治疗，本乎对症发药。”“夫仲景《伤寒论》者，证候疗法也，叶吴温热病者，亦证候疗法也。”祝氏也有创设公开实验医院，用现代的实验统计方法来对中医药进行研究求真的设想，见其《创设“中医实验医院”建议书》。

大概是因为中医近代以来一直强调个体化治疗，或如某位医者所说，现代的中医，太强调“变”，以至冷落了“常”（方证）。中医经典方证规范化的工作建国后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直至目前为止，国内似乎也没有一部权威的《经典方证手册》之类的东西。这也是件匪夷所思的事情。

当然这也不是件简单的事情，一直以来积极推广方证学的黄煌教授也感叹：“做中医难，难在用药；用中药难，难在没有规范，特别是现代社会能够接受的规范。在没有解决这个问题之前，讲中医现代化、中药现代化都是没有意义的。剂型做得再精美，服用再方便，都是没有意义的。”黄先生所说的用药规范，其实指的经典方证的规范。

04  六经代表八纲，病变不出八纲

如今中医界基本都认可将八纲辨证作为各种具体辨证的基础。辨证八纲之论，宋代就有，历代也多有论述，此说本出于伤寒一系，现代则上升为中医的辨证纲领。"八纲"一词大概是近代祝味菊先生首先启用，祝氏《伤寒质难》论外感热病有五段八纲说，“病因多端，而病变不出八纲，信哉言乎！”“言杂病，以八纲为指南；言伤寒，以六经为纲领。”

民国时期，恽铁樵、章太炎、刘景素、陈逊斋等人对于伤寒“六经”，均赞成喜多村直宽“所谓三阴三阳，唯是不过假以标表里寒热虚实之义”，即六经实为八纲说，此学说建国后的代表就是胡希恕先生。张照鳞《对于伤寒六经的二个识见》也是这种观念：“六经者，非伤“寒”之六经也，特代表表里、寒热、虚实之六经也。”（《医学杂志》1937年2月）。

杨则民《潜厂医话》论中医辨证之法：“总言则唯阴阳之分，分言则寒热、虚实、表里六字尽之。”

我翻看过《秦伯未医学丛书》，发现秦氏解放前医著并未提倡八纲辨证，但到上世纪五十年代，其《中医入门》（1958年）、《内经知要浅解》（1956年）就把“八纲”称为中医辨证的纲领了，这大概是受祝味菊陈苏生《伤寒质难》的影响，秦氏与祝氏是邻居，还为《伤寒质难》写过序。1954年，中央筹办中医研究院，上海推荐的三位代表是章次公、秦伯未、陈苏生，次年，秦氏和陈氏都在中医研究院举办的全国第一届西学中班执教，陈氏是该班首席教授，其讲学就倡导整体观念下的八纲辨证。

若想更加深入全面的了解民国医家的医学思想，以下丛书是比较好的历史资料，对了解近代医史尤其有益，有兴趣的朋友不妨购置研读。

各位读者认为民国医家还有哪些影响深远的思想卓见呢？欢迎补充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