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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中医的现代化蜕变(四):现代中医教育的建构

已有 2239 次阅读 2023-2-18 10:22 |个人分类:医学史话|系统分类:观点评述|文章来源:转载

资料来源:青囊志异,2023-01-10 12:12广东

现代中医是怎么来的?传统中医在民国时期进行了脱胎换骨的自我革新,不但“整理旧学”,力求理论的系统化科学化,还开始模仿西医的社会建制,兴办现代中医学校教育,设立现代中医院,成立各种中医社团,出版中医学术刊物,并大力争取中医立法;力图将中医各方面纳入现代国家的行政体系,争取与西医享有同等的社会权利。民国中医为中医的现代体制奠定了基础,建构了现代中医的雏形。新中国政府重视中医的社会效用,一方面大力扶持中医;另一方面继续大力推进“中医科学化”道路。建国后的中医体制基本还是在民国中医建构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很快就将民国中医界的梦想基本都实现了,可谓民国中医的放大版、升级版。

01  民国中医确立了中医革新的道路和远景目标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传统中医在时代革新的浪潮之下面临存亡之境,以1929年“废止旧医案”的斗争为标志,中西医论争进入激烈高潮,在中医界的全力团结抗争下,“废止旧医案”终被废除。虽然中医界取得险胜,但惊醒的中医界有识之士也深切地意识到,强大的竞争者出现了,传统中医革新在所难免,必须加快中医的科学化进程,变亦变,不变亦得变,不变则亡,时不我待。按马伯英先生的说法,就是论争的双方最终大略达成了一个基本共识:一条“科学化”的道路和创造一个“新医学”目标。

当年的这一共识影响深远,至今百年基本未变。建国初期,卫生行政部门就把“中医科学化”作为正式的口号提出,不论是起先被反对的“中学西”,还是后来的“西学中”,以及现在院校的“中学西”,目的其实都一样,都是“中医科学化”。毛泽东一贯扶持中医药,但从他有关中医药的言论看,他同样也一贯要求“改造”中医药,创造“新医学”。这其实也是新中国建国后中医政策的基本学术要求,一贯如此。若不信,可以去查看历届领导人对中医的重要题词,即可明白。

02  民国中医界自发的体制化追求

西医在近代的迅速发展,不仅得益于其先进高效的医疗技术,更得益于它的社会建制。1929年,中医界对“废止旧医案”的抗争险胜后,开始主动模仿西医,启动了中医专业化、体制化的行动,反复争取为中医立法,力图将中医药纳入现代社会公共卫生行政体系和教育行政体系,争取与西医享有同等的社会权利。

1931年3月17日上午8时,中央国医馆筹备成立大会在南京头条巷国术馆竞武场举行。1931年5月3日,中央国医馆正式成立,馆长焦易堂,副馆长陈郁、施今墨,理事长为陈立夫,代理事长为彭养光。中央国医馆开始是暂借“慧圆街杨宅”临时办公,后来以中华门东天禧长生祠为长期办公地点。

中央国医馆成立的初衷本是想成为中医界的最高行政管理机关。1933年民国政府制定“国医馆条例”,要求行政院划分国医国药归国医馆管理,西医西药则归卫生署管理。但因中华医学会的反对和阻挠,最终该建议没能被采纳,中央国医馆沦为一个“半官半民”的学术组织,并不具备全国中医行政管理权,领导权也只是名义上的。

在中医界的争取下,1936年1月22日,民国政府正式公布“中医条例”。这从法律上确定了中医教育、职业、诊疗行为的合法性。

1936年初,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批复:“中医归卫生署管理,但卫生署内应设中医之主管部门。”1936年12月,中医界曾向政府请愿,希望能在卫生署增设一名中医副署长,以体现中西医平等待遇,但未能如愿。

1937年3月10日,卫生署中医委员会几经周折终得成立。刘瑞恒任主席,陈郁、彭养光、刘通、张简斋、随翰英、丁济万、张仲毓、黄谦、茅子明9人由卫生署聘为委员,陈郁任主任委员。这个成立于抗战前夕的中医委员会,因为战乱的原因,除了军民救护外,并无暇顾及更多中医的建设事务。1954年7月,新中国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中医司正式成立,薛和昉为首任司长,赵树屏、何高民任副司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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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郁先生,民国中医领袖之一

1938年2月,中医界提出的“拟请教育部颁布‘暂行通则’使各省市普设中国医学校案”在教育部会议上获得了通过。

1938年,民国教育部正式颁布《中医学校通则》。

1939年4月,民国教育部正式公布“中医专科学校暂行科目表”,各科总共合计讲授1640小时,实习1932小时,临症1044小时,共计4616小时。这标志着国家教育行政系统承认了中医学校的合法性。

1940年,民国教育部医学教育委员会附设了一个中医教育专门委员会,负责制订中医教育的有关计划和方案。中医教育正式列入教育行政系统。

1943年9月,民国政府公布《医师法》,中医可以通过考试或检核两种方法获得中医师证书。中医师检核的资格条件:(1)曾向中央主管官署或省市政府领有合格证书或行医执照者;(2)在中医学校修习医学,并经实习成绩优良得有毕业证书者;(3)曾执行中医业务五年以上,卓著声望者。

1944年6月19日中医师检核委员会于重庆成立,其主要职责是对提出检核申请的中医进行检核,为合格者颁发中医师检核及格证书。凭此证书,中医可获得卫生署签发的中医师行医执照。相较于考试院的考试,检核成为中医师获取资格的更好渠道。

1946年,考试院举行全国性中医师资格考试。

民国中央国医馆、卫生署中医委员会、中医教育专门委员会的设立,是中医行政管理开始体制化的标志。《中医条例》《医师法》的颁布,从法律上确定了中医药职业和中医学校教育的合法性。《中医学校通则》的颁布、全国范围的中医师执业考核的实施,使得我国中西医学并存的二元医疗卫生体制初现雏形。

03  学校与教材,中医教育基本实现了现代化

其一,民国的现代化中医学校

面对西医的社会竞争压力以及社会知识界的普遍革新要求,民国中医界也积极探索建立现代教育学制培养中医人才,逐渐改变了中医传承的传统师带徒模式,基本的改变有二:一是引入近代西方学校教育制度;二是教学内容增加了西方医学基础课程,甚至包括化学、理化、西药学等。

现今一般认为,1885年由陈虬在温州府瑞安县城东创办“利济医学堂”是中国近现代第一所中医专门学校。这是一所现代学制的新式中医学校,是清末维新运动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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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济医学堂旧址

民国建立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之前,是民国中医学校开办的高潮期。当时的中医学校主要集中在大城市里,如仅上海地区当时就出现了二十余所中医学校。据不完全统计,民国初年至抗日战争爆发(1911—1937年),全国各地兴办的中医院校、讲习所或学社共计有80多所。甄志亚在《中国医学史》中统计,1866-1949年,我国中医类各种教育机构有82个。

民国比较知名的中医学校不少,如兰溪中医专门学校(1919年,张山雷);山西医学传习所(1919年,杨兆泰);上海中医专门学校(1917年,丁甘仁、谢观、曹家达);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1924年,广州,卢乃潼);中医通函教授学社(1925年,恽铁樵、章太炎、张破浪);上海女子中医专门学校(1925年,丁甘仁、夏应堂,1927年与上海中医专门学校合并);上海中国医学院(1927年,章太炎、王一仁、秦伯未);上海国医学院(1929年,章太炎、陆渊雷、章次公);北平国医学院(1930年,孔伯华、萧龙友);华北国医学院(1930年,施今墨);南京国医传习所(1934年,张简斋、隨翰英、傅选青);上海新中国医学院(1936年,朱南山)。以上是私立医校;官方省立的中医学校有山西医学专门学校(1921—1932年)、广东省立国医学院(1932年)、广西省立南宁中医高级职业学校(1945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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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医学专门学校

有人说中央国医馆创办的南京国医传习所是中国近代第一所公立中医学校,这是不对的,南京国医传习所的运营并非政府财政拨款,而且其也不属于民国教育部门管理,还不能算是真正意义上的公立。

1939年4月22日,民国政府教育部公布五年全日制《中医专科学校暂行课目表》,并令各省教育厅上报各地中医学校详细状况,应是为创办公立中医学校摸底。

1946年,在当局对私立中医学校的打压下,上海中医药界积极自筹大笔资金,争取建立国立中医专科学校,并开始着手筹备工作,但因为各种复杂原因,终未能实现。

民国时期,中央国医馆始终努力争取开办正规的国立中央国医专门学校,进行了各种努力和准备,建校在法律上也已经不是问题,但因为抗战、内战、改朝换代等原因,时运不济,直到民国政府倒台,中医人建国立医校的梦想也还是功亏一篑。几年之后,1956年8、9月间,新中国政府就创建了北京中医药大学、成都中医药大学、上海中医药大学、广州中医药大学,完成了民国中医人的夙愿。1955年12月1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中医研究院”(后更名为中国中医研究院)正式成立,鲁之俊为首任中医研究院院长,朱琏、田润芝为副院长,彭泽民为名誉院长,萧龙友为名誉副院长。

其二,民国中医学校教材奠定了中西医兼授的现代中医教育基本学科模式

1928年和1929年,中医界两次召集全国中医教材编辑会议,商议编纂权威性的统一中医教材。1928年的会议因为与会者意见不一未有结果。1929年七月,“废止旧医案”的抗争险胜后,巨大的紧迫感使得中医界再次紧急召集中医教材编辑会议,这次会议终于达成了共识,基本议定了中医专门学校的入学资格、修业年限(全日制5年)、开设课程(29门)、教授学时数、各年度教学安排。同时,会议决定推进最艰难的工作,即“试编各科样张”,先由全国医药团体总会负责收集推荐各种优秀新教材分发各校参考,而后再集中意见修改,以期最终形成统一的教材。另外,会议虽然达成了教材尽量要“科学化”的共识,但对于教材如何具体“科学化”却没有能达成基本共识,当时也不可能达成共识。中医史学界一般认为,1929年的中医教材编辑会议的共识标志着我国中医专业教育已经开始基本成熟。

1933年5月,中央国医馆颁布《中央国医馆整理国医药学术标准大纲》,将中医基本学术课目划分为基础学科和应用学科两大类,基础学科暂定为解剖生理学、卫生学、病理学、诊断学、药物学(即本草学)、处方学、医学史;应用学科暂定为内科学、外科学、妇科学(产科学附)、儿科学(痧痘科附)、眼科学、喉科学、齿科学、针灸科学、按摩科学、正骨科学(金镞科附)、花柳科学。这种实行中西医学教育的学科构建模式,其实大体是总结优化了当时中医学校的实际教学科目,这种中医教材基本模式奠定后一直沿袭至今。

现代中医教育中西医兼授的模式,其实在中医界内部一直都是有非议的,保守派的意见一直是比较大的,毕竟实现现代化和保持传统之间很难契合,或难以找到适当的平衡,稍有不慎,则容易让自身学术陷入“非驴非马”尴尬境地。新中国建立后,中医高校关于中西课程比例的争论,也断断续续持续了数十年。革新派和保守派在各个历史时期分别借助行政的力量作出过拉锯调整,但民国中医奠定的专业教育中西医兼授的基调始终无法动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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