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来源：翟启慧. 秉志传略. 动物学报，2006，（6）：961-970

秉志，动物学家、教育家，我国近代生物学的主要奠基人之一。早在90多年前，他就大力倡导我国的科学事业，与留美同学共同发起组织我国最早的群众性自然科学学术团体——中国科学社，并集资刊行我国最早的综合性学术刊物——《科学》杂志。从20世纪20年代起，积极从事我国生物学的组织领导工作和教学、研究工作。他是我国第一个生物学系和第一个生物学研究机构的创办人，中国动物学会的创始人。他培养出的一批不同分支领域的早期动物学英才，成为 20 世纪我国教育界和科技界的重要骨干。他在脊椎动物形态学、神经生理学、动物区系分类学、古动物学等领域进行了大量开拓性的研究。解放后，他全面系统地研究了鲤鱼实验形态学，充实和提高了鱼类生物学的理论基础。他毕生为开创和发展我国的生物学事业做出了卓越的历史性的贡献。

1 生平事迹

秉志，字农山，原名翟秉志，曾用名翟际潜。1886 年4月9日生于河南开封，1965 年2月21日卒于北京，享年79岁。

秉志出生于一个满族家庭，但其祖母与母亲均为汉族。祖籍东北，祖上由沈阳入居北京， 后于康熙年间迁至河南开封定居。祖与父均以教学为生。父亲翟海林为前清举人，对子女的品行道德要求极严，秉志自幼接受良好的家庭教育，这对他一生的为人和治学影响很深。他曾写《过庭忆录》（手稿）回忆少时父亲对他的教导。

秉志自幼聪颖好学，随父诵读四书五经、文史诗词。十四五岁时古文基础已经很好。14岁（1900年）父亲去世，16岁（1902年）考入新创办的河南高等学堂，学习中文、英文、数学三门课程，同时仍努力研读古文。17岁（1903年）上半年考中秀才，下半年考中举人。18岁（1904年）被河南省选送考入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预备科英文班学习， 四年后以优异成绩毕业。1909年8月在京参加游美学务处第一批庚款留学生考试，录取后于同年10月赴美留学。

秉志在北京读书期间，正值甲午战争和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后不久，帝国主义瓜分中国，亡国灭种的民族危机日益加深，这激发了秉志强烈的爱国主义激情。他追求进步潮流，积极参加学生爱国运动，反对帝国主义压迫。同时他在课余博览新书（指科技书），“渐觉欧美各国国力强盛，是由教育与专门科学与技术而来。”他觉得自然科学是格物致知，是强国富民的利器，因而立下“科学救国”的志向。他对进化论等著作特别感兴趣，认为达尔文的学说打破宗教迷信，解放思想，在19世纪对各种科学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因此他决定赴美攻读生物学。这个选择是他一生事业的开端。

1909年，秉志进入美国康乃尔大学农学院昆虫系学习，他勤奋努力，于1913年获理学学士学位。然后继续在该校深造，师从著名昆虫学家J.G.Needham 研究昆虫学，同时辅修脊椎动物学。

由于成绩优异，于1915年当选为美国Sigma Xi荣誉学会会员。1918年获博士学位，论文题目是“一种咸水蝇（Ephydra subopaca Loew）生物学的研究”，成为在美国以昆虫学论文获博士学位的第一位中国人。他的导师 Needham 教授十分赏识这位早期的中国学生。多年后当他来华短期工作时，称赞秉志“是一位学者，一位值得尊敬的同行和一位亲爱的朋友”。

从康乃尔大学毕业后，秉志又到费城的韦斯特解剖学与生物学研究所（The Wistar Institute of Anatomy and Biology），跟随著名神经学家H.H.Donaldson从事脊椎动物神经学的研究工作，历时二年半。在韦氏研究所工作期间，他同时以特殊学生身份在宾夕法尼亚大学注册修课，在生物学各领域打下广泛扎实的基础，使他日后有可能从事范围广泛的研究工作。

在康乃尔大学留学期间，秉志耳闻目睹西方诸国由于先进科学技术的推广和应用，工业迅速发展，民富国强，而当时在反动军阀统治下的旧中国，政治腐败，灾难深重，根本没有专门的科学机构。为了创建祖国的科学事业，1914 年他与留美同学任鸿隽、赵元任等共同发起组织“中国科学社”。这是我国最早的群众性（民办）学术团体。

1915 年 10 月 25日正式成立于美国 Ithaca（康乃尔大学所在地），“以联络同志共图中国科学之发达为宗旨”。秉志任五董事之一。并集资刊行我国最早的学术刊物——《科学》杂志。秉志本着“介绍科学于国人”的目的，业余积极撰写科普文章，仅1915-1916两年中就在《科学》第一、二卷上发表“生物学概论”、“昆虫”、“疟蚊”、“细胞分裂论”等15篇文章，其中“疟蚊”一文内容全面，篇幅很长，连载三期，是我国近代昆虫学史上第一篇关于医学昆虫的著作。

1920 年冬，秉志回到阔别十一载的祖国。在他回国之前，曾有几个单位争聘他执教，其中有一些美国人办的教会学校，以重金聘请，但他都谢绝了，决定去由中国人办的条件、待遇都远不如教会学校的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次年改为东南大学，后又改为中央大学）。在他已接受南京高师的聘请后，胡适致函邀请他回国后赴北京大学任教，他复函婉言谢绝，认为已受聘于南京高师，“如失约则不义，且舍小就大，亦非君子所取也。”

一到南京高师，秉志立即满腔热忱地为开创我国生物科学的教学和研究忘我地工作。当时全国大学中没有一个生物系，在全国也没有一个生物学研究机构。有的学校有博物系，教学与研究皆甚肤浅。南京高师只有农业专修科，秉志讲授普通动物学，深受学生欢迎。据他当年的学生、著名鱼类学家伍献文院士追述：“当时大学里教普通动物学是采取模式教学法，就是在动物的一门或一纲采用一种动物作为模式，详细叙述其形态、生理，等等。

这样教授法，学生觉得枯燥无味，而且彼此不联贯，缺乏系统性。秉老的教授法却别开生面，他用胚层、体腔的真伪以及进化原理将各类动物贯穿起来。这在当时很生动，也很有吸引力，并富于一定的启发性。因此，这个班本来是学农的，共有19个学生，后来转向于学习动物学的将近半数之多，可见影响之大。这不仅是教授法问题，更重要的是秉老具有科学家的风度和感化力。”

1921年，秉志在南京高师创建了我国大学中的第一个生物系，任系主任。第二年南京高师全部改为东南大学。生物系属农科，分动、植物两部，分别由秉志、钱崇澍负责。1925-1927 年秉志赴厦门大学执教。东南大学生物系于1926年分为动、植物两系，分别由陈桢、胡先骕任系主任。1928年改为中央大学后，划归理学院。

生物系初建时，经费不足，无钱购置设备。秉志发动师生动手制作，或用土产品改装；对必不可少的仪器，他就节衣缩食，省下自己的薪金去订购。他的早期学生与助手、著名原生动物学家王家楫院士一直记得当年他们师生二人曾分别拿出钱来买了一台简单的切片机和一把切片刀，供教学和研究之用。所有实验和研究用的标本，都是在连续两年的暑假里，由秉志亲自率领学生去浙江和山东半岛沿海采集来的。

南京高师——东南大学生物系在秉志、钱崇澍、胡先骕、陈桢等生物学先驱的共同努力下，经过多年艰苦奋斗，从无到有，直到具有一定的规模，先后培养了一大批杰出的生物学人才， 其中仅动物学方面就有王家楫、伍献文、寿振黄、曾省、张孟闻、张春霖、沈嘉瑞、张宗汉、 崔之兰、欧阳翥、刘咸、郑集，等等。他们后来都是我国动物学界的骨干，成为教育界和科技界的一支重要力量。

秉志极力提倡教自然科学的人，必须亲自动手做自然科学的研究工作。他以身作则，在生物系里迅速开展了分类学和形态学的研究。同时，他与胡先骕等积极进行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的筹建工作。经过艰苦奋斗，1922 年 8 月18日我国第一个生物学研究所在南京成立了。开幕典礼名贤毕集，一时称盛。所长秉志发表讲话，梁启超应邀做了“生物学在学术界之位置”的开幕讲演。生物研究所下设动物部、植物部，分别由秉志、胡先骕负责。

中国科学社于 1918 年由美国迁回国内后，社址设在南京成贤街文德里。社里拨出南楼两间旧房为生物研究所所址。每年拨给 240 元办公费，只够支付一个事务员的工资。秉志任所长，不支薪；研究人员均由大学教师义务兼职，都不领取薪水。秉志多次捐出自己在大学的薪金，为研究所添置必要的仪器设备。在他的感召下，研究人员有时也自动捐助少量款项。当时大家的生活虽很清苦，但是为了促进我国生物科学的发展，都忘我地苦干。常常夜阑人静时，研究所里还灯火明亮。秉志在南京高师——东南大学生物系和生物研究所倡导和培育了勤俭刻苦、努力有恒的优良学风。这在当时学术界是有口皆碑、颇负声望的。秉志说他与生物研究所同仁之所以努力研究，忘我工作，其目的有三：一是希望在生物学上有所贡献，能为利用国内生物资源、改进人民生活解决一些问题；二是希望提倡科学之研究精神，树立实事求是、埋头苦干、坚决奋斗、脚踏实地的风气，并希望带动国内所有科学界同仁，相率前进，共同努力，使科学在国内日有进步；三是希望以科学之研究，为国家在国际上竞荣争光，以科学研究之贡献为国家争取扬眉吐气。

秉志常说：“科学决不辜负苦心钻研的勤学之人。”日积月累，勤奋结硕果，从1922年到 1937年，生物研究所取得了出色的成绩。研究所的规模发展了，人员从四五人增加到三十多人；对我国动、植物资源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采集的标本总数达 12万份左右，积累了宝贵的资料。除了开展形态学和分类学的研究外，秉志拨出大量经费，在研究所里先后建立了动物生理学研究室和生物化学研究室，进行生理学、生物化学和遗传学方面的研究。这段时间写出的研究论文达数百篇，主要发表于研究所的专刊《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丛刊》（Contributions from the Biological Labo ratory of the Science Society of China）。该刊以外文为正文，附中文摘要，以便于与国外学术机构交换。起初每年出版 5 册为一卷，后来动、植物分开，单是动物部分就年出 10 册为一卷。斐然的成绩，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关注，“国内外之研究机构、大学生物系、各地博物馆、博物学会等，以求交换，凡逾 600处。”国内的社会团体和知名人士纷纷热情予以资助，其中最突出的是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简称“中基会”）。该会成立于1925 年 9月，负责管理美国第二次退还的庚子赔款，用于发展中国教育文化事业。自1926 年秋开始，中基会资助生物研究所每年 1.5万元，至 1929年已增加到每年4万元。生物研究所从此有了稳定的经济来源，并得到建筑补助费，建造了一座两层的实验楼，添置了不少仪器设备及图书，并增聘了专职研究人员，国内研究生物学的人数迅速增加。生物研究所成为我国现代生物学家的摇篮，许多著名的生物学家都曾在这里接受研究工作的训练，开始学术研究的生涯，如原生动物学家王家楫、倪达书，鱼类学家张春霖，兽类学家何锡瑞，两栖爬行动物学家张孟闻，组织胚胎学家崔之兰，生理学家张宗汉，生物化学家、营养学家郑集，以及许多著名植物学家。生物研究所的创办和发展，充分显示了秉志的艰苦奋斗精神和卓越的领导才干。1935年胡适在中国科学社成立 20 周年纪念会上演讲时曾这样评价生物研究所：“在秉志、胡先骕两大领袖的领导下，动物学与植物学同时发展，在此二十年中，为文化开辟出一条新路，造就了许多人才，要算是中国学术上最得意的一件事。”

1928 年 10 月 1 日我国第二个生物学研究机构——北平静生生物调查所成立。筹建该所是因南京的生物研究所的研究人员感到无力顾及北方动、植物的研究，建议北平也应建立一个生物学研究机构。他们的建议得到当时主持中基会的范源濂先生的积极支持[范源濂（1876 -1927），字静生，早年留学日本，攻博物学。回国后组织尚志学会（早期留日学生组织）等。后献身教育，多次出任教育总长、北京师范大学校长、中基会干事长等。对教育和科学事业的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他业余坚持研究生物学，尝有志创立博物馆或标本馆]。筹建工作正在酝酿之中，范静生突然于1927年12月病逝。他生前分别主持的尚志学会和中基会达成协议，共同资助在北平组建以“静生”命名的生物调查所，以纪念范静生的杰出贡献和发扬他研究生物科学之志。该所英文名称为“Fan Memorial Institute of Biology”。筹建任务主要由秉志、胡先骕承担。静生生物调查所正式成立后，秉志任所长兼动物部主任，胡先骕任植物部主任。初建时全所共 9人，动物部除秉志外，还有寿振黄、刘崇乐、沈嘉瑞三人。所址系范静生家属捐赠的范静生故居。

静生生物调查所的工作重点是北方动、植物调查，包括华北、东北、渤海等地区的动、植物资源调查、采集及分类学研究。该所不像南京生物研究所初建时那样艰辛，经费较充裕，图书设备较好，研究人员也多，因此研究成果也更多。该所创办的《静生生物调查所汇报》，英文名称为“Bulletin of Fan Memorial Institute of Biology”。该刊为英文版，附以中文摘要。第一卷于 1929 年开始刊行，为不定期期刊，主要刊载该所研究人员的论文，当年即有 11 篇。该刊从1934 年第 5 卷起，分为动物学、植物学两类单独出版。据1935年初统计，国内外已有 200多家单位与静生所交换其出版之刊物。秉志以爱祖国、爱科学的高度热忱和奋发图强的精神，领导南北两所，为开创和发展我国生物科学的研究，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1932 年初，秉志因要兼顾在南京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进行研究工作，申请辞去静生所所长职务，并推荐植物部主任胡先骕接替。秉志仍继续担任动物部主任，并极力推动生物研究所与静生所的学术合作。例如，1934 年生物研究所与静生所动物部等单位合作，组成海南生物科学采集团，分海、陆两队，分别由两所人员率领考察。

1934 年 8 月23 日，以秉志为首的 30 名著名动物学家在庐山莲花谷组织成立了中国动物学会，并举行了第一届年会，推举秉志为会长。会议还决定创办《中国动物学杂志》，秉志任总编辑。

1935 年9月7日，中央研究院成立第一届评议会，秉志当选为评议员。1948年秉志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

解放前，秉志除在南北两所工作外，历任南京高师、东南大学、厦门大学、中央大学、复旦大学教授。解放后，除继任复旦大学教授至 1952 年，先后在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和动物研究所任研究员。1956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2 学术成就

秉志是我国生物学界的开创者、近代动物学的主要奠基人。他作为一位动物学家，学识极为广博。在青年求学时期，他从昆虫学一直学到人体解剖学。从事研究工作，又触类旁通，范围更广。他在形态学、生理学、分类学、昆虫学、古动物学等领域均有重要成就，尤其精于解剖学与神经学。他生前发表学术论文 60余篇、研究专著两部。从工作性质看，他不仅做了大量描述性的工作，而且也进行过不少实验性工作。他的工作特点是，研究形态结构，要尽量阐明生理功能；研究生理现象，则一定要证实其形态学基础。他的研究对象，大到老虎，小到摇蚊。从现有的活动物到古代的化石，他都钻研过。他是一位学识渊博、成绩卓著的动物学界老前辈。

秉志在美国康乃尔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时，在著名昆虫学家J.G.Needham 教授指导下，从事昆虫学研究，发表论文 3 篇，是我国近代昆虫学研究的先声。1915年他发表了第一篇论文——“加拿大金杆草上虫瘿内的昆虫”。加拿大金杆草是一种菊科植物，其茎部有许多虫瘿，是由一种蝇类（Eurosta solidaginis Fitch）的幼虫所形成。秉志在仔细观察 3 300个虫瘿的基础上详尽地描述了此种蝇类的生活史，其幼虫形成虫瘿之过程，以及虫瘿内的其它昆虫种类，包括鞘翅目、膜翅目、双翅目、鳞翅目等多种寄食昆虫和寄生昆虫的生活史、进入虫瘿的途径，等等。该文是中国人在国外发表的最早的昆虫学论文。秉志又是第一位在美国研究昆虫学获得博士学位的中国人。这些在我国近代昆虫学史上都具有重要意义。他的博士学位论文“一种咸水蝇（Ephydra subopaca Loew）生物学的研究”作为专著发表于康乃尔大学农业实验站专刊。该文十分详细全面地研究了一种幼虫栖息于咸水池塘中的蝇类的生活史，各虫态的形态学、生态学特征，以及生长、变态、越冬等的规律，特别观察和分析了各虫态的独特的习性、适应性、体色和形态结构特征对其生存均具有重要保护作用。该文在当时是水生昆虫学的一项出色的研究成果。

获得博士学位后，秉志到韦斯特解剖学与生物学研究所，跟随著名神经学家H.H.Donaldson 从事脊椎动物神经学研究，发表论文2 篇，对白鼠及野生黑鼠上颈交感神经节中大型神经细胞的生长进行了详细的研究。主要研究内容包括标准品系白鼠上颈交感神经节中大型神经细胞之来源、生长方式，从出生到成熟期的生长过程、形态变化、细胞大小及核质比率与体重、年龄、性别的关系，以及成熟期大型神经细胞的几种不同类型。并将标准品系白鼠与近交系白鼠中的数据进行了比较，然后又比较研究了在野生黑鼠中大型神经细胞生长的差异，讨论了长期驯养和近交可能对其产生的影响。

上述研究特别着重于大型神经细胞生长与年龄（性成熟）和性别的相关性，是对白鼠交感神经的发育与性别关系颇有创见的优秀著作。

自 1920 年回国后至 1937 年抗日战争爆发，秉志在大学任教的同时，在南京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和北平静生生物调查所从事脊椎动物形态学、神经生理学、动物区系调查与分类学、 古动物学等方面的研究工作，在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共发表论文近50 篇。

2.1 脊椎动物形态学

秉志在 20 世纪 20 年代对江豚、虎、白鲸等脊椎动物进行解剖学和组织学研究。其中对江豚内脏的解剖及虎大脑的研究，尤为深入细致，成绩卓著。江豚（Neomeris phocaenoides）分布于我国沿海及长江，其内部形态尚未有研究。秉志对江豚的大部分内脏器官进行了解剖和详细的描述。他早期的学生与助手王家楫院士对秉志精湛的解剖技术记忆深刻：“我曾亲眼看到秉志先生进行江豚肾脏的解剖。他只用很简单的解剖工具，就把肾脏内的肾小管和血管条分缕析，暴露无遗，使我一目了然。”

秉志对虎的大脑在宏观和微观方面的特征进行了详尽的观察，发现虎大脑额区皮层最突出的特征是运动细胞很大，这表明与这些细胞有关的肌肉是高度发达的，以满足其强大力量和食肉活动的需要。虎骨骼的研究着重描述和测量了与其它食肉动物不同的部分，特别是相对颅腔容积（颅腔容积与体长之比）的比较。虎的相对颅腔容积比猫、狗、豹都大，但仅为人的8%。这些成果均为后续研究提供了宝贵的科学资料。

2.2 脊椎动物神经生理学

秉志对哺乳动物大脑皮层的功能钻研很深，他对豚鼠、家兔、白鼠等的大脑皮层功能进行过一系列实验研究。“豚鼠大脑皮层运动区定位”的研究，通过电刺激与组织学方法，证实豚鼠大脑皮层运动区的分布比较不明确，有重叠现象，运动点的排列比较原始。这和大脑皮层中 Betz 细胞的极为分散有关。大脑皮层被切除一部分后，豚鼠能在一天内迅速恢复，表明其没有高度分化的大脑，运动中心能较快地移位。根据上述研究结果，秉志提出了在大脑不高度发达和分化的哺乳动物中存在的普遍规律——当部分大脑皮层受损后，运动中心能够迅速转移。在家兔的研究中也证实了此规律。

在“豚鼠大脑皮层电刺激对四肢影响的延缓性”的研究中，发现电刺激大脑皮层运动点引起前后肢运动反应的时间有显著的性别差异。此种生理现象的形态学基础在于雌雄两性脊髓中大型运动细胞分布的部位不同，因而其神经纤维传导刺激引起反应的快慢不同。

秉志于1937年发表了关于哺乳动物大脑皮层功能的综述，系统介绍了哺乳类各目不同动物的大脑皮层运动中心和感觉中心的发展与系统发育的关系；指出了对各种哺乳动物大脑皮层功能的比较研究的必要性，以及当时存在的研究空白；强调神经解剖学家和神经生理学家必须要结合组织学、组织化学、生物化学、生物物理等手段，全面了解在整个哺乳纲中大脑皮层功能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该文还专门讨论了人类大脑皮层的高级功能中心（如语言、记忆、思想等）。该文内容非常丰富，是很有启发性和指导意义的重要文献。

2.3 动物区系调查

秉志在 20 世纪20-30年代初期，对我国沿海（山东、浙江、福建三省）和长江流域下游的动物区系进行了大量调查及分类与分布的研究。收集了大批标本（仅浙江沿海采集的标本包括 8 门 22 纲，大小共 6 000 件），积累了宝贵的资料。他在1923年发表的“浙江沿海动物采集记”中指出，浙江沿海动物采集是对我国沿海动物调查计划的一部分。该计划有四重目的：（1）研究我国海洋动物区系的分类与分布；（2）与欧美各博物馆交换标本；（3）为我国院校提供实验材料；（4）调查海产食品以促进渔业发展。经过多年辛勤努力，秉志出色地完成了他本人所提出的四重任务，为开发我国沿海和长江流域的动物资源奠定了重要基础。

2.4 分类学

秉志对腹足类软体动物的分类学进行过大量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腹足类软体动物在腹部有扁平肉质的足，多数种类背部有螺旋形的壳，在分类学上贝壳是重要特征。秉志主要研究螺类。他对我国沿海、华北、东北、西北、新疆、香港等广大地区的水生与陆生螺类进行了研究，鉴定了数十新种。“中国沿海腹足类之调查”报道了北自北戴河、南至海南岛沿海各地腹足类之分布，共有 43科，71 属，203 种。“中国西北部螺类志”记述了采自新疆与甘肃各地代表9科 12 属的 25 种螺类，其中有16 新种，2新变种。

2.5 古动物学

秉志对昆虫、软体动物、龟类、鱼类的化石进行了大量研究工作，鉴定的新科、新属、新种累计超过半百。他所研究的标本采自山东、热河、河南、内蒙古、周口店、山西、抚顺、浙江、新疆等地，包括第三纪的上新世、渐新世、始新世和白垩纪、侏罗纪等时期的化石。在发表的 10 余篇著作中，“中国白垩纪之昆虫化石”成绩尤为卓著，在国际上具有重要地位。该文发表于 1928 年，报道了在早白垩纪化石中属于蜚蠊目、膜翅目、鞘翅目、翅目、双翅目、蜉蝣目、广翅目、脉翅目、半翅目的 12个新属，13个新种。在那时以前，中国境内之昆虫化石，发现极少，仅个别外国学者进行过零星记述。秉志对我国白垩纪昆虫的分类与分布进行了详细研究，证明我国具有极为丰富的中生代昆虫区系，并分析了与亚洲其他个别地区中生代昆虫化石之间的关系，极大地填补了中生代昆虫研究的空白，在学术上做出了重大贡献。1933年北平博物学会（Peking Society of Natural History）授予秉志荣誉奖章和奖状，表彰他在古动物学研究方面的突出成就。

秉志在20世纪 20-30 年代所做的大量研究工作，在各学术领域的发展史上写下了重要篇章。除他本身的学术成就以外，为以后进一步的工作奠基开路，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

1937 年抗日战争爆发后，秉志因故未能随校内迁，被困上海八年。在极度困难的情况下， 他仍抓紧可做研究之机会。例如，为躲避日寇而藏身于友人经营之中药厂时，他做了“烟碱熏治药材蛀虫之研究”。抗战胜利后，他在南京、上海两地大学任教，利用可能的条件进行家蚕习性与行为的研究。

新中国成立后，秉志开始对鲤鱼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鲤鱼是我国淡水普通鱼类之一，有很大的经济价值，与人民生活和渔业生产有密切关系。同时鲤鱼作为一种模式的硬骨鱼，是科研和教学的重要材料，在鱼类生物学的基础研究和脊椎动物的发生和进化等研究中均有重要意义。然而过去在国内外均无较全面研究的著述。在20 世纪 50年代中期，秉志制定了长期的研究计划，要对鲤鱼的形态学、胚胎学、生理生化、实验生物学等一一进行研究。可惜在他有生之年仅完成了形态学研究，出版了《鲤鱼解剖》专著，并完成了《鲤鱼组织》专著的手稿。此外，还发表了近 10 篇学术论文。这些论著充实了鱼类生物学的理论基础，是科研和教学的重要参考文献。

秉志在鲤鱼研究中比较重点的几个方面是骨骼肌、神经系统、水静机制和平衡系统。鲤鱼的骨骼肌，过去尚无全面详确的研究，特别是没有将形态和功能联系起来的研究。秉志对鲤鱼的 344 条骨骼肌仔细观察，分析其构造及其与骨骼的关系，并由此推及其功能。他按其生理功能，将所有骨骼肌分为三大类别，论证了鲤鱼骨骼肌发达的程度，是适应其生活习性及生理需要的结果。

秉志对鱼脑的结构、功能与进化钻研很深，曾发表关于鱼脑的综述，从鱼类的进化地位讨论鱼脑之结构，比较各类鱼脑结构之差别，分析鱼脑的特点与鱼类在自然界生存竞争的关系。对鲤鱼神经系统，除以脑部为重点外，还包括脑神经、脊髓、脊神经、交感神经系统、各种感觉器官，秉志均在宏观和微观上进行了精确详尽的研究，并结合生理和进化讨论了鲤鱼神经系统的特征。

若干种硬骨鱼的气鳔、韦氏器官及内耳构成一种机制，对鱼体在水中的活动及生理需要有非常重要的作用，称为水静机制。鲤鱼的水静机制特别发达，功能也较完备。秉志不仅从解剖学、组织学详细精确地研究其各部分的形态结构，而且通过实验，观察各部分之间的动态关系，阐明其生理功能和对环境适应的重要性。

鱼类在水中生活，其平衡能力极为显著。秉志研究了鲤鱼的平衡系统，特别是其神经连索的细节和特点。鲤鱼的前后侧线神经、前庭神经、延脑中的静止区、集合区及莫氏神经元、小脑及小脑瓣构成一个总的平衡系统，其中小脑本体与小脑瓣是最高平衡中心。秉志对鲤鱼的平衡系统各部分的形态结构进行细致研究，并结合鲤鱼的生活习性，通过各项实验证明平衡系统各部分的功能，它们如何彼此连系，合作协调，以及平衡中心如何调节鱼体的平衡。

秉志晚年的重大研究成果是完成《鲤鱼解剖》和《鲤鱼组织》两本专著。《鲤鱼解剖》一书对鲤鱼的外部形态及内部各系统各器官的结构，进行了全面系统和详细精确的描述。全书以骨骼系统和神经系统最为详尽。最后一章专门讨论了鲤鱼形体演化的问题，使读者不仅可熟悉鲤鱼身体内外各部之构造，并可理解鲤鱼在自然环境中所居的地位，其形体各部分如何演化到今日的构造，以及将来发展之展望。“解剖学不能只讲形体构造，应将事实与理论结合，进一步解释进化程序中的现象。”这是秉志一贯的指导思想，也充分体现于他所有的论著中。

《鲤鱼组织》是秉志的遗著，1983 年出版，他生前已完成全部手稿及大部分插图和注释。他逝世后由研究室全体同志进行整理，增加了不少照片与图解，特别是补充了一些扫描电镜的图片与注释。全稿整理工作于1966 年初完成后，经过秉志早期的学生伍献文、卢于道、崔之兰三位教授审校。由于“文化大革命”，该书未能及时出版。十几年中，由于研究、教学和生产的需要，有关科研单位、学校和水产部门等常派人到动物研究所手抄原稿。全书包括基本组织和器官组织两大部分，其中中枢神经系统最为全面详细，其内容约占全书的三分之一。

秉志在进行鲤鱼研究时，将自己的工作称为实验形态学。他把形态结构与生理功能通过各种实验有机地联系起来，并从进化观点阐明生存竞争、适应环境等问题。这不仅增加了研究的深度和工作的特色，也促进了传统学科的前进和发展。

除了实验室工作之外，自1920 年回国后，秉志一直业余研究进化理论，钻研达尔文、赫胥黎、巴甫洛夫、米丘林诸家的论著。几十年来颇有心得与创见。著有“天演现象之窥测”、“达尔文《物种由来》的一世纪”等文及《竞存论略》等专著。出于科学家的责任感，秉志从 1915 年开始积极撰写科普著作，如“生物学概论”、“疟蚊”、“细胞分裂论”、“生命的途径”等40余篇，另有独立成册者，如《生物学与民族复兴》、《科学呼声》等。

3 治学育人

为创建和发展祖国的科学事业，秉志操劳了大半辈子，但他从未间断自己的研究工作。他数十年如一日勤奋不息，埋头苦干。他认为人事烦扰、条件困难、时间不足，都不免妨碍研究工作，但只要有决心，终能克服，关键是要“勤”和“久”二字，就是要勤奋不息和坚持不懈。

当年，在南京生物研究所，秉志处处以身作则，忘我工作。每当盛夏季节，南京酷热难忍，他照常伏案工作，汗如雨下，衣衫湿透，只是用毛巾擦一下，从不休息。抗战期间，困居上海，生活拮据，他仍坚持每天到实验室工作，中午只有两块烧饼充饥。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对科学事业的关怀和重视，使秉志无限激动。他看到自己梦寐以求的工作条件已成为现实，几十年的宏伟抱负有了实现的可能，他特别欢欣鼓舞，更加积极工作。为了争取时间多做工作，他年逾古稀，每日仍坚持工作8小时。高级研究人员每年一度的休假，他很少享受。每年他犯过敏性枯草热病，十分痛苦，仍经常带病工作。他曾说：“我一天不到实验室做研究工作，就好象缺了什么似的。”他一直工作到逝世的前一天。

秉志治学态度十分严谨，一丝不苟，对待工作一贯严肃认真，极端负责。直到晚年，在实验过程中仍亲自动手，尤其是关键性问题，更是反复试验；别人做的，也要亲自检查，要求极为严格，任何小问题都不轻易放过；对每项研究，总要做得完整全面，内容充实，精确无误，才肯整理发表。

秉志认为对待研究工作，必须具备“五心”：决心、信心、恒心、耐心、细心。必须要有不怕困难、不怕麻烦、不怕失败的“三不怕”精神。他不仅自己身体力行，而且经常以此教导学生和助手。

秉志曾反复强调科学家的治学精神为“公、忠、信、勤、久”五字。他说，“公”即大公无私，公而忘私。科学家绝不能以学问为奇货，把知识当私有。“忠”即忠于所事。对所从事的科学事业要毫不动摇，要死心踏地，这样才能获得成功。科学之真理，要以最忠诚之精神，努力追求，否则毫无所成。“信”即信实不欺。科学工作丝毫不能有虚伪矫饰。研究结果，是即是，非即非，绝对不能说谎，自欺欺人。“勤”即勤苦奋励。研究科学必须勤勉努力，勤奋不息，千万不能偷懒，贪图轻松安逸。科学之真诠，绝不可能偶然侥幸而获得。“久”即持久不懈。凡事皆贵有恒，科学尤贵有持久之精神。从事科学研究，必终身坚持不懈，极端有恒，方能有所成就。真正之科学家，对于科学，无论处于何等环境，遭如何困难，必锲而不舍，一息尚存，不容稍懈。科学家也应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之精神。

秉志认为，公、忠、信，尤其是信，是科学道德问题，研究科学的人，必须要有高尚的科学道德。勤、久则是成功之关键。他本人确实完全做到了这五个方面，不愧是一位真正的科学家。

秉志长期随身带着一张小卡片，右侧写着“工作六律”：“身体健康、心境干净、实验谨慎、观察深入、参考广博、手术精练”，下首为“努力努力、勿懈勿懈”；左侧写着“日省六则”：“心术忠厚、度量宽宏、思想纯正、眼光远大、性情平和、品格清高”，下首为 “切记切记、勿违勿违”。这些正是他一生治学与为人的真实写照。

秉志生前曾在多所大学任教，在几十年里为我国生物学界培养了大批人才，其中成长为专家的数十人，直接或间接受过训练的学生逾千，真是桃李满天下。我国动物学界许多著名的老专家，如王家楫、伍献文、杨惟义、寿振黄、张孟闻、卢于道、张宗汉、郑集、张春霖、王以康、沈嘉瑞、陈义、欧阳翥，等等，都是秉志的学生。由于秉志学识渊博，研究范围广泛，培养了许多不同专业方向的学生。以他们从事研究的对象来分，有脊椎动物中的兽类、鸟类、 爬虫类、两栖类、鱼类，无脊椎动物中的昆虫、甲壳动物、环形动物、线形动物、扁形动物、原生动物等；以学科而论，有分类学、形态学、生理学、生物化学、生态学，等等。

秉志热情仁厚，乐于助人，但对学生却要求很严格，特别是对年长的、造诣较深的早期学生。他晚年时还常对他们说：“我这么大年纪还在做呢，你们更要努力啊!”他的许多早期学生，直到古稀之年，仍然难以忘怀当初自己是如何在老师的热情鼓励和具体指导下，迈进科学之门，一步步成长起来的；如何在老师以身作则和严格要求下，立志艰苦奋斗，攀登科学高峰的。由于秉志的言传身教，他的许多学生都秉承了勤奋刻苦、持之以恒的学风，成长为动物学界的著名专家，为我国的教育和科学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秉志被公认是我国近代动物学的主要奠基人，也包括这方面的事实。

解放前生物学不像物理、化学那样受重视。秉志作为生物学教授，不仅尽心竭力授课，务求引起学生的兴趣，而且在教课和研究之余，积极从事科普工作，写文章，做演讲，将生物学知识传播普及到社会上。

秉志非常重视道德修养，他认为尤其是当教师者，为国家培养人才，责任重大，不仅要学问好，还应道德高尚。他在所著 “科学教师所宜注意者”一文中指出：（1）教师一定要勤学，不断更新知识，不能机械式地讲课，误人子弟；（2）教师要有高尚的道德品格，不可有任何恶习，否则将使学生受其毒害；（3）教师一定要安心于本职工作，不能以教书为暂时的阶石，想在学校之外谋得升官发财之机会；（4）教师和学生的关系不仅是在教室见面而已，教师不能下了课就和学生毫无接触，而应在各方面关心指导学生，使他们受到老师的熏陶。秉志和自己的学生关系亲密，是众所周知的。学生们常到家里，或是一同去散步、郊游。秉志古今中外知识渊博，又十分健谈，在闲谈中有很深刻的含意，使人深受启发。

秉志向来最关心和热爱青年，不遗余力地培养他们。不管是谁来请教，他总是满腔热情， 有求必应。他认为科学不是私有财产，造诣较深的专家有责任引导初学者，热情帮助他们，减少他们学习和工作中的困难。他说学生物学的青年，既然对生物学最感兴趣，既然选定生物学为终身事业，就必须置名利于度外，排除种种困难，集中精力，朝夕勤奋，不断进步深造，做出成绩，为国争光。

秉志经常以他自己对待研究工作的“五心”和“三不怕”精神勉励青年。他还经常教育青年，研究科学的人，必须要有高尚的科学道德，即他曾反复强调的“公、忠、信”三字，特别是一个“信”字。除了专业之外，他十分关心青年的思想进步 。

解放后，他常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和体会，用今昔对比的方法教育青年珍惜今天，好好工作。秉志的学生和助手感到他既严格认真，又和蔼可亲。他循循善诱，诲人不倦，几十年里为教育培养科学事业的接班人付出了辛勤的劳动。

秉志非常重视对子女的教育。他自己一生所孜孜不倦的，就是学问；希望于子女的就是能爱好和重视学问。他强调学问应包括道德和知识，不仅要学知识和技术，也要学如何为人处世， 提高道德修养，增强志气。他教导子女与人相处，最重要的是应以诚相待，做人要忠实不欺；他希望子女要坚持一生都不做欺人利己的事；他还教导子女为人要自尊自爱，不要爱虚荣，不要爱钱财，而要爱惜气节道德。他说有志青年应有高尚的志趣、坚贞的情操，在任何艰难困苦的情况下，品节不可变。

秉志认为人的一生不光是为个人和家庭奋斗，还应该为国家民族尽责效力，所以他教导子女要富于国家观念，富于爱国热情，摆正个人与国家的关系。他说他最深恶痛绝的是对国家大事不关心不尽力的“冷血之人”。他认为天下最可贵的事，就是尽心报国。他殷切期望子女首先要有纯洁高尚的思想品德，在此基础上求学深造，然后以自己的知识技能，为国家为人民谋福利。

4 思想品德

秉志是一位具有强烈民族气节的爱国科学家。他虽然曾在美国生活了十一二年，可是在外国人面前，向来保持中国人的尊严和自信。当年向生物研究所拨款的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简称“中基会”），使用的是美国退还的庚子赔款，中基会里的一些美国董事们以“恩赐者”自居，对生物研究所的工作指手划脚，秉志一概置之不理。他说：“中国的事情，中国人自己会办好。”在他的卓越领导下，生物研究所越办越出色。那些美国董事们暗暗钦佩他的才干和精神，再不敢神气活现地干预了。

1930 年初夏，由岸上镰吉率领的一批日本专家突然要到我国四川、长江等地调查动物资源。秉志立即意识到来者不善，另有图谋。他一方面向当时的教育部表示反对，同时抢先组织力量赶在日本人前面进入四川进行调查采集。在当时经费困难、人员不足的情况下，大家奋发努力，又得到当地爱国人士的大力协助，很快完成任务，满载而归，并随即分工整理发表。还将已进行多年的长江与沿海的主要动物区系调查做了报道。而日本人到了四川，由于人地生疏，困难重重，岸上镰吉最后病死于重庆。于是日方妄布谣言，说该专家系为中国人谋害；日本报纸怒骂中国，怂动日本政府兴师问罪。

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蹂躏祖国大地。南京沦陷后，日本侵略者蓄意对秉志进行报复，把生物研究所的图书、标本、仪器设备抢掠一空，并纵火将所有房屋烧为灰烬。这时中央大学撤离南京，秉志因夫人病重未能随学校内迁，只得满腔愤恨回到上海家中。回沪后，他席不暇暖，即在中国科学社总社明复图书馆重建实验室，研究不辍。

1941年冬，珍珠港事变后，日寇占领上海租界，中国科学社被迫停办，图书馆关门。当时由于秉志在我国学术界颇有名望，日本所刊的《支那文化动态》对他的情况调查得很清楚， 敌伪方面千方百计地找他，企图拉他出来任事。秉志决心不为日寇所用，改名翟际潜，蓄起胡须，“隐居”起来。他躲在震旦大学的实验室里闭门做学问，同时还在友人经营的中药厂里研究药材蛀虫 。

秉志虽然“隐居”起来，但他时刻不忘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他用“骥千”笔名（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之意），每周写一短文，投进步的《大公报》发表，激励人民的抗战斗志。几月后，被汉奸追查，报纸也受到日寇警告，才被迫停写。他还用“伏枥”笔名，在其他刊物上发表文章，评论时事，揭露敌人的滔天罪行，并热忱号召人民精诚团结，共同抵御外侮。他还著书鼓励人民在危难中应积极奋斗（书稿因无处付印，又保藏不慎，大半遗失）。在敌人恐怖统治的上海，秉志敢于以笔作刀枪，英勇斗争，表现了一个爱国科学家的凛然大义。

抗日战争八年，秉志被困上海，没有工资收入，全家生活极为艰苦，但他坚决拒绝敌伪利诱，始终保持着一个爱国科学家的民族气节。多亏有爱国人士，以及苏北新四军设法接济，全家才未至断炊。那几年间，他一直到处打听去后方的路线，可惜总是落空。有一次得知有一条从杭州入江西转重庆的路线，他立即出让房屋、家具，不料临行前传来消息说此路不通了，9 个月的计划又成泡影。他曾无奈地说：“不求别人（指内地朋友）谅解，但求无愧我心。”

秉志为人刚正不阿，疾恶如仇。解放前他蔑视反动派及其权贵，杜绝与这些狐群狗党的任何来往。他把那些在反动统治者面前摇尾乞怜的御用科学家称为“科学的罪人”。有一次，蒋介石托人邀秉志出任中央研究院职务，他对来客读了一段 “北山移文”（《古文观止》 中的文章，内容是讽刺贪图官禄者），表明自己不事权贵，甘为平民的心迹 。

1934年夏，由秉志等人发起组织的中国动物学会在庐山借中国科学社开年会之便，举行成立大会，刚巧蒋介石偕同宋美龄也在庐山。蒋介石为笼络人心，举行游园会，招待中国科学社的科学家。有人希望秉志趁机与蒋介石晤谈，但他坚决拒绝，故意称病不去。他说：“生物研究所与我都穷，但要穷得有志气。”1948年，中央研究院在南京召开院士及评议员选举会议，将近结束时，蒋介石设宴，发来请柬，要求签注能否出席。秉志毫不犹豫，断然写上“辞谢”二字。

在黑暗统治的岁月，秉志横眉冷对以蒋介石为首的反动政权， 坚决不与之发生任何联系， 表现了一个真正科学家威武不屈、富贵不淫、贫贱不移的高尚品格。秉志富于正义感和爱国热情，关心国家大事，具有高度政治责任心。早在青年时代，他就积极参加爱国学生运动，反对帝国主义的强权和压迫；留美期间，他积极参加华侨的爱国运动，为华侨协会服务，并与华侨一起组织中国人民外交会，联络国际人士为祖国宣传。他在中央大学任教时，反动政府搞白色恐怖，特务横行，经常抓人。一次，有三个生物系的学生因嫌疑而有被捕的危险，秉志得到消息后，连夜赶到宿舍，通知他们早作回避，使他们得免于难。

在旧社会，秉志目睹政治腐败，外患日迫，民不聊生，他为国家的命运、人民的前途，忧心忡忡。他屡屡在讲演和文章中疾呼，希望人人提高觉悟，改造恶习劣性，增强爱国观念，关心国家前途。他强调要从根本上挽救国家之危急，一要“速图教育之普及”，二要“力求科学之发展”。他还强调道德与科学，实国家生命之所系，乃立国之二元素。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二者要平衡发展，不可偏胜偏废。他的这些观点，与当前所提的“科教兴国”及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两个文明建设一起抓的方针是完全一致的。

秉志在旧中国度过了大半生，经历了清末封建王朝、军阀混战和国民党反动统治。在他年过花甲之时，终于迎来了新中国。他对旧社会的腐朽落后极端痛恨，他真诚无比地热爱新中国。1949年，他作为特邀代表出席了全国政协第一次大会（当时特邀代表共 75人，都是全国第一流的精英和代表性人物），荣幸地参加了开国大典。他曾任华东军政委员会文教委员、河南省政协委员、人大代表和人民政府委员，以及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在担任全国人大代表期间，他不辜负党和人民对他的信任，认真履行人民代表的职责，坚持出席各种会议，积极发言，到各处视察，并经常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写信，反映情况，提各种建议。

他的提案内容，除有关科学发展以外，还涉及国家法令制度（如渔猎法）、争取留学生回国、青年思想改造、环境卫生、公共交通、改良京剧、提倡火葬等方面。最为突出的是对消灭钉螺、根治血吸虫病的建议。他目睹血吸虫病给人民带来的灾难，万分焦虑。早在1952 年9月，他就给卫生部门负责同志写信反映情况，提出建议。但当时没有受到重视。第二年他又分别给毛主席、朱总司令、周总理写信呼吁，并随信寄去了自己关于消灭钉螺、杜绝血吸虫病的建议。1956年，中央防治血吸虫病小组成立时，毛主席转去了秉志的建议。中央防治血吸虫病小组邀请他出席扩大会议，他因赴中国科学院的远景规划会议未能参加，但他心中挂念此事，特地向防治小组写了信，又一次陈述了自己关于灭螺的意见。

秉志具有高度的政治热情和主人翁精神，他对新中国的每一项成就、国内外的每一件大事，都十分关注，并常著文作诗抒发自己的见解与感受，他曾撰文号召学习“矛盾论”，写诗欢呼苏联宇宙飞船上天、周总理访问亚非14 国。他曾怀着对帝国主义的无比仇恨，写过“绝不能容忍美国进行细菌战的罪行”、“反对原子弹”、“科学与世界和平”等文于报刊发表。

秉志时时念及国家，以国家利益为前提。他深知人民江山来之不易，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开始，国家急需资金购买飞机大炮，秉志为了对国家尽自己的一分责任，将自己在抗日战争前节衣缩食在南京所置的四处房地产全部捐献给国家。他的三千余册藏书，也早就留下遗嘱全部献给国家。

秉志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祖国，献给了人民，献给了科学事业，他是我国老一辈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他的业绩将长存人间，永远留在我国科学史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