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来源：《科学》杂志2008年第3期

中医是中国古代传统文化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几千年未曾间断地积淀下来，形成了一个“伟大的宝库”。一个世纪以前，当西方文明冲决了中国封建王朝的堤坝时，中国古代所创造的一切科学成就，被近代科学淘汰殆尽，幸存的是中医，中医成为中国古代科学的活化石，中国古代科学的全部要素，都保存在中医之中。然而，随着中国传统文化的整体式微，中医也命运多蹇，中医至今能够存在之原因，除了我国政府一贯高度重视与支持之外，是其在广大群众中享有威信，具有西医不可替代的疗效。

进入近现代社会，“唯科学主义”者利用近百年来中国传统文化的衰落和西方科学文化在中国迅速传播之机，利用中华民族在振兴过程中对西方科学怀有的特殊“科学情结”，打着“科学”的旗号，把衡量西医的近代科学方法作为衡量中医是否科学的“金标准”，以此否定中医的科学性，导致中医濒于窒息和消亡。

中医是科学吗？

那么，中医是科学吗？国内外多少人在反复叩问。

然，欧美人是有理由怀疑的，因为他们很少接触这样的治疗方法。德国慕尼黑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著名汉学家满晰驳（M. Porkert），起初抱着对中医的怀疑，从1970年代起，在中国考察了20多年，最终得出的结论是：中医是科学，中医治病之所以有疗效，是因其有一种“始终如一的、行之有效的、独到的方法论”[1]。从中医在欧美这些年的境遇来看，笔者感到作为近代科学发源地的西方，人们崇尚的是一种真正的科学精神。西方接触中医，最早是针灸，对于针灸治病的原理、十二条经络及其腧穴的实质，重视“实证”的西方人至今无法用当代科学方法予以合理解释，甚至无法用当代科学手段证实它的存在。怀疑虽有，但并没有人因此断言它不科学而抛弃它。在欧美许多国家，都已经相继立法，允许用中医、针灸治病，真正的科学，的确需要这种宽容精神。

在国内，有些人则认为中医不是是科学。他们认为，科学是能够“实证”的，医疗的价值须具“可检验性”，有效的方药应当经得起“重复”。而中医的脏腑经络学说无法用解剖所见予以实证，中医的治疗经验经不起个体重复和统计学处理，中医从来没有科学实验，逻辑概念混乱、诊断标准难以客观化。换句话说，如果中医是一门科学，那么它就应该可用通用的自然科学方法加以研究，它的概念、命题、诊治方法、技术手段，应该可以被公认的科学标准和研究程序加以检验，而现代医学则可以成为衡量中医的“金标准”。几十年来，人们用西医这把金尺子把中医量来量去，竟然没有一个地方合格。2006年之夏，国内还有人以中医“不科学”为由，在网上联名，提出“取消中医”！

毋庸置疑，中医是科学！是一门古代科学，是自然哲学，经验科学，是一种“复杂科学”，这就与建立在近代科学基础之上、主要以“还原论”的方法研究人体的西医有很大区别。人体的生命活动和疾病产生、发展、形成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与情感、环境、气候、饮食等各种内外因素密切相关。人体患病时发出的是一种动态信息，很难用实验室的方法、动物模型完全做出来，中医通过直接接触患者，用望闻问切这些感知方法来收集信息，予以诊断和治疗。这当然需要经验，需要感悟能力。然而可贵的是古代中医并没有停留在纯凭经验、纯靠直觉的低层次水平，一千八百年前东汉末年的张仲景，在《伤寒论》中创造了“辨证论治”的临床思维方法，把动态考察的经验上升为科学，使得掌握了这一方法论的医生能够将历代积累的有效经验方重复使用。中医大量的古方，比如《伤寒论》中的经方，宋代《和剂局方》的藿香正气散、逍遥散、六味地黄丸，清代《温病条辨》的安宫牛黄丸等，经过了亿万次重复，经历了上千年历史考验，至今在临床上仍然疗效卓著，有力地证明了中医经验的可重复性。

方法之谜

众所周知，中国古代有灿烂的科学文化技术，但无论是阅读沈括的《梦溪笔谈》，还是浏览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始终有一个问题困扰着当代学者：为什么中国古代出现过众多的科学成就，却找不到严格意义上的科学方法？换句话说，离开了实验的、分析的、数学的等近现代科学所采用的这些常规研究手段，怎么可能形成一门科学？国内外一些杰出的自然科学家曾试图探寻其中的原由，但似乎都没有找到开启这所神秘之门的钥匙。这不奇怪，因为近代科学产生之后，几乎所有的中国古代科学成就都被淘汰殆尽，成了明日黄花，只能在历史博物馆里，无声地诉说昔日的辉煌。失去了自身熟悉的研究坐标，这些自然科学领域中的大师级学者找不到准确的答案，是在情理之中。

中国古代自然科学中唯一没有被淘汰、完整保留至今、仍然在现代社会发挥作用的，只有中医学，它具有古代自然科学的全部本质特征，它完全未受近现代历史进程的影响，完全不依赖现代科学成就和手段，完全不必借助现代医学，仅凭自身在两千年以前创造的理论体系，和两千年来不间断地积淀下来的经验，即能把握生命规律，有效治疗疾病。阴阳五行、天人合一、藏象经络、辨证论治，这些现代人并没有真正读懂的古代哲理医理，至今仍然是中医临床家认识疾病的犀利武器。在现代科学成就及其方法占据了人类全部生活和思维空间的今天，中医的存在，不亚于是一种“异端”。这个“异端”能够存在于现代社会，主要原因是其治病有疗效，否则，它势必被西医淘汰。为什么中医的基础与临床体系，两千余年来，几乎从未“与时俱进”，而它古老的理论、陈旧的经验，用于今天的临床仍然有效，甚至用来对付人类从未遇到过的新疾病，仍然能够迸发出新的活力？它的科学道理何在？这是每一个从事中医、研究中医、关注科学方法论的人，都应该认真思索的。

恩格斯说过：“猴体解剖是人体解剖的钥匙。”也许，用这个比喻来强调认识中医理论科学内核的重要性不甚妥当。但是，通过对中医理论的剖析，从而解开中国古代科学方法之谜，并为现代科学提供一份中国古代研究人体生命活动这一复杂系统的成功范式，这对于促进现代科学的发展，促进现代医学由生物医学向新的医学模式转变，乃至于对重新审视中医的继承与创新这一始终未解决好的大课题，都具有重要意义。  

《伤寒论》与信息方法

构成中医这门科学的，不仅仅是几千年来积淀的丰富经验，更重要的是，在经验之上，有一套完整的、驾驭经验的理论体系，这就是中医自身独到的科学方法，其典范就是《伤寒论》、《黄帝内经》。其研究人体生命活动和治疗疾病所采用的主要方法是信息处理、模型方法，而不是当代科学（包括当代医学）所惯常采用的还原论。中医方法论的来源之一是老子《道德经》。

《道德经》第二十一章说：“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

根据笔者的理解，这段话的意思是：道这个东西，是混沌模糊的，它的内部有形象、有物质，从外面观察，似乎能看清楚，却又看不真切。在它的幽暗深处，藏有精气。这种精气是十分真实的，有信息传递出来。这段韵文很流畅，并不难懂。从外面看不真切的是象和物，因为形象和物质是静态的。能够感受到的是精，因为精气是动态的，老子用“其精甚真”来强调流动的精气给人造成逼真的感官冲击，而体内的信息是靠精气的流动递送出来的。

请仔细体会一下，这不正是概括了“道”这一宇宙万物的客观规律、包括人体生命活动这个复杂系统所具有的模糊性、不可直观的特点，并且揭示了科学、包括医学应当为之采取的研究方法吗？的确如此！请紧紧抓住象、物、精、信这四个关键词，尤其是“信”。信的意思是凭据、信息。人，只要是活着的人，不论处在健康、亚健康、患病的哪一种状态，总是有快乐、疲乏、不适、疼痛等各种感觉，这就是体内发出的信息，中医通过望、闻、问、切四诊，从主客观角度来捕捉、收集患者体内发出的信息。然后，将收集到的各种信息分类、归纳、抽象，上升为“证”。证是经过加工提炼之后的信息，可以据此确定疾病是在体表、还是在体内，属于寒性、还是属于热性，人与疾病之间的态势是属虚、还是属实，整体性质属阳、还是属阴，这就形成了后人称作的“八纲辨证”。在辨证清楚之后，医生或用针灸，或投汤药等，向患者体内输入信息。患者经过治疗后，是好是坏，又会通过主观感受和客观体征的改变带来新信息，反馈到医生那里，医生再根据《伤寒论》的教导“观其脉证，知犯何逆，随证治之”，决定如何进一步治疗。这就是张仲景在《伤寒论》中教给我们的“辨证论治”。  

辨证论治的本质

用现在的语言来说，辨证论治就是中医处理人体疾病信息所采用的科学方法。辨证有严密的逻辑，论治有严格的规定，排除了主观随意性。这就与光凭经验用药的“经验医学”有了本质的差别。举例来说，《伤寒论》第十三条：“太阳病，头痛，发热，汗出，恶风，桂枝汤主之。”在这里，头痛、发热、汗出、恶风四种症状，就是患者得病后体内发出的四种信息，这一组信息经张仲景分析、归纳后，抽象、上升为后人所说的风寒表虚证，而后用桂枝汤治疗。由桂枝、白芍、甘草、生姜、大枣五味药构成的桂枝汤这个信息组，在输入患者体内后，使体内原来发出的头痛、发热、汗出、恶风这一组信息迅速消失。于是，这种特定信息的输出与输入，形成了一个范式，清代伤寒名家柯琴称之为“桂枝汤证”，并且将伤寒方所适应的证全部命名为麻黄汤证、小柴胡汤证、白虎汤证等，继而提出以“汤证结合”为纲学习伤寒论的方法。

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发现和十分正确的导向，真是慧眼独具！“汤证结合”或“方证结合”概念的提出，使输出信息与输入信息的搭配标准化、规范化，达到了信息处理的最佳效果。掌握和贯彻了《伤寒论》的辨证论治方法，就可以使中医摆脱经验医学的桎梏，上升到科学理论的高度，大幅度提高治病的疗效。为什么中医临床家总是反复强调治病时要“认证无差”？因为对疾病信息的归纳、分析、判断一旦有错，再多、再好的药方也不会有效；为什么经方派医家一再叮嘱用伤寒方必须用原方，“不可随意挪动”？因为几乎每一首伤寒方都有严谨的结构，而且被多次证明：这是对应于某一个证的最佳输入信息组合，如果随意加减，破坏了它的结构，即使认证再准，输入了错误的信息，治疗同样会失败。

在《伤寒论》里，有分析、有综合，有演绎、有归纳，有抽象，有推理，有假设，有比较，组方慎密，计量严谨，中国古代形式逻辑和辩证逻辑的成果，被张仲景运用发挥到了极至。在这里，没有解剖知识，没有动物模型，没有药理试验，没有实验研究，没有统计分析，只需要掌握好患者与医生之间直接的信息交流，也就是掌握好辨证论治这个中医处理人体信息时所采用的科学方法，就能治好病。辨证论治是中医独创的一种最重要的科学方法，是古今西医从来没有采用过的方法，是目前中医、西医两个医学体系相互沟通中最难以逾越的障碍，但它却是中医临床的核心和灵魂。不必举古代中医，即使像笔者这种从学徒出身的当代中医，没有学过解剖，不懂西医的生理、生化、病理知识，同样能看好病，道理何在？因为通过学习《伤寒论》，学会了怎样去了解和处理患者体内疾病信息的方法，也就是懂得了辨证论治。《伤寒论》不仅提出了辨证论治的思想，而且通过书中理、法、方、药的紧密结合，完成了中医临床认识论与方法论的高度统一。

有人认为中医的治疗经验不具备可重复性，不能经统计学处理，因而它是一种经验医学。这是一种误解，如果是针对西医所说的以病理解剖为主要研究方法、以形态学的改变为主要认识基础的“病”，中医任何良方可能都经不起统计学处理。如果是针对中医所说的以活体考察为主要研究方法、以信息流通为主要认识基础的“证”，中医无数方药的疗效不仅经得起亿万次的统计学处理，而且精确的辨证论治可以取得90%以上的有效率，例如《伤寒论》中的200余首经方，重复使用了1800余年，至今仍然疗效卓著。请问，有哪一种西药在时间上、数量上比得上中医古方的这种统计和重复呢？由此可见，基于方法论的不同，不能将检验西医的标准，作为衡量中医是否科学的“金标准”。  

《黄帝内经》与模型方法

除了《伤寒论》中的信息处理方法之外，《黄帝内经》则通过“立象”，即建立模型的方法来了解生命活动和疾病规律。这种方法论来自于《周易》，是中国古代科学中普遍使用的模式或模型。《素问?五运行大论》说：“天地阴阳者，不以数分，以象之谓也。”这就明确地表示，《内经》研究事物的规律，不是采取分析的方法，而是“立象”。这些科学模型主要有：阴阳二分模型，五行“星圆模型”，天地人“三才模型”，五脏“藏象模型”，十二经络“网络模型”。

阴阳二分模型

任何事物都有属性完全不同的两个方面。《周易》说“一阴一阳之谓道”，《道德经》说“万物负阴而抱阳”，阴阳互相依存，互相对立，互相转化，这是古代的对立统一规律，这种阴阳二分模型，不仅古希腊没有，世界其他任何文明古国都没有达到这样高超的思维水平。值得强调的是，阴阳模型是“两点论”，阴有形，阳无形，阴为物质，阳为功能。认识世界，认识人体，必须研究有形、无形和物质、功能两个方面，显微镜和其他现代仪器，无论如何先进，都只是“一点论”，都只能看到产生疾病的各种微生物，看到躯体有形的生理结构和病理改变，看不到身体无形的功能活动和各种原因导致的机能紊乱。很显然，“两点论”在认识事物方面，要比“一点论”全面。阴阳二分模型在中医基础理论和临床中的运用，极其重要，极为广泛。

天地人三才模型

“天人合一”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哲学思想之一，《道德经》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在《黄帝内经》中，由此构建了一个天地人“三才模型”。这样一种思维模式，把人看作是天地滋生孕育的一种生灵，强调天地人应当和谐统一，人必须尊重和顺应大自然的规律，才能生存发展，健康长寿。《内经》反复指出：“顺之则昌，逆之则亡。”在研究人的生命活动和治疗疾病时，必须考虑到与健康人或患者相关的各种时空因素，如昼夜的交替、气候的变化、季节的特征、地域的特点、环境的改变、日月星辰的活动、情绪的波动等，紧密联系，综合考虑。这是中医养生治疗学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思考层面。

五行星圆模型

这是研究事物之间相互关系的一个可用几何图形表示的模型。五行中的“五”，最初是指人们所熟悉的构成万物的五类基本物质，后来上升为一种方法论即“五分法”，将所有事物分为五类，用之对同一系统内的各种事物不同属性或特征进行归纳和概括，同时又是一种认识论，展示出事物发展的五种有机形态。高德认为[2]：“行，即运行发展，木象征新生状态，火象征上升状态，土象征中转状态，金象征下降状态，水象征衰亡状态，再次出现的木，则象征更高级的新生状态。任何事物总是以这样周而复始、反复不断的形式运动发展、相互制约着，呈波浪式或螺旋形向上前进。”这种事物之间不断循环进行的生克关系，能够而且只能用外圆内五角星这样的“星圆模型”来表达。郑志国认为[3]：“古印度有地、水、火、风四大学说，古罗马有原子论等，它们也都在反映世界的多样性。它们除了缺少各种物质之间的互相生克关系而未形成一个完整的多样性理论体系外，它们都没有认识到‘金’——生产工具在人类世界观中的地位。”在木、火、土、水四元素中增添“金”，选择“五”而不是其他数字，是建立这个有机模型的必要条件，深刻反映出中国古代哲学科学家所具有的超人智慧。

藏象模型

“藏象”学说，直接来源于《周易》的“立象”。藏即臓（脏）的本字，《灵枢·本藏》说“视其外应，以知其内藏，则知所病矣”。这个学说，以人体的五脏六腑为基础，但并不注重对脏腑形态结构的客观描述，而是强调对脏腑功能的概括分类，以生命活动的各种外在表现作为分类归纳的标准，既包括生理的现象，也包括病理的现象。其实《内经》中不止有五脏之说，尚有“九脏”、“十一脏”等分法，最终选择了五脏之说作为藏象学说的主体，目的是使之统一在五行学说这个更高层面的模型之下，将五脏的属性功能，与木、火、土、金、水的属性功能相类比；将五脏的相互关系，用五行的生克乘侮来表达。不仅如此，五脏学说还根据“取类比象”的法则，将五脏与五色（青、红、黄、白、黑）、五音（宫、商、角、徵、羽），五味（酸、苦、甘、辛、咸）、五志（怒、喜、思、忧、恐）、五季（春、夏、长夏、秋、冬）、五方（东、南、西、北、中）、五运六气、十二月、十二时辰等联系起来，构架成一个以研究人体的病因、病机、生理、病理为中心的巨系统，这个包容万象的开放的系统，使得古代五行学说和天人合一的哲学观点，在藏象学说中得到完美的体现，成为了可具体操作、有理论和临床实用价值的一门重要学说。这是古代医家对中国哲学的重大贡献。

网络模型

十二经络学说是人体的网络模型，确立于《灵枢?经脉篇》。人体十二经脉分为手六条、足六条，或者阴脉六条、阳脉六条，互相衔接，循环无端，每一条经脉又派生出无数条络脉，组成一个庞大的网络系统，并通过这个网络系统，将全身由内到外、由上到下、各个脏腑、各个器官联系起来，使得人体成为一个整体。在《内经》时代，这种网络模型，研究的目标还只是人体本身，提供使用的主要对象还只是针灸术，但十二经络学说中的太阳、少阳、阳明三阳经，太阴、少阴、厥阴三阴经之分，蕴涵八卦中的“三分阴阳法”，这个“三分法”模型在《伤寒论》中演绎为“六经辨证”模型，对辨证论治学说的形成，起到关键作用。到明清时代则进一步演绎为“六经气化”模型，成为当时医家治疗外感、内伤病的重要理论。网络模型中的八卦“三分法”，为中医认识人体这门“复杂科学”，提供了一种比阴阳“二分法”更为高端的辩证思维。

维理（Wei Ly）认为[3]：“中医和西医在研究方法论上的区别，与经典力学和量子力学在方法论上的差别非常相似。众所周知，经典力学所依赖的是‘确定性’，而量子力学常用的语言却是概率或是不确定性。在一个组织有序的系统中，如在原子、分子、结晶体等系统中，微粒间的相互作用使量子活动具有概率或不确定性。当这个系统复杂而相互作用又不清楚时，要获得某种认识，一种比较聪明的方法是采用模型法。中医很早以前就这样做了，而且做得很多，‘阴阳’是一种二极模型，‘五行’是一种元素模型，‘经络’是一种网络模型。对一个科学工作者来说，听到这些模型，绝不会比听到其他科学模型更为惊讶。”

17世纪，德国数学家莱布尼兹从表述阴阳规律的太极图上，领悟到二进制，在此基础上计算机才得以发明。19世纪，黑格尔创立了“对立统一”学说，这个学说的几项基本规律，在古代阴阳学说中都有全面的表述，这还只是代表“二分法”的阴阳模型，中国古代尚有代表“三分法”的八卦模型、代表“五分法”的“星圆模型”，对于这种更加高级、更加彻底的哲学科学思维，对于自己祖先从实践中总结出来而不是通过实验室检验出来的伟大创造，中国当代哲学家、科学家，是否给予了足够的重视呢？  

完整的医学模式

1977年美国人恩格尔（G. Engel）提出：现代医学模式应当由目前单纯的生物医学模式，向生物的、心理的、社会的医学模式转变。这被认为是医学发展进入到高一级阶段的标志。然而，迄今为止，这个转变还只是理论上的，在实践上不仅滞后，甚至根本没有转变。

为什么当代的西医学模式需要转变？毫无疑问，因为这种医学模式存在着方法论的缺陷。由于医学研究和服务的对象是活着的人而不是没有生命的物，故不能把医学当着是物理、数学那样的纯自然科学来研究，医学应当是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结合，是理论、技术、经验三者的结合。由于西医是在近代西方文化背景下产生的，擅长于运用自然科学的方法研究人体和疾病，微观的、静态的、分析的、实验的、数学的方法，使得西医对于人体的生理、病理、生化以及微生物的观察和认识方面，达到了非常精密的程度，而在人文科学方法方面的缺失，则导致西医对生命和疾病某些规律的认识有所不足。

中医是在中国古代文化背景下产生的，擅长于运用人文科学的方法研究人体和疾病，宏观的、动态的、归纳的、联系的方法，使得中医在对疾病的总体把握与治疗方面，具有许多独到的优势。而中医药在微观认识、量化指标、与现代高科技的结合等方面则远不及西医。

由此可见，西医与中医，在方法论方面都有自己的长处和不足，不能因为中医没有使用如同西医那样的近代自然科学方法而否定其科学性。相反，中医在人文科学方面所具有的方法论优势，对于现代医学模式的转变，能提供极其重要的经验和启示。从根本上来说，只有将自然科学方法与人文科学方法相结合，才能完成由单纯的生物医学模式向生物的、心理的、社会的这种较为完整的医学模式的转变。

不仅如此，近几十年来，西方科学界发现他们过去推崇的以还原论为基础的实证加上分析、推理的方法，已经不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目前需要一个全新的方法来认识世界。英国《自然》（Nature）杂志总编坎贝尔（P. Campbell）博士到中国访问时说过，中国古代科学方法重视从宏观、整体、系统角度研究问题，其代表是中医的研究方法，这种方法值得进一步研究和学习。

中医药这门科学的来路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医药的出路则在现代化、国际化，中医药在全面继承的同时，也要大力发展、创新。在保持和发扬其优势的同时，也要努力克服由于历史的原因给它带来的局限性，特别要借助于现代科学和高科技技术，全面提升中医药的疗效，进一步揭示其科学内核，使之更加发扬光大。

[1] 满晰驳. 中医学——独具一格的科学. 浙江中医杂志，1980（11～12）：33.

[2] 高德. 中医五行哲学实质的讨论. 中国中医药报，2006-03-03（5）.

[3] 郑志国. 医韬：中医药的发展与中华民族的复兴. 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07：305.

[4] Wei Ly. 中医基本理论——现代科学解释. 秦新华，节译. 国外医学：中医中药分册，1982（2）：1//Kao Frederick F，Kao John J. Recent Advances in Acupuncture Research. New York：Institute for Advanced Research in Asian Science and Medicine，1979：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