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论近代名人对于中医的态度，我们不能不谈梁启超。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又字任甫，号任公，别署饮冰子、饮冰室主人、哀时客、中国之新民等。广东新会人。我国著名的政治家和著名学者。1900年前后，学术界已出现否定阴阳五行说的思潮，梁启超1923年5月在《东方杂志》上发表《阴阳五行说之来历》，其文开篇便说：“阴阳五行说为二千年来迷信之大本营，直至今日在社会上犹有莫大势力。今当辞而辟之”。他说，五行“不过将物质区为五类，言其功用及性质，何尝有丝毫哲学的或术数的意味？”其实梁启超先生对于“五行学说”，只重视“五”而不重视“行”，只看到了“五”的大体分类价值，而没有注意到“行”的生克制化、多元共存、平衡和谐，才是“五行学说”的精华。

梁先生继续误解阴阳五行说：“将宇宙间无量无数之物象事理，皆硬分为五类，而以纳诸所谓五行者之中，此种诡异之组织，遂二千年蟠据全国人之心理，且支配全国人之行事。嘻！吾辈生死关系之医药，皆此种观念之产物-----学界之耻辱，莫此为甚矣！[转引自张效霞著《无知与偏见——中医存废百年之争》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2007年9月第一版、84-85页。]”阴阳五行深入中国人的思想深处，的确如梁先生所说，是非常深厚的，连小说家也说“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那就是一种神仙的境界，是“无”的境界，只要是“有”的境界，就离不开天地阴阳，脱不了五行相互制约、脱不了生克制化。

梁先生批判中医阴阳五行学说之后不久，1926年他自己得了一种尿血的疾病，缠绵难愈，一次一次地接受科学西医的反复检查，做后决定“切除右肾”。切除右肾之后，尿血之病没有消除，就把病根找到了牙齿上，一连拔掉了七颗牙齿，尿血之病也没有见效。消息披露出来，引发了一场如何评价西医的争论，这在中西医论战激烈时期，就具有了非同一般的意义。

2006年5月24日，正当新一轮反中医思潮在网络里翻腾的时候，《中国青年报》刊登张建伟的文章“梁启超的病与死”，对于梁启超病案进行了介绍。文章说，1926年3月8日，因尿血症，梁启超入住协和医院。他得病多年，家人屡劝就医，总嫌“费事”，但在入院前一天，忽然怀疑自己得的是癌症，终于同意检查一下。经X光透视，医生见右肾中有一黑点，诊断为瘤。梁启超之弟梁仲策问主治医生：“不一定是癌吧？”医生答：“不一定不是癌。” 再问：“怎么治？”再答：“全部割除。”手术后解剖此肾，果见其中有一大如樱桃的黑点，但却不是癌症。要命的是，病人尿中依然带血，且检查不出病源所在，于是复诊为“无理由之出血症。”此后梁启超于4月12日出院，在医院计35天。以上内容出自梁仲策发表于1926年5月29日《晨报副刊》的《病院笔记》，距梁启超手术后出院，只有一个多月时间。

梁仲策《病院笔记》介绍说，梁启超入住协和前，曾经看过中医，诊断说“这病不是急症”，可以服药慢慢治疗，即使“任其流血二三十年，亦无所不可”。而在协和经外科手术割掉一个肾，得出的结论，也是 “无理由之出血症”。梁仲策说：梁启超“辛苦数十日，牺牲身体上之一机件，所得之结果，乃仅与中医之论相同耶。中医之理想，虽不足以服病人，然西医之武断，亦岂可以服中医。总而言之，同是幼稚而已。”语言之中已暗含着对于西医批评与不满，这是很多人不愿意看到的。

1924年创办《现代评论》的陈西滢先生（1896-1970年，原名陈源，字通伯，笔名西滢），1926年的时候任该刊文艺部主编，他对于此事发表了一篇评论“尽信医不如无医”，也对西医表达出不满之词，文章说：外科医生把梁先生“腹部剖开后，医生们在右肾上并没有发见肿物或何种毛病。但还是把右肾割下了！可是梁先生的尿血症并没有好。他们忽然又发见毛病在牙内，因此一连拔去七个牙。可是尿血症仍没有好。他们又说毛病在饮食。又把病人一连饿了好几天。可是他的尿血症还是没有好！医生们于是说了，他们找不出原因来！他们又说了，这病是没有什么要紧的！为了这没什么要紧的病，割去了一个腰子、拔去了七个牙，饿得精疲力尽，肌瘦目陷，究竟是怎样一回事？并且还得花好几百块钱！”

1926年正是科学与西医围剿中医的时代，但是，人们对于中医与西医的认识还不是很清楚，斗争正未有结果。陈源先生继续爆料说：“在梁先生初进医院的时候，上海一位懂得中医的朋友，写信给他，说他的病是不用施行手术的，只要饮什么汤就会好。这话不但西医们听了好笑，就是我们也一点都不信。可是这中西不同的推断究竟有多大的分别呢？大家都在暗中摸索，谁能说什么汤一定不能治愈这病症，即使不然，病人所受的损失，也不至于比丢掉一个腰子和七个牙齿再大吧？”

陈先生评论的是西医的过错，但是他对于中医、西医各打五十大板，让中医一起陪着受罪，这就是那个时代人们对于中医的认识，他说：“中医只知道墨守旧方，西医却有了试验精神。可是我最怀疑的就是这试验精神……我们怎能把我们的同类做试验品……也许科学就是冷酷无情……那么我们至少希望医者在施行手术之先，声明他做的是试验。这样，不愿做试验品的，也有一个拒绝的机会。”拒绝西医，就有可能选择中医，所以，陈西滢说：“我们朋友的里面，曾经有过被西医所认为毫无希望，而一经中医医治，不半月便霍然病愈的人，而且不止一二位。”尽管陈先生说的是事实，对于中医毫无袒护之意，但是，竟然引起了人们的强烈关注。

大文人徐志摩也对于这件事情进行评论与反思，他在当年5月29日的《晨报副刊》，发表了《我们病了怎么办》的文章。他说：“我们对外国人，尤其是对西医的信仰，是无边际的。中国大夫其实是太难了，开口是玄学，闭口也还是玄学，什么脾气侵肺，肺气侵肝，肝气侵肾，肾气又回侵脾，有谁听得惯这一套废话？冲他们那寸把长乌木镶边的指甲，鸦片烟带牙污的口气，就不能叫你放心，不说信任！同样穿洋服的大夫们够多漂亮，说话够多有把握，什么病就是什么病，该吃黄丸子的就不该吃黑丸子，这够多干脆，单冲他们那身上收拾的干净，脸上表情的镇定与威权，病人就觉得爽气得多！”徐先生的文章，尽管是从医生的外表谈起，然而一提到中医的理论，就立即“七窍生烟”气不打一处来，他这个留洋归国的“海归”，可是看不起中医的。

徐志摩对于当时的一些西医，也进行了批评。他说：有的西医“拿病人当试验品，或当标本看。你去看你的眼，一个大夫或是学生来检看了一下出去了；二一个大夫或是学生又来查看了一下出去了；三一个大夫或是学生再来一次，但究竟谁负责看这病，你得绕大弯儿才找得出来，即使你能的话。他们也许是为他们自己看病来了，但很不像是替病人看病。”这样的遭遇，可能很多人都有过。在既不能相信中医，又对西医不完全信任的情况下，诗人不仅要问：得了病应该怎么办呢？“假如有理可说的话，我们为协和计，为替梁先生割腰子的大夫计，为社会上一般人对协和乃至西医的态度计，正巧梁先生的医案已经几于尽人皆知，我们即不敢要求，也想望协和当事人能给我们一个相当的解说。让我们外行借此长长见识也是好的！要不然我们此后岂不个个人都得踌躇着：我们病了怎么办？”

对中医一向看不起的鲁迅，见到了这样的评论，自然也就坐不住了，尤其是陈西滢早就是他的老论敌，对于对手“一个也不放过”的鲁迅，于当年7月5日，在北京《世界日报副刊》刊载他的《马上日记》，他说：“谨案才子立言，总须大嚷三大苦难：一曰穷，二曰病，三曰社会迫害我。那结果，便是失掉了爱人；若用专门名词，则谓之失恋。我的开宗明义虽然近似第二大苦难，实际上却不然，倒是因为端午节前收了几文稿费，吃东西吃坏了，从此就不消化，胃痛。我的胃的‘八字’不见佳，向来就担不起‘福泽’的。也很想看医生。中医，虽然有人说是玄妙无穷，内科尤为独步，我可总是不相信。西医呢，有名的看资贵，事情忙，诊视也潦草，无名的自然便宜些，然而我总还有些踌蹰。事情既然到了这样，当然只好听凭敝胃隐隐地痛着了。”

鲁迅先生以他特有的文笔，在调侃了自己的胃病，“敲打”完了中医之后，话锋一转就联系到了时事：“自从西医割掉了梁启超的一个腰子以后，责难之声就风起云涌了，连对于腰子不很有研究的文学家也都‘仗义执言 ’。同时，‘中医了不得论’也就应运而起；腰子有病，何不服黄蓍欤？什么有病，何不吃鹿茸欤？但西医的病院里确也常有死尸抬出。我曾经忠告过G先生：你要开医院，万不可收留些看来无法挽回的病人；治好了走出，没有人知道，死掉了抬出，就哄动一时了，尤其是死掉的如果是‘名流’。我的本意是在设法推行新医学，但G先生却似乎以为我良心坏。这也未始不可以那么想，——由他去罢。”

鲁迅先生在为西医着想的时候，时刻不忘批一批中医，把一切不好的东西都要和中医联系一下，他说：“但据我看来，实行我所说的方法的医院可很有，只是他们的本意却并不在要使新医学通行。新的本国的西医又大抵模模胡胡，一出手便先学了中医一样的江湖诀，和水的龙胆丁几两日份八角；漱口的淡硼酸水每瓶一元。至于诊断学呢，我似的门外汉可不得而知。总之，西方的医学在中国还未萌芽，便已近于腐败。我虽然只相信西医，近来也颇有些望而却步了。”

鲁迅尽管有时也批评西医，但是他推崇西医、维护西医的思想是一贯的。他说：“现在多攻击大医院对于病人的冷漠，我想，这些医院，将病人当作研究品，大概是有的，还有在院里的‘高等华人’，将病人看作下等研究品，大概也是有的。不愿意的，只好上私人所开的医院去，可是诊金药价都很贵。请熟人开了方去买药呢，药水也会先后不同起来。这是人的问题。做事不切实，便什么都可疑。吕端大事不胡涂，犹言小事不妨胡涂点，这自然很足以显示我们中国人的雅量”。

在鲁迅的眼里，西医的问题“是人的问题”，只是个别西医不称职；而中医的问题，他认为尽管有个别中医很优秀，但是“我可总是不相信”，因为他们总体上是一种“江湖诀”。当下需要做的，是原谅个别西医的错诊错治，“犹言小事不妨胡涂点，这自然很足以显示我们中国人的雅量”，推广“新医”事大；对于中医，不妨经常敲打着点，促进他们早日退出历史舞台，这叫做“吕端大事不胡涂”。鲁迅参与讨论梁启超的病情，就是这样一种态度。

其实，不信中医的大有人在，尤其是接触过西医，见过西医亮晶晶仪器的人，梁启超就是一个。他反对“阴阳五行学说”，并且说“以此关乎病人生死的医学”。他认为中医，“询其为学也，则全体部位之勿知，风火燥湿之勿辨，植物性用之勿识，病证名目之勿谙，胸中有坊本歌括数则，笔下有通行药名数十，遂嚣然以医自命。偶值天幸，疗治一二显者获愈，而国手之名，遂噪于时。今之所谓医者，皆此类也。”

梁启超对于人们热议他患病的遭遇，作为“当事人”，他的态度很受人们看重，但是，梁先生对于他自己宣扬、推崇的西医，是相当袒护的。他在《晨报》上发表了《我的病与协和医院》一文，从尊重科学的角度，他说“我们门外汉无从判断。”“说是医生孟浪，我觉得冤枉。”他公开的为西医开脱，而私下里对人说出他的苦衷：“我们不能因为现代人科学知识还幼稚，便根本怀疑到科学这样东西。即使如我这点小小的毛病，虽然诊察的结果，不如医生所预期，也许不过偶然例外。至于诊病，应该用这种严密的检查，不能象中国旧医那些‘阴阳五行’的瞎猜，这是毫无比较余地的。我盼望社会上，别要借我这回病为口实，生出一种反动的怪论，为中国医学前途进步之障碍——这是我发表这篇短文的微意。[夏晓红、追忆梁启超、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365-367页，转引自张效霞著《无知与偏见——中医存废百年之争》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2007年9月第一版、105页。

梁先生的用意，可谓别具苦心。他的做法应该说是一种新型的“愚忠”，并且对于中医是一种严重的不公平。邓铁涛先生在中央电视台《大家》栏目接受采访，对于这件事进行了评论，他说：“梁启超在原谅了西医错误的同时，不忘踢中医一脚！”然而，这就是历史，是中医的辛酸史。邓铁涛先生多次说，中医就是当代的和氏璧，中医人尽管先后“失去了”左、右足，但是，他们的哭泣不是为自己的不幸，而是为人们把宝玉当作石头而悲哀。

张清平著《林徽因》也对梁启超这次手术进行了评论，说医院“竟将健康的肾切去，而留下坏死的肾。这样，虽然进行了手术，但梁启超却仍然时轻时重地尿血，稍一劳累就会长时间尿潴留。此后，梁启超多次入协和医院治疗，但已无法根治……对这一重大医疗事故，协和医院方面严格保密。事故责任人后来调离医院，到卫生部做了政务次长。直到1949年，医学教学在讲授如何从X光片中辨别左右肾时，才举出这一病例。而梁启超之子、建筑大师梁思成直到1970年因病住进协和医院，才从自己的主治医生那里得知真相。”

对于中医不理解的人很多，胡适先生也是一位。

胡适（1891～1962）原名嗣糜、学名洪騂、字希疆，参加留美考试后改名适，字适之，安徽绩溪人。现代学者，历史学、文学家，哲学家。胡适早年在上海的梅溪学堂、澄衷学堂求学，初步接触了西方的思想文化，受到梁启超、严复思想的较大影响。1906年考入中国公学，1910年考中“庚子赔款”留学生，赴美后先入康乃尔大学农学院，后转文学院哲学。1915年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师从哲学家杜威，接受了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并一生服膺。1917年1月，他的《文学改良刍议》一文在《新青年》杂志发表，提出文学改良八事，强调以白话代替文言作正式的文学语言，为以新文学取代旧文学打开了缺口，被誉为文学革命“首举义旗的先锋”，一时享誉全国。1917年夏回国，受聘为北京大学教授。1918年加入《新青年》编辑部，大力提倡白话文，宣传个性解放、思想自由，与陈独秀、李大钊等同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

安徽医科大学祖述宪在《中国科技史料》2001年第22卷第1期，发表了“胡适对中医究竟持什么态度”一文，文章对于胡适信任中医的说法，提出了不同见解，尽管这样的观点是胡适的弟子和亲戚在著作和文章里正式提出来的。祖先生说：“我们必须把上述作者的立论证据，仔细考察一番。这些作者说胡适相信中医，是根据中医陆仲安早年曾给胡适治病，特别是他1921年3月30日所作的‘题陆仲安秋室研经图’”。

1920年，胡适因为口渴、多饮、多尿等症状，被初步诊断为“糖尿病”。经西医治疗一段时间未见显效。李石曾向胡适推荐陆仲安，胡适考虑中医治病“无科学根据”，未予同意。后来马幼渔又作介绍，胡适才请陆仲安先生诊治。经过一段时间，胡适的病竟霍然而愈。一时之间，传为佳话。时任中华医学会会长的俞凤宾，对此事很关注，他在上海特地托人到北京找到胡适，抄出全部药方，不久就在丁福保主编的《中西医药杂志》上，刊出了1920年11月18日的药方。

当年，仲安先生屡次为著名文学家、画家林琴南及其家属诊治，林琴南为感谢陆先生，亲自画了一幅图画，展示儒雅中医正在研读经典，取名叫《秋室研经图》，送给陆仲安，并在图上题写了颂扬陆氏医术的文字。林琴南的题词是一篇桐城体的文言文，这篇古意盎然，文妙韵雅的佳作，后来录入《畏庐文录》中。陆仲安先生一直将此图珍藏于家。这次陆仲安为胡适治好了病，就将此图取出来，也请大名人胡适博士在图画上题字。胡适欣然命笔[ 孟庆云、《研经图》题文颂国医——陆仲安治愈胡适“糖尿病”公案、《中国中医药报》、2006年8月10日。]。两个主张不同的名人题字，就这样组合在一起了，很有些不同寻常的韵味。胡适写到：

“林琴南先生的文学见解，我是不能完全赞同的，但我对陆仲安先生的佩服与感谢，却完全与林先生一样。我自去年秋间得病，我的朋友学西医的，或说是心脏病，或说是肾脏炎。他们用的药，虽也有点功效，总不能完全治好，后来幸得马幼渔先生介绍我给陆先生诊看，陆先生也曾用过黄芪十两，党参六两，许多人看了，摇头吐舌，但我的病现在竟好了。去年幼渔的令弟隅卿患水鼓，肿至肚腹以上，西医已束手无法。后来头面都肿，两眼几不能睁开，他家里才去请陆先生去看，陆先生用参芪为主，逐渐增到参芪各十两，别的各味分量也不轻。不多日，肿渐消减，便溺里的蛋白质也没有了。不上百天，隅卿的病也好了，人也胖了。隅卿和我的病，颇引起西医的注意，现在已有人想把黄芪化验出来，看它的成分究竟是什么？何以有这样大的功效？如果化验的结果，能使世界的医学者渐渐了解中国医学药的真价值，这岂不是陆先生的大贡献吗？我看了林先生这幅‘秋室研经图’，心里想像将来的无数‘试验室研经图’，绘着许多医学者在化验室里，穿着漆布的围裙，拿着玻璃的管子，在那里做化学的分析，锅子里煮的中国药，桌子上翻开着：《本草》、《千金方》、《外台秘要》一类的古医书，我盼望陆先生和我都能看见这一日。胡适”

在五四运动过后不久，在很多人批判中医落后保守的时候，胡适先生的这篇短文，其意义是不同寻常的。尽管胡适开始的时候也是不相信中医的，但是他经过实践的检验，见证了中医的疗效，也客观地为大家留下了一段真实的史料，这是颇为难得的。尽管事后胡适先生对于中医的态度，逐渐发生了转变，但是胡适当时不但肯定了中医的疗效，而且希望将来能对中医进行“科学研究”，阐明其所以有效，或者发现中药里的有效成分，贡献于世界。胡先生当时没有见到的事情，今天正在实验室里如他所想象的那样普遍地开展着，只是研究思路、方法还不够先进，他所期望的“大贡献”还不多。
事过不久，根据出版的《胡适的日记·手稿本》和《胡适的日记》记载，他在1922年11月15日左右，又生病了，而且这次的病情很象前年（即1920年的病）的病情，临床表现大致相同。所以，我们大致可以通过他自己这段时间的日记，来了解那次生病的情况。

胡适说：“病来了！十五（日）夜觉左脚酸痛，理书时竟不能久站；细看痛处在左脚踝骨里面，面上有点肿。睡时又觉两腿筋肉内酸痛。脚肿大像我前年起病时状况，故颇有点怕。11月16日：因脚肿，告假一天。11月17日：昨夜醒时口干，小便加多，也很像前年病中情况。出城访陆仲安，请他给我开一个方子。11月18日：病渐好，上课，办公。11月22日：上课。出城诊病，换一方，检药后，回家吃饭，已两点钟了。”

胡适因为这次的病“大像我前年起病时状况，故颇有点怕”，由此看来，前年的病不轻，而今年他一发病就按照以往的经验，不再到西医那里去检查、瞎折腾了，而是直接找到著名中医陆仲安，因为他知道“乱投医”没有好结果。陆先生不愧中医高手，只一服药下去，他的病就“渐好”，而且恢复了“上课”，也可以“办公”了。可见药证相符，效果不凡。而且是“可以重复”地验证了中医的疗效。胡适先生不愧是“少谈主义，多解决问题”的专家，务实的态度与普通大众并无二致。在这一点上，他比起梁启超后来的表现，可以说明智得多。

1925年，孙中山先生患肝癌，西医药治疗无效，鉴于陆仲安为胡适治病的名声，有人推荐让中医陆仲安去试试。但恐中山先生拒绝中医治疗，乃推举李石曾请胡适前去进言。一开始胡适托辞不就，后因众人挽救国父心切，他就前往孙中山的住处。据说，开始的时候中山先生婉拒，胡适劝他“不妨一试，服药与否再由先生决定。”这说明胡适先生对于中医怀有希望，对于陆仲安也是很信任的。但是，事过境迁，今天竟有人得出结论说，胡适先生碍于情面，劝孙中山让陆仲安诊病“不妨一试”，“这说明他对陆仲安并无信心”，得出这样的结论，完全是文章作者对于中医心存偏见，曲解历史。 

当然，胡适先生对于中医的认识，也有一个反复过程，基本上是“肯定之否定”。也许是“好了伤疤忘了痛”，也许他根据科学西医后来的研究结论，认为肾炎和糖尿病是“终身疾病”，根本就“不可能完全治愈”，所以他很婉转地否定了中医的疗效。

1958年胡适在给余序洋的信中说：“其实我一生没有得过糖尿病，当然没有陆仲安治愈我的糖尿病的事。陆仲安是一位颇读古医方的中医，我同他相熟。曾见他治愈朋友的急性肾脏炎，药中黄芪四两，党参三两，白术八钱。（胡适原注：慢性肾脏炎是无法治的，急性肾脏炎，则西医也能治疗）。但我从没有听见陆仲安说他有治糖尿病的方子。造此谣言的中医，从不问我一声。也不问陆仲安，竟笔之于书，此事真使我愤怒！[转引自张效霞著《无知与偏见——中医存废百年之争》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2007年9月第一版、207页。]”

在胡适的眼里，陆仲安所以可以信任，就是因为他“颇读古医方”，猜想他的诊疗活动是否有中医理论指导，那是未必会的。尽管当年初步诊断胡适有“心脏病”、“肾脏炎”的人都是西医（因为不可能是中医陆仲安），尽管当时西医治不好肾脏炎，但是，30年之后谈论这件事情，胡适唯恐人们误解了他的意思，急忙在括弧里加上“慢性肾脏炎是无法治的，急性肾脏炎，则西医也能治疗。”此种做法，已无当年“实事求是”的精神，颇能令人深思。

1961年8月初三，他在《复沈某》的信中说：“有人传说我曾患慢性肾脏炎，为中药治好，——其实都不足信。大概慢性肾脏炎至今似尚未有特效药。在三十多年前（即1920年），我曾有小病，有一位学西医的朋友，疑是慢性肾脏炎，后来始知此友的诊断不确。如果我患的真是此病，我不会有三四十年的活动能力了。我并未患过此病。贵友说我有秘方可以治此症，此说全无根据。”

事过30年，当时于第三年复发时，令胡适感到“颇有点怕”的疾病，竟然被胡适先生轻描淡写地说成了“我曾有小病”。人在老年的时候，也许对于往事已经看得开了，也许记忆被岁月磨蚀的不再那么清晰，但是最主要的还是经过“历史检验”，他对于中医的态度发生了转变。因为他身在台湾，也许看中医不再方便，也许台湾没有陆仲安那样的中医，台湾的西医也不是当年大陆的水平了。所以，胡适对于中医的态度有了转变。

1961年胡适的秘书胡颂平，为了编他的年谱，问他是否在1920年服过陆仲安的中药，他说：“陆仲安是我的朋友，偶曾吃过他的药；但我没有害过糖尿病，也没有吃过糖尿病的药。”胡适先生事后的回答，竟然有些“讳莫如深”的味道，果然是“好了伤疤忘了痛”。

中医很多人都遭遇过类似的“事件”，只要是你宣布治好了一个西医看来难于治愈的病人，不管这个病人是哪一家西医大医院曾经确诊的患者，人们立即就会发出这样的疑问：“当初的诊断有错误吧？怎么可能呢？”这是事到如今仍然常有的事情，我们也不必责怪一生主张说实话的胡适，为什么晚年会对中医的态度有所改变。教导别人是一回事，自己如何“慎终如始”又是一码事。

胡适对于中医的态度是暧昧的，前后也有所不同。更多的人则倾向于批判中医，有的人甚至达到了丁文江那样的丧失理性，把“喝酒吃肉骂中医”（丁文江的对联：“爬山吃肉骂中医，年老心不老；写字喝酒说官话，知难行亦难”。）当作一种消遣。但是，他们自己在现实生活里，因为不信中医，不让中医救治，也吃了许多苦头，或者为此而丧命，其得、其失，值得后人深思。

丁文江（1887-1936），字在君，江苏泰兴人。1902年负笈日本，1904年转赴英国。起初他在英国东部一个叫斯堡尔丁的乡镇中学就读二年，1906年考入剑桥大学。由于财力不济，半年后辍学，赴欧洲大陆游历。1908年到格拉斯哥，头一年在一所“专科学校”选课，学年结束时拟入伦敦大学医科，但应试未能遂愿，乃入格拉斯哥大学。他先主修动物学，副科为地质学，最后一年攻读的主科为地质学，副科为地理学，1911年从该校“动物学和地质学双科毕业”，同年4月乘船离开英国，取道西贡回国。5月10日抵达云南劳开，在云、贵、湘等地旅行历时二个多月，经武汉、上海返回到家乡。1913年，丁文江就任民国政府工商部矿政司地质科科长。次年，北京大学地质门因招不到学生而停办，他借那里的图书、标本，由工商部举办了一个地质研究班，后称研究所，我国地质界初创时期的领导人物许多均出自此门。他是一位科学家，也是一位对于中医有偏见的代表人物。

台湾张起钧著《儒林逸话》，其中有《丁文江拒医丧命》一文，说：“丁先生终身不看中医，…… 好象要看中医，就失去了科学家的品格一样，不料这一点，后来竟成了送命的原因，原来他在二十四（五？）年到湖南去踏勘地质，突然病倒，病本不严重。但他在穷乡僻壤，不仅没有医院，也没有西医，大家只好给他请中医诊治了，不料他抵死不要，因此竟尔送了命。医药本是救命的方法，而他竟为了方法，不惜送命，可谓本末倒置。人家有殉道的、殉国的、殉教的，丁先生这算殉的什么呢？”

伊广谦先生撰文认为，台湾学者张起钧对于丁文江病死原委的论述，发人深思[伊广谦．丁文江之死与约翰获救．健康报 1995年8月18日]。文章说，丁先生是一位卓有成就的科学家，但他对中医一直存有偏见。他终生不看中医，却不幸偏偏因此送命。祖述宪先生撰写了《关于丁文江之死及其不信中医》一文，对事件的具体经过提出不同看法。认为丁文江不信中医在此前，而不是导致他死亡的1936年。

胡适在《实用人生》中，收录了他纪念丁文江的一篇文章“丁在君这个人”，为我们了解丁文江提供了一些材料。文章说：“在君从小不喜欢吃海味，所以他一生不吃鱼翅鲍鱼海参。我常笑问他：这有什么科学的根据？他说不出来，但他终不破戒。但是他有一次在贵州内地旅行，到了一处地方，他和他的跟人都病倒了。本地没有西医，在君是绝对不信中医的，所以他无论如何不肯请中医诊治，他打电报到贵阳去请西医，必须等贵阳的医生赶到了他才肯吃药。医生还没有赶到，他的跟人已病死了，人都劝在君先服中药，他终不肯破戒。我知道他终身不曾请教过中医，正如他终身不肯拿政府干薪，终身不肯因私事旅行借用免票坐火车一样的坚决。”

丁文江是一个坚决不信任中医的人，他不信任中医的原因，不是根据自己的经历，而是因为他所受的西化教育。

胡适先生对于丁文江西化得这样彻底，也是自愧弗如的。胡适说：“我常说，在君是一个欧化最深的中国人，是一个科学化最深的中国人。在这一点根本立场上，眼中人物真没有一个人能比上他。这也许是因为他十五岁就出洋，很早就受了英国人生活习惯的影响的缘故。他的生活最有规则：睡眠必须八小时，起居饮食最讲究卫生，在外面饭馆里吃饭必须用开水洗杯筷；他不喝酒，常用酒来洗筷子；夏天家中吃无皮的水果，必须在滚水里浸二十秒钟。他最恨奢侈，但他最注重生活的舒适和休息的重要，差不多每年总要寻一个歇夏的地方，很费事的布置他全家去避暑；这是大半为他的多病的夫人安排的，但自己也必须去住一个月以上；他的弟弟，侄儿，内侄女，都往往同去，有时还邀朋友去同住。他绝对服从医生的劝告：他早年有脚痒病，医生说赤脚最有效，他就终身穿有多孔的皮鞋，在家常赤脚，在熟朋友家中也常脱袜子，光着脚谈天，所以他自称‘赤脚大仙’。他吸雪前烟有二十年了，前年他脚指有点发麻，医生劝他戒烟，他立刻就戒烟绝了。这种生活习惯都是科学化的习惯；别人偶一为之，不久就感觉不方便，或怕人讥笑，就抛弃了。在君终身奉行，从不顾社会的骇怪。他的立身行己，也都是科学化的，代表欧化的最高层。”

在胡适先生的描述里，我们知道了丁文江“他不喝酒，常用酒来洗筷子”。但是，他的对联“爬山吃肉骂中医，年老心不老；写字喝酒说官话，知难行亦难”，看来说的也不是他自己干的勾当，而是一些社会“闲散人等”所为。这就更可怕了。难道社会上，真有这样一股反中医的势力存在吗？是什么人敢于这样如此大胆，竟敢玷污一个为了中华民族的健康事业，而辛勤奋斗的社会职业呢？）

丁文江先生是一个特殊的人，他只有皮肤外表没有办法换成欧式的之外，在思想、灵魂深处，已经完全自觉地按照西方标准去做了。当然，作为一个科学家，作为一个普通人，他也有许多令人可爱的地方。

胡适说：“在君的为人是最可敬爱，最可亲爱的。他的奇怪的眼光，他的虬起的德国威廉皇帝式的胡子，都使小孩子和女人见了害怕。他对不喜欢的人，总是斜着头，从眼镜的上边看他，眼睛露出白珠多，黑珠少，怪可嫌的！我曾对他说：‘从前史书上说阮籍能作青白眼，我向来不懂得；自从认得了你，我方明白了“白眼对人”是怎样一回事！’他听了大笑。其实同他熟了，我们都只觉得他是一个最和蔼慈祥的人。他自己没有儿女，所以他最喜欢小孩子，最爱同小孩子玩，有时候他伏在地上作马给他们骑。他对朋友最热心，待朋友如同自己的弟兄儿女一样。”

这样一个有爱心的人，为什么对于同样是“仁心仁术”的中医，有如此深的成见？有如此大的仇恨？

丁文江就是这样一个崇尚新潮的人，他的朋友傅斯年却说他“真是一位理学大儒”。这当然不是丁文江所期待的赞扬，甚至可以说是一种绝妙的讽刺，或者就属于谩骂。因此，胡适先生说：“在君如果死而有知，他读了这句赞语定要大生气的！他幼年时代也曾读过宋明理学书，但他早年出洋以后，最得力的是达尔文、赫胥黎一流科学家的实事求是的精神训练。”丁文江自己早就脱胎换骨了，尽管早年读过儒学著作，死后岂能再称为“理学大儒”？丁文江假如真的地下有知，一定认为这简直就是骂他。

丁文江在著名的“科玄论战”中曾说：“科学……是教育同修养最好的工具。因为天天求理，时时想破除成见，不但使学科学的人有求真理的能力，而且有爱真理的诚心。无论遇见甚么事，都能平心静气去分析研究，从复杂中求单简，从紊乱中求秩序；拿论理来训练他的意想，而意想力愈增；用经验来指示他的直觉，而直觉力愈活。了然于宇宙生物心理种种的关系，才能够真知道生活的乐趣，这种活泼泼地心境，只有拿望远镜仰察过天空的虚漠，用显微镜俯视过生物的幽微的人，方能参领的透彻，又岂是枯坐谈禅妄言玄理的人所能梦见？（见《努力》第四十九期，《玄学与科学》）”

胡适认为：“这一段很美的文字，最可以代表在君理想中的科学训练的人生观。他最不相信中国有所谓‘精神文明’，更不佩服张君励先生说的‘自孔孟以至宋元明之理学家侧重内生活之修养，其结果为精神文明’”。在1923年4月，丁文江发起与张君励的“科学与玄学”的论战，他主张“科学万能”，他说：“科学的万能，科学的普遍，科学的贯通，不在他的材料，在他的方法。”

就是这样一个推崇“科学万能”的科学家，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他遭遇到了“极不科学的救治”：

丁文江于1935年12月2日夜自南京抵长沙，视察粤汉铁路沿线的煤矿和学校；5、6日登衡山勘测，7日赴谭家山勘矿，走下斜深170公尺的矿井，“热到衣服全湿了，出到洞口，天气极冷，……那天就伤风了”。8日至衡阳，当晚住在粤汉路株韶段路局宾馆。“室甚小，装有壁炉，生煤火”；晚9时，“丁先生入室后，即将窗门严闭，服珂达令安眠药一片，即熄灯就寝”。次晨发现他呼吸急促、昏迷不醒，遂请路局的陈医生诊治。诊断为煤气中毒，为他注射“强心及呼吸刺激剂”，并且“医生三人轮流施行人工呼吸，历五小时半，未见清醒”，乃于午后送入衡阳的仁济医院救治。9日夜，长沙湘雅医院内科主任杨济时医师前去衡阳会诊，检查发现病人仍昏迷、面色紫红、呼吸深促、瞳孔反应甚微；口腔置有扩张器，下门牙已去二；并且有“四肢痉挛，尤以右侧为甚，右踝呈阵挛反应”。治疗给予静脉注射葡萄糖液，同时肛门注射大量水分。11日凌晨清醒过来，病情好转。12日杨医师暂时离去，由中央医院戚寿南、粤汉路局陈宜诚和仁济医院包乐第（美国人）等医师诊视。14日，杨济时再次诊察时，发现左前胸乳头外侧肿起，约银元大小，扪之剧痛，因此于15日转往湘雅医院。此后病情曾一度好转，但23日出现高热、胸痛加剧，左胸穿刺出淡红色脓液，诊断为脓胸。是晚乃延请湘雅外科主任顾仁（P. Greene） 医师诊视，抽出大量脓液。24日右上肢痉挛加剧、失语和大小便失禁；27日“神志不甚清晰”。28日由顾仁施行手术，发现第5肋骨骨折，吸出脓液，放置引流管；涂片和培养发现肺炎双球菌。29、30日热退；此时协和医院外科主任娄克思（H. Loucks）医师飞抵长沙会诊，根据临床表现，认为除煤气中毒、脓胸外，尚有脑血管出血或血栓形成征象。此后病情逐渐恶化，于1936年1月5日下午5时30分逝世。遗体解剖发现脑部血管硬化、脑中枢淤斑出血。

胡适先生评论说：“衡阳医生的糊涂鲁莽，长沙的医生忽略，都是我们信仰新医学的人应该牢牢记着的教训。这个教训是我们信仰、提倡新医学的人应该作更大的努力，不但要注意设备的最新最完善，特别要注意医学校的教育和训练，要更严格的训练医学生，更加深他们的科学态度与习惯，要加强他们的责任心与一丝一毫不可忽略苟且的科学精神。——仅仅信仰西医是不够的！”

胡适先生的评论尽管“不客气”了一些，那个时候的医学可能根本不像信仰他的人们所期待的那样，就如同鲁迅当年对于中医治疗他父亲的疾病效果不满意一样，西医也经常遇到非常棘手的问题。鲁迅在《父亲的病》里写到：“中西的思想确乎有一点不同。听说中国的孝子们，一到将要‘罪孽深重祸延父母’的时候，就买几斤人参，煎汤灌下去，希望父母多喘几天气，即使半天也好。我的一位教医学的先生却教给我医生的职务道：可医的应该给他医治，不可医的应该给他死得没有痛苦。——但这先生自然是西医。父亲的喘气颇长久，连我也听得很吃力，然而谁也不能帮助他。我有时竟至于电光一闪似的想道：‘还是快一点喘完了罢……。’立刻觉得这思想就不该，就是犯了罪；但同时又觉得这思想实在是正当的，我很爱我的父亲。便是现在，也还是这样想。”

1936年10月，在丁文江死后不久，鲁迅先生也走到了人生的最后关头，许广平女士在《最后的一天》里写到：“今年的一整个夏天，正是鲁迅先生被病缠绕得透不过气来的时光。许多爱护他的人，都为了这个消息着急。然而病状有些好起来了。在那个时候，他说出一个梦：‘他走出去，看见两旁埋伏着两个人，打算给他攻击。他想：你们要当着我生病的时候攻击我吗?不要紧!我身边还有匕首呢，投出去，掷在敌人身上。’梦后不久，病便减轻了。一切恶的征候都逐渐消灭了。”

好梦带来的好状态并没有维持多久，1936年10月18日凌晨2点钟还好好的鲁迅先生，“三时半，见他坐起来，我也坐起来。细察他呼吸有些异常，似气喘初发的样子，后来继以咳呛，咳嗽困难，兼之气喘更加厉害。他告诉我：‘两点起来过就觉睡眠不好，做恶梦。’那时正在深夜，请医生是不方便的，而且这回气喘是第三次了，也不觉得比前二次厉害。为了减轻痛苦起见，我把自己购置在家里的‘忽苏尔’气喘药拿出来看：说明书上病肺的也可以服，心脏性气喘也可以服。并且说明急病每隔一二时可连服三次，所以三点四十分，我给他服药一包，至五点四十分，服第三次药，但病态并不见减轻。从三时半病势急变起，他就不能安寝，连斜靠休息也不可能。终夜屈曲着身子，双手抱腿而坐。那种苦状，我看了难过极了。在精神上虽然我分担他的痛苦，但在肉体上，是他独自担受一切的磨难。他的心脏跳动得很快，咚咚的声响，我在旁边也听得十分清澈。那时天正在放亮，我见他拿左手按右手的脉门。跳得太快了，他是晓得的。”

鲁迅先生这一回病得不轻，但是他深知就医不容易，“他叫我早上七点钟去托内山先生打电话请医生。我等到六点钟就匆匆的盥洗起来，六点半左右就预备去。他坐到写字桌前，要了纸笔，戴起眼镜预备写便条。我见他气喘太苦了，我要求不要写了，由我亲口托请内山先生好了，他不答应。无论什么事他都不肯马虎的，就是在最困苦的关头，他也支撑起来，仍旧执笔，但是写不成字，勉强写起来，每个字改正又改正，写至中途，我又要求不要写了，其余的由我口说好了。他听了很不高兴，放下笔，叹一口气，又拿起笔来续写，许久才凑成了那条子。那最后执笔的可珍贵的遗墨，现时由他的最好的老友留作纪念了。”

鲁迅先生对于医生是非常尊重的，他信任医生，当然这医生必须是西医。但是，当时看西医的确不是那么方便，“清晨书店还没有开门，（许广平）走到内山先生的寓所前，先生已走出来了，匆匆地托了他打电话，我就急急地回家了，不久内山先生也亲自到来，亲手给他药吃，并且替他按摩背脊很久。他告诉内山先生说苦得很，我们听了都非常难受。须藤医生来了，给他注射。那时双足冰冷，医生命给他热水袋暖脚，再包裹起来。两手指甲发紫色，大约是血压变态的缘故。我见医生很注意看他的手指，心想这回是很不平常而更严重了。但仍然坐在写字桌前椅子上。后来换到躺椅上坐。”

鲁迅先生就这样，又开始了最后一天的生活，尽管忍着巨大的病痛。

“在躺椅上仍旧不能靠下来，我拿一张小桌子垫起枕头给他伏着，还是在那里喘息。医生又给他注射，但病状并不减轻，后来躺到床上了。中午吃了大半杯牛奶，一直在那里喘息不止，见了医生似乎也在诉苦。六点钟左右看护妇来了，给他注射和吸入酸素、氧气。”

反复的注射、吸氧，仍然不能解决鲁迅的喘促，他此时此刻是否想到了自己的父亲？“父亲的喘气颇长久，连我也听得很吃力，然而谁也不能帮助他。”现在又有谁能够帮助鲁迅先生呢？他太需要医疗救助了。

许广平女士继续写道：“喘息一直使他苦恼，连说话也不方便。看护和我在旁照料，给他揩汗。腿以上不时地出汗，腿以下是冰冷的。用两个热水袋温他。每隔两小时注强心针，另外吸入氧气。十二点那一次注射后，我怕看护熬一夜受不住，我叫她困一下，到两点钟注射时叫醒她。这时由我看护他，给他揩汗。不过汗有些粘冷，不像平常。揩他手，他就紧握我的手，而且好几次如此，陪在旁边，他就说：‘时候不早了，你也可以睡了。’我说：‘我不瞌睡。’为了使他满意，我就对面地斜靠在床脚上。好几次，他抬起头来看我，我也照样看他，有时我还陪笑地告诉他病似乎轻松些了。但他不说什么又躺下了。也许是这时他有什么预感吗?他没有说。我是没有想到问。后来连揩手汗时，他紧握我的手，我也没有勇气紧握回他了，我怕刺激他难过，我装做不知道，轻轻地放松他的手，给他盖好棉被。后来回想：我不知道，应不应该也紧握他的手，甚至紧紧地拥抱住他。在死神的手里把我的敬爱的人夺回来。如今是迟了！死神奏凯歌了。我那追不回的后悔呀。”

鲁迅先生走了，带着亲人的遗憾，带着人们无尽的哀思。我们不知道他是否满意自己的医疗过程，但是70年之后，周海婴先生在《鲁迅与我七十年》一书中，以“父亲之死是我心头迷雾”表达了自己的不甘心。他认为鲁迅死得很奇怪，鲁迅信任的日本西医须藤是日本“乌龙会”的副会长，这个“在乡军人”团体，其性质是支持侵略中国的，须藤对于鲁迅之死即使没有别有用心，其处置不当，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要知道，鲁迅死的前一天还出门看过朋友。1949年10月周建人曾在《人民日报》著文，质疑须藤的医疗。当时，没有特效抗痨药，在中医的手里，未必没有效果。山西灵石县老中医李可先生，他用“破格救心汤”在鲁迅死后50年，救活了很多类似的病人。当然，这是后话，历史不能假设。鲁迅对于须藤此前建议他去日本医疗之事，当时鲁迅很肯定地回答说：“日本我是不去的！”我们也不知道，鲁迅死前他对于中医的看法改变了吗？十几年前，他怎能借一个具体的病例，把整个中医说成是“有意无意的骗子”呢？

在那个时代，我们不知道上海的医疗情况到底如何，不过通过许广平女士的描述，我们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当然，1940年蔡元培先生在香港走完他生命旅程的最后两天里，也是让人不忍卒读的，尽管香港比上海的医疗条件要好许多。

在那个年代，许多文人名士看不起中医，但是，这大多是私下里的“个人行为”，至于能够写出文章来，敢用真名实姓与中医过不去的人，如傅斯年者应该属于极少数的吧。

傅斯年（1896年—1950年），山东聊城人，字孟真。著名史学家。六岁入私塾，十岁入东昌府立小学堂，十一岁读完《十三经》。1909年考入天津府立中学堂。1913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1919年毕业于北大中文系，研究历史语言。由于受到民主与科学新思潮的影响，1918年夏与罗家伦等组织新潮社，创办《新潮》月刊，提倡新文化，影响颇广，从而成为北大学生会领袖之一。五四运动爆发时，傅斯年担任游行总指挥，风云一时。后因受胡适思想影响，反对“过急”运动；不久退出学运，回到书斋。1919年夏，傅斯年大学毕业后，先后入伦敦大学研究院、柏林大学哲学研究院，学习实验心理学、生理学、数学、物理以及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勃朗克的量子论等，还对比较语言学和考据学发生兴趣。1926年冬回国，翌年春出任广州中山大学教授兼文学院院长和历史系、中文系主任。

1929年国民党政府卫生部第一次卫生会议通过了余云岫的废止中医议案之后，中医界为求生存，曾经举行过多次声势浩大的斗争，包括请愿、罢市、示威，中医界的举动既震惊了朝野，也影响了一些学者的思考。绝大多数人不赞成取消中医，但是，有极少数所谓学者，变本加厉地反对中医，由傅斯年引发的关于“国医”的论争，是颇有代表性的。

1934年是中医界为了《中医条例》获得通过而斗争的一年，行政院长汪精卫百般阻挠，以辞职相要挟，阻碍《中医条例》通过与实施。8月5日傅斯年在《大公报》言论栏目“星期论文”里发表一篇评论《所谓国医》，一石激起千层浪，引发了一场激烈的国医（即中医）与西医的辩护者之间的论战。
傅斯年说：“中国现在最可耻、最可恨、最可使人短气的事，不是匪患，不是外患，而应是所谓西医中医之争。……日本的侵略不得了，如我们有决心，有准备，加以极大之努力，而且善于利用局势，日本总有受教训之一日。只有中医西医之争，真把中国人的劣根性暴露得无所不至！以开了四十年学校的结果，中医还成问题！受了新式的教育的人，还在那里听中医的五行六气等等胡说！自命为提倡近代化的人，还在那里以政治的或社会的力量作中医的护法者！这岂不是明显表示中国人的脑筋仿佛根本有问题？对于自己的身体与性命，还没有明了的见解与信心，何况其他。对于关系国民生命的大问题还在那里妄逞意气，不分是非，何况其他。对于极容易分辨的科学常识还在混沌的状态中，何况较复杂的事。到今天还在那里争着中医、西医，岂不是使全世界人觉得中国人另是人类之一种，办了四十年的学校不能脱离这个中世纪的阶段，岂不使人觉得教育的前途仍在枉然！”

傅斯年在文章的开始，就没有把中医问题当作一个学术问题。他认为根本没有讨论的必要，中医就是腐朽的与科学不可同日而语的东西。对于中医只有取消一途，应该象“匪患”“外患”那样一律取消。

傅斯年认为，“中国人到了现在还信所谓中医者，大致有几个原因。最可恕的是爱国心，可惜用的地方大错了。”他认为中医吸收了外来经验，不是纯粹国货，又不懂病理，无非是一部“经验良方”。“第二个原因是头脑不清楚。对于一切东西皆不深信，也皆不信，人云亦云，生病请医生全是试试看，恰如乡下老太婆生了病时拜一切神佛一般。这全是以做梦的状态对付死生的大事。第三个原因是教育不好的结果。中国的教育中没有给人安置一个坚实的科学常识训练，故受此教育者后来糊涂如此。”

傅斯年以他自己想当然的看法，主张“我以为目下政府及社会上人应该积极注意此事。想法子不再为所谓‘国医’丢国家民族的丑了。即如数月前设置所谓中医研究所之争，真是一件意气与无知之充分表演。”他认为“以政治的立点论，中国此时医学卫生的状态有下列几件事急须要做。第一，应该多设几个训练在内地服务医生之学校。”“第二，内地之需要公共卫生比需要医士还迫切。”“第三，要多多的训练些内地服务之看护。”“第四，更多用的医药品应该由政府自己设厂制造，或促成中国工业家之制造。”“第五，政府应该充分的推广生产节制。中国人口问题中的大毛病，第一是多产，第二是多死，这中间含有无数的浪费。”

傅斯年所说的，不外是发展西医、西药，他说：“至于对付中医，似应取得逐步废止之政策。内地目下尚无医生，大埠的医生也不够用，而愚民之信此如信占卜相面看风水一样，禁止之后使他手足无所措。或者免不了暂且保留此一个催眠术。同时却也不能不管理他。若干真正胡闹的事，不便使他再做了。以后因有训练医生人数之增加，逐步禁止这些‘国医’。目下可以先把大埠的‘国医’禁止了，至少加一个重税于那些大赚钱的国医以取‘寓禁于征’之作用。管理他们的衙门，当然是内政部礼俗司，而不该是卫生署，因为‘医卜星相’照中国的‘国粹’是在一块的。论到‘国药’之研究，乃全是训练有学问的近代药学专家的事，一药之分析，及其病状效能之实验，决不是这些不解化学的‘国医’所能知觉的。”

傅斯年为政府取消中医，想了很多具体的招数，这些措施也是当时政府乐于接受的。他最后说：“我是宁死不请教中医的，因为我觉得若不如此便对不住我所受的教育。盼望一切不甘居混沌的人，有是非之心的人，在这个地方不取模棱的态度。”

傅斯年的言论当然激怒了中医界，8月13日，一个署名赵寒松的作者在《大公报》发表《评傅孟真〈所谓国医〉》。赵寒松的文章首先指出傅斯年要政府“消灭”中医，是“越界”发表意见。他指出，作为历史学家的傅斯年，没有资格以外行的身份来谈论精深的“中医学”，“因为这种专门问题，仅凭肤浅的常识，尚且不能解答；若并肤浅的常识尚还缺乏，那便根本无发言的资格；无发言的资格而任意发言，仅凭个人简单的直觉，发为一篇感情用事王婆骂街的论调，那更非号称学者应有的态度了”

赵寒松从中医的角度详细地分析了致病的“六气说”，认为并不仅仅是病菌才引发疾病，内外因的“风、寒、暑、湿、燥、火”都可能引起人体的功能失调。他在文章中说：“傅君对于中医似乎非常痛恨，主张实行逐步废止政策，并加上许多胡闹胡说等侮辱中医的字句，殊不知中医的巍然存在，自有他颠扑不破的经验与学理、真实的效用与价值，要是不然，也用不着傅君的反对与谩骂，早就不能立足了，傅君于此，不加考虑、随便颟顸武断，信口开河，不但失言，而且失态。”

赵寒松对于傅斯年崇尚欧美，采取民族虚无主义的做派，深为不满，他说：“大概傅君所受的教育，都是美国式的教育，除了脸上的黄色和五官百骸的外表，虽是穿上洋服仍不能改变其为中国人外，其余的思想生活习惯，都已经全部与美国人同化了。假如中国人个个都学傅君一样，恐怕中国立国的精神马上就要根本动摇，中国全国恐怕就要由门户开放机会均等主义，更进一步地变为纯粹美国的殖民地了。”尽管赵寒松言语之中，也和傅斯年一样有些不冷静，但是对于民族虚无主义的深恶痛绝，是值得人们学习的。在那个很多人趴在地上看世界，许多列强把中国人当狗看的时代，这的确是堂堂正义之言。

8月18日，一个署名叫陈泽东的人，代表天津中医公会在《大公报》发表驳斥傅的文章《论傅孟真侮辱国医文》，文章说：“当傅君投稿《大公报》，于8月5日披露之时，敝会全体激愤，即会拟一稿，亦以痛骂之辞驳之，除在敝会刊行《国医正言医报》第四期登载外，仍投函《大公报》，请予秉公登载。而《大公报》因敝稿以痛骂驳痛骂，辞涉激愤，未予登载。而敝会之公愤，又不能箝口使平，敝会不得不另投一稿，以学理辩论，以作缓冲之意，庶可达两全之谊焉。”

陈泽东说，中医“精于变理阴阳之术，是哲学之极顶也，五运六气之法，即其所创者，系分配天地阴阳气化之法也，五运主天气而下降，六气主地气而上升，阴阳气化相合，得其平，则生万物而无病；阴阳气化不相合，即不得其平，则害万物而有病。天气属阳，故籍木火土金水五行气之奇数分配；地气属阴，故籍风热暑湿燥寒六气之偶数分配。然有主客之别，主运主气，只管本年分配定位；而客运客气，随岁建干支为转移。所以预测气候，与时令疾病者也。”

陈先生的论述，尽管被有些人认为“玄之又玄”，并且这种辩白在傅斯年看来是极其可笑的，但是这些道理的确是中医学的精髓之所在，老子曰：“下士闻道，则大笑之。弗笑，则不足为道”，也许说的就是这样一个境界吧。

陈泽东说：“敝会同人，向本此法为治疗之秘诀，凡遇疫病流行之年，所治多愈。不知此秘诀者，所治多死。西医不知，故治瘟疫、伤寒、喉痧、母子血病、小儿惊风、大人半身不遂等病，举手便错，此皆不知气化之故也。”由于当时西医还没有抗生素，其临床疗效远不如中医的辨证论治效果好，陈先生底气十足敢于反击，靠的是实际的临床水平高。

此后，在《独立评论》上，傅斯年又发表了《再论所谓国医（上）》的文章，他说：“8月5日我在《大公报·星期论文》一栏中发表了一篇文章，叫做‘所谓国医’，引起了一群‘所谓国医’的攻击，并有几个南京的记者，在那里胡言乱道一阵，肆力作个人攻击。和国医谈科学，和如此一流的记者谈伦理，皆所谓对驴弹琴，白费精神，我所不取。然《大公报》上的两篇宣扬国医的文字由我引起，理宜再申说我的意思一下。且前一文中，我犹未尽之意，亦应再补充说几句。”

傅斯年全面地置疑了中医所谓的“病理诊断”能力和可信度，他说：“近代的医学是个集合多门的严整训练，为医学之基础者，是物理、化学、动植物、人体生理、人体解剖等等基础科学。习医者即以此等学问为医预科，到医本科时，所受训练，即是此等基础科学使用在医学各门之上者。本科完后，继以病床实习，又是医学各门之实地经验。故近代医学为汇集众科学之科学，近代医学训练为汇集众科学训练之训练。若将近代医学与所谓国医平等比衡，无异将近代物理与太极两仪的物理学平等比衡，亦无异将近代化学与方士之点金术平等比衡。”

傅斯年从各个层面论证了中医与近代科学、近代教育不相合的“历史事实”，实质也就是与现代历史的展开方向不相合。言下之意，中医是反科学的野蛮民族的迷信和巫术。

对于陈泽东的辩护，傅斯年说“读妙文至此，真叹观止矣。我觉此文之立场远比赵君文为妥当，因为赵君作中医、西医之截搭八股，强合不可合者，实不能自完其说。此文赤裸裸的表演‘国粹’，毫不剽窃他所不懂得的近代医学名词，还不失自成一派。大凡以魔术为魔术之护法，以神秘论为神秘论之护法，以巫卫巫，可成一种‘周始圈’，自己快乐于其中，若以逻辑卫护神秘则授人以柄多矣。”

当时，为了迎合政府要求，为了中医求生存的需要，很多人进行“中西医汇通”，但是大多“汇而不通”，义理牵强，引起傅斯年的嘲笑。当然，对以纯中医理论进行辩护的陈泽东，傅斯年更没有一丝敬意了。所以傅斯年进一步攻击说：“此我之佩服陈公也。我于此仅有两句话，其一，请政府与社会上人士想想，是否可以把人民的生命交付在此等人手中，此等理论表演是否即是我主张废中医的强固证明？其二，陈先生问中亚究是何处，敢敬告之曰：中亚者，东亚之西，西亚之东，南亚之北，北亚之南也。若问其地，当（是）国粹地理上‘东胜神州’、‘西牛贺洲’之何地，只好请善于沟通西学国粹之赵寒松先生作一截搭文字，鄙人愧不能也。” ）

傅斯年从当时的科学观出发，对于中医学完全看不上眼，他在文章的最后说：“说中医消极的无用，还未曾说道他的积极的害事。其实责备中医——或西医——把人治死，都是过分看重医生的话。一个人是不容易治死的，无论根据西洋医方或遵古炮制。若说中医把人治死，除非此公是个好用砒霜、巴豆或大分量的方子的人。不过聪明的中医决不走此太负责任的下策！请看历代医书中一味药的成分，真是每况愈小，由两而钱，由钱而分，医生的世故一天比一天深了，说不会动刀，不会注射的中医常治死人，真正太恭维他们了，他的大罪过只是白白耽误人的病，使可治之症成不可治，如最近刘半农先生的例。因此我在前登《大公报》的一文中，才提出政府的责任，即是逐步废止中医论。我所要谈的是政府的责任问题。现在全世界上已开化的国家中，没有一个用钱在国民医药卫生上比中国在人口比例上更少的。这样不推广近代医药学及公共卫生的中国政府，真不成其为文明国的政府。然而此一要点不曾引人注意，反引起些中医、西医优劣论？这本是同治、光绪间便应解决的问题，到现在还成问题，中国人太不长进了！”

傅斯年过分看重了当时科学的能力，与丁文江一样称其为“科学万能”，是很肤浅的论述。上面的话里，也有一点是很有见底的，比如他说的“一个人是不容易治死的”就是“自组织理论”的一大依据。人体的复杂性，今天仍然没有被认识清楚，人体自组织、自调节、自修复的复杂机理，还是很重要的科研课题。中医学正是利用了人体的这些“自组织”能力，可惜在那个时代是无法证明的。那是中医失语的时代，是复杂性科学还未出现的黑夜，是简单科学、机械唯物世界观盛行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里讨论中医问题，是不会有正确结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