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岩，字云岫，号百之，谱名允绶。兄弟五人，其为长兄。1879年9月14日生于浙江镇海澥铺余严村。家庭很穷困，六岁入乡塾读书。1894年中日战争时，他已14岁，1900年帝国主义者联合进攻中国的那一年，他22岁了。他目击了祖国人民被外兵的践踏凌辱，联想到“鸦片战争”以来，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事实，唤起他研究学术，科学救国的热情。他在浔溪学堂，虽已受了较现代的教育，但仍不满足于已知的学识，就买了许多数理化一类的书来自修，到1905年，才得到公费派赴日本留学的机会。此后得以听到章太炎在日本讲解国学，成为章太炎众多弟子之中的一个。

他在日本学习医学时，亲眼看到日本明治维新之后，国势蒸蒸日上，走上了资本主义的道路。日本的医学，几千年以来，属于从中国传入的“汉医系统”。自1868明治维新之后，日本政府采取新的医学政策，引进建设德国与欧美的医学体系，逐渐废止“汉医”，使日本医学得到很快的发展。他以为中国也可以照样做。

他在1921年发表的《科学的国产药物研究之第一步》之中，描述了他的思想转变过程。他说：“当初，我一意要入医学校去学医学的时候，原是抱了一种极大的野心。我想，中国的医学是数千年来相传的学问，历代名医很不少，历史和名人笔记里面所记载的医话，说得很有奇效。《内经》、《伤寒论》、《千金方》、《外台秘要》等书籍也很多。我以为中国的医学是一定有研究的价值，一定有很好的成绩可以研究出来，并且研究这个学问一定是很有趣味的。谁想学了西医以后，再把中国医学书翻开来读读，竟是大失所望，把我十年来痴心妄想要发现国粹热的狂热，竟变成‘一片冰心在玉壶’了。”

学习了西医就看不起中医，甚至反对中医的人，远不止鲁迅、余云岫，在日本执行取消中医政策很卖力的人员之中，就不乏从中医阵营这边叛逃到西医阵营里的人。日本明治维新之后，于1879年2月24日由内务省发布“医师考试规则”之后，在“致道馆”学习汉医的学生，就有一大半“弃汉从洋”改成了西医学生，致道馆也因此而被迫关闭。协助内务省卫生局长长与专斋，消灭汉医的得力助手原履信，他曾经是著名汉医浅田宗伯的门人，明治维新之后转换门庭，于1877年前后，到力主取消汉医的长谷川泰那里“再度受业”，并游学西医院校，不仅一变而成开业西医，而且转眼就四处游说，以现身说法劝说他人“弃汉从洋”，甚至百般诋毁汉医。他因此而得到赏识，不仅成为区议员，而且还成了卫生会的会长。他的老师浅田宗伯气愤至极，写了一封“与原履信书”，忠告他“足下诚知其罪，则宜翻然悔悟，愤然感激，以有所报于吾道，则朋友亦将知足下改过不咎。若不然，不惟取笑于当世，亦将遗臭于千载，窃为足下不取也。”

学术斗争，植根于世界观的不同，是很难改变的。但是，1895年之后，汉医作为一个医学体系在日本被取消了，此后坚持恢复汉医学术体系的许多学者，却是出身于学习西洋医学之后，又学习了汉医知识的有识之士。其中很多人，都是看到了汉医能够独立解决西洋医学所不能解决的临床难题，看到了汉医巨大的现实价值，才起而维护汉医的。邓铁涛先生倡导“临床史观”，尽管是后话，但是可以说没有临床疗效做基础，很多人的“中医专业信念”是难以牢靠的。

余云岫来到日本的时候，正是日本成功取消汉医之后10年，他看到的是一个曾经千百年来向中国学习的日本，在各个方面的崛起，他和鲁迅一样也是觉得“从译出的历史上，又知道了日本维新是大半发端于西方医学的事实。”因此就希望依靠医学革命，来改造中国。今天我们可以客观地说，余云岫主观愿望是好的，但是他开出来的“治病药方”却是“饮鸩止渴”。

在“引言”里，余云岫详细论述了为何要写作《灵素商兑》，他说：“或问余子曰：灵素商兑何为而作耶？曰：发《灵枢》《素问》之谬误也！曰：自人体解剖之学盛，而筋骨之联络、血管、神经之分布、脏腑之位置功能大明。自显微镜之制兴，而四体百骸之微妙无不显露。于是乎官骸脏腑之关系日明，而生理病理之本源流末，渐得其真相。至于今日，强半已为定论，洞然豁然，不容疑虑。《灵枢》《素问》，数千年前之书，以粗率之解剖，渺茫之空论，虚无恍惚，其谬误可得而胜发乎？曰：撷其重要，而尚为旧医称说之中坚者，而摧之也。”

从余云岫的论述里我们不难看出，他是借用西医的解剖、生理，来评价中医理论，已经不是论高低优劣，而是专门批判中医学的解剖错误。他之所以选择《灵枢》《素问》，是为了从根基上废止中医，“堕其首都也，弃其本源也。”他与日本首先从行政上废止汉医不同，是先造舆论，把中医理论搞臭，然后“使国人而皆有学术之头脑，则医学革命之举，已可如吹枯振落，迎刃而解矣。”这是一条从精神上打垮中医的战术，余云岫借助西医解剖实证的优势，高喊着“真理就在这里，你们投降吧！”

余云岫看到“新医日盛”，中医逐渐衰微，他认为这种变化来得太慢，中医学的存在，是推行西医的“大魔障”，所以下定决心，向中医大举进攻。他说：“《灵素》之惑人，两千余年于兹矣！今幸真理日明，混沌荒谬之说日就衰微。而蓬曲拘滞之士，犹复据守残喘，号召于世，日以阴阳五行之说，生克衰旺之论，荧惑天下，迷惘来学，使后学不复知更有近情真切之道可以请求，乃医学之大魔障也。”

余云岫把几千年的中医历史，看成一个保守落后，永不进步的历史，而这不进步的原因，就在于传统文化禁锢了人们的思想。所以他说：“是故积数千年而国势不长，学术不进，儒盩于思孟，医锢于岐黄，凿空逃虚，不征事实，其中毒久矣！不歼《内经》无以绝其祸根，仓（仓公）鹊（扁鹊）而下，无讥可也。”余云岫“医学革命”的选题，直奔中医的根基，出招不能说不狠，用力不能说不大。但是，成效不是他期望的那样“轰动”，而是缓慢地深入了一部分人的“筋髓”，是一个慢性中毒的过程。今天仍有余毒未尽的后遗症存在，也可以叫做“阴魂不散”，有着强大的“后效应”。2006年反中医思潮沉渣泛起，其带头起事的人士，祭起的第一面旗帜，就是反对《内经》；供奉的第一个神物，就是余云岫。原因就在于他们都是民族虚无主义者，同气相求，一脉相承。

余云岫也知道爱国，也知道国难当头，需要发挥国学的精华，但是，他认为中医不是国粹，而是与“裹小脚”一样的国耻。他说：“客曰：西学东渐，国势日蹙，有志之士日汲汲焉，以保存国粹为急务。吾国医学发源往古，岐黄而后，世有哲人，技之精者，几于起死，史传所载，私乘所记，不可谓尽诬也。即今乡曲之中，目不识丁者，持草药以治蛇虫之螯，亦往往验焉。夫以四千余年相承继之学问，代有发明。高文典册，裒然成帙，奏功驱疾往往而效，将必有至理存乎其间；好学深思，表而出之，以发挥祖国之光辉，岂非爱国志士所宜任哉！而子乃欲一笔抹煞之，无乃忍乎？”

其中的“客曰”是余云岫假想的“论敌”，这“论敌”的发问是多么深刻、严正！然而，余云岫在日本期间，已经把“废止汉医”的“教旨”深入骨髓，他只好歪曲历史事实，以屈就他的邪说了。他说：“吾国吾种，四千余年，治乱兴废，至今尚存者，其立国精神，乃在旧医乎？粹者，美之之辞。无美足扬，徒以其历史之久，蔓延之广，震而惊之，谓之国粹，是何以异于蜣螂之实粪土，鸱鸮之吓腐鼠耶？彼妇女缠足之风，轻盈莲步，何乃不谓之国粹而保之耶？几千年专制君主政体，亦有尧舜、禹汤、文武、汉文帝、唐太宗之治，何乃不谓之国粹而保之耶？彼旧医之所陈述，骨度、脉度、筋度、内景、皆模糊影响，似是而非，质以实物，关口夺气，无余地可以置辩也。称道阴阳，陈说五行，下与祝卜星相瞽巫为伍，故古多以巫医并称，则固世人所轻视，非有国粹之价值也。其所以治疗有效者，则数千年以人命为尝试，积之既久，幸中偶合者日益加多，犹多言之必有中也。黠者网罗成绩，勒为成书，以诏来兹；后起者循而为之，往往合焉。”

一部中医的历史，在余云岫的眼里，已经与千百年来的“蜣螂之实粪土，鸱鸮之吓腐鼠”无异；他认为中医即使有所可取，也已经是博物馆里的陈列，与共和时代的君主一样不合时宜了；这种关于人体结构的描述“皆模糊影响，似是而非”的医学，是没有什么好留恋的；中医理论“称道阴阳，陈说五行，下与祝卜星相瞽巫为伍”，已经腐败不堪，都不属于国粹。即使中医临床治疗有效，也属于“数千年以人命为尝试，积之既久，幸中偶合者日益加多”，是杀人多于救人，偶然巧合，侥幸有效，更不算国粹。

但是，余云岫多言有失，在不遗余力攻击中医的时候，却提供了一个反面的证据，这就是“后起者循而为之，往往合焉”。为什后来的人按照前人的论述，在中医理论指导下进行临床治疗“往往合焉”？这是问题的关键所在。难道“幸中偶合”能解释“往往合焉”吗？

“往往合焉”是中医学能够传承几千年的基础。“幸中偶合”是余云岫强加给中医的不实之词。假如中医只是“幸中偶合”，而不是“往往合焉”，中医学就会被历史淘汰，勿需取消即自行消亡了。

余云岫说：“同一药石，活人、杀人，不能预卜。幸而中病，或能起痼；不幸而药不对症，虽良方亦是害人。至其何以活人？何以杀人？何以中病？何以不对症？旧医不自知也！徒以阴阳五行生克之说，补泻佐使之论，敷衍了事，凿七日而混沌依然。此其弊在无精确之理论实验，不能悉疾病之真态，不知药物入于体内，作如何化学物理学之影响也。故虽有良药奇方，由之而不知其道，历千余年而尚在朦胧恍惚之中，古方今病，聚讼不休，呶呶千载，迄无定论。何哉？无确实可宗之道，为之因也。”

余云岫的指责看似有理，其实都属于“欲加之罪”，他过度神化了当代科学的能力，以为当时的分析化学“无所不能”，以为当时的生理病理解剖已经把人体了解透彻，西医之外已无其他医学置喙之地。科学进入了21世纪，尽管实验做了无数，金钱花了多少亿元，仍然回答不了“何以活人？何以杀人？何以中病？何以不对症”的问题，这是“当今科学无能症”，不是“阴阳五行生克之说，补泻佐使之论”的罪恶。相反，正是因为“阴阳五行生克之说，补泻佐使之论”才使得中医人员，可以驾驭化学成分十分复杂的中药，尤其是几味、十几味中药组成的复方，它们多是多组分的符复合效应，而不是单一化学成分的单一作用。当然，这些情况，在余云岫的时代是不可能知道的。那时对于中药之中，是否含有有效化学成分，是完全没有试验分析数据的。他竟然能够在科技知识如此贫乏的旧中国，靠着如此简单的化学知识，就敢于向中医学传承了几千年的理论挑战，可见中医学当时正处于“末法时代”。

余云岫说：“吾国之药物容有良品，处方亦容有奇验者，四千余年来之经验，诚有不可厚非，而无如其学说理论，则大谬而无有一节可以为信。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乃至蛇蝎螫啮，乞灵于乡曲目不识丁之徒，虽欲发表其功绩，将若何而言之？为今之计，惟有扑灭一切不根之虚说，导来者以入于科学实验之途。以今日生理、病理、医化学、药物学等研究法，发我宝藏，或有闪烁宇宙之望乎？已而已而。循旧医之道，吾国医学永无光明之日。虽欲保之，将奈之何哉！将奈之何哉！”余云岫由此走向了“废医存药”的道路，其实，“废医”必然导致“废药”，而不可能真正实现“废医存药”。

余云岫的“废医”过程，首先是废阴阳五行。他说：“通观《灵素》全书，其为推论之根据，演绎之纲领者，皆以阴阳五行为主。故阴阳五行之说破，而《灵素》全书几无尺寸完肤。岂惟《灵素》，岂惟医学，凡吾国一切学术，皆蒙阴阳之毒；一切迷信拘牵，皆受阴阳五行之弊，邪说之摈也久矣。十年以来，有识之士，辞而辟之者，颇不乏人。”余云岫看得很准确，阴阳五行理论在中医学之中，具有“元典”的地位，被奉为“天地之道”，是中医理论之中一切学说的基础。这一基础性的论述，被“唯物”实证的当代科学，视为虚妄不实的玄虚怪论，在当时的精英阶层中，几乎成了人人喊打的腐旧学说。所以余云岫说10年以来，批判阴阳五行的“有识之士”“颇不乏人”。

在五四运动之前，提倡新文化的精英们不仅批判阴阳五行，而且汉字也横遭指责，阴历、中医都属于被批判的对象。余云岫1917年发表此说，难怪他日后要以《医学革命》为书名，就是要用一个最响亮的名词，一个最时髦的旗帜，把自己包裹起来，欺蒙大众，误导青年，挖千年中医的根基，摧残我国固有医学。

余云岫否定阴阳五行，与当时精英们的观点是一致的，首先把阴阳五行等同于迷信巫术，说它是算命的工具，是需要唾弃的玄虚之学。余云岫说：“在昔上古，文化未开，人民崇信鬼神。故治天下者，即以神道设教，印度有婆罗门，埃及有僧侣，中夏则有巫祝，即所谓阴阳家也，皆秉莫大之权力，为民司命。欧西医术出于僧侣，中夏医术出于阴阳家，环球一辙，为人类进化学术发达之公路，由之而莫能离者也。《素问》云：‘古之治病，可祝由而已。’《周官》巫马之职云：‘掌养疾马而乘治之，相医而药攻马疾。’《管子·权篇》曰：‘好用巫医。’《太玄元数篇》曰：‘为医、为巫、为祝。’《海内西经》曰：‘明东有巫彭、巫抵、巫阳、巫履、巫凡、巫相。夹窫窳之尸，皆操不死之药以拒之。’郭璞注曰：‘皆神医也。’世本曰：‘巫彭作医。’《广雅》曰：‘医，巫也。’《隋志·医方家》，有郯子说阴阳经一卷。而古医字或从巫，此皆古代医出于阴阳家之左证。其支者，流为神仙方术之士，金丹导引之术，故医家所以解释病源，品定药性者，不出阴阳五行。由是观之，《灵素》之渊源，实本巫祝，宜其笃守阴阳五行之说，而不敢叛也。”

余云岫不愧是很有学问的反中医人士，旁搜博采，把古籍之中一切能把中医与巫联系在一起的记载，都搜罗起来，做成一段“铁证”，把中医与巫当成同一个对象来丑化。他觉得这样一来，把中医妖魔化，中医就成了巫神，让人们一看就心生厌恶，谁还找中医看病？取消中医，弃之如弊履，“吹枯振落”，易如反掌。余云岫的这些论述，大多贩卖于俞樾的《巫医论》，我们在前边已经加以论述，巫在历史上是最早、最大的知识分子；中医早就与巫分道扬镳，分灶吃饭了；中医是第一个反对巫术的，既见于典籍，也记于历史，不容抹杀，更不容颠倒黑白，随意向中医泼脏水。

余云岫说：“所谓阴阳者，犹物之有表里静动，数之有盈虚，度量之有修短轻重，动植物之有男女雌雄。磁电之有反正，化学之有酸碱，凡物之性之相反者，皆得而名之。其意不过如此，其用亦不过止此，非有神妙不测之玄机包于其中也。自阴阳家言之，以配天地，以统万物，遂为不可思议之种子。”余云岫有所不知，“其意不过如此”的阴阳学说，是用古代汉语写出来的辩证法，比黑格尔的辩证法早得多，而且是基于唯物的“辩证法”，这是人类认识世界的一大法宝。“遂为不可思议之种子”的原因，是他自己受机械唯物主义世界观所束缚，是作茧自缚的结果。

余云岫说：“《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曰：‘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治病必求其本。’又曰：‘积阳为天，积阴为地，阳化气，阴成形，清阳出上窍，浊阴出下窍。’是则彼所谓阴阳者，神秘不可思议，为造物之玄宰。”几千年以来，各位中医读这一段论述，从来没有人说过“彼所谓阴阳者，神秘不可思议”，只是他受了机械唯物主义的毒害，才有了这样的观点。他所谓“造物之玄宰”，就是西方所说的上帝，是中国人所没有的概念，他横加指责完全是“张冠李戴”，文不对题。

余云岫说：阴阳“其大要以天地为主，以上下为位，以形气为体。由此而推之，彼见火炎上，而水就下也，则曰水为阴，火为阳，火热而水寒也，曰阳热阴寒。古有天动地静之说，则曰阴静阳躁。此种谬说，今日无可驳之价值。”余云岫强词夺理，对于古人正确地解释世界的理论，不加论述，不作分析，不说是非，不论对错，就扣上一个大帽子：“此种谬说，今日无可驳之价值”。

余云岫进一步攻击说：“彼所谓天者何也？曰积阳也。阳者何也？曰气也。即积气为天也。自今日考之，天无物焉，地者八大行星之一，天地可偶乎？气亦有形，稠空气而寒之，则成液；蒸水而沸之，则为气。形气有定乎？火炎上，水就下，以为阴阳，而不知水火之所以上下也。夫地面有空气，空气有浮力，地为大物，其心有引力，故地面之物，皆受此两力之影响。物之轻者，地心引力，不敌空气浮力，故胜而上升。物之重者，空气浮力，不敌地心引力，故沉而下降。水重于空气，故下降。火者，轻于空气之气体，炽热而发光，故上炎也。是则彼所谓水阴火阳者，直以轻于空气者为阳，重于空气者为阴矣。彼空气者，扩布于地而上下，属之阳乎？属之阴乎？彼空气有质有重，以地心引力之故，多聚集于下，故远地之空气稀薄，近地之空气浓稠。是空气兼有浮沉两态，将谓其在上者稀、者阳，而在下者稠、者阴乎？藉曰是也。而其界限将若何而定之？又彼以气为阳，而以下沉者为阴，则如养气（氧气）、绿气（氯气）之类，重于空气者，属于阴乎？属之阳乎？此可知阴阳之说，与其纲纪万物之法，至谬误疏陋，不足为精审学术之根基也明矣！”

余云岫的解释正好能够证明古人所说的阴阳学说，可以解释天地之间，气体上下、升降运动，不谬于古，有验于今。一种哲学思想，能够有这样的概括力，能够成功地解释自然界气体运动的基本规律，不违背自然科学的具体知识，这有何不好？怎能轻易污为“至谬误疏陋”？！

余云岫批评过阴阳学说之后，对于五行学说也不会轻易放过，他说：“至于五行之说，尤属不根。其在印度、欧西则分四行，曰地，曰水，曰风，曰火。中夏则别为五行，曰金，曰木，曰水，曰火，曰土，是东西已不相同，孰得其真？已不可辨。其为恍惚无凭之说，于此见端倪。徒以中外隔绝不通，无异说以资参者，故坐井观天，墨守其五行之说，自以为得造化之精奥耳。原夫古人所以创为四行、五行之说者，不过分别万汇，使以类相从，而挈其纲也。古人以为天地万物，皆五行相薄而成，是五行者，五原质也。而朱子以水、火、土、石，为地之四象。邵子亦云：‘水、火、土、石交，而地体尽。’则又近乎四行之说矣。今则化学日明，知成物之原质，已有八十；然则已变而为八十行，非复可墨守五行之旧目矣。”

在前面的第一章里，我们曾经通过大量的文字论述，认为古人的五行学说，是关于宇宙万物之间广泛联系的学说，重在“行”而不在“五”，是一套人与自然界之间互相联系、互相依存、互相克制、互相资助关系，非常贴切的描述。五行来源于八卦，是简化了的八卦。这一套先进的哲学思想，在机械唯物主义时代是不可能得到认可的，只有系统科学、复杂科学建立起来之后，才能被人们所认识。五行学说与四元素学说不同，与地水风火也不一样，它可以包容元素论，而不是元素论，它阐述的主要是万物之间发展变化的关系论。余云岫拿他自己还不熟悉的门捷列夫元素周期律，来否定五行学说，是很荒谬的，这种错误不仅他犯过，鲁迅也犯过，严复比他们犯错误的时间都早一些。

余云岫误解阴阳五行学说之后，自然就看不惯以阴阳五行学说为思想武器的中医理论了。他说：“阴阳五行之说，其根本恍惚无凭若此，由是而变本加历，配以脏腑，应以色味，部以干支，丽以年月，辖以时节，值以星象，穿凿附会，愈支离而不可究诘。本实先拨，虽繁枝茂叶，皆幻象耳！乌足与论议哉？故一切不复置辩。”

其实人与自然界之间的密切联系，是一刻也不能分离的，这种联系往往难于用肉眼所见加以证实。天地阴阳四时五味，都与人体有者不可分割的联系，不能以“穿凿附会”相诟病。

余云岫认为中医所说的脏腑，一定是西医所说的解剖器官，其功能也只有按照解剖所见来推求，不允许出现“五脏藏精气而不泄，六腑传化物而不藏”的脏腑划分学说。他说：“《灵素》之所谓五藏六府者，其意义了然可明矣。彼以为肝心脾肺肾者，剖之而肥厚多实质，或不见空洞，不睹他物，又不得其出入之路，于是以为但有精气流行充满于其间，而无传化疏泄之用。藏而不泻，故名之为藏。胆胃大小肠膀胱三焦，皆为囊槖腔洞之形，或贮液体，或贮固体，而肠胃膀胱，又显然有出入之口，乃以为司传化疏泄之机，充实他物之库，故名之为府，此其谬误，凡稍知生理解剖者，皆能晓然。今请逐条驳之。”

余云岫把中医关于藏象的描述，一一打到，按照西医解剖标准，分别批判。这就像一个篮球裁判，来到了足球场地，他认为足球队员的动作，没有一个是符合标准的，都是必须加以纠正和制止的。比如他对于中医关于心的认识，就非常不满意。他说：“心者，有房有室，能张驰哆掩，以输血液。右房与大静脉相连，左室与大动脉相接，自静脉还流之血液，挟种种培养物质，注之右房，右房受之，输之右室，右室输之肺，又与外界之空气相结合，而摄其养气，输之左房，经左室而入于大动脉，周浃全身。授培养物质与养气于四体百骸，而血液乃复经毛细管，归于静脉，循环不息，周而复始，是心居动静两脉之中间，而为血液流动灌输之机构，虽似藏而实泻，名之曰藏，失其体用矣。”

余云岫在讲了一通西医的解剖之后，开始批评中医的脏象学说。他说：“吾国旧医，不知脑为聪明思虑胹调感觉之源。《灵素》言脑者极罕，《灵枢》海论篇曰：‘脑为髓之海。’又曰：‘髓海有余，则轻动多力，自过其度。髓海不足，则脑转耳鸣，胫酸眩冒，目无所见，懈怠安卧。’是盖以脑为精力所出，而聪明思虑胹调感觉诸机能不与焉。以神明归诸心，治节归诸肺，谋虑归诸肝，决断归诸胆，喜乐归诸膻中，技巧归诸肾，支离破碎，无根据，无实验，穿凿附会、荒唐不经，莫此为甚。以今日考之，凡知觉转运皆出于脑，由脑出神经，以配四体百骸，有触于外，神经传而至脑，脑受之，积而为智慧出而为思虑，发而为优乐，泄面为声音，形而为见闻，运而为动作。脑与神经一有疾，颠狂、痴愚、痪瘫、麻木诸病生焉。而智慧、思虑、言语、动作诸司，又各有部位区域，分别划然，斤斤不乱。”

他反对中医主张的“心主神明”，也不同意五脏为“五神脏”的说法。他说：“心虽为人体重要之藏，安得专以君主目之，且以为神明之所出乎？若肺、若肝、若胆、若肾，其功能已略述于上章。安得所谓相傅、将军、中正、作强之位号，以相比拟，而以治节、谋虑、决断、技巧归之耶？”

他的话虽然是这么说的，但是，他只要使用汉语，就与中医脱不了干系。比如上边我们引用的他在1921年发表的《科学的国产药物研究之第一步》之中，他就几次提到“心”，其中他运用心的概念，用的就是他批判的“旧医”关于心的概念，而不是“新医”对于心的认识。他说：“当初，我一意要入医学校去学医学的时候，原是抱了一种极大的野心。我想，中国的医学是数千年来相传的学问，历代名医很不少，历史和名人笔记里面所记载的医话，说得很有奇效。《内经》、《伤寒论》、《千金方》、《外台秘要》等书籍也很多。我以为中国的医学是一定有研究的价值，一定有很好的成绩可以研究出来，并且研究这个学问一定是很有趣味的。谁想学了西医以后，再把中国医学书翻开来读读，竟是大失所望，把我十年来痴心妄想要发现国粹热的狂热，竟变成‘一片冰心在玉壶’了。”

在这段引文之中，余云岫所说的“极大的野心”，肯定不是西医所说的“解剖之心”，而是中医所说的“脏象之心”；“痴心妄想”之心，也是中医所说的心，而非西医所说之心；“一片冰心在玉壶”的心，仍然是中医说的心，而不是西医说的心。其中“一意”的意字，在造字的时候，下边的“心字底”，也是按照“心主神明”的理论造的字，而且“脾藏意、主思虑”，脾也是五神脏之一，他因此才可以“意”，也就是有所思考，而决定学习医学的。思想、意识、爱心、情绪、感情等等，大多数的精神活动的汉语词汇，都是按照中医“心主神明”理论创造的会意字。而且，我们平常所说的“气魄”、“胆略”、“灵魂”、“志向”、“谋虑”、“精神”等等，所有与情志有关的汉字，都与中医说的“五神脏”有关系。如果彻底地纠正中医的所谓“错误”，就必须另造汉字，或者如新文化运动精英所设想的，必须彻底取消汉字，说世界语，或者改成英语、拉丁语。

余云岫一一批驳中医的脏象学说之后，对于中医经络、经脉理论，也按照解剖的观点，一一加以批判。他说：“旧医之视疾也，古有望闻问切四法。今则切脉盛行，而三法废矣。三部九候，以决生死，以处百病，以候五藏六府之气，荒玄诡异，不可理解。魏晋而后，附会益杂，邪说诡道，肆其妄僻。呜呼！其亦诬惑甚矣。推原其故，皆由不能洞识血脉起止、出入、分布、萦络之行次。于是脉之官能作用，皆模糊恍惚，不能得其要领，妄意推测，堕入恶道，是则解剖不精之罪也。盖欲明脉之真理，不可不先明其解剖，解剖明，而后脉之出入萦环，行次部位，得其真相，于是生理病理之作用变化，可得而言矣。不然，道路流别之不知，而欲议其性状，凭虚臆撰，根本谬妄。诡遇之获，多言之中，千虑不能得一，可知耳矣。《灵素》之言经脉行次也，以今日实地解剖之所见校之，无一合者。此在古人则技术未精，器械未善，崇空想而少实验，时势之所限，见闻之所宥，无可如何也。”其中，余云岫指责中医时所使用的词语“诬惑”、“妄臆”、“恶道”、“凭虚臆撰”、“千虑不能得一”、“凭空想而少实验”等，都是借用中医“心主神明”、“五神脏”理论的词语。在中国语言的话语范围里，神明虽虚，不能离开心，而只说脑主神明。

余云岫一一批驳中医的脏象学说之后，对于中医经络、经脉理论，也按照解剖的观点，一一加以批判。他说：“旧医之视疾也，古有望闻问切四法。今则切脉盛行，而三法废矣。三部九候，以决生死，以处百病，以候五藏六府之气，荒玄诡异，不可理解。魏晋而后，附会益杂，邪说诡道，肆其妄僻。呜呼！其亦诬惑甚矣。推原其故，皆由不能洞识血脉起止、出入、分布、萦络之行次。于是脉之官能作用，皆模糊恍惚，不能得其要领，妄意推测，堕入恶道，是则解剖不精之罪也。盖欲明脉之真理，不可不先明其解剖，解剖明，而后脉之出入萦环，行次部位，得其真相，于是生理病理之作用变化，可得而言矣。不然，道路流别之不知，而欲议其性状，凭虚臆撰，根本谬妄。诡遇之获，多言之中，千虑不能得一，可知耳矣。《灵素》之言经脉行次也，以今日实地解剖之所见校之，无一合者。此在古人则技术未精，器械未善，崇空想而少实验，时势之所限，见闻之所宥，无可如何也。”其中，余云岫指责中医时所使用的词语“诬惑”、“妄臆”、“恶道”、“凭虚臆撰”、“千虑不能得一”、“凭空想而少实验”等，都是借用中医“心主神明”、“五神脏”理论的词语。在中国语言的话语范围里，神明虽虚，不能离开心，而只说脑主神明。

经络、脉学是中医的精华部分，它们传导的是信息，是气血盛衰的外在表现，用解剖的观点，寻找“经络本质”，运用最先进的仪器，花了大量钱财，至今也没有找到一个对应的物质基础。但是，经络现象是客观存在的，中医依靠经络学说，成功地解释了人体生理病理的变化过程，有效地指导着针灸、中医药的临床实践，解决了很多常见病、疑难病的诊治问题，而且经过世界卫生组织的大力推荐，世界上一百多个国家都引进了针灸，这不能不说是余云岫们的悲哀，他们使尽浑身解数，加以反对的经络学说，不仅没有被废止，在科学不能证明其实质的情况下，竟然冲出中国，走向了世界，成了他们拼命反对中医的绝妙讽刺。

余云岫经过他的“考察论证”，得出结论，认为中医所说的经脉就是人体的动静脉，而且有错误。他说：“余始敢断言之曰：《灵素》之所谓经脉者，其意皆谓动脉也，其以深部之脉为经脉者，误合静脉于动脉也。”他根据自己的“论证”，指责中医“其误一也”、“其误二也”、“其误七也”；“谬也”、“又谬也”、“又谬之甚也”，如此不一而足，左也不是，右也不是。一句话，他认为中医的各种描述，都与西医的解剖概念不相符，或者不完全相符，都是“粗俗不堪的陈旧知识”，脏象学说的内容大多属于“门外汉想像之语而已。”

余云岫对于中医所说的病因的“六淫学说”，也是极不满意的。他说：“《灵素》之论病原也。《素问·至真要大论》曰：‘夫百病之生也，皆生于风寒暑湿燥火。’《灵枢·百病始生篇》曰：‘夫百病之始生，皆生于风雨寒暑清湿喜怒。’何说也？风之为物，第一章已言之矣，是乃空气动荡而生，而谓能病人乎。虽挟沙走蓬，种种细菌，不无因彼而转运散布，故有空气传染之说，然此例实鲜。且其原究在细菌，不得即以风为病原也。寒暑者，空气温度之变也。变化骤剧者，固能害人，即前所云物理学的刺戟耳。燥湿之为病原，亦物理学之刺戟也。空气过燥，则令人喉干口渴咳嗽，皮肤燥涩。何者？外无以润之故也。过湿则皮肉驰张不坚，神经受其逼，往往不仁。至于火，则吾不知其所谓矣。盖《灵素》之火，非焰而光之火也。其定义不明，其界限不清，意者即今之所谓炎症乎。炎症者，疾病之证候，非疾病之本源也。发炎之原，独在细菌，今乃以火为病原，本末颠矣。然《灵素》之书，著乎数千年前，病原细菌学之发明，不及五十年，岂敢以今日智识，笑古人之不知细菌哉！独怪今日之人，处病原大明之日，犹墨守古说，而不肯变，笃信旧论，不敢畔离，亦可谓愚忠于古人矣！夫疾病之生，大半由于细菌，其次则化学物理学之刺戟。今其所举者，偏于物理学之一小部分，而欲以之范围百病，宜其支离破碎，游衍纷杂，而不能理解已。”

中医所说的六淫邪气，是人体发病的外在因素，广泛存在于四时五方之内，随时可以引发各种疾病。“失正即为邪”，不让人生病的风寒暑湿燥火，无论其程度如何，都不是邪气。相反，让人生病的六气，无论怎样柔和，都属于六淫邪气。六淫与六气之间，没有绝对的界限，是一个相对概念，以人体是否发病为标准，按照表现出来的证候进行推理，叫做“审证求因”，“审因论治”是“辨证论治”的补充措施。当然，这些道理余云岫不懂，一切反对中医的人物都不愿意接受这样的理论，因此，他们永远看不惯中医。

细菌与中医所说的六淫邪气一样，都是人体是否发病的外在因素，不是决定因素。即使是感染性疾病、传染病，也不是细菌、病毒决定人体是否发病，以及发病之后的转归。能够决定人体是否发病，发病之后转归的因素，是人体的抗病能力。这抗病能力也不是只有抗体、白细胞，而是关系到人体生理机能的全部。只有整体机能健全，包括精神健旺，人的抗病能力才能充足。这些现代研究逐渐证明的东西，对于余云岫那样的“外因决定论”者来说，还是不能被接受的。他们局限于自己有限的知识，对于“异己”的一切知识都是排斥的，甚至会因为自己不懂，就加上“玄虚”“谬误”的大帽子，一律判为不科学、反科学的罪名，然后加以打倒或者取消。

余云岫对于中医理论的进攻，在那个时代，在以机械唯物主义为指导思想的话语环境之中，是非常有力量的。它给了中医学以沉重的创伤与打击，很多中医人士被击中，跟着余云岫唱起了改造中医的“科学化”论调，尽管有恽铁樵（1878-1935年）先生1922年作《群经见智录》，与余云岫论战，仍不能取得优势。

恽铁樵先生认为“《内经》所论之五脏，为四时的五脏、气化的五脏，而非血肉的五脏。”的确能够摆脱西医所说的解剖的脏腑概念，为中医学阐发自己的学术特质开辟了一条道路，但是在那个时代很难得到人们的认同，更不能期望得到西医知识体系的接纳，因为西医的知识体里根本就容不下没有结构的“四时”’、“气化”的概念。

余云岫对于恽铁樵先生的论述大为不满，作《与恽铁樵论群经见智录书》进行论战。余云岫说：“（恽铁樵）大著又以《内经》所论之五脏，为四时的五脏、气化的五脏，而非血肉的五脏。此阁下拥护《内经》之遁辞也。......血肉之人、血肉之五脏、血肉之病，《内经》不知乎？知而不言乎？抑三者皆非四时之产物乎？夫医者日与血肉之人相接，其所治之病，大都又皆有血肉之变化，不于血肉实在之处下功夫，而凭空结撰，据五行甲子之说，以虚构四时气化之五脏，更复以所假定之事项，分派配合，辗转以求血肉之病。此其为术，与言灾异者，有以异乎？”

《内经》确实不是建立在以结构来述说功能的基础之上的，而是借血肉的脏腑演绎“升降出入”的生理机能。按照解剖结构述说脏器功能，是西医取得进步必不可少的步骤。但是，这个方法有局限性。比如，按照解剖的脏器，心为循环器官，肺为呼吸器官，这时是很粗糙的一个功能划分，按照更细的细胞结构来说，心脏还具有内分泌功能；肺脏还有“非呼吸功能”，它关系到免疫功能、内分泌功能，还关系到血液循环，关系到代谢。因此，心肺内分泌学就成了新出现的学科。当然，这些事情，这些新进展，在余云岫的时代是不可能知道的。

更进一步，按照以结构求功能的方法，进入细胞内部之后，这种方法就有了更大的挑战意义。因为，尽管肺细胞、心细胞在结构上，有着明显的不同，但是，它们的细胞核之内的DNA是一样的，不同的细胞携带着相同的基因，以相同的基因寻求不同功能显然是行不通的。这些新知识，余云岫也无法知道。

《素问·五运行大论》说：“夫数之可数者，人中之阴阳也。然所合，数之可得者也。夫阴阳者，数之可十，推之可百，数之可千，推之可万。天地阴阳者，不以数推以象之谓也。”客观世界是非常复杂的，尤其是天地万物其精微之处，往往是不能穷尽的，这就需要一种大智慧，进行总体把握。因此，阴阳五行的“大道至简”，以形象的取类比象，就可以执简驭繁，驾驭纷繁复杂的事物。当然，这个大智慧的方法论，余云岫是不会同意的。

恽铁樵回答说：“四时的脏腑，实有至理，《内经》全书，皆是此物，惜无术能证明鄙说。”在恽铁樵的时代，的确无法证明他的学说，而科学技术的发展，到了21世纪，出现了系统科学、复杂性科学，证明了人体是一个复杂系统，人体同时又是整个宇宙的一个子系统，因此，才能够给恽铁樵先生一个科学的证明，可惜的是他老人家，以及余云岫老夫子都听不到了。

1928年，余云岫作《我国医学革命之破坏与建设》，总结和回忆他十几年之中进行的取消中医工作，他对于所取得的进展，颇为不满，这也是他在此后的第二年，提出取消中医议案的一个原因。他说：“余之倡言我国医学革命，十有余年于兹矣。所欲破坏者，旧医一切荒唐诞怪非科学之论。以为国人富于理解性，从实事求是方面揭示其学说之错误、方法之伪诈，必能憬然觉悟，舍旧谋新。乃于民国三年草《灵素商兑》，荏苒三载，于民国六年出以问世。方谓此书一出，世之盲从荒唐诞怪、迷信二千年来术士薪传之玄论者，可以唤醒其醉梦，恍然于旧说旧术之毫无根据，不可为训，而赞成医学革命之举矣。”然而事实上，进展并不顺利，更谈不上大获成功。

余云岫说：“夫革命有革命之目的，破坏有破坏之意志，而学术上之革命，尤以真理为目的。研求真理，必以科学为根基。吾之所谓医学革命上之破坏，皆以其非真理、非科学也。岂漫然举措，以快目前之意而已哉？吾之所破坏者，阴阳也、五行也、十二经脉也、五藏六府也（说皆见《灵素商兑》），气运也（说见《与恽铁樵书》），六气也（说见《六气论》），脉学也（说见《与中医学会论脉书》）。皆从实地上摘其谬误，一言一语，不敢苟造，皆根本自然科学之大法，铁案如山。旧医至今不敢撄吾锋镝，作旗鼓相当之论战。国中士夫，凡具有学问思想，解学问径路者，见吾之说，亦皆不能为旧医辩护，固已深知旧医学说之不可信矣。使国人而皆有学术之头脑，则医学革命之举，已可如吹枯振落，迎刃而解矣。然而至今犹不能肃清，尚须奋斗者，不得不归其过于国人。在世俗方面，则皮相问题荧其识；在旧医方面，则饭碗问题昏其智也。”

余云岫把人们对于中医的信任，当作看问题不深入，不了解“科学万能”的威力；认为中医不缴械投降，就是因为自己的生计问题要靠糊弄民众以为生。他说：“世人见旧医传习之广，就医之众，史册所载，口碑所传，亦往往有愈病之成绩，遂不思病之何以愈，及旧医对于病之根本智识若何。其所以挟以治病者，据何理、操何术，茫然不加审察，漫然以为旧医学说未可全废，而怀疑吾辈破坏之苦心。于是废弃旧医之主张，遂不敢公然赞同矣。”人民大众对于中医的信任，是出于千百年来医疗实践的检验，是生死相托、血脉相连的考验，他们与中医药这样那样的联系是难于割断的，这也是中医药难于被废止的一个原因。

余云岫痛恨中医，痛恨他们为何不放弃自己的学术主张。他说：“夫阴阳五行、十二经脉、五藏六府、五运六气之说，既不能成立；分部候藏之脉法又复荒谬不经，则旧医对于病之智识当然可以根本取消。其所据之理，当然无一顾之价值，所操之术，当然皆不合理。此不可移动之铁案如山之结论，皆可由前提而推知之，稍知论理学者，当无不明白此义。然则旧医所以愈病之道，当然非从学术产生而来。此不可移动铁案如山之结论，稍知论理学者，亦当无不明白此义。而吾辈破坏之苦心，乃出于万不得已，非有出主入奴之见存乎其间，此意亦可以明白于胸中矣。而犹态度暗昧、模棱两可，不得不咎国人之缺乏理解性，处事之不明，改过之不勇也。”

余云岫把他取消中医的主张得不到推行，完全怪罪于国人，认为人民大众愚昧痴迷，看问题“皮相”，不信任科学，不如他余云岫聪明、科学。他怨恨民众，曾经说：“下之民众及社会之领袖，其信巫不信医，信巫瞽之医而不信科学之医者，十八九也。”他还说：“余默察人情，知国之不可为也：习于浮夸，狃于巧诈，以欺罔为得意，以后复为能事，习与俗成，恬不知耻。举斯民也，而欲纳于轨物，趋向科学，是犹沐猴而冠，不须臾而裂裳毁冕，复萌其攀缘腾跳之故态矣”。他把中国人看扁了，也看歪了。

余云岫罗织罪名，极力否定中医的有效性，他说：“旧医之所以愈病者，与其学理方术毫无关涉。皮相诸君，若稍具有研求之心，当别寻径路，以明其真相，安可醉生梦死、胡涂到底。曩者余著《国产药物研究之第一步》，已论及之。盖旧医之所以愈病者，其故有四。其一曰：贪天之功也。”“其二曰：利用人类本能所发明之事实也。”“其三曰，精神上之慰藉也。”“其四曰，传语之过量也。”他否定了中医的有效性，也就否定了中医存在的合理性，因此他说：“凡此四者，皆吾人所当破坏者也。揭破其假面具，而后旧医之真相可见、价值可知。此后研求，所应唾弃者何部，所应保存者何类，所应整理者何事，所应提倡者何物，所应研究者何项，所应绍介于世界以光祖国者何种。真相一见，诸事皆可判断，而建设之工，亦有所凭籍而施矣。”

余云岫畅想着先消灭中医，并“预见”打倒了中医之后的种种情况，设想着取消了中医之后的“新医学建设性”工作。他说：“我国医学之实质，大有建设之可能，特为不学无术、空言乱道者所混淆，遂成荒玄神秘，四大皆空。其新医中人，实事求是，具科学头脑，有研究本领者，对于我国医药茫茫然若无从下手；而旧医中人，为饭碗问题，出其死力以抗拒医学革命者，颇思有所树立以稳固其根基、光大其门楣。然而思想幼稚，能力薄弱，除阴阳五行、分派配合而外，不知实验研究之方法；除五运六气之外，不知疾病发生之原因；除五脏六腑、十二经脉、营卫血气而外，不知解剖生理之精意；除肾亏、肝旺、脾弱、血虚等等浮泛病名之外，不知病理组织之变化；除切脉、候藏、视色、听声而外，不知诊断疾病、认识证候之道途；除升降浮沉、寒热温凉、入肺入肝、属金属木之外，不知药物作用之实际及药物疗法之本义。上不知天，下不知地；不知数理化，不知生物学，对于自然界之现象，无丝毫正确之智识。只识得‘焉哉乎也’几个国文，读得《灵枢》、《素问》、《伤寒》、《金匮》几部旧医书，具此头脑、仗此本领，而欲高掌远跖、海阔天空，谈中国之医药问题，以保存国粹自命，如恽铁樵、王一仁辈，正所谓坐井论天，不度德、不量力者也。”

在余云岫看来，中医是没有资格建设新医学的，建设新医学也根本不需要中医。“然则欲建设我国医学保存国粹，如何而可？曰：第一步办法，当如曾国藩之开广方言馆，刘省三之建议造铁路。先尽彼之所长，后去我之所短，有真本事，有实力量，有知人之哲，有自知之明，然后可以言改革，然后可以言保存。”“吾意中国医学有可建设之道二焉：一则历史上之陈迹也，二则国产药物之功用也。”怎样研究中医的历史呢？余云岫举了一个例子，他说：“如《中藏经》曰：‘吐血，其脉浮大牢数者死；衂血，其脉浮大牢数者死；泻血，其脉浮大牢数者死。’《脉诀》曰：‘唾血之脉沉弱吉，忽若浮大死来侵。’又曰：‘鼻衂吐血沉细宜，忽然浮大即倾危。’此谓血证脉宜沉细，不宜浮大也。”

对于中医历史上的这种记载，应该如何认识、如何解释呢？余云岫以他的“科学知识”进行了想当然的注解。他说：“所以然者，血为液体，流行于血管之中，如自来水之有水管也。水管不破，则管中之水涓滴不能出外；血管不破，则管中之血亦涓滴不能出外。是故一见血证，无论其为衂血、吐血、唾血、便血、泻血以及外伤之出血，苟有涓滴之血出外，必其血管有破损无疑也。虽然，血之为物，一出血管之外即能凝固，故血管破损之处，往往反被凝血之块所封锁，而得天然之止血效能。此时苟将息得宜、病势顺利，外不摩擦、内不冲决，则凝血之块永不脱落，封锁固而血即从此止矣。若‘其脉浮大牢数’，则血管内之压力必高，血压高则冲决之力大，凝血之块不能封锁完固，必被掀揭而去。而管内之血又溃围而出矣，此‘血证之脉浮大难治’之真理也。‘脉牢’者，乃动脉血管有硬化之证也，多于老人见之。硬化之血管必松脆，易破而难合。故老人往往少遇倾跌即发卒中，此乃脑中血管受震荡而破损，发为脑出血也。此‘血证之脉牢则难治’之真理也。‘脉数’者，血行必速，血行速则血压亦必高，而冲决之力大矣。此‘血证之脉数则难治’之真理也。凡此所以然之故，虽非伪造《中藏经》《脉诀》者所能知，然观察之所得，确合自然之真理。后学者所当表而出之，阐而明之，以崇古人之功绩也。”

余云岫的这番解释，完全是按照机械唯物的观点，想当然的推理而成，真正的血证脉象机理尚未梦见，但是他竟然道貌岸然、大言不惭地如此这般地瞎猜一通，欺骗世人，蒙蔽时人，我们今天读来，不禁觉得又好气，又好笑。这样“瞎猜的科学”解释，毒害了多少青年，毒害了多少中医！

余云岫说完了中医历史研究的“妙法”之后，对于研究中药又发出来不少“高论”，使得建国之后很多研究者按照他的“技术路线”，一头扎进去，苦苦奋斗几十年，也没有做出多大成绩。

他说：“所谓国产药物之功用者，杨泉《物理论》曰：‘大黄去实，当归止痛。’自今言之，当归确有止痛之功，大黄确有下便之效，不可诬也。又如麻黄之为药，我国古方多用以发汗，用以治喘，越婢青龙之类是也。而近日之安飞特灵Ephedrin（即麻黄素）即实为麻黄中所含之植物碱质，乃治哮喘之新药，东至日本，西至欧美，风行于世界各国矣。始发明其物质者实在日本，后证明其作用者多属欧美。盖此物之发明，乃日本长井长义氏也，时在日本明治十八年，为西历一八八五年，距今已有四十三年。当时曾托高桥顺一郎、三浦谨之助等诸大家试验药效，只知其有散瞳作用而已，未甚重视也。近年以来，欧美人试知其有治哮喘等种种功效，极类肾上腺碱（即肾上腺素）。于是声价日高，盛行全球矣。向使日本长井氏当发明之初，诸大家试验药效之时，参考我国医书，于治喘发汗等方面实行检查，则此药功用当早显扬，此药流通当早兴盛。何至历三十余年，被欧美人所提倡，而后乃始风行乎？于此可见研究国产药物，对于古人经验之陈迹决不能轻视，往往可于其中得最良之道线，亦犹矿师寻觅矿苗，往往籍古老之传说、樵牧之巷谈为导线也。今日我国药材之为外人所研究者，为物不少，然其功用与我国方书有相合者、有不相合者，大有研究之余地。即我国药材之可以研究者，为数亦尚不少，如苦参子、如附子、如半夏、如余近年所用为祛痰剂之皂荚等，皆可为学者用武之地，可以扬名，可以赡利，可以光国，实大好之活动场也。”

在中药植物药里提炼化学成分，纯化之后进行人工合成，的确是一条研究植物药的路子，“可以扬名，可以赡利，可以光国”也是事实。但是，这绝不是研究中药的唯一道路，这样研究出来的化学药物，大多是已经西化的药物，也就是西药的补充，而不再是按照中药的药性使用的中药了。这种物质可以叫“二等西药”，是被西医药同化过去的药物，是中药的异化过程。因为中医应用中药，主要是复方，讲求的整体的、组合的效应，而不是单一化学制剂的效应。

余云岫所说的研究中药的方法，需要大量的财力、人力，当时根本做不到，就像“天桥的把式，说得练不得。”那只是一个虚幻的美梦。

余云岫颇为自信地说：“余以为不欲保存国粹则已，如欲保存国粹，舍此从实建设外，殊无别法。其它阴阳五行、六气、十二经，绝对无新发展之希望。盖错误之根苗，不能产生真正之花实也！近来新医学界、新药学界中，有此建设思想者颇多，然有许多窒碍，至今尚未成为事实。一为设备不完全，二为生计工作忙迫，此乃其主要原因也。新药业界中，宜若可以奋发为此。然皆专心壹志于广告卖药之物，至于真正学术上之作品谦让未遑也。旧药业界中，宜若可以奋发为此，以救危亡。然皆智识幼稚、方法错误，惑于旧医门户之说，愿出资以办中医学校者，颇有其人，未闻目光远瞩，奋然起而行改良研究之法也。”

正如他所说，新医药界没有财力、人力做他所说的研究；中医药界，如他所说的那样，即使是“奋发为此，以救危亡”，非常卖力地希望挤进新医药的行列，但是因为“智识幼稚、方法错误”而劳而无功。余云岫所揭示的中医研究的两条道路，都缺乏“可行性”，是一条走不通的“不归路”，是不会成功的。而他所批评的“愿出资以办中医学校者，颇有其人”，倒真是务实之举，这绝不是他所指责的“未闻目光远瞩”，而是真正功德无量的保存火种的措施。毛泽东所说的“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在这里是很适用的。

1929年，余云岫提出废止中医案，其中一条说中医罪状是“提倡天地通，阻碍科学化”。看来，努力割断人与天地的联系，是机械唯物主义医学观的一个基本观点。余云岫说：“人类文化之演进，以绝天地通为最大关键，考之历史，彰彰可按。”他把“天地通”等同于“巫”，等同于巫蛊迷信。这是他思想深处的一个症结，妨碍他进入现代思维领域，具有他这样思想的人，必然会反对中医。而这样的人，在那个时代绝非个别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