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来源：《近代国字号事物的命运》，桑兵、关晓红著，世纪文景丨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1月。

中国医学的“科学化”观念何时提出，由谁提出，尚无确考。至少在1927年，中医已经出现要汇通“科学”的倾向。是年，祝味菊提出要把中医的固有能力，补上科学的长处来提倡整理，成为一种“新国医”。至1928年，则有“医学科学化”的口号。褚民谊说：“今各国医学已无不科学化矣，独吾国社会独积习相沿，抱残守缺，社会人士，仍多崇拜旧医，菲薄新医。此则观念错误，思想陈腐，尤不可不大声疾呼，发聋振聩，俾知天演定例，优者胜劣者败，医学科学化，在廿世纪中，已成为不易之定例也。”

大体科学化在20年代末期已成为中医发展最大的问题，来自西医的压力，显然较中医界内部想要科学化的力量更为强大。直到1931年，“中医科学化”这一名词才普遍于国内，成一时髦名词，且渐渐由中医开始主导。陈邦贤（1889—1976）也说，当时中医受到余云岫、胡定安、汪企张（1885—1955）等人抨击中医的著作与言论的影响，开始高揭“新中医”的旗帜，其实这个名词的内涵就是“以科学的方法，整理吾国固有的旧籍，这都是受新医学潮流的影响”。

一个名词的出现往往涵盖了重层的历史意义，原本“国医”只有国粹文化和民族特色的面貌，甚至某方面刻意强调与“西方”是不同的；但在经过抗争与国医馆成立后，中医人士显然要用“科学”来再造国医的形象，而有意无意地往西方医学靠近。过往研究者多以“中医科学化”来形容这段期间的思潮，其实用“国医科学化”一词似乎更能掌握整个中国医学的各种面向与动态。

一、来自西医的质疑：“国医科学化”是一厢情愿的改革？

推动国医科学化最力的单位，就是中央国医馆。

在30年代即将开始之时，传统中医学似乎有一条光明、切实的改革道路可供挺进，而这一切，似乎是必需而且已得到中央政府的支持，这个讯息象征了国医将浴火重生，足以担负更多任务。

然而，一件事情往往有正反两面，不能忽略西医，或持西医论者的看法。这类人的观点，常常指“国医科学化”是一种一厢情愿的改革。

过去谈中医科学化的文章，较偏重论述中医历史的直线化之单一发展，像Croizier就过度强调国医将“粹”的部分抛弃而转向科学化。可是，传统文化之“粹”真的在这时被抛弃了吗？首先应该质疑，什么是国医采用的“科学”？那个时代所谓中医追求的“科学”，或说有能力追求之“科学”，其实与今日人们自认为共识的科学相当不同。

傅斯年所谈之“科学的医学”必须包括：第一，用名词不容有含混或空想，一个名词只许代表一个质体，具有一种定义，而不许在用它时随时抑扬，凭心改动，更不许它代表着本是一种不能捉摸的对象，如“五行”或“六气”就是不及格的科学。第二，一个名词必有一种精确定义的词句，不容幻想或比喻在其中。第三，每一理论，在能实验的科学必须可以将其信否诉之于实验，而且科学的事实是集合众多科学工作之结果，层层相因，故世上无任何一种独立、不与其他科学发生关系的“科学事实”，近代的医学正是集合多门严整训练科学而产生的科学。所以依据这些准则，国医根本没有谈科学的本钱。

据此，当时所谓“科学”的意义可以归纳出这样的方向：以精确定义之具体质体而诉诸实验得到的结果。但当时的中医却颇不以为然，并提出合于自身体系的解释，例如张忍庵认为，所谓“洋派医生”出于自己的主观来批判中国医学，称中医为“ 玄医”“鬼医”“旧医”等，这代表一种中医的危机。他分析道：“洋派医生对于自己的医学，开口是‘科学医’，闭口是‘科学医’。似乎‘科学’只是他们专利，不许别家分售得的。要知科学的对象是物质，如果物质果真没有，科学自无从谈起。”他认为中医只要能将玄虚的话语以物质的基础加以解释，则“所谓科学作用，洋派医生是垄断不住的了”。

二、以西医理论，解释中医之道？

故将西医理论中涉及的“物质”基础，取来解释中医之理论，是此时国医科学化的重要步骤，例如传统医学中以“风”系统为主的学说，张解释道：

风在中国医书中有三种意义：一是冷却作用——体温径受风吹，自会起感寒冷；二是传染作用——挟送病菌，飞扬播散，亦叫做“空气传染”；三为似是而非的称谓——比如口眼嘴斜，明明是神经牵引所致，前人不察，当是风吹了的缘故，于是亦叫作“风”。仅仅口眼喎斜，只叫作“邪风”而已；若是险恶出血的脑出血症，神经症状剧烈，就叫作“中风”。

此处可以清楚发现，除了用物质的风来解释外，许多原本有关“风”字系的疾病都加上了病菌、神经、器官、状态（出血）等名词，这就是国医科学化的第一步。又例如“寒”这个概念，张忍庵继续解释说：

风是冷却作用，和寒正是一般。感冒症候中，有的称作“伤风”；有的称作“伤寒”，读过是程度的区别。自然寒是表示更深一层的了。这里就用《伤寒论今释》陆渊雷君的说明：“人当骤遇寒气之际，必凛然而寒，肌肤粟起，皮色苍白。此乃不随意神经之反射作用，所以应付外界气温骤落之变化者也。因皮肤收缩，汗孔闭结，体温不能照常放散，逐成为发热恶寒之症”。

张举陆渊雷的例子来谈“寒”这个概念的物质基础，可以看到此时对古典医书《伤寒论》的解释，也加入了寒气（空气）、皮肤、神经反射、汗孔等身体物质（形质）的素材，这是当时国医用来解释古典医书的“科学”方式。

对于几千年来的固有知识，如何用“科学”来整理呢？国医馆诸委员开会时讨论到：

中国医药学术对于此种标准从未规定，历来均系老师弟子私相授受，今遽然改办学校，公开研究，即感觉学术课程毫无依据，虽各医校或能自出心裁，创制课表，然则学术标准不定，不能成为有统系的学术，终不免杂乱无章，贻讥大雅。此中央同人所认为亟应以科学方式整理的。此外，科学方法所可采用者尚有数点：（一）是要有统计在。国医国药向来是不注重统计的，而在西医则最重统计。譬如讲到病人热度的高低，在中国只晓得是高或是低，至于高到甚么程度，低到甚么程度，在有名的医生或者有一种标准，而在普通的医生就不注意。西医则对于此点时时测验，填入表内，每日温度忽高忽低，都有一种统计图表来表明。还一种，譬如有一个方子，这个病人吃了好的有多少？那个病人吃了不好的有多少？也没有统计。那么就不晓得那个方子是好，那个方子是不好。

这里指出国医的治病与诊断，首先必须注重统计学上的精准数字，包括化验药品，开诚布公的实验成果，以及对于疑难杂症的会诊风气，皆应学习西医。其次，可归纳为是对西医器械等物质文明进步的采用，焦易堂指出：“西医的长处，在于物质文明进步，有优良的器械运用，诊察精确，消毒严密。”而当时西医诊断所习见之器具，皆成了中医理应采用的对象，例如：“在中国用器械的很少，而在西医有听肺的器械，有爱克司光镜，有体温表，中国名医全凭三指，可以洞见脏腑，可以测知温度，但是有了器械，则比较的更有准则、更有实据，即如古人‘见垣一方’的故事也不难实现了。”

由这些例子来看，多数国医对西医的理论与技术是抱持着正面学习的态度。为了达到整理中医药与科学化的目标，国医馆甚至还欲延揽西医人才来为国医效力，所征求的人士范围相当广，包括：“一、国医而有西医智识者。二、西医而有志于国医整理者。三、化学家而愿致力于药物之分析工作者。四、对于药物学确有研究者。五、国医对于某科素有专长者。”显见当时国医界对于西医乃至“科学”，仍持心胸开放的态度。

不过，其时所谓“科学”的范围相当广泛，国医对西医科学的采用，可说是完全模仿西医的做法，是一种最原始的，“看到”什么就学什么的态度。例如解剖学的生理器官是“可以看到的”，采用起来就比较没有问题。黎伯概（1872—1943）指出，凡固有国医学没有谈到的部分，例如西医之“新陈交换”“内分泌腺”等学说就可以采用，特别是“解剖为形质实验之学，不妨径从西说”。也就是说，在解剖形质的采用上，较无疑义，而且身体上可见的形质，必须是首先要改变的，不然所谓国医改革根本无从进行。黎说：“中西各异，何去何从，不可无一确定。背古合今，背今合古，皆应有所去取，不必调停其说，模棱两可，反无所适从。既重在改进，则或当有背古之时，亦不足异。……中医之好处，尚有其它，不在争此支配之脏腑，亦唯如此，方可推行于世界，不背潮流，足以取信。否则闭户著书，虽极高妙，仍不能出国门一步，国医恐无发展之地。”概言之，器具与解剖、生理形质，是国医可以也应该改进的部分，否则不能与时俱进，融入世界。

三、“统一病名之争”：中医基础理论能改吗？

然而，当改革牵涉到中医基础理论或经典理论的争议时，国医则不见得会让步。在废医案之后至全面抗战前，国医改革运动中最大的学理争论，可能就是“统一病名之争”了。

这次争论不但关乎整个国医改革的成败，若以中西医汇通的视角来审查，甚至直接意味着中西医汇通或科学化的失败。因为疾病的诊断与定义牵涉到中医理论的核心，以当时最重要的细菌论争议为例，《中央国医馆整理国医药学术标准大纲》称：“我国医学，系综合的，病理一科，向无专书可考，即以《巢式病源论》，不过单以病症为主，仍难取法，故本科宜仿近世病理通论例，而变通之，划分为病论、病因论、病症论。……新学总论中之病变，系以病之机能形态发生变化为主，所谓实迹的；我国病症论，其最详备而可法者，以仲师《伤寒论》而言，分六经传变，所谓气化的。故酌古证今，宜合病理总论中之病变，及各论之全部，另成一病症论。”

此大纲的精神完全是以学科系统化与分门别类的方式来达到统一、标准化的目的。在此基础上，试图基于古代张仲景的经典理论，参酌新的西医疾病分类法，来成就一种新的论述。

对于国医馆这种期待中西并包的学说整理方式，某些人认为，不要什么驳杂之理论都要予以采纳。例如，“即仲景《伤寒》，亦全系病症，而草案以仲景《伤寒》为气化病理，（西医）病理通论所言为实迹病理，意在酌古证今，分别实迹、气化之病理，而另成一病症论，用意良苦。然如此办法，仍不能贯串中西，打通一气”。因为“所谓气化，皆从实迹而出”，古典中医在未明实迹之前，“不得不推到气化”。而今日“实迹既明，凡伤寒之病症，皆可援今世病理以为注脚，而畅发其理，又何必复援气化之说，而重返古人装饰，与近世病理不能合一”。所以，也有放弃古典气化理论的声音在国医界存在。

不过，若以当时讨论颇多的热病来看，国医首先完全是以古典理论来立稳脚跟。《中央国医馆整理国医药学术标准大纲》提到：“吾国内科书，向分伤寒、杂病两大类，所谓伤寒者，即经云热病之类也，非指一种病而言，实含有近世急性传染病之总名；杂病者，亦即近世各器官病之总称。此次纲虽仍旧，目则变通之，照近世例，每述一病，分原因、症状、诊断、治疗、处方、杂录等，以清眉目。查近世内科书通例，除传染病不分类外，其余杂病，均按照各器官分类。”此处不分类的传染病（在西方病理学中本来就是独立的一门），就是古典中医之伤寒与热病名称，现在国医所要改革的，只是在这样的认知下将各项细节分别叙述清楚而已。类似的概念还有黎伯概指出：“《素问》原云：‘热病者揭伤寒之类也。’此言凡伤寒一类之病，皆可发热。‘类’字何指？盖指六淫。至近世急性传染病另属一门，不能混同，自当分别六淫，然后及传染病。窃谓六淫病在六气，以中国学说为明备；传染病在微菌，以西医学说为明备。”

黎虽认为传染病与微菌理论应该采用西医的理论，但并没有打算放弃“伤寒”“六气”等基本概念，这是古典理论不变的基调。只要这个部分有人坚持，国医内部就不可能出现完全抛弃古典理论的一致声音。

况且，用物质或科学概念来解释古典医学，同样有许多讲不通的地方， 这就成了大问题， 而容易招致论敌的批评。傅斯年就谈到：“试看中国流传下来的医书，每谈到五行，还不是在那里高论水性就下，火性炎上，相生相克等等。何曾不是就金、木、水、火、土五字做文章？”另外，关于国医对六气的科学解释，傅指为“移花接木”的把戏，认为国医的解释法，是“先把六气的名称写在上边，再混合些似了解似不了解的近代医学名词注在下边，更把桂枝汤、茯苓汤等等《汤头歌诀》加在底下。这个三段组织，全是不相衔接的”。

如果就傅的标准来看，上述所举“风”与“寒”的例子，正是古典医学“六气”中的其中两种气，也是《伤寒论》首篇《太阳病》内的重要概念；若国医在下面加上所谓“物质科学”的解释，刚好就是傅所谓不折不扣的“移花接木”。所以即便有类似张忍庵的改革自觉，心知“风、寒、暑、湿、燥、火所谓‘六淫之气’，一向以为渺茫。有其名而渺茫其实，难怪洋派医生，认为虚玄”。而就物质与病因的立场逐层科学解释，欲构筑一个“虚玄之处必定可以破解”的美梦，恐怕最终还是得不到西医派的认可。

四、反中医者：改良徒劳无功；中医界内部：如何折中，缺乏共识

事实上，中医理论的许多部分无论怎么改，都脱离不了反中医者的抨击。况且，傅斯年指出所谓“中西汇通”“科学化”的中医改良都是徒劳无功的，这种反向的声音不能忽视。中医任何学习西方的举措，在西医派的眼中大多站不住脚。正如傅斯年所说，所谓国医科学化，是拿西方各种学理名词来解释中医的传统理论，他举了一个显例，有助于理解这类批评：

火为极热，几至于燃烧之谓。例如汤火灼伤（按此是用火的本义）或气候奇热，温度特高，触动人体内部的热，致生燥扰狂越的症候（按此处又用火字作比喻了）。寒为贫血的现症，以神经沉滞，动脉血行迟缓，全体微血管发生贫血，必至恶寒，全部贫血则通体恶寒，局部贫血则一部恶寒，是谓虚寒。……这样的把比喻与本体合为一谈，而胡乱用近代科学上的名词，恐怕只是脑筋中的一阵大混乱而已。这样的立场是“胡扯着说梦话”。

所以，尽管中医界已经做出所谓科学化的解释，某些理论还是不被接受，而这些部分的争议，到底应该为保存国粹而“存”，还是为了避免争议而被“废”，也就成了中西论争的焦点。探讨这个问题时，不能只抱着中西两种对立视角，因为中医也要面对来自内部人士与传统经典定义的反作用力。

前述许多人对于国医馆公布的《整理国医药学术标准大纲草案》提出建议，不外是对传统医学理论某些部分究竟采取“删除”还是“保留”表达意见。例如有的不满于生理学之“脏主腑副”以及脏腑的配对关系，或是若干以玄想支配人体功能的理论，建议立即废除，认为“旧说之牵强附会、支离挂漏之处，应断然纠正，一以新说整理之”。这些想法自然都是开明的，没有人认为“古典医学一字不可删减”，原则上许多问题皆可付诸讨论；不过，谈到“删除”与“纠正”，要如何施行才能恰到好处，国医界则没有定见。

比如说肾脏之功能，若以西医学说整理之，则仅剩泌尿、调节水分；而传统中医的“肾病”还包括一个人生殖力的衰减，这又该如何定义呢？对此，部分国医认为可先定一个准则，其他有争议的部分可以随时增减，因为西医的生理学研究也仍存在许多盲点，说不定将来国医理论可以促进世界学术之进步，故言“随时增损，无碍于现在之整理也”

中医经典理论中的疾病论述该怎么删除或是折衷，中医界各陈己见，没有共识；反中医者则认为国医理论根本没有讨论空间，应该一并地彻底删除。大凡当时国医，仍会肯定自家的某些理论，再去汇通西医的新理论，例如叶谷红认为，国医过去用气化来解释药效对人体所产生的作用，已非常有效，现在只要理解了细菌，以及中医过往治疗传染病最常用的汗、吐、下三法是在“排除毒素”的原理，则国医即可以轻易应付传染病的肆虐。

五、医疗文化的对立：“玄学是国医的基本意识”？

对于这种国医为本、西医为用的科学方法，傅斯年嘲笑说：“和国医谈科学”，根本就是“对驴弹琴，白费精神”。原因就在于中医“所有”理论皆不合时宜，根本无所谓“可供参照”的问题。他说：

记得蒋梦麟先生告我一段他在中学时的故事。清末，他在南洋公学当学生时，有位中医的校医用改良新法，即用寒暑表试验温度。但是此公不知杀菌——本来中医字典中没有病菌这个反国粹的名词——故由这个人口中取出，便直送在那个人口中。适逢白喉盛行时，他这学堂死的完全在一般市民死亡之上，于是一阵大絮乱，校医开除，学校放假！这固然是极端的例，然一个人剽窃自己所不了解的东西，正如请不知电流为何事的人来家安置墙上电网一般，其危险是不可形容的。

也就是说，让装着国医头脑的人来学习新的科学医学，根本就是缘木求鱼；要接受西方医学，要改良属于国家的新医学，就必须“全盘西化”，容不得有模糊空间。大体上鲁迅也可归入如此想法的知识分子，他主张大规模、完全地学习西方精神与科学，所以倡言“洋气”是好的；他还抨击害怕“洋气”的人，就跟那群满口国粹的守旧人士一样，存着鸵鸟心态：

（中国）又因为多年受着侵略，就和这“洋气”为仇；更进一步，则故意和这“洋气”反一调：他们活动，我偏静坐；他们讲科学，我偏扶乩；他们穿短衣，我偏着长衫；他们重卫生，我偏吃苍蝇；他们壮健，我偏生病……这才是保存中国固有文化，这才是爱国，这才不是奴隶性。

从医疗文化的角度来看，“洋气”之“卫生”对应“固有文化”之“生病”，高下立现。鲁迅做出最终抉择，中国要真正摆脱疾病与迷信，就必须完全做科学与西方医学的忠实信徒。

分析这个时代的中医与西医思潮，必须注意的是：任何一方的观点都不是绝对、一致的。中西医都存在着可以包容对方和完全不能包容对方的人物，而傅与鲁显然属于后者。对于傅这样好走偏锋的言论，国医也有自己的立场，甚至有时会转而质疑“科学”方法。例如焦易堂认为，国医所带有的玄学味道的确和现代科学格格不入，但是国医大多愿意放弃不合时宜的理论，对固有医理保持着怀疑的态度，西医反倒固执地认为“玄学是国医的基本意识”，所以国医并无科学化的可能，如果一旦科学化，就不能称为国医。这样的理解，显然是一般西医对中国医学错误、肤浅的认知。焦氏认为，社会教育若是普及，则民众科学意识将会提高，玄学的理论自然会消失，原不必大惊小怪。况且，国医所谓不合科学的“心领神会”，往往都能确实把病治好；西医长于求公式、追根究底，反倒忽略了“治病不比研究其它别种科学，要求答案是比开列式子更加迫切”的事实。

所谓“玄学理论至少可以治病”的思维，自然是绝对无法说服反中医论者的，后者甚至认为，相信玄学，相信中医，正是现代教育失败的象征。傅斯年说：“所谓国医与近代教育之不相容，同样是一件明显的事实。学校中的物理，是近代的物理，并不是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校中的生物是进化论立点上之动物学、物理学，并不是《本草》。学校中的知识训练，是应依逻辑的要求，在科学的系统中者，不应是些似解非解、支节缺陷的杂乱知识。果然在学校中把物理、化学教得好，这类知识能入在受教者心中，使其能依此知识了解环境，自然不会再承认所谓六气有物理学的逻辑含义，即不会再信凭籍此类玄谈的汉医。”此语显示，成功的新教育下的头脑，容不得任何旧思想的余孽。

六、中医某些被西医指责的部分，正是其优点所在？

类似傅斯年这种激烈的言论，不会让国医想要加快科学化的步伐，反倒是减缓了国医科学化的进度，产生了反弹的效果，国医将会更加强调古典理论的价值，甚至出现不赞同全用科学来再造国医的言论。《苏州国医杂志》中就有人指出：“中医精神所贯注，心灵所觉察，绝非科学之法则所能说明，机械之精良所能试验，是中医不独确有保存之价值，足以在世界医药史上站一位置。”国医馆整理学术的方法是用科学加以解释，如果是阴阳五行，该怎么将之科学化？

黎伯概就认为若干名词如不合时宜，废去无妨；但像是“阴阳五行”如果删除，则正好中了废除中医者的下怀。在科学化与不合时宜之间，有没有一个缓冲点？他说：“窃疑世界学问除科学外仍有他种学问否？世间学问仍有他种方式否？阴阳五行在科学之外仍有自立之余地？”如有，是否可采用其它解释方法来诠释？若只是单单说“玄虚”就妄加废除，是不负责任的说法。由此可见，持“科学”见解的反中医言论，并不必然加快中医的科学化，反到让国医去思索自身理论的可能价值。

如果能够看到这一层，则可发现“科学”已经转向，它不再只是中医为科学而科学，所盲目追求的一种价值，反而成了提升中医药古典理论在近代的一种再现，成为中医改良的仆人。黎伯概指出，许多人看到了日本提倡皇汉医学以及德国当时积极研究麻黄、当归等中药的事迹，是对传统医学善意的响应，日、德两国早已将科学渗透至传统医学内，这即是“本国医学当与国际政学打通”的意义。

应该指出，历史没有给予国医科学化过多的褒扬，因为在国医追求科学的路途中，必须面对西医（或反中医者）与自身学术圈内的两方面压力，这也是“二重现代性难题”的一个侧面。举陆渊雷为例，作为中医科学化的代表，他认为：“国医所以欲科学化，并非逐潮流，趋时髦也。国医有实效，而科学是真理。天下无不合真理之实效，而国医之理论乃不合实理。”“果使中法不如西法，虽国粹亦当废弃；果使西法胜于中法，虽侵略亦所不恤，何则？事势有缓急，利害有重轻。国粹虽当保存，不可以人命为代价也；侵略虽当防御，不可以有病而弗治也。中医之当整理阐发，实以中法胜于西法之故，而非保存国粹，防御侵略之谓也。”又说“苟有良好方法，当一律研究采用，不当存中西门户之见，更不当与保存国粹、提倡国货并为一谈。”

陆渊雷认为中医科学化的关键在于中医自身的完善，否则将难以自存；他急于以科学验证中医之实理，但是他忘了，“国医”的内涵还包含民族与文化的意义，“虽国粹亦当废弃”的言论，显然无法说服来自中医圈内所有人的同意。恽铁樵（1878—1935）提出的办法，就是忽略细菌说的本体，以《伤寒论》为基调来找出统一、定义疾病的可能，反对中央国医馆提出的取消中医病名、代以西医病名的主张，显然偏向中医的立场。只不过如果不像陆渊雷那样往科学、西医靠近，相关言论主张很容易招来“非驴非马，不中不西”的批评。

那么，中医在科学与西医面前，有何价值存在？焦易堂认为，中医某些被西医指责的部分，正是优点所在。他说：西医常说有些病治不好，是病人自己好起来的；有些病医生能治好，但有时却又不一定能治好。这根本才是西医“玄之而又玄”头脑的展现。反而是国医，虽无长篇大论的科学实验，却“事实上”能够治好病人，比起西医要强许多。而国医馆所拟定的许多中医改进方案，包括《整理国医药学术标准大纲》与《统一病名建议书》等，皆被认为仅用现成的西医或所谓西方科学分类法来硬套庞杂的中医学说，以致无法抓住重点与改革的方向，而备受各方批评。包括西医在内的反中医派和中医界内部的一部分人，都不满意这些改革。

仔细分析，国医馆也是左右为难，中医一开始就站在西医的对立面，根本无法靠近，也不会获得西医的承认；而且科学化的压力是来自二重的，还有中医方面的保守压力，使得国医改良举步维艰，踌躇不前。中西医两方如何消除歧见，相互沟通，达成共识，显然还有很大的努力空间。

由于中西医没有共识的外缘，国医很难通过“科学”进入“现代”，于是中医们又想起了国家，试图找寻国医在科学之外的新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