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卫生管理的萌芽和卫生保健思想的形成

夏商时期（约公元前21—11世纪）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已经知道凿井而饮。在殷墟遗址中发现其住室附近有排除积水的水沟。可见那时人们已知道维护水源的安全开始有了饮水卫生管理的措施。在《周易》、《风俗通义》中有类似护井公约的记载，这可被认为是最初的卫生管理法令。在甲骨文中有洒扫和室内除虫的记载。《周礼》、《仪礼》和《诗经》中有不少管理环境卫生的方法，如用堵洞、熏药和撒灰等方法来除虫灭鼠。《左传》中有“国人逐瘛狗”以防止狂犬病发生的记载。秦汉时期有下水道、公厕（名“都厕”）、洒水车（名“翻走渴鸟”）等城市卫生设施。这些记载都可以说明，中国早期的公共卫生是从环境卫生开始的。

远在2000多年前就已开始有预防医学的思想。《黄帝内经·素问·四气调神大论》中提出了“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夫病已成而后药之，乱已成而后治之。譬犹渴而穿井，斗而铸兵，不亦晚乎？”的预防保健思想。《淮南子》中提出：“良医者常治无病之病。故无病”。古代名医扁鹊提出了“信巫不信医者等‘六不治’”主张。他提倡破除迷信、预防疾病。随俗为医。

在湖南长沙出土的汉马王堆3号墓帛画《得引图》中。有44个各种姿态、模仿各种鸟兽动作的图象。这反映了当时健身活动的实情。后汉三国时的外科名医华佗创作了“五禽戏”健身操，后来又从五禽戏演化出五禽拳、五禽气功图各个流派，发展了我国医疗体育保健事业。

二、医事制度

奴隶社会中社会分工逐渐趋向专业化，并开始出现中国早期的医事管理制度。我国在西周初期（公元前11世纪左右），出现了宫廷医生。据《周礼》记载，当时医生已分科，分为食医（管理王室的饮食）、疾医（内科）、疡医（外伤）及兽医四种。以医师为“众医之长，掌医之政令，聚毒药以供医事”。可见，当时医师是总管医药行政的最高负责人，下设士、府、史、徒等职。管理上制订一套考核制度，即“岁终，稽其医事，以制其食（即俸给），十全（治愈）为上，十失一次之，十失二次之，十失三次之，十失四为下”的规定，根据医生的医术水平定待遇高低。这时已有医案制度，称为“医籍”。

秦汉时期（公元前221至公元220年），医事组织更集中地为宫廷服务，规模逐渐伸到宫廷之外。我国古代的医事体制时有变更。秦有太医令、丞主医药。西汉太医令，丞有二，一属太常（如后来的太医院），一属少府（如后来的御药房），并设太医令、太医监、太医丞、药丞、方丞等官职，分别承担医、药、方等职责。东汉时，沿用这个制度。那时，已出现了女医生，即女侍医（乳医）。晋代、南北朝均沿用这个制度。

在南北朝刘宋元嘉二十年（公元443年），太医令祖秦丞奏置“医学”，以广教授。北魏太和四年（公元480年）设置有太医博士、太医助教。这是我国医学教育的开始。

隋唐时，“太医令掌医疗之法，”对所属官医，“有博士以教之，其考试录用如国子监（当时主管教育机关）之法”（见《旧唐书职官》）。可见，医政、医教已融为一体。隋唐时期的医药管理，从中央到地方都有所加强。公元624年，唐代的太医署，由令、丞、医监、医正组成，所属的医师、针师、药师、咒禁师，“皆教以博士”，“业成者为师”。还有府、史、医工、医生、针工、针生、按摩工等职称与编制。唐代的医政管理体制已初具规模。

宋代的医药管理机构，在中央分为四个部门，对医学教育、培养人才更为重视。还从民间选拔精良医生为医官，充实“翰林医官院”（后改称“医官局”），掌医事政令。1076年，“太医署”改称“太医局”。1113年，置“医学（校）”为医学教育和选用人才的最高机构，全国各州县也开办各级“医学（校）”，规定考试制度，逐级选拔。1078—1085年间，医学分科渐细，由唐代的体疗、疮肿、少小、耳目口齿、角法（包括针灸、按摩）等五科发展为大方脉、风科、小方脉、疮肿折伤、眼科、产科、口齿咽喉、针灸、金镞兼书禁等九科，到元代增加到十三科。

元、明、清几代的中央医药管理机构，均取消了署、局建制，医政和医教统一由太医院管理。改太医局为太医院。

明清太医院均设院使（为太医院的最高负责人），并设左右院判，共掌医之政令。1671年（康熙十年）清代开始独立设置医政体制，直属中央。医药管理的法令亦逐渐规范化，对民间医生的检定、医律的修饰均有明文规定。医学教育分内教习和外教习，采取考试而定等第与录用。清代还完成了《古今图书集成医部全录》，全书共520卷，收载历代著名医药文献及医家事迹，相当于一部医学百科全书，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三、中外医药的交流

自古以来的中外医药卫生方面交流是相互的。国外医药卫生方面的传入有利中国医学的发展，中国医药卫生对外交流，对世界医学科学的发展也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古代传染病流行的记载，最早见于《史记》：“周惠王二十二年（公元前655年），大疫。”此后历代的史籍都有记载。传染病预防的手段，主要是设坊（场所）隔离。16世纪后，防治传染病的重点是痘疹。这一时期有关痘疹的著作有50多种，特设了痘疹专科，从事诊治，发明了人痘接种方法以预防天花。清代的《医宗全鉴》记载说，宋真宗时（998—1022年），峨嵋山人为丞相王旦之子种痘，但宋、元的医书未见记载。清代张琰《种痘新书》（约1681年）称：“余祖丞聂久吾先生之教，种痘箕裘，已经数代”。聂久吾是17世纪初年人。清代的俞茂鲲在《痘科金镜赋集解》（1737年）中说：“闻种痘法起于明隆庆年间（1567—1572年）宁国府太平县......由此蔓延天下”。人痘接种法不久就远传海外。1688年，俄国首先派医生到北京来学习种痘法。由此，种痘法传人土耳其和欧洲，1717年传入美国，18世纪中叶已传遍欧亚。人痘接种法为后来的英国琴纳发明牛痘接种法奠定了基础。所以，人痘接种法是中国医药学对世界人类健康的重大贡献之一，而且在预防医学史上具有世界意义。

西汉时，张骞曾两次出使西域（公元前138—前115年），开辟了东西交通建立了丝绸之路，促进了中外文化医药的交流。唐代经济繁荣，内外交通发达，进一步扩大了中外医药交流。汉唐以来，中国炼丹术多次传人阿拉伯各地，并传到了欧洲，对世界制药化学的发展有了一定贡献。此外，中国与印度、阿拉伯国家、阿富汗、尼泊尔以及东南亚各国、非洲的医药交流也日益频繁。

自西汉中叶后，就有西方医药传入，到唐宋时交往更多。明代后期，在欧洲天主教输入“西学”的同时，也传入西洋医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