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2020开年以来，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来势汹汹，举国上下皆 为疫情所困。同时，一场举全国之力进行的“人民战疫”已经打响：医务人员在前方冲锋陷阵，科研人员在后方研制疫苗，更有无数军民修医院、制口罩、运物资……众志成城，抗击疫情，相信这场“战疫”，我们终将胜利。

瘟疫 （各类烈性传染病）自古便是一个社会性难题。1958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Joshua Lederberg曾说过这样一句业内名言：同人类争夺地球统治权的唯一竞争者就是病毒。

确实，疾病的历史几乎和人类的历史一样久远，但这部“疾病史”，同样也是一部人类战胜病魔、不屈奋斗的医学发展史。了解这段中国“战疫”极简史，也可以使我们以史为鉴，更加科学、理性地认识疾病，对待疾病，坚定信念，抗击疫情。

接下来，让我们先认识一下，古人眼中的“疫病”。

字源辨析：“疾”、“疫”、“瘟”、“疠”

在甲骨文中，表示“疾”的字写作“疒（nè）”，是“一个人躺在床上发烧流汗”的形象；而“疫”则是由“役（远行戍边）”与“病床”共同组成，意为“疾病远播（向四方扩散的急性传染病）”。

[东汉]许慎《说文》：疒，倚也。人有疾病，象倚箸之形。

《说文》：疫，民皆疾也。从疒，役省聲。

图片从左到右依次为：“疾”的两种甲骨文字形，“疫”的甲骨文字形

在甲骨文卜辞中，「生病、有病」就叫「有疒」，商代人经常占卜祈求「亡疒、弗疒、降疾」

各类训诂学文献中，对于以上二字的解释也与其造字本义大致相同，但不论是病毒还是细菌这类现代生物学概念，都不是古人能够理解的，他们把瘟疫形容成鬼神，认为瘟疫是一种叫做“ 疠 （lì）鬼 ”或“ 疫鬼”在妖孽在作祟，带给人疾病和灾难。

《释名·释天》：疫，役也。言有鬼行役也。

《玉篇·疒部》：疫，疠鬼也。

《集韵 • 魂韵》：瘟，疫也。

《说文》：疠，恶疾也。从疒，蠆省聲。

华夏民族认识疫病、抗击疫病的历史，便肇始于文明之初，记载在甲骨文卜辞中、竹简绢帛上、传世医书里，代代相承。

《小屯殷虚文字乙编》7310：甲子卜，殼贞：疾疫，不延？

贞：疾疫，其延？

《后》下26 18：甲戌卜，殼贞：王不疫？在……

这是两段甲骨文卜辞，第一例卜辞是在卜问：“商王武丁是否会染上瘟疫？”第二例卜辞则是在一正一反两次占问：“疾疫是不会蔓延？还是会蔓延？”

这是历史上最早关于瘟疫的记载。

《周礼》：以索室殴疫，大丧。

《礼记》：民必疾疫，又随以丧。

《素问·六元正纪大论》：厉大至，民善暴死。

《诗经·小雅·节南山 （周幽王时期）》：天方荐瘥 （chài），丧乱弘多 。

《睡虎地秦简．日書甲種》简37背1：一宅中毋故而室人皆疫，或死或病。

先秦传世文献中，多有记载疾疫肆虐之状。

《礼记·月令》：孟春行秋令，则民大疫。

季春行夏令，则民多疾疫。

果实早成，民殃于疫。

《墨子·天志中》：五谷熟，六畜遂，疾菑 （zāi）戾疫凶饥则不至。

《周礼·天官·疾医》：四时皆有疠疾，春时有脔首疾，夏时有痒疥疾，秋时有疟疾，冬时有漱上气疾。

人们已经察觉到，疫病的发生与季节更替、粮食丰歉、旱涝灾害、异常天象有一定的关系。

《黄帝内经》：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己乱、治未乱，此之谓也。

虽然名叫《黄帝内经》，但它其实是现存最早、成书于先秦战国时期的中医典籍。这句话是这本书中的名句，意思是说，高明的医生不是等到病发再去治疗的，而是在疾病发生、恶化之前就能治好，此即强调预防为主，这一观点是相当科学的。防止瘟疫最主动的手段就是预防，例如讲卫生、勤洗手：

《礼记·内则》：凡内外，鸡初鸣......洒扫室堂及庭。

早上起床之后，知礼的人家会把室内外打扫一遍。根据甲骨文记述和出土文物来看，早在夏商时期，人们就已经养成了清洗手脚、勤打扫等卫生习惯，意识到这些行为与防止疾病传播之间的关系。后世腊月祭灶日“除尘布新”的习俗也起源于此时。

青铜匜，临沂册山出土，市博物馆馆藏盥洗器。

青铜匜（yí）与青铜盘配套使用，一人捧匜注水，一人盥洗双手，盘置于下方承接流水，此为“沃盥之礼”。

《诗经·唐风·山有枢》：子有廷内，弗洒弗扫。

这是晋国人讽刺晋昭公的话。可见在当时，室内卫生做不好，哪怕是国君都是要受到鄙视的——“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

《周礼·夏官·方相氏》：方相氏掌：蒙熊皮，黄金四目，玄衣朱裳，执戈扬盾，帅百隶隶而时傩，以索室驱疫。

郑玄曰：“蒙，冒也。冒熊皮者，以惊驱疫疠之鬼，如今魌头也。时难，四时作方相氏以难却凶恶也。”

除了讲卫生、勤打扫之外，人们也会寻求鬼神的力量。当时有专门驱赶“疫疠之鬼”的官职，叫做“方相氏”，在四时交替或重大节日的时候，方相氏会穿上熊皮，戴上有四只金色眼睛的傩面 （具），穿着玄色上衣、朱色下裳，手执戈、盾，跳起傩舞，以驱赶疾疫、鬼怪。方相氏驱鬼的仪式后来便演变成了如今流传于四川、甘肃、贵州等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傩戏。

湖北云梦睡虎地秦简：甲有完城旦罪，未断，今甲疠，问甲何以论？

——当迁疠所处之。

一个叫“甲”的人正在接受“城旦（筑城）”的刑罚，服刑还没有结束，现在却得了（麻风）病，该如何处置呢？

——应当把他转移到疠所去。

这个“疠所”就是专门隔离病人的机构。这时的 人们显然已经意识到，一旦疾疫发生，隔离疫病患者可以有效防止疫病的传播。

这是有关传染病医学隔离最早的记载。

从汉代开始，史书中就多次出现关于各地爆发疫情的记载了。

汉文帝后元元年：民大疫死, 棺贵, 至秋止。

《汉书·平帝纪》：民疾疫者，舍空邸第，为置医药。

元始二年 （公元2年），多地旱灾，并发蝗灾，随之暴发疫情。皇帝刘衎 （kàn）下诏，要求在给灾民免费发药，提供医疗、救治服务的同时，专门腾出空房子以安置患者。 这是中国历史上比较早的关于设立公立临时疫病隔离医院的记载。

《后汉书·皇甫规传》：军中大疫，死者十三四……亲入庵庐巡视。

东汉延熹五年 （公元162年），担任中郎将的名将皇甫规率领军队征讨陇右地区，决定进一步西征讨伐姜人时，军中不幸发生疫病，皇甫规将所有感染官兵，统一安置到“庵庐”中，这里的“庵庐”指的就是 军队建立的临时性隔离医院。隔离手段在古代军中尤其常用，这也是史书记载最早的一起军中隔离。

后来，南朝齐的“ 六疾馆”、北魏的“ 别坊”、唐代的“ 患坊”、宋代的“ 病坊”和“ 安乐坊”、明清时期的“ 养济院”，都是在出现公共疫情背景下建立起来的，除有养老院和专门医院性质外，也用作隔离场所。

五月是疫病多发时节，端午节有饮洒雄黄酒、艾叶酒，以及挂菖蒲、焚苍术等习俗，盖因此类矿物、植物均有杀菌抑菌、预防疾病的功效。

[东汉]泰山太守应劭《风俗通义》：五月五日，以五彩丝系臂，名长命缕，一名续命缕，一命辟兵缯，一名五色缕，一名朱索。辟兵及鬼，命人不病瘟。

[南朝·梁]宗懔《荆楚岁时记》：五月五日……以五彩丝系臂，名曰辟兵，令人不病瘟。

如今流传很广的端午节绑五色线的习俗也和防疫有关， 从当时老百姓的朴素愿望中可以看出，那时对人们的生命安全威胁最大的三种事物，就是战乱、鬼怪和瘟疫。

东汉末期到三国时期，疫病更加频繁，百姓因为战乱、疾病人口损失大半，“ 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

曹植《说疫气》：建安二十二年 （公元217年），疠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

这场席卷全国的大瘟疫，造成了十室九空的悲惨局面，司马懿的兄长司马朗就是在巡逻军营、照顾士兵时染上瘟疫而死的。

著名的“建安七子”中，除了早逝的阮瑀、为曹操所杀的孔融两人之外，其余五人皆死在这场瘟疫之中。

东汉时期著名医家、医圣 张仲景在自己的著作中也曾记载，由于疫病流行，张氏宗族多被伤寒病所传染，不到十年，死亡者竟多达三分之二。

[东汉]长沙太守·张仲景《伤寒杂病论》：余宗族素多，向逾二百，自建安以来，犹未十年，其亡者三分之二，伤寒十居其七。

张仲景因此立志行医，确立了中医的许多治则、治法，也总结了一些治疗疫病的药方。他撰写的《伤寒杂病论》中记载了不少防治疫病的药方，如治呼吸道感染及大叶性肺炎的“麻黄杏仁甘草石膏汤”，治乙型脑炎和流脑的“白虎汤”、“竹叶石膏汤”，治急性肠炎及细菌性痢疾的“葛根黄芩黄连汤”，治黄疸及传染性肝炎的“菌陈蒿汤”，治细菌性痢疾和阿米巴痢疾的“白头翁汤”等，都为今后疫病的治疗方案打下了基础。2003“非典”暴发时，曾有中医用上述东汉药方改变而来的“白虎加人参汤”、“麻可石甘汤”等十多种中药方治疗过“非典”。

至迟在先秦时，人们已意识到家禽、牲畜与传染病的关系，人与畜不再混住，而是单独设“圈”。到东汉时，不食死、病畜肉已成为民间常识，张仲景也曾写过不少饮食禁忌：

《金匮要略·禽兽鱼虫禁忌并治第二十四》：肉中有如朱点者，不可食之。......六畜自死，皆疫死，则有毒，不可食之。……

三国之后，各朝各代公共疫情尽皆多发，其惨烈境况屡见于史书，有的是“伤寒”，有的是“ 虜（虏）疮”，致死病例动辄以十万记。

[东晋]医学家葛洪《肘后备急方》：仍发疮头面及身，须臾周匝，状如火疮，皆戴白浆，随决随生，剧者多死。

这是葛洪所记述的天花发病时的情形。 根据《四库全书》 （修订版本）记载，天花最早被称为“虏疮”，据说是东汉光武帝时期在南阳战争中因为外来的俘虏引发的，由此得名。

魏晋隋唐时期，先后出现了几位在疫病治疗方面做出巨大贡献的医家。

东晋医学家葛洪在《肘后备急方》中，对天花、虏黄病（黄疸）、沙虱病（恙虫病）等传染病的症状、治法都有详细的记录。特别是对沙虱病病原体、感染途径、发病地域、临床特征等的准确记载，堪称世界上最早的一份沙虱病观察记录。

《肘后备急方·治卒中沙虱毒方第六十六》：山水间多有沙虱，甚细，略不可见。人入水浴，及以水澡浴，此虫在水中，着人身，及阴天雨行草中，亦着人，便钻入皮里。

其诊法：初得之皮上正赤，如小豆黍米粟粒，以手摩赤上，痛如刺。三日之后，令百节强，疼痛寒热，赤上发疮。此虫渐入至骨，则杀人。

自有山涧浴毕，当以布拭身数遍，以故帛拭之一度，乃敷粉之也。

他也强调了预防疾病与健康饮食的重要性。《肘后备急方· 治瘴气疫疠温毒诸方第十五》：一家合药，则一里无病……凡所以得霍乱者，多起饮食。

隋代医家巢元方主持编纂的《诸病源候论》是中国第一部专论疾病病因和证候的著作。书中认为疫病流行的原因之一与预防方法是：节气不和，寒暑乖候……须服药及为法术以防之。

书中记载的“蛊毒”，很多学者认为就是现在医学上的血吸虫病。

唐代名医孙思邈在《千金要方》中，不仅总结了许多治疗传染病的方剂，还提出用熏药法进行空气消毒、向井中投入药物给水消毒等消毒法。

[唐]韩鄂《岁华纪丽》：昔人有居草庵，每岁除夕，遗闾里药一帖，令囊浸井中。至元日取水置酒尊，合家饮之，不病瘟疫。

传说华佗看到瘟疫横行，民不聊生，就将一包药材包好，教大家在除夕夜把药泡在井里，大年初一把泡了药的井水分给全家喝，就可以避免得瘟疫。据说这一习俗，就是由孙思邈推广传播的，后逐渐演变为了春节必备的屠苏酒。

孙思邈还主张注重个人卫生

1. “要常习不唾地”，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不随地吐痰；

2. “勿食生菜、生米、陈臭物”，米和菜都要做熟再吃，腐烂的食物更不要吃；

3. “食毕当漱口数过”，吃完饭要漱几遍口；

4. “食毕当行步踌躇”，饭后百步走，活到九十九。

根据《旧唐书·五行志》、《旧唐书·高宗纪》等资料记载，唐永淳元年（682年），关中地区爆发大瘟疫，从陕西到洛阳，死于瘟疫的人不可胜数，死者枕籍于路。人们高度认识到了瘟疫极易导致人口的成批、大量死亡，能够及时处理、掩埋遗体，也可以控制公共疫情的扩散和复发。当时通行的做法是由官府出钱出人埋瘗尸体，唐代在这方面便采取了不少措施和对策。

大和六年（公元832年）春，自剑南（今四川境内）至浙西发生大疫情，皇帝李昂第一时间下诏安排官员去疫区查看，赐送医药，同时要求：

《全唐文·文宗四》“拯恤疾疫诏”条：有一门尽殁者，官给凶具，随事瘗藏。一家如有口累，疫死一半者，量事与本户税钱三分中减一分。

《新五代史·氏叔琮杂传》：病不能行者焚之……皆言无恙。

在中国历史上，尤其是战乱时期，出于控制疫情的需要，当权者甚至会采取过激的非常手段，如活埋、活烧感染疫病患者等。五代十国时期的后唐开国将领氏叔琮在带兵攻打晋人时，因军中发生传染病，便下令活焚，许多患者惧怕被烧死而谎称无恙。

宋元时期，对各种疫病的理论和实际防治经验都有了很大提升。中央政府也格外重视疫病的预防和治疗。两宋时期发生了多次疫病，其中大部分都有政府派医官到地方诊视，并发放药物救济的记录。疫病发生后，在位的皇帝也都积极救治、拯恤，文献中有不少这方面的记载。一年京城大疫，北宋仁宗赵祯立即下诏，掩无主尸，赐给棺材。

《宋史·食货志上六·振恤》 （卷一百三十一）：一棺给钱六百，幼者半之。

南宋宁宗赵扩，在流行病发生时也曾向贫民及疫死的军人家属赐药、发棺敛费。

提供免费医疗、医药服务，历代以来一直是政府控制公共疫情的直接手段，也是封建朝廷的树立“仁政”形象的需要，故称之为“赐药”。而在“赐药”的同时，还有一个“颁方”，是古人控制和预防公共疫情最实在、可靠的救治手段之一：中国从南北朝时起，便有朝廷给民间免费提供医书、药方的传统，其中做得最好的朝代就是宋代，著名的中医典籍《圣惠方》、《庆历善救方》、《简要济众方、《集验方》、《四时摄生论》等，都是北宋官府推荐的，其中有不少方子现代中医仍在使用。‘

[宋]李唐《炙艾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南宋时因为战乱而瘟疫频发，军队中配置防疫药品已经成为制度。每年夏秋是流行病高发时节，常由太医局拟定药方，配置瘴药、夏药及腊药，由惠民局、和剂局支付，分发给各地军队，以作为常备药物。

《宋史·五行志》：绍兴十六年……夏，行都疫……已未，分遣医官循行临安疗病者，于秋乃止。

绍兴二十六年……夏，行都又疫，高宗出柴胡制药，活者甚众。

绍兴二十六年 (公元1156年)，临时都城临安 （今杭州）发生瘟疫，时皇帝高宗赵构推出“ 柴胡制药”，这是一种类似现代中成药“柴胡饮冲剂”的成药，相当有疗效。

《宋史·五行志》：冬淮甸流民二三十万，避乱江南，结草舍遍山谷，暴露冻绥，疫死者半，仅有还者亦死。是岁浙之饥民疫者尤众。

这是隆兴二年（公元1164年）冬天，来自淮甸地区到江南躲避战乱的二三十万百姓，因在山谷里聚集，爆发瘟疫，加上冻饿而死的，仅有一半人活了下来。

元朝顺帝在位35年，在此期间，史书中有记录的瘟疫便有12次之多，平均每三年就有一次疫病发生，死人无数。元末明初，传染病加上战争，使得：

中原草莽遗骸遍野。

朱元璋甫一登基，便指示组织人力“悉收瘗之”。

《明太宗实录》则记载，明成祖朱棣于永乐二年 （公元1404年）曾安排人在当时北京城东的郑村坝一带收集了10万具尸体集体掩埋，虽并非都是疫死，而多战争死亡，但这项举措对预防传染病的再暴发，无疑是有直接作用的。

嘉靖二十年 （公元1541年）五月，京城暴发“疾疠”，时皇帝世宗朱厚熜亲自检验、创制“济疫小饮子”方，散发给居民。

对传染病人穿过的衣服，古人也会进行“消毒”，明代名医李时珍生已提到了用蒸汽消毒的方法。清代贾山亭则说得更为具体：

《仙方合集·辟瘟诸方》：

天行时疫传染，凡患疫之家，将病人衣服于甑上蒸过，则一家不染。

在预防传染病方面，受历代名医影响，古人最重视的还是对饮用水源的保护。水井即是中国古人为保护饮用水源的而发明的，人们为井加栏、上盖，以防虫、鼠、人掉入井中。同时，井也是古人治疗和预防传染病的载体之一，必要时人们会直接将药物投入井中，供大家饮用。

[明]徐光启《农政全书 • 种植》：幂（盖）防耗损，亦防不洁。……《万毕术》 曰：“茱萸叶落井中，有化水者，无瘟病。”

崇祯年间，各地瘟疫一场接着一场。

崇祯十年（1637年），山西“瘟疫盛作，死者过半”，河南“瘟疫大作，死者十九，灭绝者无数。”

崇祯十六年（1643年），京师鼠疫大作，造成“十室九空，甚至户丁尽绝，无人收敛者”的惨状，这也是明朝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

崇祯十七年（1644年），一个叫骆养性的人记录下了他在天津的见闻：死者“排门逐户”，以至于“棺蒿充途，哀号满路。”

这一年，闯王李自成一路攻入北京，灭亡明朝，同时也将鼠疫带到了大半个中国。

河北《怀来县志》：崇祯十七年三月十五日闯贼入怀来，十六日移营东去，是年贼所经地方，皆大疫，不经者不疫。

明代防疫史上最值得记述的一笔，是人痘接种术的推广。

人痘接种术预防的是一种烈性传染病——天花，又名“痘疮”、“痘疹”等，是由天花病毒引起的烈性传染病。天花患者会在皮肤上成批依次出现斑疹、丘疹、疮疹、脓疤等皮疹，最后结痂，遗留疤痕，其传染性很强，病情重，病死率较高。患过天花后的存活者，则会拥有终生免疫力。

这种疾病从晋代被葛洪记载以来，一直没有有效防治手段，直到北宋时期才有医生尝试用人种痘来治疗天花，在真宗年间方有四川峨眉山一神医宰相王旦之子王素种痘获得成功的记载。

人痘接种法，一般是将天花患者的痘痂研粉，吹入健康者的鼻孔中，使其感染，进而获得对天花的免疫力，这种接种法也被称为“旱苗法”，是当时人痘接种术的主要方法。

但在人痘接种法应用的初期，种痘术还不够成熟，医生对这种预防法的掌握也不够熟练，种痘失败率较高，甚至种痘不成，反而危及健康人的生命。

[明]郭钰辑《金陵琐事剩录》：陈评事生一子，颇钟爱……其受用过分，未几，种痘夭。

到明末清初满人入关前后，正是天花大暴发时期，天花疫情更是影响到了皇位的继承。前文所述“庵庐”，是为患者所设的隔离所，而另一形式的隔离，便是为健康人群设立，清皇室便曾设“避痘所”供诸皇子在城内天花爆发时外出避痘。崇德元年（公元1636年）及二年，又往都尔鼻城一带避痘，并规定若有疾病，在九日以内不准互相看望。康熙皇帝正是因为年幼的时候种过痘，虽然生了一脸痘痂，但也因此获得了免疫天花的能力，这才被选择继承皇位。这时人痘接种术已经有所改进，成功率略有提高，康熙皇帝因为自身对于天花的恐惧回忆，直接下令在全社会范围内广泛推行。

康熙《庭训格言》：国初人多畏出痘，至朕得种痘方，诸子女及尔等子女，皆以种痘得无恙。今边外四十九旗及喀尔喀诸藩，俱命种痘；凡所种皆得善愈。尝记初种时，年老人尚以为怪，朕坚意为之，遂全此千万人之生者，岂偶然耶？

[清]俞茂鲲《痘科金镜赋集解》：闻种痘法起于明隆庆年间宁国府太平县，姓氏失考，得之异人丹传之家，由此蔓延天下。至今种花者，宁国人居多……近来种花一道，无论乡村城市，多处盛行。

这种人痘后来被俄罗斯、日本等国学习，后经俄国又传至土耳其和欧洲国家。

俞正燮《癸巳存稿》：康熙时，俄罗斯遣人至中国学痘医。

后来，英国乡村医生爱德华·琴纳将人痘改良为牛痘，安全的牛痘接种法成为了天花病毒的克星。天花在上世纪80年代公认为在全世界被消灭，这是迄今为止人类消灭的惟一一种传染病。

清代中后期，霍乱、猩红热等烈性传染病传入中国，医学领域也出现了一批防治这些传染病的著作：防治鼠疫有郑肖岩的《鼠疫约编》，以及在此基础上罗芷园增辑的《鼠疫汇编》；防治猩红热有金德鉴的《烂喉丹痧辑要》；防治霍乱有王孟英的《随息居重订霍乱论》等。

1910年11月，在中国东北地区爆发了“黑死病”。四个月内，疫情波及五省六市，死亡人数达六万多人。时年31岁的医学博士伍连德临危受命，带人奔赴疫区，对尸体进行解剖，发现了一种新型鼠疫——肺鼠疫。

1911年1月，伍连德在哈尔滨建立了鼠疫研究所。同时，他请求清政府采取建立隔离医院、控制疫区交通、加强铁路检疫、火化鼠疫患者尸体等措施，依据当时世界上最为先进的防疫理念和办法，仅用了四个月时间，便成功扑灭鼠疫疫情。

这一场抗击鼠疫的行动，是人类历史上一次较为成功的大规模传染病控制行动。至今，在控制未知传染病时，伍连德的方案仍然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伍连德与他的抗击鼠疫小组成员（图自沈阳旅游局编《传奇盛京 名士风流》）

为了介绍此次控制鼠疫的成功经验，1911年4月，清政府在奉天举行了“ 万国鼠疫研究会”，会议宗旨为研讨微生物学及传染病学理论。 参加会议的有英美等11国的代表，共33人，伍连德任中方首席代表。这也是历史上第一次由中国举办的国际学术会议。

新中国成立后，在党和国家的正确领导下，经历了数十年的艰苦奋斗，中国境内已陆续消灭了血吸虫病、疟疾、脊髓灰质炎等困扰了人类数千年的疫病，中国人已许久不曾“谈疫色变”。

据统计，世界上的死亡总人数中，死于传染病者占三分之一。近年来，相继出现的艾滋病、SARS乃至现在正在肆虐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等，都在用冷冰冰的事实告诉人类：距离解决传染病问题，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疫病历代不绝，频繁肆虐，可以说，五千年来，中国人就一直在和各种疾病做斗争，也在不断面对疫情的过程中积累了数千年的经验。从古至今，中国 人都没有屈服和绝望过，而是一直在积极采取措施，寻求着所有可能降低、减少传染病发生的方法。幸运的是，纵然人类与传染病的斗争永无止境，借古鉴今，如今我们却有了对病毒更为科学的认证，有了更加快捷的物流和畅通的信息传播途径，有了更加专业的医护人员，更有全民齐心、众志成城的信心，相信这次疫情很快就会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