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中国，新冠病毒肆虐一时，给国人带来了巨大的痛苦，也给经济带了很多损伤。而在古代世界，瘟疫更是盛行。由于古人对疾病的认知比较有限，很多时候，一些人寄希望于巫术治疗瘟疫，如此就造成了针对瘟疫的治疗巫术和医术相掺杂的局面，形成了极其错综复杂的防疫史。

古代疫情概览

在传统史籍中，对流行病的记载比比皆是，所用的名称有疫、疾疫、疠等，而一般统称为疫，合称疾疫。从现代疾病分类学看，这些疾疫包括瘟疫、瘴气、痢疾、流行性感冒、麻风病等，包含甚广。

中国历史上最早记载的疾疫发生在周代。

鲁庄公二十年夏，“齐大灾”。按照《公羊传》的解释，此大灾即大疫。此后，关于疾疫的记载不断增多。据邓拓在《中国救荒史》一书中的不完全统计，历代发生疫灾的次数为：周代1次，秦汉13次，魏晋17次，隋唐17次，两宋32次，元代20次，明代64次，清代74次。

从死亡人数看，程度最严重的一次是金国开兴元年(1232年)，汴京大疫，50日间，“诸门出死者九十余万人，贫不能葬者不在其数”。一场大疫，整个汴京城死了九十多万人，没钱无法安葬的更是不计其数。可见，疾疫对人类社会的破坏力的确非同一般。

从中国古代疫灾发生的具体原因看，疫灾的发生往往与其他灾害相伴生。一般而言，大灾之后，人畜大量死亡，如果尸体得不到及时处理，细菌和病毒便会大量繁殖，从而导致疫灾发生。如隋代大业八年(612年)，天下大旱，继而发生大疫，染疫者多死。宋朝庆历八年(1048年)，河北发生大水灾。次年三月，又继发疫灾。元代至顺二年(1331年)，衡州连年大旱，接着发生疫疠之灾，“死者十九”。

远古时代的巫术防疫

面对疾疫古人是怎么应对的呢？

大多数古人对于流行病认识，是很难在科学的角度作出判断的。他们往往把疫情的发生归结为由于不顺应天道而造成的天对人的惩罚。

先秦时期，传说帝颛顼有三子，生而亡去为鬼，其中一个居江水是为瘟鬼。为此，当时人们每于疾疫发生时，作法以驱除疫鬼。

《周礼·夏官》中所提到的方相氏四狂夫即是专门的驱疫鬼者。此四人身披熊皮，头戴面具，执戈扬盾，帅百隶逐室殴疫，此即后世傩戏的由来。除此以外，历代流行的设醮、纸船送瘟神等民俗，也都是驱疫鬼的具体形式，甚至连端午节的龙舟竞渡也与驱疫鬼有关。

现在中国某些地区的傩戏表演

其实一直到现代社会，在面对瘟疫时还时有巫术防疫。在现代的黑非洲地区和亚马逊热带雨林地区，原始部落在发生瘟疫后则较多地采用巫术。其实巫术防疫也不是一无是处——由于人们的心理作用会起到些许正面疗效；然而这种疗效是那么的微不足道，以至于人们可以忽略不计。

古代医术防疫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人们对自然世界的认知，越来越科学。在疾病方面也是如此，人们逐渐认识到疾疫发生与公共卫生之间的关系，从而开始重视公共卫生事业。

南宋真德秀在泉州任职期间，鉴于泉州城内水沟湮阏岁久，“淤泥恶水，停蓄弗流，春秋之交，蒸为疠疫”，乃作《开沟告诸庙祝文》，兴工清理沟渠。又如吴芾于乾道二年(1166年)知隆兴府，当地“旧有豫章沟，比久湮塞，民病途潦。公曰：‘沟洫不通，气郁不泄，疫疠所由生也。’亟命疏浚，民得爽垲以居。”

这些地方官在当地任职期间，考察地理形作，都认识到了环境卫生的重要作用，充满淤泥的肮脏水渠、水池，往往是引起瘟疫的一个隐患，疏通水渠、清理脏水，使得居住地干净卫生、气息通畅，人们都能生活得健康一些。

就像我们现代防疫，专家也提醒要经常开窗通风，这是一个道理。

而一旦出现疫情，对病人采取什么手段呢？

许多典籍表明，最有效的方法是隔离。这种方法自古有之，而且，除此之外，再无更好的方法。

关于隔离观察治疗的最早记载见于《汉书·平帝纪》：“元始二年，旱蝗，民疾疫者，舍空邸第，为置医药。”西汉元始二年，民间发生瘟疫，官府采取了聚集治疗的方式，把病患聚集到一个地方，不让他们待家里，一定程度上杜绝了疫情进一步传播的可能。

而到了南北朝时期，这种隔离疗法已成为制度。萧齐时，太子长懋等人曾设立了专门的病人隔离机构——六疾馆，以隔离收治患病之人。

然而，隔离这一方法的推行并非一帆风顺，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甚至遭到极大的反对。晋时就有记载说当朝臣家染上时疫，只要有三人以上被感染时，即使没有被染上的人，在百日之内不得入宫，这种有效的隔离方法却被当时人讥讽为“不仁”。

后来这种观念渐渐根深蒂固，疫情出现以后，很少有人自觉地采取隔离措施。所以，尽管古人对防疫做了很多努力，也认识到了很正确的方法，但其效果还是不明显。每次疫情死亡的人数并没有随着医学的进步而有所减少。

一旦出现疫死者，尸体作为主要传染源，该作何处理呢？据《周礼》所载，从先秦时期，就有了处理无主尸体的做法。此后，凡遇大疫，官府一般都有掩埋死者尸体的做法。如南朝梁武帝时，郢城大疫，全城十余万口，“死者十七八”。朝廷遂命给死者赐棺器盛殓，以防止疾疫传染。

这方面仍以宋朝处理得较好，在宋代，官方每于灾害过后招募僧人掩埋尸体，以度牒为奖励。由于宋朝严格控制僧人数量，只有拥有度牒，才是一枚合法的出家人，这导致宋朝度牒相当昂贵，曾经岳飞为了筹军饷就倒卖过度牒。

宋嘉定元年(1208年)，江淮一带大疫，官府招募志愿者，凡掩埋尸体达200人者则给度牒一道作为奖励。此外，从北宋末年开始，各地普遍设立漏泽园制度，以掩埋因贫困无以安葬的无主尸体。宋代以后，各地均效仿这一制度，普遍建立漏泽园，从而减少了由尸体繁殖传染病毒细菌的机会。

至于治疗疾疫的药物，除了专业医书所载的药方之外，散见于古代文集笔记之中的验方、偏方尚有不少，其中不少药方值得后人认真总结和继承。如苏轼在《与王敏仲书》中提到治疗瘴疫方为：“用姜、葱、豉三物，浓煮热呷，无不效者。”《宋史·外国·吐蕃》中提到北宋景德三年(1006年)，六谷吐蕃的铎督部族发生疾疫，宋廷提供的治疫药物为白龙脑、犀角、硫黄、安息香、白石英等76种。

接种疫苗一直是现代防疫的重要手段。疫苗是用病毒、细菌或其他微生物制备的、用于人工自动免疫的生物制品，是现代医学的重要成就之一。不过，用接种疫苗的方法预防和治疗疾病，这种思路和医疗实践在中国古代其实早就有了。

在与疫病作斗争的过程中， 人们发现可以通过有限度的主动感染方式，使人体对某种传染病产生特异性免疫功能，从而避免疫病的发生。东汉王充在《论衡》中提出“夫治风用风，治热用热，治边用密丹”，他将这种方法称为“以类治之”，通俗一点儿说也就是以毒攻毒，这种治疗思想在中国最早的医学著作《黄帝内经》中就有阐述。

虽然远古时代的人们对疫病的认识还十分有限，难以从机理上全面揭示疫病并提出科学的防疫措施，但以毒攻毒的免疫观仍然具有朴素的科学道理。这是因为，在人的身体中有一些先天性免疫功能，被归结为人体的“非特异性免疫”，除此之外还可以通过一定途径得到“获得性免疫”， 它虽不是人类生来就有的，但通过感染某种病原体或接种该病原体的疫苗可以产生针对该种疫病的抗体，从而达到免疫功能。

早在宋朝的时候，针对天花病毒，当时的医生就发明了“种痘”的疫苗防治法。清代医学家朱纯嘏的《痘疹定论》载：

宋真宗时丞相王旦，生子俱苦于痘，后生子素，召集诸医，探问方药。时有四川人清风，陈说：峨眉山有神医能种痘，百不失一。不逾月，神医到京。见王素，摩其顶曰：此子可种！即于次日种痘，至七日发热，后十二日，正痘已结痂矣。由是王旦喜极而厚谢焉。

宋真宗时的丞相王旦的儿子们一直苦于天花病毒，后来生了个儿子王素，用种痘的方法，获得了对天花病毒的免疫力。

后来到了清朝，“种痘”这种防治天花的办法，已经普遍用于皇室子弟身上了。

总  结

从远古一直到近代社会，人们面对瘟疫，很多时候都是巫术和医术齐上，缺乏真正系统和科学的应对方案。直到细胞学和解剖学理念较为彻底地被人们所普遍接受，防疫事项才基本摆脱了巫术的长期纠缠，基本走上了科学的正途，人类的平均生命，也获得了较大的延长。

参考资料：[1] 邓拓，《中国救荒史》[2]朱纯嘏，《痘疹定论》[3]刘伯骥，《中国医学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