攻克糖尿病？

糖尿病，在胰岛素尚未发现之前是相当可怕的。患者严重地衰弱下去，不管怎样控制食物，都会无可挽回地死去，尤其是幼童死得更快。虚弱的病人很容易遭受各种感染，而且很容易死于无法控制的并发症；任何外科手术对于他们都有危险，病妇生孩子更会危及母子，医生们对此一筹莫展。

德国60岁的贝尔纳·瑙宁医师在斯特拉斯堡开的诊所当时成了研究此病的圣地。在此以前，生理学家们曾经怀疑胰腺可能与糖尿病有关，但一直未能证明。1889年，根据瑙宁的建议，他的助手，两名年轻的医科学生约瑟夫·梅林(Joseph Mehring)和奥斯卡·明科夫斯基(Oskar Minkowsky)将几只狗的胰腺摘除，果然使这些实验动物引起糖尿病，这猜测终于得到证实。在他们摘除胰腺的手术中，有一只狗排了尿，只是由于偶然的原因，在实验后没有及时将这尿揩掉。第二天早晨，明科夫斯基的助手进实验室时，意外看到实验桌上有少许白色的粉末。为了弄清这粉末是什么东西，他就用最简单的研究方法，即将微量的粉末放到舌尖上尝一尝，此时他发现，这粉末无疑是糖。可是这实验桌上面怎么会有糖呢?于是，才想起昨天解剖时，狗排了尿。明科夫斯基立刻领悟到给狗摘除胰腺引起的糖尿病与尿中含糖之间的关系。

奥斯卡·闵科夫斯基(Oskar Minkowsky)

闵科夫斯基 (1858–1931)简介

出生在一个犹太血统的商人家庭，父亲经商有道，但因是犹太人而受到沙俄政府的迫害，父亲带全家搬到当时东普鲁士首都柯尼斯堡定居，转营造纸原料的出口生意。闵科夫斯基弟兄三人，他排行老二。大哥麦克斯(Max)在俄国时因种族歧视而不能进预科学校，以后一直没有得到正规教育，成年后与其父合伙经商，父亲死后成为一家之主；三弟(Hermann)  因数学才能出众，被誉为小神童，后来著名的闵克夫斯基原理、闵克夫不等式均出自其手，他是爱因斯坦的数学导师，曾因爱因斯坦不去听他的课而说他是“懒X”；奥斯卡(Oskar)本人早年在柯尼斯堡的预科学校读书，后成为医生和医学家，曾发现胰脏和糖尿病之间的关系，以“胰岛素之父”的称号闻名于世。三兄弟以能力超群、性格迷人而被称为“人间三奇才”，在柯尼斯堡曾轰动一时。闵可夫斯基的儿子鲁道夫获得物理学博士学位，后来成为天体物理学家，并以他的名字命名了一个星系。闵可夫斯基家族在欧洲科学中发挥了突出的作用。他们主张创新理念，然后进行精心设计的实验，并精确观察细心阐释。

具有历史性的突破是在20世纪20年代。发现胰岛素的几位不朽人物中最值得一提的便是年轻的加拿大医生弗雷德思克·格兰特·班廷(Frederick Grant Banting)，当时他年仅30岁，当1923年他为此获得诺贝尔奖时才32岁，成了当代最年轻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奖者。

弗雷德思克·格兰特·班廷(Frederick Grant Banting)

班廷1894年生于加拿大安大略省的阿里斯顿，在多伦多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以矫形外科医生的身份去海外加拿大军队服役。1920年回祖国后，在安大略省的伦敦市开业行医，三个月后在安大略大学谋得一个生理学实验示教的职位，示教的课目是生理、解剖和临床外科。一次，班廷准备好有关胰腺和糖尿病的关系的讲稿之后，在图书馆里偶然读到一篇摩西·巴伦写的这方面的论文，说到结扎胰导管发生的坏变与被结石堵塞所发生的情况一样。此文启发了班廷，使他怀疑胰小岛是否会有看不见的分泌物与糖尿病有关，以致兴奋得深夜都无法入睡，便起来在笔记簿子上写下这么几个字：

结扎狗的胰导管，等六至八个星期，待其腺泡萎缩只剩胰岛后割下，提取它的液汁。

当日，班廷把自己的想法告诉几位教授，希望借助医学院的实验室来验证他这想法。教授们劝他去他的母校多伦多大学，找在糖代谢的研究方面已经有所成就的生理学教授、生理实验室主任、英国生理学家约翰·詹姆斯·理查德·麦克劳德(john James Rickard Macleod)。麦克劳德最后总算答应了班廷的要求，但他竟这样对班廷说：“世界上最好的生理学专家都不能证明到底胰腺有无内分泌，你想怎么样?”但这并没有挫伤班廷的积极性。麦克劳德根据班廷的请求，供给他十只狗做实验，并且指定20岁的医科大学生查尔斯·赫伯特·贝斯特(Charles Herbert Best)和E·C·诺布尔做他的助手，后来诺布尔生病，由贝斯特一人继续。

划时代的工作是1921年5月16日开始的，班廷结扎几只狗的胰导管，割掉另外几只狗的胰腺。可是在短短的两周之内，10条狗中就有7条狗在切除胰脏和结扎胰导管的手术中死亡。往后的实验进展也不顺利，重新买进的十多条实验狗因为感染及手术创伤等原因又死亡了7条。实验的进展很不理想，班廷的钱也快要花光了。他没日没夜地工作，食无定时，居无定处，连已经与他订婚的女朋友也与他分了手。但这些都没能动摇班廷的信心，他和贝斯特互相鼓励，决心从头开始。

经过不懈的努力，实验有了重大的进展，7月27日，实验终于成功了。这天，班廷和贝斯特将一只狗的被结扎的胰腺割下，切成细块，冻结在碱水中，然后将其碾碎，加上100毫升生理盐水。随后，他们取出五毫升的这种溶液，通过颈动脉，注人另一只由于被切除胰腺患了糖尿病、正陷入昏迷状态的狗的血液里。两个小时后，贝斯特在检验这只动物的血糖时兴奋得叫了起来：“血液中的血糖下降了，我们做对了!”实验动物的病得到明显的好转。后来，班廷和贝斯特又多次将狗的胰腺割去，使它患上糖尿病，然后给它注射萎缩的胰腺的提取物，使它获得治疗，证明这是一个有效的办法。

班廷的第一位病人是他少年时代的挚友和在医学院念书时的同班同学吉尔克里斯脱(J.Gilchrist)，后者患了严重的糖尿病，自愿让班廷在自己的身上进行临床试验。吉尔克里斯脱顺利地经受住了第一次注射试验，以后他又在试验标准的注射剂量的时候扮演了“人兔”(兔是医学上和生理学上常用的试验动物)的角色，是第一位用班廷的新方法治愈的糖尿病人。从此，班廷开始进入一个非常活跃的科学研究领域，他发现了胰岛素(insulin)是胰脏内兰氏小岛的细胞分泌的一种激素(内分泌腺)，它能控制糖类的新陈代谢作用，使糖分充分地燃烧并转化成二氧化碳和水，为人体提供必需的能量，所以胰岛素是人体利用碳水化合物所必需的一种激素。

实验虽然取得了初步的成功，但他们还面临着一个重要的问题：提取液的制备手续太复杂，而且还很不纯净，胰岛素的含量太少，无法应用于临床。因此班廷和贝斯特的任务就是要设法提取出尽可能比较纯的朗罕氏小岛的激素，将它用于患糖尿病的人。很快他们就发现酸化酒精能够抑制胰蛋白酶的活性，可以用来直接提取正常胰脏的胰岛素，保证胰岛素的足量供应。此时麦克劳德教授也改变了他的态度，不仅本人直接参与班廷的实验，还动员他的助手以及生化学家考立普参加到这项令人兴奋的工作中来，考立普对于胰岛素提取液的纯化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班廷工作的实验室

六个星期后，他们实现了这个愿望。第一个接受这种胰岛素治疗的是一位14岁的患糖尿病的少年，他在被认为属于疾病终期的昏迷状态中被送进多伦多医院，接受注射后终于得到拯救，重新开始新生命。之后，发现胰岛素的消息立即轰动了全世界，世界各地的糖尿病人纷纷来信求药或前来求医。这使得班廷和他的合作者们很快就研制出在酸性和冷冻(冷冻也可使胰蛋白酶失去活性)的条件下，用酒精直接从动物(主要是牛)胰腺里提取胰岛素的方法，并在美国的伊来·礼里制药公司进行大规模的工业生产。

据估计，从那时起以后的50年中，胰岛素至少拯救了3000万糖尿病人的生命，直到今天，它仍然是治疗糖尿病的特效药。到目前为止，胰岛素仍是人们研究最多的一种含氮激素。1923年，诺贝尔奖金委员会决定授予班廷(32岁)和麦克劳德生理学和医学奖，以表彰他们对人类战胜疾病所作出的巨大贡献。白斯特后来也成为一名著名的生理学家。1926年阿贝尔(J.Abel)从天然的物质中分离出了结晶状态的胰岛素，进一步推动了这一课题的研究。

在此之后，在侦察这些看不见的腺体和它们分泌激素的历史中，还有许多生理学家通过他们各自的工作，又查明了胸腺、垂体、下丘脑、肾上腺、松果体、甲状旁腺等内分泌系统的腺体和组织。但是，史家同时指出，很难说人体中所有的内分泌腺体和组织器官都已经找到，更不能说对这些腺体和组织器官已经获得足够的研究和认识。例如，有人怀疑像心脏、脾脏、肝脏这类组织，也许都是激素的供应者；又有人说，像组织胺这类具有促进胃液分泌功能的活性物质，也可能是腺体，等等。因此，他们不认为这个时代已经结束，无疑，在侦察看不见的腺体这项工作中，还有许多事情等待着生理学家们去做。

一场竞赛

20世纪是一个各种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时代，20世纪的每一个10年，在医药卫生方面的新进展，都要超过以前几十个世纪的成就总和。在对激素的研究方面同样如此。过去人们花了几十个世纪才对性激素有了最粗浅的认识，但在20世纪的几十年间人们可以说在“一夜之间”就发现了几十种激素。除了上述的雌雄性激素、促胰液素、胰岛素之外，还有前列腺素、甲状腺素、肾上腺皮质激素、胸腺素等等。甚至在一些非内分泌器官也有激素被陆续发现。

下丘脑一直被认为是神经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人们一直认为：神经系统和内分泌系统是互相平行而且是互相独立的两大调节系统。但在1928年德国一位年仅21岁的博士生沙雷尔在一个小硬骨鱼的下丘脑中发现有一些神经细胞表现有腺体细胞的特点。他给了它们一个特别的名字“神经内分泌神经元”，并提出了“神经分泌”的概念。当时这一概念的提出曾引起了长时间的争论，甚至到1953年举行的一次会议上，争论仍在进行，与会者几乎一致反对这个概念。但在下丘脑中一系列激素的发现并提取成功却给了“神经分泌”以最大的支持。

早在1945年，英国生理学家Harris依据生理实验资料提出了下丘脑调节腺垂体分泌的神经—体液学说：各种神经性传入最终将作用于下丘脑的一些具有神经分泌功能的神经元，这些神经元能将神经性传入转变为神经分泌的输出，由门静脉血液带到腺垂体，以调节相应垂体细胞的分泌。1955年Harris出版了《垂体的神经控制》一书。Harris的这一学说具有划时代意义，立即引起世人瞩目。于是从50年代开始，许多科学家相继投身到这一探索中来，并取得了令人鼓舞的结果，从1955--1968年期间，证明了下丘脑存在10种释放或释放抑制激素(或因子)。其中两位科学家吉尔曼（Roger.Guillemin）和沙利（Andrew Schally）的竞赛则最令人瞩目。

1955 Harris 《垂体的神经控制》

吉尔曼于1924年生于法国，在法受医学教育，打算从事内分泌学研究，但当时在二战后的法国，科研条件不佳。可巧听了加拿大著名内分泌学家汉斯·塞里埃(Hans，Selye)关于人体对应激反应的演讲(塞里埃是应激(Stress)学说的创导者)，极感兴趣。会后他找到塞里埃要求给他一个工作。经过面试，塞里埃同意给予他一项奖学金去加拿大蒙特利尔市麦吉尔(McGill)大学进行科研。在那里，他结识了一个研究生克劳·福梯尔(Claude Fortier)，对他的一生影响极大。福梯尔对脑与垂体的关系很感兴趣。他虽然还仅是一个研究生，却是英国海雷斯关于下丘脑产生激素以控制垂体的学说的热情支持者，他欢迎吉尔曼参加他的一些实验。正是在福梯尔的指导下，吉尔曼开始对下丘脑如何控制垂体活动这个问题发生了兴趣。他在麦吉尔大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后，于1953年转移到美国德克萨斯州，在贝勒(Baylor)医学院的生理系找到一份工作，开始了他的独立科学研究，当时他29岁。

吉尔曼（Roger.Guillemin）Born: 11 January 1924, Dijon, France

沙利于1926年生于波兰，父亲是波兰的一个少将衔军官，曾与俄国和德国打过仗。当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参加反纳粹战争时，他把家属先安置在罗马尼亚，以后又通过种种关系，于1946年把家属转移到英国爱丁堡。安德鲁·沙利这时才20岁。他在伦敦念了3年化学，当了技术员，作为著名的蛋白质化学家多纳德·伊利奥特(DonaldElliott)的助手。他在那里勤奋工作，获得了进行科研的一定的训练。沙利于1952年离开英国赴加拿大，在麦吉尔大学找到另一个技术员位置并攻读学位。实验主任是年轻的生物化学家墨雷·萨夫兰(MurrySaffran)。这个人对待沙利正如福梯尔对待吉尔曼那样。他对沙利进行热心指导，而沙利也以十分热情的勤奋工作来回报。可巧，萨夫兰也是海雷斯下丘脑激素理论的热情支持者，也熟悉本校塞里埃的应激学说。他利用垂体细胞体外培养方法进行了一项开创性实验。

沙利（Andrew Schally）Born: 1926

众所周知，垂体分泌的激素有好几种。如果其中一部分激素是由下丘脑的激素来控制的话，那么理应也存在着几种不同的脑激素。究竟应该从那一种激素的分离着手呢？鉴于促肾上腺皮质激素(ACTH)在医学上有较大的意义，其定量方法也比较成熟，于是这两个科学家不约俩同地选择了ACTH的释放因子(CRF)作为他们揭开脑激素帷幕的突破口。可是，从1955年到1962年整整7年的时间过去了，他们想象中的CRF始终没有从数以10万计的羊脑和猪脑中分离出来。从1962年起；沙利和吉尔曼都开始放弃CRF的探索，不约而同地选择了TRF为他们进军的目标。到了第四年，沙利研究组从100万只猪下丘脑中分离到了3毫克TRF。化学分析表明，它含有谷氨酸，组氨酸和脯氨酸。沙利请一家药厂的实验室按照不同的排列顺序将这3种氨基酸合成了6种多肽。对这6种多肽的试验结果表明，它们都没有生物活性。于是沙利断定，他们并没有真正分离到TRF，而占分子量三分之二的部分中所含有的成分才是TRF的真正“密码”。沙利主动放弃了这得来不易的战果，转而着手分离另外一种他们想象中的脑激素——生长激素释放因子(GRF)。吉尔曼研究组的形势也并不比沙利好一些。

促肾上腺皮质激素

直到1968年下半年，吉尔曼和沙利都没有什么新进展。当时支持这两个研究组的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宣布：将于1969年1月在亚利桑那州图森市召开会议，研究这两个组的进展报告，以便决定是否继续对他们的课题给予支持。

在图森会议已经宣布即将召开的时候，吉尔曼终于从27万只羊的丘脑中分离到1毫克的TRF。样品分析的结果表明，它的全部就是3种氨基酸，恰好就是沙利所找到的3种，即谷氨酸、组氨酸和脯氨酸。它使得犹豫不决的学术委员们毫不动摇地继续支持他们。吉尔曼吸取了沙利在TRF研究上的教训，考虑到TRF这个肽链是可能乙酰化的，所以他们把6个不同顺序的合成三肽都施以乙酰化。碰巧在这6个乙酰化的三肽中遇到一个活性的三肽，吉尔曼以为TRF的结构已经搞清，于是写了一篇论文寄给了美国的权威刊物《科学》杂志。《科学》杂志编辑部请专家审查了这篇论文，认为吉尔曼并没有真正搞清TRF的结构，因而拒绝刊登。

吉尔曼认真地重新检查了自己的工作，结果终于发现TRF这个肽链的一端在乙酰化过程中，其谷氨酸盐形成了内环，也就是说在这个位置上实际上是焦谷氨酸盐。另一端也不是脯氨酸，可能是脯酰胺。于是他们做了红外线分光光度测定，在1969年6月30日发表了一个比较可靠的结构；焦谷氨酸盐—组氨酸—脯酰胺。同年10月29日发表了质谱分析的结果。

沙利很快就从吉尔曼的进展上获得了启发，重新组织进攻，决定回过头来研究他从猪脑中分离到的TRF。为了加强力量，他在图森会议上与得克萨斯大学的结构化学家福尔克斯谈妥，把猪脑TRF的结构研究工作移到福尔克斯实验室来。1969年8月8日他们发表论文，宣布他们也已经合成了TRF。同年9月22日他们发表第二篇论文的时候，他们已经可以宣布，根据色层分析的结果，从猪下丘脑中分离的TRF的结构和吉尔曼从羊脑中分离到的TRF结构是一样的。这就是说，两种动物的同一种TRF，应用3种分析方法，都被证明是；焦谷氨酸盐—组氨酸—脯酰胺。因此，现在人们可以说，脑激素的存在确实是客观的事实，因为不仅有生理学试验的根据，而且直接鉴定出了第一个脑激素的化学结构。

吉尔曼和沙利没有满足已经取得的成就，他们又不约而同地选择LRF为下一个攻击的堡垒。如果说，在TRF的分离与鉴定方面曾经起过决定性作用的是吉尔曼，那么在LRF方面，应该说是沙利领先了。沙利研究组首先发现了LRF的十肽结构。而在TRF和LRF这两个堡垒相继攻下以后，沙利和吉尔曼又肩并肩地向第三个脑激素进军了。他们选中的第三个目标是GRF。沙利于1971年开始对GRF进行重新探索不久就宣布，他已经搞清了GRF的结构。可是，正因为他太自信了，把混入的血红蛋白的B链的结构看作为GRF，以至于拿到鼎鼎大名的Merck化工厂去请求他们合成。早在1968年美国生理学家麦克康和他的同事们就已经指出，下丘脑并不分泌GRF，它之调节垂体释放生长激素是通过一种促生长激素释放抑制因子(GIF)来实现的。吉尔曼和沙利却根本不相信麦克康的论断。他们不去探索GIF，却埋头于GRF的分离。经过了沙利的曲折而长期的摸索而未告成功。吉尔曼研究组里的两位生理学家瓦尔和勃拉休开始相信麦克康的论断，从而促使吉尔曼转向分离和鉴定GIF的方向。这个转变帮助吉尔曼的工作取得成功。后来的事实证明，GRF实际上也是存在的，不过它的分离和鉴定的技术较为复杂。当时吉尔曼研究组在过去分离过TRF和LRF后剩下来的羊下丘脑材料中找到大量的GIF。并且从那个时候起只化了几个月的时间便搞清了它的结构——由14个氨基酸组成的Q形肽链。他们给GIF取了一个新的名字“体缓长素”(Somatostatin，SS)，意思是使机体生长停滞的激素。这项工作的完成并报告是在1973年，这年吉尔曼49岁。沙利在这项研究工作中落后了。他到了1976年才搞清猪下丘脑中GIF的结构。并且证明它和羊下丘脑GIF的结构是一样的。

1977年，沙利和吉尔曼因上述工作分享了当年的诺贝尔生理学奖，而同时获奖的还有椰洛（Rosalyn Sussman Yalow），一位开创了放射免疫法检测微量激素的女性，也是少数几位获得诺贝尔奖的女性之一。

椰洛Rosalyn Sussman Yalow（1921~2011）

此后，下丘脑的其他释放激素和释放抑制激素也相继被分离鉴定。1981年Vale，Burguss等从50万头山羊的下丘脑中分离鉴定出了促肾上腺皮质激素释放激素(CRH)。这些辉煌成果，揭示了神经系统与内分泌系统的内在联系，使Harris学说变成了世人公认的科学理论，推动了临床医学的发展。

新的方向

随着激素分离、鉴定方法和放免测定及免疫组化等技术手段的应用进展，停顿了半个多世纪的胃肠激素又重新成为最活跃的进展最快的研究领域之一。不仅对早期发现的胰泌素进行了分离纯化，阐明了化学结构，而且还发现了一些新激素。

如胃泌素、胰酶素、胃动素、血管活性肠肽、蛙皮素等。随着研究的深入，人们发现一些原来存在于脑中的激素如脑啡肽、生长抑素、P物质等，也在胃肠道发现；同时又发现原来存在于胃肠道的一些激素如胰酶素、血管活性肠肽等，也在脑中出现。这些双重分布的肽类被称为脑—肠肽(brain—gutpeptides)。关于脑肠肽生理功能的研究，已经发现了许多重要的生理现象，引起生理学界的高度重视。例如，肽类活性物质与胺类递质在同一神经元内共存；以肽类作为递质的肽能神经元的发现；肽类有可能作为神经调质(neuromodulator)调控突触传递等。

随着对激素研究的深入和广泛，激素的概念不断更新。传统的激素含意已不适用于某些生理现象的解释、新的概念认为，激素是由某些特殊细胞所分泌，是能够传递信息的化学物质：它可以从这一细胞传递到另一细胞，也可以从细胞的一部分传递到同一细胞的另一部分。激素的新定义除了强调激素是一种化学物质外，更强调激素的传递信息作用。无论是通过血液，还是通过组织或细胞间隙液都可以进行传递，新的激素定义的范围扩大了，它可包括循环激素(circulatinghormone)如胰岛素、肾上腺皮质激素等；组织激素(tissuehormone)如前列腺素、激肽等；局部激素(10calhormone)如生长抑素，神经递质、神经调质；外(信息)激素(pheromone)等。

近20年来，随着内分泌学和其他学科的发展与交叉，内分泌学整合的范畴与内涵在不断扩大：自1980年Smith等发现白细胞的干挠素中有ACTH及丁—内啡肽活性片段以来，目前已发现免疫细胞能产生20多种激素。还发现免疫细胞上广泛存在着激素和递质的受体。同时，大量研究表明，神经及内分泌细胞也有各种细胞因子的受体，而且这些细胞也能分泌多种细胞因子。因此，神经、内分泌系统与免疫系统存在着复杂的双向调节作用。这些研究表明，神经、内分泌与免疫系统之间存在着重要的联系，从而提出了神经-内分泌-免疫网络的新概念。随着研究的深入将会使神经内分泌整合的范畴和内涵不断扩充和发展。

20世纪70年代，下丘脑的激素的发现曾引起了一时的轰动，到了80年代又一个激素的发现同样又引起了全世界广泛的关注和强烈的研究兴趣，这就是心钠素。自从17世纪哈维提出血液循环学说以来，心脏被认为是一个血液循环的动力器官，起着一个单纯的“血泵”作用。关于心脏与血总量和肾功能的关系，早在3000多年前就有所认识。文明古国如埃及、希腊等到处可见用“水浸”来治疗水肿。就是在小浴池或水桶中盛上温水，人在其中半卧，水浸至颈部，只将头露在外面，浸泡几个小时，以达到消肿的目的。但关于这一疗法的机理人们一直没有弄清。近代以来，有学者研究认为水浸可以使回心血量增加，心房扩大，从而引起血管舒张、血压下降以及尿量增多，这样可以维持细胞内外液相对恒定，从而达到消肿目的。但由扩张心房导致肾功能改变，其中是什么在起作用还一直困扰着科学家们。1956年凯什发现了心房细胞中有一些特殊的颗粒，到了1981年迪博德的实验证明心房的提取液有利尿作用，从而心脏与肾功能之间的联系被发现了。这一发现打破了传统的观念，成了一个新的里程碑。

美国科学家研究发现：心钠素是痒感觉初级递质

目前，科学家们又在研究一些有趣的现象。民间传说，人们的男女社交对月经周期有一定影响。女性生活在一起，如母亲、女儿及姐妹们，有可能使月经周期一致。有人作过一项调查，135名住宿生，随着学年的延续，同室的室友及交往密切的好友，她们的月经周期逐渐变得同步，更为有趣的是，一位自愿充当被试者的妇女，她用棉花垫放在自己腋窝下收集分泌液，并用酒精提取。在8名妇女身上做观察，另8名做对照。将提取液涂于被试者上唇，对照组则涂以酒精，观察4个月后，发现8名受试者月经周期变得同步，而对照组则无变化。这提示，人类也许有一种外激素存在，通过嗅觉可以影响人的生理状况。但这种外激素存在与否，究竟是什么，还有不少争论。我们期待有一天能够解开这个谜底。

总之，对激素的发现，使人类更深刻、更全面地认识了人类自身的秘密，一些曾被认为是人类特有的行为，现在看来也不过是激素的作用，这对于人们的震动不亚于哥白尼的“日心说”。同时，它也在人类征服疾病、改善体质、增进健康的长期斗争中提供了新的帮助，为临床实践提供了更多的诊疗手段。对激素研究近年来有了一系列令人瞩目的进展，各种新发现不断涌现，新的概念不断冲破旧的理论框架束缚，也给医学生命科学展现出了一幅动人的画面。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激素的发现是现代医学的一大丰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