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常说科学是严谨的，传统医学缺乏的就是这种严谨性。体现这种严谨性的科学精神，也是随着科学方法的进步而进步的。

结核病是一种古老的病种，人类一直在试图征服它，古人也发明过很多疗法，但效果都不太明显。一百多年前最盛行的抗结核病药物是一些含金的制剂，最典型的叫Sanocrisina（硫代硫酸金钠），这类具有毒性而缺乏实际疗效的金制剂是当时治疗结核病的“一线用药”。直到1931年有个叫JamesBurns Amberson的医生发表了他的一个临床研究报告，这种无效的疗法才被终止。

1917年，就读于霍普金斯大学的Amberson不幸得了结核病，被送去一家叫LoomisSanatorium的疗养院治疗。两年后他的病居然痊愈了，因为找不到工作，Amberson便留在这家疗养院打工，而且一做就是很多年，变成了治疗结核病的专家。后来，针对金制剂到底有没有疗效，他设计了一项临床研究，招募两组病人（每组12例），一组采用硫代硫酸金钠，另一组采用蒸馏水（安慰剂），至于谁用治疗药谁用蒸馏水，他采用扔硬币的方式，看是哪一面朝上来决定，患者从头到尾不知道自己被注射的是哪一种试剂。这个试验被认为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随机分组”设计的现代临床试验。试验结果提示，跟蒸馏水相比，硫代硫酸金钠没有给病人带来治疗上的获益，甚至有更高的死亡率。1931年，他的“一个临床评价硫代硫酸金钠治疗肺结核病疗效”的报告发表在American Review of Tuberculosis杂志上。文章发表后，立即引起了世界各国的重视，而且很快全面停止了硫代硫酸金钠在治疗肺结核病中的使用。他首创的这种“随机分组”的临床药物评价方法从此大行其道，至今被视作临床研究的规范做法。当然，Amberson的收获也是巨大的，后来成为哥伦比亚大学医学院的胸科主任，外带各种的头衔。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有时候一个临床评价方式的改变或者一个新的规范性流程的实施，会在医学上带来革命性的进步(本故事转引自贾伟科学网博客：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65898-1066739.html ）。

对比而言，我们的中医大师一直采用个案报道来认定临床的干预效果。虽然近年来也采用了随机对照试验（randomizedcontrolledtrial，RCT）进行临床研究，但似乎走入的是一种歧途，颇遭业内反感。因为的确，中医疗效采取RCT则让人自信心大损，以个案报道就充满三个自信。这不，2009年出版了个人临床专著《一名真正的名中医——熊继柏临证医案实录》的国医大师熊继柏教授（发表学术论文108篇，出版中医专著17部，其中独著《内经理论精要》一书，先后被英国牛津大学图书馆、英国大英博物馆、美国国会图书馆列为藏书。编著的《黄帝内经研究大成》，曾获国家新闻出版署科技图书一等奖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科技进步二等奖），最近“要纠正中医人与患者的几个错误观念”，其中之一就是“中医是经验医学”。他认为中医不是经验医学，靠的就是理论指导：

“例如，我曾治疗过一个女病人，自诉小便频，但尿色不黄，有尿必解，若稍忍不尿，则立觉双手掌心与手腕相连接处胀痛，而且胀痛逐渐加重，只要去解小便，其胀痛则随消失。碰到这样的怪病，你怎么考虑呢？那就要用上理论了。手掌是手少阴心经和手厥阴心包经所过之处，而排尿归膀胱所主，肾合膀胱，肾属水，心属火，水克火，换句话说，不就是水气凌心吗？我就给她开了‘五苓散加丹参’，结果治好了。
　　“药方看似简单，但如果没有理论指导，你怎么可能想到那里去呢？既要想到排尿归膀胱所主，肾与膀胱的关系，又要知道心经的经脉所过部位，心与肾之间的水火关系，最后还要会用五苓散，还要加丹参通心脉。几分钟的思维过程包含了多少理论在里面啊！
　　“我在临床上看一个普通病大概是5分钟，疑难杂症当然时间要多一点，病人不理解为什么这么快？因为我经验丰富，因为我理论纯熟。所以我说，要想当‘上工’必须有扎实的理论功底、丰富的临床经验和敏捷的思维反应，否则只能当‘中工’，甚至‘下工’。”

这让我想起“李约瑟难题”：“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事实上，爱因斯坦1953年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就解答了这个问题：“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那就是：希腊哲学家发明的形式逻辑体系，以及通过系统的实验发现有可能找出因果关系。在我看来，中国的贤哲没有走上这两步。”

是的，中国的贤哲确定因果关系往往十分轻松，这不仅体现在我们顿悟的各家学说里，也体现在浩如烟海的个案报道中。因此，汗牛充栋的各家学说互相排斥，长期共存，因为谁也无法说服谁，因为缺乏判别式检验。实际上，西方传统医学也是如此，只不过到了近代才走上了另一条追求严谨的科学道路。

我常常听到医师夸耀自己的临床疗效，其实要说疗效真的不容易。现代医学验证药品临床干预效果的“多中心”、“大样本”、“随机双盲对照”是“穆勒五法”（最早采用归纳法研究自然界因果关系的集大成者，见附图，转引自黄荣彬的博客）在医药领域的具体应用：个体有差异，需要大样本统计；疾病有自愈现象，需要对照（求异法）；人有心理作用，需要双盲。通过严格设计、严格操作的现代医药学试验，才能够确定某种疗法的临床效应。

1890年，德国细菌学家罗伯特·科赫（Robert Koch）提出的“科赫法则”也是“穆勒五法”在病原微生物领域的具体应用。“科赫法则”为：（1）致病微生物必须存在于患病的所有宿主生物体内，而不存在于健康生物体内；（2）从患病生物中可分离到该微生物的纯培养物；（3）将培养物接种至敏感宿主时，同样的疾病必定再次发生；（4）从人工接种的宿主中，可再次分离得到这种微生物的纯培养物。

当年科赫宣称，只有同时满足这4个条件，才能确定某种微生物与特定传染病之间有因果关系。依据这4个条件，科赫令人信服地证明了炭疽病和结核病分别由炭疽杆菌和结核杆菌引起。当然，100多年来的大量事实证明，科赫法则有绝对化之嫌，但这种严谨求证的科学精神与我们传统中医满足于臆测和联想的思维特点，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因此，科学进步首先是方法学的进步，没有严谨的规则就不会有严谨的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