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铜器乃是冶师而非帝王范铸，其形态与王世更迭并不直接相关。专家断为商代的器物如皿方罍、子龙鼎适用周尺21.5 cm而非商尺19.7 cm，当是原商朝冶师范铸于商周鼎革之后。武王崩于克商年十二月，或临终赏赐以安定天下，山西殷遗贵族十三月十二日收到而铸有义器，并不能作为王号生称的证据；成王在位16年(含周公摄政7年)，商朝晚期铜器形态可以流行于西周早期前段；若其未见于昭穆两世而偶见于共王世，器物又出土不明，则是可疑。

以下两段摘录自“吳鎮烽.商周青銅器銘文暨圖像集成續編”前言，值得讨论。懋尊、卣“隹六月既望丁巳，穆王在郑……”，历日不能排入拙谱穆王世晚期；不过，在确认王号不生称、懋器非伪铸之前，暂不必修改拙谱的共王元年BC938。

懋尊是大口筒狀三段式，通體有四道扉棱，屬於張長壽、陳公柔、王世民《西周青銅器主要類型分期圖譜》的Ⅰ型1式；懋卣斂口鼓腹，蓋沿下折作束腰形，花苞形鈕，提梁兩端有圓雕獸頭，通體有四道扉棱，屬於Ⅱ型1式b。两类器物都產生於商代晚期，流行到西周早期前段，如商代晚期的亞龏父辛尊、衛箙父辛尊和亞址卣、戶卣等，以及西周早期的亞其疑尊、商尊和商卣、冉父丁卣等。其造型變化不大，裝飾鳥紋也大同小異。

如果沒有“穆王在鄭”之語，自然將它們斷爲西周早期之物；現在有銘文作證，可知這種形制的尊、卣的時代可以晚到穆王時期，以至於到了恭王初年。這就爲我們認識《分期圖譜》Ⅰ型1式尊、Ⅱ型1式b卣的形制，以及《鳥紋圖譜》Ⅰ型7式173小鳥紋、Ⅲ型3式332長尾鳥紋，下限可延續到共王時期提供了有力的證據。

网上见藏馆介绍，懋尊高22、口径21、底径15厘米，懋卣高29、宽22厘米，想来是圆整数据，不能判断适用尺度而有些可惜。

附录：难以确认的事情总是有的 

1  确定殷商王年和历法因材料残缺而难以着手，许多事情不能知晓而专家争论不休。倘若大小月相间，相差两个月干支仅移动一位，故而历日排谱只要知道岁首的大致位置。自己基于两次月食采信殷商岁首目标秋分，现在有些犹疑而再做确认，花费了三天功夫仍是没有任何成绩。如甲骨卜辞有蝗灾，隶定为“秋”而字形有些差异，卜辞释读有争议；明确月份的只是二月和六月，且数量太少：这是蝗虫多发的季节，还是难得的季节；是见到幼虫而卜问还是…。

郑云飞. 中国历史上的蝗灾分析. 中国农史，1990(4):38-50 

前天晚上读“田率.西周金文中的周王谥号与青铜器断代再思考.中国高校社会科学. 2026(4):112-121”,见到四组有穆王之名的铜器铭文，长甶(囟)盉“三月初吉丁亥”，懋尊、卣“六月既望丁巳”，玉茍盘、盉“正月初吉丁卯”，(FU)簋、盘“正月初吉丁卯”。三个历日皆缺年份，若如学界主流意见，“穆王”乃是死谥，则当铸器于共王初年，而事情当在穆王晚期。可惜“六月既望丁巳”难以排入拙谱，需要有个交代。 

2  西周王年的问题是材料太多而真假难辨。笔者觉得，西周岁首目标冬至、月首为朏，只要利用绝对可信的金文历日以及既望十四~二十日、前后为既生霸和既死霸，即可排谱确认昭王至幽王的元年。其后填入其他历日，确认初吉的含义、拟补缺漏的年或月、解释铭文历日的含义，等等。仅以懿王世(BC910~BC904)为例略作说明，文中日期以实朔为一日。

基于曶鼎“元年六月既望乙亥”而“四月既生霸丁酉”为二年，可以找到懿王元年的可能选项BC920和BC910，考虑其他器物以及诸王生寿而初选后者。匡卣“四月初吉甲午，懿王在射庐”，六年正月实朔BC906.12.31，四月甲午三日且恰为春分。七年之中有此一日，颇为不易；且所述为六年之事，铸器于懿王过世之后完全可能。又，曶鼎的第三段铭文中有人名匡，可以为曶鼎在懿王世提供些许佐证。

懿王七年正月朔BC905.12.19，牧簋七年十又三月既生霸甲寅三日；其后孝王元年正月朔BC903.1.7。铭文理解为，孝王即位之初即懿王末年的十三月，指责王朝积弊丛生，任命牧为监察官员以巩固王位；若即位七年后再批评朝政，似不合情理。 

3  笔者编排金文历谱有穆王元年BC972、共王元年BC938，后来发现恰好与《古本竹书纪年》西周二百五十七年、受命至穆王一百年、十一年周始伐殷协调：受命元年BC1038,十二年BC1027终灭纣。《史记·周本纪》“穆王立五十五年崩”或许是“年五十五崩”之误；而“穆王即位春秋已五十矣”，或是 “二十”之误，即昭王南巡不返事出非常，但太子满已二十足岁，次年改元，则年五十五崩而有34年。“春秋”与数字表示年岁罕见：《左传》《国语》《尚书》均未见，《史记》仅此一例。依着《古本竹书纪年》的武王享年五十四，则成王至穆王出生时四位父亲平均22 实岁，也还合理可信。

上面是穆王世的金文历谱，部分铜器的年代为拟补。如张懋镕先生判断“八月初吉庚寅”绅鼎与穆王三十年虎簋盖相近，历日恰为廿九年立秋。首都博物馆藏班簋铭文“唯八月初吉，在宗周，甲戌，王令毛伯更虢城公服……”197 字，藏馆专家于力凡先生论证为穆王世。故宫博物院有词条“班簋，…… 故时代当为穆王前期”，三年八月甲戌恰为立秋次日。毛班之父毛公为文王之孙，过世距受命七年即文王崩少于62年而可信。 

4  倗叔壶和鲜簋的四要素历日不能入拙谱，恰好有专家辨伪。长甶(囟)盉“三月初吉丁亥”，懋尊、卣“六月既望丁巳”，玉茍盘、盉“正月初吉丁卯”，(FU)簋、盘“正月初吉丁卯”，缺少年份，但皆有穆王之名；依着主流意见王号乃是死谥，事情当在穆王世晚期。

初吉就是好日子，可以是新月之朏、满月之望、四时八节以及特定的日期，如丁亥之吉来自受命元年元旦，可以分布全月。两个初吉历日可以排入穆王世最后两年，但懋尊、卣“六月既望丁巳(54)”，意味着正月朔在庚午(07)至乙亥(12)——与玉茍盘、盉“正月初吉丁卯(04)”肯定不在同一年，最晚也要排到穆王二十五年，且需要调整岁首至BC949.12.26 甲戌(11)而放弃小盂鼎——有说在宣王世，否则要排到二十年。

注：小盂鼎器已不存，铭文拓本稍欠清晰，有廿五、卅五年之说，多称与大盂鼎同在康王世，但李山和李辉先生以22条理由质疑而主张穆王世；黎东方先生将其排入宣王世，又说“铭文所提到的战争，规模之大，应该引起当代与后代历史家的注意：会不会正是司马迁所说的穆王对犬戎的战争? ”。

李山, 李辉. 大小盂鼎制作年代康王说质疑.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2(2):31-36

黎东方. 西周青铜器铭文中之年代学资科. 见：朱凤瀚，张荣明编. 西周诸王年代研究.贵州人民出版社, 1998.110-124 页

断代工程周穆王元年为BC976，末年为五十五年，正月朔BC923.12.09 癸酉可以排入懋器“六月既望丁巳(54)”十八日。不过，断代工程认为共王世当年改元，元年岁首朔BC922.01.08癸卯，排入元年二月既望庚寅(22)师询簋。两器不能在同年。 

5  懋尊、卣的造型和纹饰风格一致，铭文相同(图片已在正文给出): 隹六月既望丁巳，穆王在郑，蔑懋曆，賜緄帶。懋拜稽首，敢对揚天子休，用作文考日丁宝尊彝。历日不能排入拙谱的穆王世晚期，依着常识，该有三种可能，分述如下。 

5.1  拙谱穆王世年代有误

倘若穆王末年后延一年，岁首BC938.01.04 乙亥，懋尊、卣“六月既望丁巳”十五日，真是恰好。不过，《古本竹书纪年》《史记》幽王末年BC771，西周二百五十七年、十一年周始伐殷协调、十二年二月甲子灭纣、受命至穆王一百年，计算可得穆王末年BC939。怎能放弃先期排定的共王元年BC938呢.

多件共王世铜器的历日与BC938相合。如永盂在共王世“十二年初吉丁卯”，岁首实朔BC928.12.3辛丑(38)，则丁卯(4)为正月二十七日冬至。这是通常所说的建子；不过，岁首当在冬至前后，如此已是失闰，或引起永盂脱漏月份。

5.2  “穆王”乃是生称，只是生前不常用而已

长囟盉出土明确，铭文可以看作穆王过世之后的追记：“唯三月初吉丁亥，穆王在下淢㡴(居)，穆王飨豊(醴)，即(佽)井伯、大祝射，穆王蔑长甶以逑(仇)即(佽)井伯，井伯氏(祗)弥不奸，长囟蔑，敢对扬天子丕休，用肈作尊彝。”

子乔先生“新见《玉茍盉》“穆王”为生称说 - 知乎”所说，“唯正月初吉丁卯，王在湿宫，玉茍献凤圭于穆王。蔑茍历，赐郁鬯。茍对扬穆王休，用作父乙簋，子孙其永宝。戉箙”，不宜用事后追记来解释——“王为时王即共王、穆王为先王”不合情理，故而仍有学者支持王号生称，但已不是现在学界的主流意见。

吳鎮烽. 新見玉苟盤玉苟盉小考 有器物和铭文照片，但没有介绍形体尺寸。吴先生说，盉铭“子月”系“正月”之誤；盤銘作“正月”，可證。不过，西周先人会这样写错么？有说，这个字形是“正”的变体，但笔者没有找到类似的字例；“王在湿宫，玉茍献凤圭于穆王”似乎有些别扭：如果是穆王在世作器，有必要这样写么？

5.3  铭文历日有误

铜器铸铭有误，真是罕见，而懋尊、懋卣所述真是重要，器主想来不会记错。不过，两器是追逃所得，有无可能是伪器呢？器形与年代不符；而托名被盗大墓而范铸伪器也是有的，如新闻报导“兽型铜觥香港1300万元拍卖，因犯罪嫌疑人不舍，欲以赝品调包，致拍卖流产”。 

6  总而言之，懋尊、卣“隹六月既望丁巳，穆王在郑……”不能排入拙谱穆王世晚期；不过，在确认王号不生称、懋器非伪铸之前，暂不必修改拙谱的共王元年BC93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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