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鹰：“从来没觉得农业面临的挑战像今天这么大。”

新华网报道：全国政协委员、原国家发改委副主任杜鹰称：

棉花和糖料已经率先突破了国际天花板，小麦玉米稻谷三大粮食的国内价格已经高出到岸关税配额内的价格，如果主要农产品国内价格高于关税外完税后的价格，国外农产品大量进入中国将不可避免，“恐怕是不太远的将来的事”。

对当今农业的态势，他描述为：

“我搞农业三十多年从来没觉得农业面临的挑战像今天这么大。”上有“天花板”下有“地板”左有“红灯”右有“黄灯”。

1995年有美国学者布朗（Lester R. Brown）《谁来养活中国》一书指出：中国的人口增长不可逆转；中国的农田减少不可逆转；环境破坏造成的农作物减产不可逆转。虽然中国可以也有能力用足够的外汇储备来购买美国的所有粮食，甚至买上几年美国的收成，但谁又能供应得起十几亿中国人的粮食缺口？

后来他再次指出：中国不能养活自己的原因是耕地不足。他说中国到处都在建高尔夫球场，严重地浪费耕地，必将导致粮食减产，造成危机。

这激怒了茅于轼，他于2004年发表了《虚拟的“粮食危机”》（http://www.chinathink.net/Aindex/documents/200404/3710.shtml）一文，称布朗的书“给中国造成了非常大的伤害，大大地推迟了粮食市场自由化的进程，还导致上千亿元的经济损失。”

两年后，农业部于2006年底提出了《全国粮食生产发展规划（2006～2020年）》，对粮食问题做出了如下的总体判断：“国内粮食供需关系偏紧的态势将长期存在。”

面对中国到底是否存在粮食危机的争论，2008年02月20日我在科学时报发表《粮食危机真实的还是虚拟的？》一文（http://scitech.people.com.cn/GB/6899045.html），从对粮食需求量和产粮能力的预测，旁证了农业部的上述判断。

对茅于轼的观点，我指出，他的论证基础是：

“以有效需求替代客观需求，将价格信息视为真实的余缺信息，这是否认存在粮食危机的理论依据，显现出典型的市场原教旨主义。而如果听任市场原教旨主义指导社会公共事务决策，早晚会陷入“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境地。然而粮食是性命攸关的基本消费品，缺乏支付能力的人群在这样的境地下会做些什么，史有明鉴。”

此文引起当时的中国科学院院长注意，将其转给著名小麦专家李振声院士。导致了后来的几次农业论坛。后来我就没再关注此事了。

7年后的今天，杜鹰透露的信息再次将这个问题提到社会公众面前。

问题其实很清楚，从客观需求和产能的角度看，中国的粮食问题是严重的。从茅于轼坚持的市场原教旨主义的角度看，危机是虚构的：只要赚足了钱，什么买不到？何必生产粮食？茅于轼的理论其实不是他创造的。民谣早有云：

“泥瓦匠，住草房；纺织娘，没衣裳；卖盐的，喝淡汤；种田的，吃米糠；炒菜的，光闻香；编席的，睡光炕；……”

用时兴的经济学术语，就是搞实体经济的受制于搞虚拟经济的。用古人的话就是“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劳力者食（供养）人，劳心者食于人”。这就是茅于轼们热爱并竭力论证其合理性的社会状态。

在粮食问题上，中国到底应作何选择，处于不同的社会地位，自然有不同的判断。如果走茅于轼的道路，让市场力量来主宰社会资源配置，最肥沃的土地就会变成都市、商厦、高尔夫场。说“就会”其实太保守，任何人到苏锡常平原、杭嘉湖平原、川西平原都会看到，这已经是现实了。

除非中国在世界经济体系中，摆脱实体经济从业者的地位，而执虚拟经济之牛耳，让美国佬等八国联军的后裔为我们生产实物，并以强大的军事力量保证他们必须卖给我们，否则，我们的饭碗必将控制在孟山都之类跨国公司的手里。

对茅于轼们，这是无所谓的，他们自信在这样的经济格局中，不缺他们的饭碗。至于那些有生理需求而无“有效需求”的中国人，不过是垃圾人口，管他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