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才查文档时看到过去写过的一份“思想汇报”，又重新读了一遍。5年前参加过一次市委党校组织的归国人员学习班。当时不太情愿去 – 已经是老海归了，工作又忙得脱不开身。结果学校组织部再三催促下还是去点了个卯，上了一天课就溜回学校了。后来党校老师也没找我的麻烦，只是告知要每个人写份思想汇报。我按时交了作业，5年过去了，现在看看这个作业还是有一点可读性的。文章长了点，删改了些内容，在这里贴出来。

改造我们的学习
贾伟

     最近看了一部党史题材的电视剧 -《延安颂》，细细品味电视剧里的情节和观点，得出一些感悟和想法，藉此和班上的同学交流一下。
     从历史的角度看，中国近代民主革命的波澜是由像孙中山、黄兴等一批“海归”掀起的。中国共产党早期的核心领导层中曾有“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这样的高级“海归”。但共产党内这些在国外学习马列、取得“真经”的“海归”对后来党的发展带来的影响可以说毁誉参半，主要原因是他们坚持用共产国际那一套来指挥军事和指导当时的工作，从五次反“围剿”到长征再到延安抗战初期。毛泽东在延安时提出“改造我们的学习”，是想把当时的高层工作思路从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中摆脱出来，切实与中国的现实结合起来。
    进入新世纪后，中国国家建设进入一个关键性转轨时期，中国的海外留学人员归国发展这一现象越来越“热”，随之而来的“毁誉”亦在近几年贯穿于他们的工作当中。我本人也是一个“海归”，在外学习、工作十来年后，以为这次归国是属于“兄弟在外面混出点名堂”，“有很多真东西可拿出来”。结果不然，回来的第一年就很有挫折感，也经常在耳边听到“海龟”不如“土鳖”的言论。思前想后，觉得问题还是出在自己身上，譬如对环境的期望值太高，自我（ego）意识太强，工作中不知不觉地沿用以前的方式。“主观”和“教条”的“海归”是很难上岸的。因此，联系自己这几年的得失，觉得在任何一个新环境、新形势下发展，必须经历一个重新学习、调整思维和工作方式的过程。
     成千上万“海归”们在国内各行各业重新起步和发展，已不再是一个简单的社会现象，大而言之，他们的成功与否对今后若干年我国的综合国力和可持续发展力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对于“海归”们在国内工作方向具备宏观调控能力的政府部门（如教育部门、科技部门、中科院）是否也应该有一个学习和思想调整的过程呢？我个人认为引进人才的当务之急是要在一些关键领域进行论证，加大力度提高可产业化的科研水平，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国际竞争力。关键领域的选择不一定是“国际研究热点”，而是要选我们有潜力提高和超越的，要造成一种“错位”式的国际竞争。我们向美国和欧洲等西方诸强学习什么？我觉得既要看到他们在经济高度发达的今天对基础科研的重视和每年成百上千亿美元的投入，也要看到他们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注重应用性、产业化研究的发展过程（翻开那个年代的Science杂志，可以看到都是些应用性的论文）。现在国家每年在花巨资鼓励做基础理论研究，海归们中的不少人也就奋力地在各自的单位（如科学院系统、高校系统等）从事基础性甚至很多是重复性的研究，以发表多少篇国际论文（现在叫SCI论文）为衡量标准，希望着有朝一日能在Science 和Nature 杂志刊载他们的研究杰作，就算大功告成了，这叫publish or perish。那么，我不禁要问，发了这些个文章是否就意味着中国的整体科技水平和竞争力上来了？我在这里举一个例子，我本人是吃药物研究这碗饭的，近年来我国在新药研究方面国家和地方的投入远高出当年研制青蒿素的那个年代，但二十几年了也没见出了什么新药，SCI论文倒是出了一大堆。90年代实施“中药现代化”以来国家十多个部委再加各级地方政府投入数以几十亿计的资金支持，结果是疗效好、价格实惠的中药品种反而少了，中药国际贸易数年来持续“赤字”，中成药在全国药品市场所占份额从以前的半壁江山一再下滑，前年是四分之一，最近可能已跌破百分之二十。这只能说明一点，我们这里面的工作思路包括宏观思路存在着问题。现在的关键不是投入的问题，而是策略和思路的问题。照这么下去，今后我们的子孙后代们也就只有吃“洋药”的份了。当然除了制药行业，别的行业大抵也是一样。海归们很少会有兴趣为某一家化工企业立项攻关，设法降低其生产工艺的成本、或提高其产品的收率、或降低能耗、减少其三废污染，因为这么做，他们就发不出国际论文了，因而其研究水平就“显得”低了，就无法升教授、研究员、甚至院士了。现在的生命科学研究领域几乎绝大部分的分析仪器都是进口的，我们不但要花钱买别人的仪器，还要用他们的信息软件来计算和处理我们的实验数据，用他们的运行程序来管理项目，更离谱的是我们自己连试剂都不会做了，我们几乎所有的重要试剂和标准品都要依赖进口。在我们迅猛地增加科研投入的同时，难道就没人搞一点宏观分析，展望一下未来的生命科学研究会是个什么格局？在别人的研究和配套体系日趋成熟的今天，我们是越赶越近了，还是越跑越远了？

     我们有一些海归，满怀热情地把以前在国外的一套“前沿”的东西搬回来立项，因为先进，而且因为掌握这些技术，国内很多单位趋之若骛，对于“吃过外国的猪肉，还看过外国的猪是怎么跑”的人才是重视的。于是就投资了，花大钱按国际先进标准搞出个“中心”来，最后买了一堆 “烧钱” 的设备，就是做不出东西来、或无法可持续地运行。道理很简单，没有做过前瞻性的分析和设计。中国其实还不富裕，我们要让老百姓花得起钱买到好产品，吃到好药，用到实惠的产品，就必须把主要精力化在开发“适宜技术”上，化在将“适宜技术”产业化上，化在降低成本、降低能耗、提高劳动生产率上来。亚洲的日本在过去的数十年里把工作重点放在技术的仿制、改造、然后再提高和创新上来，从而打造了国家扎实的工业和科技基础。

     先进的技术和理念一定要和现实结合，才能被社会认可，而这种认可包括了成果的产业化和市场上的成功、竞争中的成功。昔日的海归是有信仰和精神的，他们中的大部分穷其一生追求着遥不可及的梦想。今天的海归中的大部分也为了追梦而回到祖国，所不同的是，我们发现在这片土地已不再熟悉，我们看到街上的豆浆坊的同时也看到了星巴克。于是我们觉得中国已经发达了，可以“高举高打”了。但我们也许要记住这么一个事实，当我们在喝二十多元一杯的Cappuccino的时候，街上的许多人还在认为两元一杯的豆浆太贵了。我想我们应该先从这里开始学习，改变我们的思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