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小学3年级的儿子一天放学回家跟我说，“爸爸，你知道吗，你现在太有名了，我们好几个老师都听过你的演讲。”儿子讲的所谓的“演讲”是我被安排给我们当地社区做的科研介绍和科普报告。

  来美国至今的十个月里我除了在NIH以及附近几个高校如Duke和UNC Chapel Hill做过几场学术报告以外，大部分的“报告”是给本地社区做的。我们新的科研大楼至今接待了不下20批各种社区团体，有中小学的老师、学生、退休人员、商会成员等等。我们科技园区是北卡州政府拨付专项资金成立的，而这些纳税人及其家庭成员自然就是我们的衣食父母了，如果他们想知道我们用“他们的钱”都买了啥仪器，在干些什么，我们就必须认真对待。事实上这里8所大学的研究中心均用最高规格接待来访者 – PI(principal investigator)亲自讲解和陪同。人们在参观中会问很多我们研究中的问题，诸如目的、方法、可预期的结果，有些问题还真是很有道理，我甚至觉得应该在我们长远规划中得到考虑。我除了讲解UNCG的一块工作，还要领着来访者到公共仪器大楼讲解包括十几台质谱仪和全球最高功率的（950MHz）的核磁共振仪在内的一大批科研设备。几个月来我们园区Duke，UNC Chapel Hill和NC State的3个大学的中心开了系列讲座，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为社区的群众讲解所研究领域的新进展和新思想。我们中心最近也安排了（连续4次）系列营养学讲座，我开了第一讲，内容是东方医学对现代医学和生活方式的启示，结果是最为“火爆”的一次，两三百号人坐满了演讲厅，除了园区各大学的科学家们，还有附近大学的工作人员、医生们，当然大部分是社区群众，属于银发一族。每次讲座和互动式的解答一般持续2小时。其他3讲分别是“营养与骨质疏松”、“营养与肥胖”，以及“如何阅读食品标签”，都是请我们校本部的faculty来讲。说实在的，举办这样的科普活动以及接待参观者很耗费精力，不过同事们都觉得很有意义，都很投入，最关键的是，大家都认为这是我们应该做的本职工作！这一点对我触动很大，其实我们这些做实验室研究的人以前很少考虑其他形式：譬如通过科学地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降低重大疾病发病率（我们常认为是别人的工作）。从实质上讲我们就是为这个社会、为这些人而工作的。在实验室里发现重大新药是我们科研的一个方面，我们还需要把科研知识及时地传播给人群，更进一步的话还要把前沿的科学知识及时总结和“进言”，帮政府调整政策去影响更多的人。

  十几年前我也常带着一批批的中小学生们参观我在密苏里大学工作的实验室，带大家看发着蓝光的核反应池，讲解除了核武器以外核科学可以为人类做很多医学上的贡献。我们那么做是因为研究所的mission statement说要为社会服务。大学的存在就是要为社会服务的，而科学家是有社会责任的，科研的存在是因为有社会需求，试想离开了为社会服务这一根本性的宗旨我们还能做什么？回想在国内工作这十年我一次也没有为我们的纳税人做过类似的“科普”工作，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也许是因为我们大学的围墙太高，把社会隔在外面了；也许是自己太忙了，要争取经费，要发SCI，顾不上别的了；也许是我们理念中有些本末倒置了 - 跟那个“著名”的河南郑州市规划局的官员一样，在“为谁说话”、“为谁工作”这些基本问题上已经模糊不清了。

  昨天晚上跟儿子（在车库旁）打篮球的过程中，他给了我一个人生重大建议。

他说：“爸爸，我觉得你应该想办法到我们小学来工作，像Jackson的妈妈一样做我们的老师，Jackson在我们班最牛气了”。

  我忍不住笑了，但还是用认真的口吻跟他说：“你们学校的要求不一样，爸爸不一定能进得来”。

  儿子听完后有些失望，但他抱着篮球沉吟了一刻，很郑重地对我说：“那这样吧，爸爸你再努力努力，争取在我小学毕业之前能来我们学校当老师。如果真能做到的话，我觉得你就成功了！”

  我一时无语，我这8岁的儿子已经知道“成功”二字了，而且他对成功的理解是那么的不同。我在想，或许社会上对我们做科研的“成功”的定义也很不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