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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都需要孤独前行吗?
籍 利 平
北宋王安石的《有褒禅山记》说:“于是余有叹焉。古人之观于天地、山川、草木、虫鱼、鸟兽,往往有得,以其求思之深而无不在也。夫夷以近,则游者众;险以远,则至者少。而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而人之所罕至焉,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有志矣,不随以止也,然力不足者,亦不能至也。有志与力,而又不随以怠,至于幽暗昏惑而无物以相之,亦不能至也。然力足以至焉,于人为可讥,而在己为有悔;尽吾志也而不能至者,可以无悔矣,其孰能讥之乎?此余之所得也!”
“险以远”的地方至者少,更需要探索者,需要探险家。很有可能,成为探索者比较容易,成为取得世人瞩目发现的探险家不容易。在探险的道路上,有牺牲者的墓地,有突然停滞的脚印。在这样的地方,后来者是停下来,还是想法前行?哪怕前行的距离非常有限。
如果这个探索者的目的很单纯,就是为了探究某种现象的真谛。比如石钟山为何叫石钟山?鸣沙山为何叫鸣沙山? 月牙泉的泉水是哪里来的?比如某地下河究竟流向了何方?某区域的地下究竟有多少天然的、贯通的管道?可不可以用一些胶囊相机获取这些管道的影像?月球的质量瘤意味着哪些“宝藏”,地球为了少见那样的质量瘤?已经有的科学结论是不是有漏洞?是不是可以有新的解读?在新的解读中,会不会产生新的方法、新的理论?以科学技术为基础、为土壤,可以生长出多少“文化的花朵”、”思想的硕果”?
这些探索,前程往往是不可预测的,“前路无知己”往往是常态;可能是孤独的、危险的旅程。在野外考察中,隐含着各种各样的危险,比如在深山里,在大漠里,在隔壁。即使到了二十一世纪的今天,自然资源的探索者,也仍然需要面临巨大的风险,即使是一个小组也可能应付不了意外情况的发生。典型的例子,比如去年的夏季的马拉松、冬季的哀牢山,出现的亡人事件。
1980年代的彭加木、马贡泽(某测绘大队队员)、1990年代的余纯顺,都有孤独前行的时段。在独自面临大自然的时候,个人的力量,都是非常有限的。独自面对一个科学、技术、工程问题呢?
在科学、技术的探索中,在工程建设中,独自前行,可能是勇敢的,也可能是非常危险的。所以,可以看到风光的跟踪者,看到暂时的领跑者、后来的落伍者。意气风发的探险家,却极为少见。闯入新领域的学者,不一定看得到预期的结果。
那么,一个学者是不是需要选择孤独的前行?该不该选择进入无人区进行探索、要不要为天下先?这既需要战略眼光,也需要战术能力。想得到的是“好汉”,办得到的也是“好汉”。想到到、办不到,为后人提供思路和借鉴的也是“好汉”。
想到了、看到了一个险峰,不敢再没有足迹的地方留下足迹、在没有道路的地方开辟道路,是一种稳妥,也是一种懦弱;反之,敢于冒险、敢于探索,敢于留下第一串脚印的,也许是令人敬佩的英雄,也许是留下笑柄的“莽撞人”。
同样,即使不是在探索自然中进入无人区,即使在探索学者自身内心世界时,进入无人区,也是需要巨大的勇气的。
学者自身,往往不是完美无缺的。有的意识不到;有的意识到了不愿意承认;有的意识到了、愿意承认却不愿意完善自己;有的意识到了、也承认、也努力了,但无法改变本性,过不了几天就故态复萌。
一个在自己科班出身专业作为不大的人,也许会在相关领域突然“发力”、突然“脱颖而出”了;一个在自身专业中的大专家、大牛人,在贸然进入相关领域中,难保不出问题、不栽跟头。这样的例子,古今有、中外有、远近有。
既要敢于孤独前行,又要量力而行,的确不易兼顾。
学者的大悲哀,是在别人规定的半径固定的小圈子里里活动。好似围绕地球质量中心做圆周、或者椭圆轨道运行的卫星?
学者的大失控,好似沿着双曲线轨道前行的航天器,一次“离别地球”永无回归之时。
学者们的新鲜想法、创造激情、现实理智,这三者之间,往往不是并行不悖的。这就需要取舍、需要权衡、需要掂量一下孰轻孰重。
是像“大山教授”李宝国那样“活着干,死了算”,像“大地之子”黄大年那样认可“中国人不但脑力上能赢,体力也不比外国人差。”,而且玩命地研究、实践(含推广)?还是悠哉游哉、按部就班地工作、写作、参会呢?
不同的学者,当然可以有不同的抉择。
抉择的结果,自然也是各自承担。
学者的选择,可以是自主的;也可以得到有条件资助的。
代价不一样,结局不一样。
各取所需,各得其所,各修其果。
“尽吾志也而不能至者,可以无悔矣”,信哉斯言。
(北京市海淀区羊坊店街道 凉水河畔,2022-0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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