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国涌先生给我们讲了些文史大家范文澜的民国故事（2005.11.4, 南方都市报），很是有趣。

1934年，时任北平女子文理学院院长的范文澜被国民党宪兵逮捕，在南京关了近一年，经蔡元培营救才获释。他被捕后，北平大学校长徐诵明曾向国民政府说情，说范文澜生活俭朴，平时连人力车都不坐，常常步行到学校上班，并且把薪金的一部分捐给学院图书馆买书。中统头子陈立夫听了之后说，这不正好证明范文澜是共党分子吗？不是共产党，哪有这样的傻子啊！

范文澜出来后，对熟悉他的千家驹说，原来生活俭朴是共产党的证据，我今后生活也要“腐化腐化”了。问他怎么个“腐化”法？他说：“我要做件皮袍子穿穿，也要逛狂中山公园。”千家驹笑了：“这怎么算‘腐化’呢！这腐化得太不够了。”他笑笑说：“别的我不会啊！”

天下巨变，人间沧桑。今天再读这个故事，只有苦笑。 当年国民党因腐败而失去了大陆，今天执政者却在步其后尘而渐失民心。老人家说：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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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范文澜 (1893-1969)，字仲云，号芸台，浙江省绍兴县人。他生于一个有田30亩的小官僚家庭，5岁入私塾，14岁入本县高等小学，此后相继就读于上海浦东中学和杭州安定中学。1913年他考入北京大学文预科，一年后转入国学门，受业于音韵训诂学家黄侃、陈汉章和经学名师刘师培等人，致力于追踪乾嘉老辈，奠定了深厚的旧学基础。1917年毕业后，他曾当过蔡元培的私人秘书，不久辞职，先后到沈阳高师及河南汲县中学任教。1921年至1927年，他又先后在天津南开中学和南开大学任教，出版了《文心雕龙讲疏》等学术著作，在文史学界崭露头角。
    1925年五卅运动后，范文澜的思想发生重大变化，开始放弃老营寨。1926年秋，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担任南开大学党支部书记，积极从事革命活动。1927年5月，为躲避迫害，他离开天津来到北京，在北京大学、师范大学等校任教。1930年、1934年曾两次被捕，因得到蔡元培等人的营救而脱险。
    1936年范文澜移居开封，在河南大学任教。“七七”事变后，他辞职参加了新四军。1939年9月他在河南省确山县重新入党，不久遵照命令去到延安。1940年1月到延安后，他担任马列学院历史研究室主任，开始组织编写《中国通史简编》；次年担任中国研究院副院长，曾在中央党校讲授《中国经学史的演变》；又次年调到中宣部工作，发表了一系列批判国民党反动派投降主义的文章。抗战胜利后，他离开延安，历任北方大学校长、华北大学副校长、华北人民政府委员等职。
    新中国成立后，范文澜历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后改名近代史所）所长、中国史学会副会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1969年7月29日病逝。他一生最有影响的著作是《中国通史简编》和《中国近代史》，其重要论文大都收入了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编的《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中。 范文澜的名言：“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

注2：陈立夫 (1900～2002)，国民党政治家。原名祖燕。浙江湖州人。1923年北洋大学矿科毕业，后获美国匹兹堡大学硕士学位。1925年回国。1926年初任黄埔军校校长办公厅机要秘书，随侍蒋介石左右。历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主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机要科主任、中央党部秘书长、中央执行委员、常务委员、组织部长、社会部长、国防最高委员会委员、军事委员会第六部部长、国民政府训练总监部政治训练处处长、建设委员会秘书长、土地委员会主任委员、国民政府委员、教育部长、立法院副院长等职。他与其兄陈果夫一道，组织“中央俱乐部”，在国民党内形成一个很有权势的CC系集团，竭力控制国民党党部，维护蒋介石统治。他任调查科主任为时不长，但此后调查科一直在其控制之下，并于1938年8月改组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中统），从事反对中国共产党并对付国民党内反蒋派系的斗争。深为蒋介石信赖。1949年去台湾。1951年去美国定居。1969年回台湾，历任“总统府”资政、中央评议会主席团主席、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副会长、中国医学院董事长、孔孟学会理事长等职。1988年7月，与中央评议会34名委员向台湾当局提出提案，主张以台湾的资金科技和大陆的人力资源合为互惠基础，建设中华。多次公开主张一个中国。主编过《孔子学说对世界之影响》，《易学应用之研究》等。著作有《唯生论》、《生之原理》、《四书道贯》、《孟子之政治思想》、《人理学研究》、《从根教起》、《迎头赶上》、《陈立夫先生言论集》。译有李约瑟的《中国之科学与文明》。

注3：徐诵明 (1890～1991) 字轼游，城关镇人。教育家、病理学家。出身塾师之家，15岁入浙江高等学堂预科。清光绪三十四年 (1908)，受反英护路风潮影响，怀着科学救国思想，东渡日本求学，由章太炎介绍加入同盟会。宣统三年 (1911) 辛亥革命爆发，弃学归国，任上海徐锡骥组办陆军卫生部上尉连长。次年重返日本学习。1914年入九州大学医学院，并参加郭沫若组织的“夏社”. 1918年毕业后，留校研究病理学，以实验证实寄生虫病领域内血液嗜酸性白血球增加现象，次年秋回国任北京医学专门学校教授（为国内唯一病理学教授），创建我国第一个病理学教研室，并在北京市进行粪便内寄生虫卵普查研究。授课能吸收国内外先进学术思想和教学手段，结合自己科研实践，受学生欢迎，为我国培养出一批著名病理学家。1920年，出席医学各科名词审查会议，为“病理学”名词定名。

1926年投身北伐战争，次年任国民革命军军医处卫生科长。北伐军占领南京后，负责接收外国教会创办的鼓楼医院。

1928年8月任国立北平大学医学院院长。次年4月主持创办该校附属医院。1930年应邀出席日本第八届医学大会，并代表中国医学界发言。

同年教育部聘请为医学教育委员会委员，负责起草医学院六年制教学规划。1932年负责公共卫生工作，在北京市西城区开办全市第二所卫生事务署。9月被公推为国立北平大学校长。同年翻译出版日本病理学家木村哲二《病理学》一书。

1934年，先后聘请进步教授范文澜、许寿棠为国立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院长。次年，日伪炮制“冀察政务委员会”提名其为委员，被严词拒绝，同年，他与北平各界知名人士一起，通过路透社向全世界揭露日本侵略华北行径。

“七·七事变”后出席庐山会议，要求蒋介石抗日。

1937年10月出任西安临时大学校务委员会常委，带领学生迁校。次年6月任西北联大校务委员会常委，抵制国民党当局解聘进步教授。1939年西北联大解散，旋任教育部医学教育委员会常务委员，负责全国医学院规章制度建设、分配经费、审批出国诸事。

1943年5月，任第六届中华医学会理事，次年2月任同济大学校长兼医学院院长，打破只聘请德籍教师常规，同时聘请英、美留学人员任教。1946年7月，任沈阳医学院院长，迅速稳定战后校务。
   
1948年8月，拒绝教育部长朱家骅邀请其出任台湾大学校长，辗转到上海，迎接全国解放。
   
解放后，在浙江大学、北京医学院任教，评为一级教授。1950年夏，通过由其起草的医士教育五年计划。7月，被卫生部聘为卫生教材编审委员会委员，11月起任常务委员。还动员在国外的朋友、学生侯宝璋、李漪等回归祖国参加建设。1953年，任人民卫生出版社社长，主持出版和重版中医经典著作和俄文版高等医学教育教材，翻译英文版《论广岛原子弹爆炸及危害性》一书。同年当选为第三届全国政协委员。1956年6月任中华医学会编辑部主任兼《中华医学杂志》总编辑，直至1966年6月停刊。1958年被错划为右派，1978年平反，同年当选为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1983年任“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会顾问。1990年百岁之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91年8月26日病逝于北京，享年102岁。

注4：千家驹，经济学家, 浙江武义人，1909年10月生。曾任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副主席，全国政协常委。193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经济系，后入北平社会调查所工作。曾任北京大学经济系讲师，广西大学教授，《中国农村》、《国民公论》主编。1936年参加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任常务委员。1944年与欧阳予倩等人创办《广西日报》昭平版。1945年加入民盟，任民盟南方总支部秘书长，兼香港达德学院教授。1949年作为救国会代表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建国后，历任中国人民银行总行顾问，清华大学、交通大学教授，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委员，中央私营企业管理局副局长，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副局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中国钱币学会副理事长，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副院长等。是第二至五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六、七届全国政协常委。1987年1月后，当选为民盟第五、六届中央副主席。1989年7月留居美国， 1991年3月被免去民盟中央副主席、全国政协常委等职务。著有《新财政学大纲》、《中国货币发展简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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