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北京香山有两个北京植物园？

闻名遐迩的北京香山是名副其实的弹丸之地，但拥有两个规模不小、知名度很大的北京植物园！从地图上看，北京香山脚下有条名为“香颐路”的大路，自西向东，经香泉环岛通往颐和园，故名“香颐路”。在香泉环岛以西的香颐路两侧各有一个北京植物园！路南的北京植物园一直隶属于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简称“南植”；路北的北京植物园目前隶属于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简称“北植”。一条马路之隔竟有两家同名的国营植物园但并不隶属同一部门，这是很意思的事情。初来乍到的游客进错植物园，这种事情经常发生。

已故著名植物分类学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俞德浚先生（1908--1986）是著名植物分类学家、1948年度中央研究院院士----胡先骕先生（1894--1968）的学生。俞德浚先生创建了北京植物园，并长眠于此。

北京植物园曾是中国植物园事业的“领头羊”或“火车头”。北京植物园（尤其是“南植”）并非与古植物学毫无关系，本项工作是基于技术层面上的考虑要做的一件事情。为了便于学术界、政府决策部门和社会公众了解北京植物园，我相信以下史料是有用的，有助于深入探讨北京植物园的未来和命运等问题。如：北京植物园如何突破体制上的瓶颈以增强自主性和提高自信心？北京适合建设“（中国）国家植物园”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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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

    1月3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北平城（北京）开始接管工作，北平宣告和平解放。

    3月25日--8月23日毛泽东居住在北京香山的双清别墅，指挥了渡江战役，作有《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等诗篇。

    10月1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11月1日 中国科学院（以下简称“中科院”）在北京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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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

     1月（拟建的中国科学院植物分类研究所）制定《一九五〇年总所工作计划》：主要任务为编纂植物志，确定先编纂《河北植物志》；设立全国性植物标本馆和在北京建设植物园。以调查、研究及编纂河北省及邻近地区植物志开始，为编纂全国植物志做准备。中科院“1950年工作计划纲要（草案）”：中国植物之调查过去素乏系统，以后要统盘筹划，有步骤的、分区的调查植物种类；研究各类植物与其生长环境的关系；陆续刊印各区各类植物志；调查并特别注意与经济建设有关的应用植物，帮助解决森林农牧及土地利用、水土保持等问题，本年已着手的集体工作有河北植物志、华东植物志、上海郊区植物手册等。

    1月21日吴征镒向中科院报送“中国科学院静生生物调查所整理委员会工作报告”，提出静生生物调查所与北平研究院植物学研究所已正式合并，合并后的研究所拟称植物分类研究所，此后工作为整理新所，故静生所整理委员会至此可告结束。

2月2日植物分类所同仁召开会议，讨论中研院植物所一些非分类人员如饶钦止、邓叔群、王伏雄加入分类所问题。议决在本所正式机构成立之前，临时组织行政小组、工作计划委员会、标本整理小组、图书整理小组，并推定人选。行政小组由吴征镒、林镕、张肇骞组成，吴征镒为召集人；工作计划委员会由胡先骕、吴征镒、林镕、张肇骞、郝景盛、王云章、汪发缵组成，吴征镒为召集人；标本整理小组由唐进、夏纬琨、简绰波、崔友文组成，唐进为召集人；图书小组由夏纬瑛、吕烈英、王宗训、傅书遐组成，傅书遐为召集人。

2月13日中科院批准静生生物调查所和北平研究院植物学研究所合并，成立中国科学院植物分类研究所。

2月13日工作计划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吴征镒主持，林镕、汪发缵、唐进、王云章、郝景盛出席。讨论编纂《河北植物志》的人员、内容、体例、绘图、调查等事宜。

2月28日工作计划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吴征镒主持。确定研究经济植物的原则，建立经济植物标本室，注意调查经济植物，搜集种子或苗木栽植于本所植物园。

3月22日中科院向中央文委会报告，提请任命钱崇澍、吴征镒为植物分类研究所正副所长。

5月19日政务院第33次政务会议批准对钱崇澍、吴征镒的任命。

6月10日钱崇澍主持第一次所务会议。确定植物分类所研究方针：配合经济与文化建设实际的需要，进行全国植物调查与研究。具体任务：有计划的研究与调查各区植物种类及其与环境之关系，并分期编纂各区各类植物志，用积累的经验来进行全国植物志编纂；研究调查及栽培经济植物，为配合各种工作逐步建立全国性的植物标本馆与植物园。增加的年度工作任务有编写《华东植物志》、《上海郊区植物手册》及开展植物与环境关系研究等内容。会议还讨论了各工作站的建立、与北京图书馆签订借阅协议、植物园工作及其它事宜。

6月20日中科院副院长兼计划局局长竺可桢在中国科学院第一次院务（扩大）会议上宣布首批15个研究机构成立。植物分类研究所由北平研究院植物学研究所和静生生物调查所植物部合并组建，以植物调查和分类学研究为主，同时，开展植物病理和经济植物的研究。所长钱崇澍，副所长吴征镒。京外设四个工作站：1)华东工作站，由中研院植物研究所的分类学、森林学部分从上海迁南京组建；2)庐山工作站，由庐山森林植物园改建；3)昆明工作站，由云南农林植物所和北研院植物所云南工作站合并组建；4)西北工作站，由设在陕西武功的中国西北植物调查所改建。

9月将静生生物调查所云南农林植物研究所与北平研究院植物学研究所云南工作站合并，组建中国科学院植物分类研究所昆明工作站，蔡希陶任主任。

9月25日北京市政府同意合办植物园，钱崇澍、吴征镒、陈封怀、俞德浚等与北京市公园管理委员会和西郊公园负责人就与西郊公园开办植物园事座谈，商定具体办法。

12月中科院批复北京公园管理处与植物分类研究所合建北京植物园的建议。

12月5日公园管理委员会致函植物分类所：接市政府指示，合办植物园事“限于明年预算，应暂缓办理。”

1950年组建中国科学院植物分类研究所，由静生生物调查所植物部（私立）、原国立北平研究院植物学研究所、原中央研究院植物研究所和原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植物部等研究单位合并组建而成。植物分类研究所下设“植物引种栽培组”，系植物园的前身。俞德浚从英国回北京，被任命为植物园主任。同年，植物分类研究所与北京西郊公园（既现在的北京动物园）商讨合办植物园有关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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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

1951年在北京西郊公园内建植物园苗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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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

11月15日第43次院长会议决定植物分类研究所改为植物研究所，呈报文委。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以下简称“文委”）。

1952年中国科学院和北京市政府考虑在圆明园设立植物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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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

1月中国科学院植物分类研究所改名为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以下简称中科院植物所或植物所）。下设高等植物分类、植物生态及地植物、植物形态解剖、植物资源、植物园等五个组。辅助机构有标本室、绘图室、资料室、暗室；北京之外有华东、西北、昆明三个工作站；庐山工作站改为庐山森林植物园。自本年起，无论室内和野外，都“走向集体工作的道路”，大部分人员参与各项调查，野外综合调查有11项之多。

1月23日中科院任命钱崇澍为植物所所长，吴征镒、林镕、张肇骞为副所长。同日，任命戴芳澜为植物研究所真菌植病研究室主任。

2月此前曾多番筹备，拟与北京市政府合作，在圆明园旧址建立北京植物园。本月，市政府作出缓办决定，以至影响植物园当年工作安排。春夏间，在西郊公园凿井开地，准备栽培试验。

5月11日政务院（政文齐字第十二号）批复植物分类研究所改称植物研究所。

5月25日中国科学院秘字2782号文通知，植物分类研究所改名植物研究所。

1953年初北京市政府不同意在圆明园设立植物园。同年，中国科学院植物分类研究所更名现在的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下设4个研究室和1个植物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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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

1950年至1954年底，植物园与苏联、波兰、捷克、民主德国、保加利亚、匈牙利、罗马尼亚、印度、瑞典、芬兰、丹麦、瑞士、瑞典13个国家88个机构建立种子交换关系，负责统一办理国内单位与国外机构种子交换手续。

9月植物所致函北京市建筑事务管理局称，经多次勘察并报中科院同意，把北京植物园园址选在卧佛寺附近，请确定用地范围。

12月北京市函复中科院，同意在卧佛寺附近划定8500亩(566公顷)，在香颐路以南划定1448亩(96.6公顷)作为北京植物园永久园址。

1954年春北京市政府指定清华园暂安处为新的苗圃地，植物园将苗木从西郊公园陆续搬迁到清华园，并正式挂牌“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北京植物园苗圃”。同年，植物园10名青年科技人员（黎盛臣、吴应祥、董保华、张应麟、阎振茏、王今维、王文中、谢德森、孙可群和汪嘉熙）联名写信给毛主席，请求解决植物园永久园址问题，并很快得到批复。中国科学院和北京市政府同意将北京香山卧佛寺一带确定为北京植物园的永久园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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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

3月29日植物所致函所属各植物园及工作站称，此前与国外交换种子由植物所统一办理的做法，所得甚少，难以分配。决定改为各机构自行编制《种子目录》，直接与有邦交国家的相关机构交换，以获得更多种类和交换量。

1955年在北京香山正式挂牌“中国科学院北京植物园”，批准植物园永久园址，将苗木由清华园苗圃搬迁到香山永久园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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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

3月20日第10次中科院院务常务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生物地学部筹建北京植物园建议书：“去年起，已经北京市人民委员会同意划定在西山卧佛寺附近为永久园址，经半年来测量调查现已完成初步规划设计，并编定分年工作计划。”“预定7年内可以初步完成全面布置。”建议书还就与北京市合作建园提出了原则性的意见。会议“鉴于建设规模较大的植物园，需要巨量的人力物力，会议同意与北京市人民委员会通力合作。北京植物园园址设在西山卧佛寺，由中科院植物研究所与北京市人民委员会园林管理局共同领导，双方派员组织管理委员会。……做好各项基本建议工作，并考虑将植物研究所所址迁植物园附近。会议原则上同意该建议书，责成生物地学部进一步与市人民委员会商谈，明确分工，签订合同，然后草拟详细建园计划呈报国务院批准，申请专款进行建设。”

5月中科院竺可桢副院长与北京市人民委员会吴晗副市长联合报告国务院申请筹建北京植物园。

1956年5月9日，中国科学院、北京市人民委员会以联合报告的形式上报国务院，申请筹建北京植物园。5月18日国务院（56）国秘习字98号文批复同意，并拨专款560万元（确切数字是5,630,580元）作为第一期建园专款。同年10月，中国科学院和北京市人民委员会签订共同筹建北京植物园合约，开始建设北京植物园的总体规划。

5月18日国务院(56)国秘习字98号文批复同意筹建北京植物园，由中科院植物所和市园林局共同领导，建设经费560万元，按用款年度由财政部分期拨款。

10月钱崇澍代表中科院、刘仲华作代表北京市政府签署了“中国科学院、北京市人民委员会合作筹办北京植物园合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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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

2月7日中科院和北京市邀请国内园林建设及植物专家组成规划设计委员会，责成植物所和市园林局共同负责建园工作，并签订了建园协议书。在建园期间，规划设计及技术指导由院方负责，基本建设施工由北京市负责，植物园管理委员会由双方派人组成。俞德浚任植物园主任，园林局局长刘仲华任副主任。划定香颐路以南1440余亩(称南园)作为苗圃和试验区，由植物所管理，香颐公路以北7100亩(称北园)作为展览区，由北京市园林局管理。

2月18日植物园规划设计委员会成立。

2月24日植物所党支部植物园分支部成立。

1957年成立北京植物园规划设计委员会，俞德浚为主任，讨论植物园的总体规划：将全园分为两大区，南部平地约93.3公顷作为苗圃实验地，以科学研究和专业参观为主，这是“南植”的由来与历史定位；北部440公顷作为群众参观和一般教学实习等用，这是“北植”的由来与历史定位。该委员会还讨论了13个展览区、建设大型展览温室等主要建筑设施计划。此规划正式执行，计划在1962年完成。同年8月，北京市园林局成立北京植物园筹备处。“南植”和“北植”两园职工并肩作战突击建园，一直持续到1960年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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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

6月至9月俞德浚赴波兰、保加利亚进行学术访问，后往苏联参加苏联总植物园会议。

6月20日-10月6日俞德浚前往波兰访问考察；8月31日赴保加利亚。

1958年春，为了加强“南植”与“北植”的联系，“南植”由袁国弼先生总负责与北植”联系。同年，全国轰轰烈烈的大炼钢铁运动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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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

1959年在香山碧云寺开办园林技术学校，袁国弼任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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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

1月植物园兴建办公楼和家属宿舍动工。未久，停工。

2月16日溥仪在全国政协殷秘书和中科院有关人员陪同下，到北京植物园劳动锻炼。

2月17日植物园党总支书记田裕民主持各组长参加的园务会议，欢迎溥仪来植物园劳动。

2月18日田裕民和植物园人事保卫组负责人王直安安排溥仪到温室劳动。

5月26日溥仪接待拉丁美洲代表团访问。

5月26日溥仪出席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招待蒙哥马利元帅的晚宴。

10月1日溥仪登上天安门观礼台，受到毛泽东接见。

11月26日溥仪领到《选民证》，第一次取得参加四季青乡人民代表选举的资格。

1960年下半年由于受到自然灾害和国民经济宏观调空的影响植物园建设下马，560多万元的专款只花了154万元，余款被冻结上缴。“南植”与“北植”的全面合作关系中断，自然形成两个不同隶属的单位（前者属于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当时后者属于北京市园林局），从此单独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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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

1月14日溥仪在植物园会见美国记者特莱维斯夫妇。

3月6日植物园召开各业务组长以及党、政、工、团负责人参加的座谈会，欢送溥仪到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任职，田裕民主持。

4月郭沫若视察植物园，并题诗：正值牡丹开，今年我又来。芳华春烂漫，香韵日低回。品集五洲种，林齐四海材。尖端竞攀越，跃进上天阶。

9月1日拨出土地131.7亩借给香山大队使用。

1961年“南植”修建“王”型字温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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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

10月11日中科院批准钱崇树、林镕、姜纪五、汤佩松、吴征镒、秦仁昌、简焯城、吴素萱、侯学煜、俞德浚、田裕民、徐仁、张正光、王希、杨森为植物所所务委员会组成人员。

1962年“南植”筹建展览温室。“南植”与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的松散关系出现一点变化，将门牌中国科学院北京植物园”换为“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植物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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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年

中科院批复北京植物园基本建设设计任务书。《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基建任务说明书》请中科院领导批准在北郊为植物所建设新所。

4月28日所党委批准植物园设立党的总支部委员会。

1963年俞德浚升任植物研究所副所长，至此植物园由副所长兼任。同年，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在西双版纳召开第一次植物园工作会议，成立中国科学院植物园工作委员会，该委员会挂靠单位为北京植物园（“南植”），俞德浚为主任委员，办公地点设在北京植物园内，负责编辑出版《植物引种驯化集刊》。1963年2月“四清”运动开始，即从1963年至1966年，中共中央在全国城乡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前期在农村中“清工分，清帐目，清仓库和清财物”，后期在城乡中“清思想，清政治，清组织和清经济”，实际上为“文革”的发动作了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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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

2月25日为赴安徽参加社会主义教育（“四清”）的干部召开欢送会。

6月26日中科院批准成立中科院植物园工作委员会。

10月26日中科院批准改建温室800平方米，投资8万元。1965年10月30日植物园温室验收。

1964年发布《中国科学院植物园工作条例》。“南植”修建植物园科研办公楼和热带与亚热带植物展览温室等。植物园有部分青年知识分子被派往农村开展“四清”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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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

2月26日中科院党组发文“关于三线布局问题”，经国家科委批准，决定将北京植物所植物分类研究室的植物地理、植物生态研究室、植物形态研究室和古植物研究室并入中科院植物研究所昆明分所，将北京植物园与西北水土保持生物土壤所的生物部分合并，成立西北植物所。后，此计划未实施。

1965年植物园科研办公楼等工程竣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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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

2月5日所党委决定：1、成立政治处，下设四个科；2、成立3个总支委员会，第一总支委员会由管理部门的党支部组成，第二总支委员会由各研究室党支部组成，第三党支部由植物园各党支部组成；3、植物所党的领导小组和植物所机关党委合并为党委会。

6月3日下午，大部分职工到北大看大字报，声援左派。党团员干部留所开会，李逸三讲话。

6月8日李逸三代表所党委作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动员报告。

6月11日贴出第一张大字报，主要内容是批判“七十二条”。

8月9日经投票选举，产生9人组成的植物研究所文化大革命筹备委员会。

8月25日北大学生到所揪斗汤佩松。

9月13日所大会，辩论是否罢张劲夫的官问题。

9月17日“捍卫毛泽东思想战斗大队”成立。

9月21日“东方红大队”成立。

11月12日揪回4名工作组成员批判

12月2日全所大会辩论张劲夫，陆荣昭大会演讲，力保张劲夫。

12月15日姜纪五和工作组6名成员被揪回植物所交待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问题。

12月19日上午，继续批判工作组。午后批张劲夫、秦力生、姜纪五和李逸三。给他们戴高帽子、挂黑牌子。是日，“东方红大队”被砸烂，很多“东方红”和“红色革命串连大队”人员宣布退出这两个组织，参加“捍卫大队”。

12月21、23、24日批判研究室领导和职能部门负责人。

12月28日揪回田夫批判，会后，李逸三及“保字号”中层干部在所内被迫戴高帽子游街示众。

12月30、31日开会批判“东方红大队”。从此，开始批判一般职工。

1966年“文革”开始，植物园被冠以搞“花花草草”和“封、资、修”等罪名，以引种的植物被视为“毒草”和“修苗”，大多被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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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

1月11日控诉刘邓路线大会，一直开到次日凌晨两点，郑斯绪被揪斗。

1月17日5人党政小组“接管和行使植物所党、政、财权力”。

4月5日选举产生9人组成的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革命委员会（以下简称“所革委会”）。

4月8日全所大会。庆祝捍卫毛泽东思想大队成立半周年、革命造反派大联合、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

4月18日启用“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革命委员会”印章。

8月8日“红八五战团”成立。

8月29日所革委会召开捍卫大队和红八五战团勤务组会议，讨论为什么大批判深入不下去。

11月3日召开抓革命、促生产誓师大会，掀起大批判和斗批改新高潮，提出体制改革方案。

1967年植物园（“南植”）成立革委会，党政被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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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

4月6日庆祝所革委会成立一周年大会。

5月9日全所批判小红楼翻案风

7月8日清理阶级队伍动员大会。

8月10日植物研究所革命委员会宣布撤销科、室，改为连队建制。一连(生理)、二连(分类)、三连(生态、资源)、四连(形态、细胞、古植物)、五连(行政、器材、图书)五个连队。

9月18—27日全所170人带着专政对象18人到怀柔县北房公社安各庄大队劳动，并召开批判姜、李、杨、赵等人大会。

9月20日迎接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植物研究所。

10月25日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植物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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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

2月24日革委会讨论所部和植物园干部分别到湖北潜江县和湖南衡东“五七”干校劳动事。

9月植物园干部和少数工人到湖南衡东“五七”干校劳动，大部分工人分配到工厂。

1969年9月植物园（“南植”）职工带着户口下放到湖南衡东草市“五七”干校，被编为一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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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

1月中科院革命委员会决定撤销北京植物园，6月1日国家科委和中科院联合作出决定。

5月22日欢送第二批干部下放“五七”干校大会。6月25日离所赴湖北潜江“五七”干校

1970年3月植物园建制撤消，“8341部队”接管，改为生产基地，被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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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

3月植物园被8341部队接管。

1971年湖南干校撤消，“两科”合并（中国科学院和国家科委），植物园（“南植”）职工转移到湖北潜江与科委干校合并，编为四连。1971年北京市领导视察北植，曾指示南北两园统一建园，但没有形成一致性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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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

5月北京植物园恢复。在“干校”劳动的干部回到北京，被安置在北沙滩917大楼办公。

8月5日植物园筹备小组给向植物研究所党的领导小组报告，计划11月全体职工到香山南辛村20号办公。

11月15日8341部队正式将植物园土地及地上物的管理权交回植物研究所，北京植物园恢复筹建工作开始。原有4000多种植物剩下300多种；700多种木本植物只剩下100余种，几十亩试验果园和原始材料圃几乎全毁；2000余种温室植物全部铲除，温室只留下钢筋水泥结构；图书、资料、种子标本损失惨重。

12月5日上报中科院二局的文件记载植物研究所当年简况：“党委书记徐全德，副书记李森、徐剑平（文化大革命前代所长林镕、副所长简焯坡、汤佩松目前均未恢复职务）。业务处负责人赵星武、胡长征。分类室主任汤彦承，支部书记王亚东；生态室主任侯学煜，副主任王献溥；古植物室主任徐仁，支部书记吕学成；植化室副主任戴伦凯（待批），支部书记周传星；形态细胞室副主任钱迎倩，支部书记王新华；生理生化室主任崔澂,副主任匡廷云，支部书记齐明鲁,副书记李云辉;固氮主任待配,支部书记王直安;植物园负责人徐剑平,园主任俞德浚,副主任赵峰、刘启光、贾德修；书记徐剑平，副书记贾德修、赵锋”。

1972年中科院决定恢复植物园，职工由湖北返京，暂住北京北郊的“917大楼”。全体职工到北京紫竹院、北京林学院植物园旧址等处参看后，决定在香山原址进行“南植”的恢复与重建。同年10月下旬正式返回香山原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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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

7月7日中科院批准《植物所基建任务书》，同意植物所所址定在植物园内，所园结合建设。新建面积2.19万平方米，投资290万元。

1973年“南植”开始恢复重建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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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年

2月2日召开全所批林批孔动员大会。

5月12日余秋里视察植物园。

9月22日朱德视察植物园。

1974年在铁道兵和工程兵和香山门头村的大力支持下修建3700米长的围墙。恢复国际种子交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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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

3月1日植物研究所职工陈松柏14人给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张春桥、华国锋、谷牧写信，要求批准兴建国家植物标本馆。国家多位领导人批示同意。6月11日，由国家建委邀请北京市规划局，中科院计划组和植物所有关领导及来信人陈松柏等共同研究呈请国家计委列入国家建设计划的项目建议。

7月16日植物所计划将标本馆及各研究室同时迁到位于香山的植物园内，并根据十年发展规划，编制出建筑面积3.99万平方米，总投资486.6万元，1979年竣工的《基本建设设计任务书》。

1975年制定《北京植物园总体规划报告》，派出第一批远征队赴西藏考察。“工宣队”进驻植物园，开始工人领导一切的特殊时期，科研题目负责人均由工人来担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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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

2月开展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

10月庆祝粉碎“四人帮”。

1976年设立园林植物引种驯化研究室和经济植物引种驯化研究室，大力开展园区建设。开展一系列科研项目，包括代号为“中科院7510”（西洋参）的引种驯化试验。唐山丰南发生大地震，职工组织抗震防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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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

9月20日国家计委对植物所迁建和建立国家植物标本馆作出批复。

10月21日欢送工宣队回原单位。

1977年“工宣队”撤出植物园。完成《杂草种子图说》，协助完成《矮生苹果》和《抗寒葡萄》两部科教片的摄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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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

1月5日全所召开深入揭批“四人帮”动员大会，徐全德作动员报告。

2月13日俞德浚任《中国植物志》代主编。

2月24日落实政策、平反昭雪大会。俞德浚、于若木、吴兆明等同志在会上发了言。

3月5日—31日汤佩松、张瑞琪、俞德浚、吴素萱、朱至清等六人出席全国科学大会。

5月指定汤佩松、俞德浚为植物所负责人，领导科研业务工作。

12月28日中科院在云南召开第二次植物园工作会议，北京植物园被列为全国9个重点建设园之一。

1978年召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行改革开放的战略方针。俞德浚当选为植物所副所长。“抗寒酿酒葡萄新品种选育”的研究成果获全国科学大会奖和中国科学院重大科技成果奖。招收技术工人120人，编制增加到260多人。同年3月1日植物所召开基建会议决定，植物所将搬迁至位于香山的北京植物园，第一批投资400万元建设32000多平方米的植物标本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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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

2月15日贯彻植物园工作会议精神，北京植物园进行组织调整。

8月13日召开推荐学部委员侯选人会议。推荐俞德浚、侯学煜、崔澂、徐仁、王伏雄为学部委员侯选人。9月24日北京植物园召开建园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

10月7日根据李昌批示，植物园正式对外开放。

1979年初中国科学院在云南西双版纳热带植物研究所召开第二次植物园工作会议，“南植”和“北植”均派代表参加了会议。经过讨论对全国植物园作了大致分工，提出北京植物园应面向华北、西北和东北地区，着重进行暖温带植物的引种驯化工作。会议之后，“南植”和“北植”提出建设北京植物园的具体建议。同年5月10日，中科院植物所和北京市园林局共同向国家城建总局、中国科学院一局及北京市建委提出北京植物园恢复建园的意见，1979年8月9日国家城建总局召集有关单位讨论北京植物园的建设问题，会议目标是恢复“南植”和“北植”的合作关系，把建设北京植物园作为共同任务，成立了建园领导小组恢复并加强规划设计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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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

1980年11月俞德浚、侯学煜、徐仁、王伏雄当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1980年设立建园办公室，设3个党支部和1个党总支部。3月初建园领导小组举行第二次会议，讨论北京植物园总体规划方案。5月初，规划设计委员会在香山开会，专家们一致认为首都北京非常需要一个能反映国家科学技术水平的植物园。此年，俞德浚当选为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学部委员（现称为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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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

1981年是年位于香山植物园内的标本馆和分类室办公楼结构完工，报告厅屋顶完成吊装。植物园一号锅炉房竣工；二号锅炉房、一号宿舍楼、二号宿舍楼开工；王字温室结构完工。

1981年成立中国植物学会植物引种驯化专业委员会，挂靠在北京植物园（“南植”）。1982年建园领导小组举行第三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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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

1982年是年位于香山南辛村20号的中科院植物研究所标本馆竣工。

8月17日俞德浚、王献溥、傅立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濒危动植物种科学研究组成员，俞德浚为副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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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

6月植物园完成西门和水生植物区绿化及园林建筑等四项工程。

1983年2月1日张洁被任命为园主任。2月24日植物所召开成立香山分部会议，亦即第一次分部办公会议：香山分部的主要范围是植物园，分部的性质是植物所的派出机构，不是一级组织；关于植物园与分部的关系，植物园的业务外事方面可以直接对外，不通过分部，植物园的职能部门可以直接与植物所相应职能部门发生关系；基本建设由植物所基建考虑，植物园的建园有植物园统一考虑；植物园与植物所其他研究室平行，由于情况特殊植物园下设一个园办公室；撤消植物园下设的3个室（即经济植物研究室、园林植物研究室和建园办公室）；取消党总支，降为党支部。植物所在香山设立分部后，植物园所属的行政、后勤供应和业务保障系统的全部机构与人员均从植物园分出，从而组成香山分部，归植物所直接管辖。12月22日园务会议讨论了植物所在北京植物园内建造植物标本馆等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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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

2月5日植物分类研究室、植物标本馆、古植物室开始从位于动物园的植物所所部搬到新建成的标本馆（香山南辛村20号）。

7月5日俞德浚赴庐山植物园，代表植物研究所参加在该园举行的胡先骕骨灰安葬仪式。

1984年在植物园内建成植物标本馆，植物分类室和古植物研究室从西直门外大街141号的本部搬迁到香山的植物园内，腊叶标本和植物化石标本也搬到植物园。同年11月樊映汉被任命为园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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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

1985年10月18日在标本馆报告厅举行庆祝北京植物园建园30周年庆典活动。植物园争取4项中国科学院科学基金（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的前身，1986年正式剥离中科院）。“野牛草引种及应用”的研究成果获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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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

7月14日俞德浚去世，其骨灰安葬在植物园内（南植内）。

7月19日中科院批准在植物园内为俞德浚先生建立纪念石。

史料来源：

北京植物园园史编委会（黎盛臣 主编），1999，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北京植物园50年（1950-1999），1-194 （内部刊印）

http://www.ibcas.ac.cn/80/

http://baike.baidu.com/view/196611.htm?func=retitle

特别致谢：感谢江西省·中国科学院庐山植物园胡宗刚先生和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北京植物园退休研究人员张义君先生为搜集整理史料所付出的辛勤劳动！

孙启高

2007年夏初步整理于北京，2013年夏进一步整理于美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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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阅读：

“南植”--北京植物园（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

http://garden.ibcas.ac.cn/

“北植”--北京植物园（当前隶属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

http://www.beijingbg.com/

http://www.bjmacp.gov.cn/cn/tabs/showdetail.aspx?selectsingle=1&tabid=300101

http://www.bjmacp.gov.cn/cn/tabs/showdetail.aspx?tabid=300105&iid=4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