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3月5日,七十四岁的蔡元培在香港养和医院逝世。六十多年后,张耀杰《新文化运动的路线图》一书提出了一个“蔡元培悖论”:新文化运动的一批“新青年”中坚,说到底,都是蔡元培帐下的“新文化党”,但最终又都一个个叛离蔡元培的“兼容并包”论:陈独秀、鲁迅的激进不必说,即便晚年觉悟到“容忍比自由更重要”的胡适,也离蔡元培“兼容并包”的共生之道相距甚远。该书序言说:“长期以来,我们几乎是一面倒地歌颂新文化运动的伟大功绩,与此同时,我们可能忽略了它的一个致命的隐患:不宽容。这种不宽容体现在胡适的同道身上,有时候也会体现在被《新青年》同人所‘悍化’的胡适身上。”“由《新青年》杂志开启的新文化运动的路线图由胡适而陈独秀而钱玄同、刘半农,就是从‘平等讨论’到‘不容匡正’到骂人有理。这条‘不宽容’的逻辑一路下行,必然付诸‘不宽容’的行动。”(
蔣科學按:
在五四新文化運動早已成為知識份子崇拜的偶像的時候,對“蔡元培悖論”及其巨大影響,必須要深刻反思。再聯想到蔡元培導演的中國近代大學學術不端行為第一案,我們就知道,學術領袖自己不尊重規則,不以身作則,不尊重學術,認為只要目的正確就可以不擇手段,拿學術當工具,危害是何等的嚴重?今天想要改造中國科學文化的領袖們,當好好總結經驗教訓,反省自己,否則最後的結果不會太好。
中國近代以來,國勢不振,青年人都有反叛改造之心,這本來是好事,是國家可以復興的基礎。但是,少數野心家發現,青年人是最好的忽悠對象。討好青年人,蠱惑青年人,是野心家們得勢的不二法門,屢試不爽。站在為青年人長遠發展的角度上,忠告青年人,呵斥青年人的一般都不受待見。而吹捧青年人,拉攏青年人的,往往會忽悠到眾多青年粉絲。誰控制了青年粉絲,誰就控制了未來。新文化運動的這些憤青教授們做到了這一點,他們就很得勢,而學衡派那些嚴謹平和的教授們就落寞多了。再後來CCP做到了這一點,KMT就只好遠遠地跑去開發寶島了。
YCmm有旨,我就再寫一點。國人實在是像饒毅教授所說的那樣太聰明,所以一般都不把規則、誠信當回事,往往規則是對別人的,對自己是另搞一套。尤其是在中國轉型期,在華洋交流的介面上,上下其手,靈活掌握的機會太多。你要談尊重國情,他會拿國際標準來壓你,可是你如果要跟他談遵守規則,他會跟你抱怨爲什麽隔壁村長家的二丫頭可以不遵守規則生第二胎。爭起利益來,其實就是赤裸裸的江湖恩怨,有什麽是非善惡?不過是大狗小狗飽狗餓狗之爭,春秋無義戰。別人不用摻和。如果真要講什麽整頓既有的科學文化,借此倡導一種新文化,那就請以身作則,從講誠信尊重規則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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