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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移动文物 消失如何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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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积极推进经济与社会全面发展，第二轮城镇化加速的进程中，新建筑应以怎样的基调呈现时代风格，历史建筑如何科学保护合理利用，一直是城市建设必须面对的难题。由于不像房地产调控、保障性住房建设一样具有直指民生的显在紧迫性，实践中这对难题易被后置，或对这两个看似独立问题的内在相关性认识不足。这对难题关系到现代建筑精神和城市文化的内涵式塑造，一旦长期疏于规范与引导，或以国际式建筑表征“国际化大都市”，或将国际化大都市的建设目标与地方特色建筑对立起来，大量畸形新建筑的出现与历史建筑消失所建构的现代都市，及其伴生的文化断裂、社会隔离等严重社会问题，具有潜伏时间长、积聚式暴发、长期不可修复性的特点，将会累积成困扰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顽疾，成为中国现代城市文明难以抹去的疮疤。
尽管2009年末中国城镇化率已经达到46.6%，典型的不完全城镇化和低质量城镇化特征，才是中国近30年高速城镇化引发问题的症结所在，其中城市建筑与规划领域集聚了多种城镇化问题的焦点。城市建设中新旧建筑的矛盾呈现新高，据统计，中国城市每年新建建筑面积的40%来自拆除旧建筑所得，相较于欧洲住宅80年的平均寿命，中国普通建筑的实际寿命仅30年，中国建筑结构设计标准使用年限为50年，而这50年中40%的规定生存时限，遭到非正常损耗的人为毁弃。据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统计，截止2009年10月31日，30955处曾登记在案的文物建筑已经消失（以尚未定级的不可移动文物为主，列为各级文物保护单位的不可移动文物相对较少）。
这不仅造成物资材料的巨量损耗，更为严重的是，塑造城市个性的许多民间文化遗产随之消失，城市演进的历史延续性被中断。当前，历史建筑甚至文化遗址屡遭地产开发的无知强拆，由于缺乏严密的审批体系与相应的责罚制度，侵害文化遗产的低成本换来野蛮破坏现象愈演愈烈，而有效遏制、提前防范的举措尚未跟进；在发展经济与旅游至上目标的驱使下，各级文物保护单位，甚至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古迹，不同程度地遭到蚕食，公共文化资源被某些利益集团非法利用，利益集团与地方政府以此谋取短期利益；一些地方不切实际地盲目热衷于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或以“振兴地方历史文化”为幌子，不顾历史依据的子虚乌有，虚构规划设计方案中的敏感环节以通过专家评审，积极“复建”不复存在且难以稽考的“史迹”，投入所在地急功近利的“文化建设”与旅游运营。
以上现象何以频发？背后隐藏着两个基本问题。其一制度层面，与文明古国文化遗产相匹配的科学管理体系亟待健全，必须改变当前历史建筑保护制度滞后、防范违法违规破坏文化遗产行为措施不力的局面；其二价值层面，建筑传统价值与地区文化认知流于表面，在塑造城市精神的现代建筑设计中，尤其缺乏实质性领悟和传承地方文化的表达。近十余年来，中国以开放大于反思的心态，视欧美国际化大都市的既成图景为我国城市建设目标，步人后尘，却无视发达国家对大都市发展路径失误的反思与转向，加上一味崇尚国际知名建筑师的理念、创造与技艺，“国际式建筑”遍及中国城乡。从北京饱受争议的新建筑，到经济欠发达甚至贫困市县出现的“白宫”、“鸟巢”，建筑地域性的错置与丧失，从建筑到城市失去个性与属于自己的文化身份，成为与中国城市现代化速度同步蔓延的畸病，城市与建筑深嵌着民族文化认同与民生关怀的危机。
对此，国外建筑界也早有洞察。美国《纽约客》“天际线”专栏曾直言北京新建筑的大而不当，以及城市建设中存在的摒弃历史、丧失特色等问题。在建筑评论家Paul Goldbergur看来，“当下北京最流行令世界瞩目的建筑，结果是建设不折不扣的21世纪城市。爆炸式增长与先锋派技艺相结合，使北京这座亲和的古城变得冷酷，少情乏感。历史一旦成为北京城市发展道路上的障碍，将被踏过推翻，对待历史，不见思量的耐心。”与库哈斯合作设计中央电视台新总部大楼的建筑师奥里·舍人说：“我相信北京有惊人强大的能力彻底僭越自己的历史，而不必顾及这个城市的传统身份。”
在这些亲历西方大城市病的“过来人”眼中，北京的拥堵、污染、“摊大饼”之势未减，正在重复美国大城市的错误；这里的新建筑远不止重复美国的错误，而是超出大多数美国城市愿意或能够做到的。由此影响到北京的城市情态，人们无论赞同还是反对，都在谈论新建筑，认为中国新建建筑的胆识与规模，换了世界任何其他地方都不可能实现。一位在北京工作的荷兰建筑师说：“超大规模的建筑已经成为中国城市跟上快速发展步伐的唯一工具，并且证明欧洲的城镇化模式已经过时。我们如何把分散的北京城市补缀回整体？”显然，无论为中国设计的国外建筑师，还是建筑评论家，布新之巨速、弃旧之决绝，是其关注当代中国城市建设与建筑问题的焦点，并以建筑与城市脉络和城市中人的关联度、历史塑造的城市身份，作为评判建筑与城市的基点。
在历史不算悠久、国际式建筑最先风行的美国，针对城市发展必然面临的国际化与因地制宜双重需要的矛盾，1947年，城市历史学家刘易斯·芒福德（1895-1990）提出“湾区风格”的概念，将1890年代旧金山湾区的现代建筑作为美国传统建筑的起点，以地域性的现代主义区别于国际式风格，为当时风行美国的国际式建筑注入了一剂思想醒药。芒福德指出，城市的基本功能在于创造、储存与文化传承，历史性大都市必须发挥“把物质的质量变成精神能量”的基本功能。此后，不断完善的联邦及华盛顿特区建筑审批制度，对于妥善存续首都作为政治、文化中心的历史风貌，长期有效地发挥着决定性作用，相关制度对于完善我国城市新旧建筑管理体系具有借鉴意义。
美国的开发项目获得建筑许可，通常必须经过项目所在行政区相关行政、建筑部门的审查，各行政区下设评议会、协调会负责对差异申请和特例的专门审查。各州地的重要古迹登录为“联邦历史性地标建筑”，各地设立“历史古迹保留评议会”。华盛顿特区历史性地标建筑独立登录，登陆古迹所在区域内的开发项目均为保护性地产，建筑审批慎之又慎，程序较一般州市严密得多。
华盛顿特区成立了以社区为基础的基层组织，作为正式角色参与项目开发全过程，包括审查开发提案。同时，保证项目开发区居民组成的“邻里咨询委员会”、有影响力的专业团体、私人团体，通过开发商组织的各种形式的听政会、座谈会、评议会，有权对涉及历史建筑的项目开发发表独立见解，是审查开发提案的必经环节。无论对于古迹保护、还是居住权利，作为利益相关方的市民、志愿者、专业人士或兴趣人士的诉求，具有通畅表达的合法渠道。当前我国主要通过媒体呼吁、写信上书、文物申请认定等渠道表达民间诉求，个人化、低组织、低效率的方式，已经使大量的历史建筑、历史街区成为镐钎与推土机之下的高效牺牲品。
为能够第一时间有效制止破坏历史建筑、损害地方历史风貌的行为，华盛顿市长被赋予保护特区历史古迹的特别权力。市长有权延缓、甚至禁止历史建筑的拆除行为，在适当条件下，市长可以停止新的兴建、外观变更或细分历史街区土地。市长特许权给予尚未列入保护名录的历史建筑的安全存续以最大限度的保障。
联邦政府直接参与华盛顿特区的规划建筑审批，以确保建筑作为国家气象、首都风貌的象征意义。国会将华盛顿特区定位于小规模城市，全区建筑受到1910年《建筑高度法》的控制。国会下设各种专门机构，“国家首都评议会”专门制定联邦土地规划，对可能影响联邦政府利益的开发提案进行审查；“国家美术评议会”负责审查涉及联邦的建筑设计。其他机构如“首都建筑师办公室”、“宾夕法尼亚大道开发公司”，参与其辖区范围内的土地开发项目审批。
“国家首都地标建筑联合委员会”是华盛顿特区历史古迹的核心审查机构，由市长特别任命，担当华盛顿特区的史迹审查角色。1979年通过的《历史地标与历史区域保护法案》进一步强化了该委员会的角色。在审查涉及史迹区的开发项目时，委员会不仅要求开发项目做严格的历史古迹保留，还必须对项目所在区需要维护的其它重要建筑物整理出详尽的清单，并提交审查。这项规定尤其有益于尚未列入华盛顿特区历史性地标建筑名录的历史建筑保护，有益于“国家首都地标建筑联合委员会”全面掌握未登录历史建筑的实况，开发商对于历史建筑必须履行的责任与义务从制度上得到规约，且操作性强，便于执行。
这样，建设开发在华盛顿特区必须面对全国最复杂与严格的审批程序，准入项目的开发商、项目开发提案，需要经过从民间到官方的一致认同，利益攸关方都切实参与到项目审批的各关键环节。通过项目开发前公开表达利益诉求、各方充分协商解决的方法，登录与未登录的一切历史建筑得到充分保护的同时，科学的制度设计也培养了具有历史文化理念的开发商，他们高度尊重历史建筑，努力融合新旧建筑，并以新建筑作为不压倒历史建筑气派的美观和谐的背景。例如完成华盛顿迪蒙尼特项目的韦金公司、SOM建筑事务所，在历史建筑保护与新旧建筑和谐共存方面树立了良好的职业形象。
中国大城市发展已进入现代化中高级阶段，此前着重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部分建立在损失城市历史（街区、建筑）价值基础上的发展，需要在以转型促发展的战略布局中，明确整体保存城市历史文化遗迹的基本思路，将历史文化名城的建设理念转向“创造、储存与文化传承”上来，着力培育并输出城市的精神能量。通过完善与历史建筑相关的建设审批与监督制度体系，特别是将抢救历史建筑、紧急干预损毁历史建筑行为的特许权，赋予历史建筑属地相应的行政首长，以制度利器确保中国城乡最后仅存的历史建筑免于覆灭的危机，勿让保护历史建筑的公民热情化作“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的无奈浩叹。在此基础上，有必要重构城市新旧建筑内在相关的和谐关系，不失胆识而又十分审慎地面向中国城市现代化的未来。
原刊《中国文物报》2010.1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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