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朱：人性的下限

根据六家起源学说，道家是来自隐士阶层的。然而隐士并不是先秦时代才产生的，早在尧掌天下时，世上就出了一位著名的隐者——许由。传说尧帝因为许由的贤明，想把天下禅让给他，没想到许由不仅不接受，还跑到颍水边清洗耳朵，责怪尧帝用世俗的污言秽语玷污了他。到了先秦时代，随着乱世的兴起，隐士的阶层开始壮大，除了老子、庄子、列子等代表外，还有许多隐士没有留下著作，但是他们的存在散见于零星的文献记载中，比如《论语》等儒家文献记述孔子周游列国的过程中，就有遭遇隐士非难的记录。李白曾在《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诗中自况：“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其中“楚狂人”就是指《论语·微子》中记载的隐士：

楚狂接舆歌而过孔子曰：“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来着犹可追。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孔子下，欲与之言，趋而避之，不得与之言。

在《论语·微子》中还记载了孔子与隐者的两次遭遇，分别是：

长沮、桀溺耦而耕，孔子过之，使子路问津焉。长沮曰：“夫执舆者为谁？”子路曰：“为孔丘。”曰：“是鲁孔丘与？”曰：“是也。”曰：“是知津矣。”问于桀溺，桀溺曰：“子为谁？”曰：“为仲由。”曰：“是鲁孔丘之徒与？”对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以易之？且而与其从辟人之士也，岂若从辟世之士哉？”耰而不辍。子路行以告。夫子怃然曰：“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

子路从而后，遇丈人，以杖荷蓧。子路问曰：“子见夫子乎？”丈人曰：“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孰为夫子？”植其杖而芸。子路拱而立。止子路宿，杀鸡为黍而食之，见其二子焉。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隐者也。”使子路反见之。至则行矣。子路曰：“不仕无义。长幼之节，不可废也；君臣之义，如之何其废之？欲洁其身，而乱大伦。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

这些隐士中，最值得注意的是杨朱。杨朱，又称阳生，他也许就是第一个为隐士的选择赋予意义的人。杨朱之所以能在先秦时代声名鹊起，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孟子对他的重视。孟子曾无奈地说：

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孟子·滕文公下》）

可见至孟子时代，杨墨已经并为显学，所谓孟子的重视，其实就是儒家把杨朱学说与墨家学说一并视为最大的敌人。遗憾的是，杨朱本人没有留下专属文本，我们现在只能通过诸子的转述（包括孟子的激烈批评）来了解杨朱的思想。

一般认为，杨朱对退隐的诠释被集中记录在《列子·杨朱》中，其中有一句可以被视为对杨朱哲学的高度概括：

古之人损一毫利天下，不与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人人不损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

《杨朱》篇紧接着就给出了一段论证：

禽子问杨朱曰：“去子体之一毛以济一世，汝为之乎？”杨子曰：“世固非一毛之所济。”禽子曰：“假济，为之乎？”杨子弗应。禽子出语孟孙阳。孟孙阳曰：“子不达夫子之心，吾请言之。有侵苦肌肤获万金者，若为之乎？”曰：“为之。”孟孙阳曰：“有断若一节得一国。子为之乎？”禽子默然有间。孟孙阳曰：“一毛微于肌肤，肌肤微于一节，省矣。然则积一毛以成肌肤，积肌肤以成一节。一毛固一体万分中之一物，奈何轻之乎？”禽子曰：“吾不能所以答子。然则以子之言问老聃、关尹，则子言当矣；以吾言问大禹、墨翟，则吾言当矣。”孟孙阳因顾与其徒说他事。

这段对话论证中，“禽子”指的是墨子的弟子禽滑离。在这个问题上，主张“兼相爱，交相利”的墨家也激烈地反对杨朱。而孟孙阳的论证并没有真正说服禽滑离，禽滑离最后的表态只是一种学术上的圆滑，这种圆滑是数学家或逻辑学家式的（这也是墨家的风格之一），他仅仅承认了一组显而易见的逻辑关系：杨朱、孟孙阳的观点来自道家，自己的观点来自墨家，而对于需要给出肯定或否定的判断，他就只能保持沉默（“吾不能所以答子”）。

“损一毫利天下，不与也”是杨朱赖以成名的一句，在《韩非子·显学》中被表述为“不以天下大利易其胫一毛”，在《孟子·尽心上》中被表述为“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由此衍生出了成语“一毛不拔”。心怀天下的孟子对此等“一毛不拔”的猥琐行径集中火力大加鞭笞，所谓：

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孟子·滕文公下》）

并且扣上了最恶毒的孟式断语——“是禽兽也！”。“为我”就成为杨朱留给中国古典哲学史的形象。但是请注意，孟子的抨击只是针对“损一毫利天下，不与也”，却忽略了“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

虽然传说中，杨朱是老子的学生，但我们更应该把杨朱视作许由的继承人。如果说“损一毫利天下，不与也”表达的是孟子所谓的“为我”，那么后半句“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恰恰反映一种相反的观点——“无我”，这不正是许由表现出来的态度吗？前后合起来，就形成了对“为我”与“无我”的超越，而道家的追求正在于此。

由此可见，孟子对杨朱的批判实际是断章取义的，他有意制造了一个“反孟子”形象，藉此阐述自己的学说。这造成的结果是子孟子以降，中国人不敢去真正地面对杨朱，不敢去面对“贵以身为天下”、“爱以身为天下”（《道德经·第十三章》）的事实。而今天，这个事实已经在经济学中被反复申述了。

值得大家深思的是，当所有的哲学家（先秦诸子）都在为人性粉饰崇高的时候，似乎只有杨朱在为我们划定人性的下限。这个所谓的下限并不存在价值色彩，无所谓卑劣常高，更无所谓是非善恶，它只是一个自然而然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