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全球华人国学大典”之伪

章启群

据昨日凤凰网报道，由凤凰网、凤凰卫视联合岳麓书院主办的“致敬国学——2014首届全球华人国学大典”，于9月29日19时在长沙岳麓书院举行颁奖盛典。出席嘉宾不仅有媒体大腕、政府官员，还有学界名流。现场揭晓了首届“全球华人国学大奖”的终身成就奖、国学成果奖以及其他奖项，让人们“共同见证了中华文化史上的国学盛事”。作为媒体为主举办的这项活动，对于引导大众阅读、弘扬传统文化，无疑是一件极好的事情。

但是，稍稍回味一下，这个活动给世人的整体感觉似乎是一个纯粹的学术活动。因为获奖的是饶宗颐、裘锡圭、余英时、李学勤、陈祖武、叶嘉莹、陈鼓应、汤一介、阎步克、陈来、刘笑敢等人，属于卓有成就的清一色的纯粹学者。其次，这些奖项“作为国学大典的主体部分，其评选秉持严密、专业、公平、公开的规则机制”，而且组织者特别指出，“其中国学终身成就奖和国学成果奖由专家评选”，这就自然引起人们联想起不久前台湾的“唐奖”等民间学术奖项。如果活动组织者具有这样的宗旨，则其中之伪显而易见。若是组织者没有此意，但社会效应已经如此，说说其中之伪大概也是有益无害的。

就从这次活动颁发的“国学成果奖”说起吧。组织者言：这个奖“按照‘经、史、子、集’的分类，表彰的是2008年至2012年出版的优秀国学研究专著。”为了把问题说清楚，我把获奖的名单全部列入如下：

“经部之学”奖：《裘锡圭学术文集》、《孔夫子与现代世界》（陈来）、《集韵校本》（赵振铎）、《中国经学与宋明理学研究》（蔡方鹿）、《敦煌经部文献合集》（张涌泉主编）、《诠释与定向：中国哲学研究方法之探究》（刘笑敢）、《尚书学史》（程元敏）；

“史部之学”奖：《商代史》（宋镇豪）、《中国青铜器综论》（朱凤瀚）、《中国文化史通释》（余英时）、《秦汉社会意识研究》（王子今）、《服周之冕——<周礼>六冕礼制的兴衰变异》（阎步克）、《简帛文明与古代思想世界》（王中江）、《天下一家：皇帝、官僚与社会》（邢义田）、《学以为己：传统中国的教育》（李弘祺）；

“子部之学”奖：《中国儒学史》（汤一介、李中华主编）、《郭店竹简与思孟学派》（梁涛）、《气论与仁学》（李存山）、《正蒙合校集释》（林乐昌）、《道家的人文精神》（陈鼓应）、《天命与彝伦：先秦社会思想探研》（晁福林）、《清代学术源流》（陈祖武）；

“集部之学”奖：《中国诗歌通史》（赵敏俐主编）、《汉唐文学与文献论考》（陈尚君）、《唐代文士与中国思想的转型》（陈弱水）、《榆枋斋学林》（虞万里）、《王国维全集》（谢维扬、房鑫亮主编）、《殷墟甲骨缀合通编》（蔡哲茂）、《中国古籍总目》（中国古籍总目编纂委员会编）、《清代学术源流》（陈祖武）。（皆引自凤凰网2014年9月30日报道）

稍通“四库之学”之士即可看出其中荒谬之处。

第一，获奖著作内容与四部分类不能完全吻合，有些著作甚至“不伦不类”。例如，就“经部”而言，刘笑敢《诠释与定向：中国哲学研究方法之探究》列入其中即是“不伦不类”。陈来《孔夫子与现代世界》大概与经学也无甚关系。而阎步克《服周之冕——<周礼>六冕礼制的兴衰变异》如果与《周礼》研究相关，列入“史部”未必合适。将《裘锡圭学术文集》列入“经部”，而将《王国维全集》列入“集部”，也有点混乱。因为王国维也有关于甲骨文和周礼的论述，而裘锡圭也有关于历史文化的论述。至于陈祖武《清代学术源流》、陈弱水《唐代文士与中国思想的转型》等置入“集部”，也令人莫名其妙。

其次，查《四库全书总目》可发现，仅“子部”下列的类别有：儒家、兵家、法家、农家、医家、天文算法、术数（包括占侯、数学、相宅相墓、占卜、命书相书、阴阳五行、杂技术）、艺术（书画、琴谱、篆刻、杂技）、谱录（器物、食谱、草木鸟兽虫鱼）、杂家（杂学、杂考、杂品、杂纂、杂编）、类书、小说家（杂事、异闻、琐语）、释家、道家等。其中“天文算法”类有《九章算术》、《几何原本》等。那么，仅就此而言，近年发表关于“孪生素数”论文轰动世界并获多项国际重大奖项的华人张益唐先生，是否应该获得此番“全球华人国学”之“子部”成果奖呢？推而论之，近年来华人在医学、农学等自然科学的一些重大成就（例如袁隆平）为何不能获得这项“子部”成果奖呢？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莫言为什么不能获得“子部”（小说家）成果奖呢？

出现这种离谱的荒谬现象，原因是组织者用“国学”等同于“四库之学”，并且试图把现代学术体系纳入“四库之学”中。可见，在如此重大的媒体活动中，由于对“四库之学”常识的缺乏，就会造成十分荒诞的结果。稍有不慎，“播下龙种，生出跳蚤”，可以谓之也。

简而言之，“国学”名称的出现原是与“西学”相对而言的。在上世纪上半叶，西方现代学术及其体系几乎全盘引进中国，于是一些文化保守主义者倡导“国学”，试图以此与“西学”分庭抗礼。与“国学”名称相应的还有“国医”、“国乐”、“国术”等等。20世纪下半叶以来，“国学”概念日渐演变，今天很多人用“国学”来专指研究古代中国的人文科学，即文学、历史、哲学、考古、语言学等学问。然而，这只能是一种模糊的划分、一种“大概齐”的说法而已。如果试图用“经、史、子、集”的分类来重新界定“国学”的内容，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需要经过大量深入细致的研究，才能提出基本方案。一蹴而就、拍脑袋做决定，一定会贻笑天下。因为，这里面除了关涉民族传统文化的理念、性质等问题，还涉及当代全部知识分类的问题。如果用“经、史、子、集”的传统分类方法，那么，今日所有的自然、社会、人文科学知识都要列入其中，而不能仅仅是文、史、哲等人文科学。正因为如此，虽然近20年来北大、清华、人大等高校都成立了国学院，但是，其教学和研究基本上还是延续现代学科分类进行。就是说，几乎所有这一类“国学院”的课程设置、专业方向以及学位授予等活动还是按照文学、历史、哲学、考古、语言学等学科进行，否则无法想象教学和科研活动如何展开。前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曾经呼吁设立“国学博士”学位，表明了他在这一方面的无知，结果他的要求也被教育部所否定。

“四库之学”与现代学科体系之间的关系问题，还可以从另一面来看其复杂性。今日中国所有的学校（小、中、大）和科学研究机构，完全是按照现代西方的科学分类实行教学和科研活动的。所有古代中国的“经、史、子、集”知识也被分解而纳入其中。上述“子部”之《九章算术》、《几何原理》自然就纳入数学之中。从“四库之学”到现代西方学科分类的转换，自然科学相对简单，人文科学的这种转换则极为困难和复杂。例如今日之中国古代哲学学科，不仅涉及“经、子”二部，与“史、集”二部也有关系，例如《汉书》中的“志”、《昌黎先生集》、《刘禹锡集》等都与哲学有关。一直争论不休的关于“什么是中国哲学”的问题，其核心含义也与此相关。文学也不能简单等同“集部”，“史部”与今日之历史学也不能等同。

如此复杂的学科分类和学术问题，在此次“全球华人国学大典”活动中被简单、粗暴地处理了。尤其是活动组织者突出此次活动的学术性和公正性，强调“国学成果奖的提名作品超过一千份，最终获奖的这30部作品，是由海内外200多位知名专家学者推选、经评委会、组委会表决评议后，最终确定的”，这就极为容易在学术界混淆视听。

我之所以撰写这篇博文，是深深有感于当下中国媒体对于中国学术产生的负面效果。简而言之，中国媒体所生产这一类与学术相关的产品，最大的问题是鱼目混珠，即以学术之名而行非学术之实，因而产生很大的社会欺骗性。例如，在全社会产生广泛影响的央视“百家讲坛”，是贩卖假学术的典型。虽然走上“讲坛”的也是学者，但所讲内容大多与自己专业无关。于丹教授专业是大众传媒研究，却正襟危坐教授《论语》；易中天教授专业是美学，却眉飞色舞大讲《三国演义》；而戏剧专业的余秋雨教授似乎什么都可以侃侃而谈，包括敦煌学、中西历史、文化；入季羡林门下的钱文忠副教授，除了偶尔提到梵文，也是以讲《三字经》蜚声中土。简单说，“百家讲坛”的特点就是非专业、非学术的，与旧时的“说书”无甚差异。但是，主流媒体的这些节目既无明确定位，也无应有说明。以至于国人皆以为此即为学术、此即为知识。而出版界也立即跟进，书店内这一类读物铺天盖地。这种由媒体炒作出来的“学术”的巨大影响力，终于渗入高校。这些“学术明星”于是不仅成为高校，也成为整个学术界的风云人物。导致很多学者追求此道并以此为荣。中国学术界的混乱由此亦可见一斑矣！

极而言之，如果说官本位是从外在的方面，即制度层面制约了中国学术研究的正常发展，那么中国媒体的这种负面效应则是从内在的方面，即人的精神层面慢慢消解了学者的学术自律。因为，媒体产生了民间和社会整体的影响力，在全民的视觉、听觉中留下了顽固和深刻的印象，造成学术的等级和差别。每个学者的内在定位和社会形象形成巨大反差，因此受到剧烈而持久的冲击。因此，当下时期的中国，对于坚持纯粹的学术研究、守望学术良知者来说，则是一个十分孤独而又艰难的时代！

此次活动的主持人之一王鲁湘，是我的同学和好友，正宗的北大哲学系出身，受过严格而系统的学术训练。他也站在这样的位置上，不禁让我感慨万千。于是思之再三，草成此文。

呜呼，哀哉！

甲午国庆日上午，一气呵成于京西菂园，天色如铅

10月5日改订，秋色浓如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