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读研究生期间有幸结识Keven先生，是他，明确地告诉我研究生阶段最要紧的两件事：一是科学精神的培养，二是科学研究方法训练。他还曾在上海图书馆内的书店给我买过两本书：一本是《20世纪思想史》是2006年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图书，作者是（英）沃森，该书以塑造和改变了整个20世纪的人和理念为线索，勾画了一部生动而清晰的20世纪思想史；一本是《社会研究方法 第10版》，华夏出版社的图书，（美）艾尔·巴比（Earl Babbie）著、邱泽奇译，该书讨论范围广泛，论述严密，从社会理论基本范式到学科报告撰写，从社会研究的基本概念到各种复杂技术方法，深入浅出，循序渐进。时隔10多年，这两本书，我时不时有翻阅。种种原因，虽然我没有能力读懂读透、活学活用，但是每每“开卷有益”，受益匪浅，可谓“润物无声”。

    研究生学习阶段，我是“大龄研究生”（工作多年后获得机会再学习的），自认为算是“如饥似渴”珍惜这三年光阴的，是不枉此行的。研究方法的学习中，社会调查研究方面是常学常新的，学中做，做中学。其中“社会研究中的伦理议题”是深有感触的。种种原因，国内或者说小一些，我所在图情领域，关于科研伦理方面是尚未有正式的行为规范的。社会研究经常要介入他人的生活，不同程度涉及伦理方面的问题。社会研究中的伦理议题包括：自愿参与；对参与者无害；匿名与保密；欺骗；分析与报告；制度性审议会；职业伦理规范。其中自愿参与、对参与者无害、匿名与保密是普遍流行的伦理准则，其它几个议题对我来说算是比较陌生的。由于“学艺不精”，我自身在实践中是吃过苦头的。2012年写一篇会议论文参加投稿，写作过程中曾通过邮件访谈研究对象所在机构（海外）的工作人员，投稿前将稿件发给对方看，算是汇报与致谢（正文末尾也有致谢）。自以为是积极向上的，充满“正能量”的，换成对方视角实际上是关乎切身利益的、极力反对的，而且可能还会有其他顾虑。未料到对方勃然大怒，尴尬不已。庆幸幸好是正式投稿前发现并纠正问题。自我反思，有文化差异的因素，也有科研伦理失范的因素。此事深深地教育了我。

    图情领域，有一个时段，“实证研究”颇为热门。研究方法的规范化，原本是好事，但是“基础不牢”，许多“实证研究”其实是徒有其名或徒有其表的。有段时间，各种各样的调查问卷、访谈是非常多的。我自身做过一些，偶尔是调查方，更多的是参与方。“礼尚往来”，通常情况下我是会积极参与、积极配合的。除非确实是如果参与便是帮倒忙的情况，我会拒绝参与，有的方便解释说明的，我会主动解释说明。近期发生过一件“怪事”。有在读研究生给我发邮件，希望我帮做一份专家访谈调查问卷，给我发了一份提纲。我看到邮件时，是在会议间隙中注意到手机上的邮件提醒的，我原本是打算会议结束后进一步阅读与回复。待我在会议结束后再找这封邮件，居然再也找不到了，我不清楚是否是因为对方撤回了？（嫌我回复不够及时？）如果是误删除的话，应该在邮箱中还能找到的。邮件中只告诉了是某某学校的研究生，没说具体姓名，如果告知具体姓名，说不定我还会“回访”一下，询问是否还需要我的配合。对于青年馆员及青年学子，只要时间和精力许可，实际上我是愿意也乐意尽份绵薄之力的。

    自2021年7月2日我高调宣称《 欲为张厚生先生编年谱》（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293786.html）至今，不到3个月时间。我经历了系列科研伦理方面的问题。年谱编制需要“钩稽爬梳”，围绕“稽”（查核）字，需要“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我当前计划进一步做学术通信整理与考释工作，我的想法是先做已经去世的几位，再做健在的并获得许可的。暑假期间初步完成了钱亚新先生的，当前在做张琪玉先生的，接下来还打算做：骆伟、倪波、单行、李兴辉等人的。为了做这事，我“惊动”或“牵动”了不少人（数十位），给他们甚至他们的亲属增添了不少麻烦。单单是给86岁高龄的Lu先生，先后通过3次电话，8月21日通话26分钟，9月22日通话45分钟，9月25日通话36分钟。9月25日晚上还加了Lu先生女儿的微信，请她帮忙传递信息。青年馆员C先生，将其前些年从网上淘到李兴辉先生13册工作笔记借给我“慢慢整理”。还有好些师长和朋友以多种方式表示乐意提供指导和帮助。面对如此“大好局面”，感谢与感动之余，需要保持清醒的认识，有所为有所不为，将有限的精力与能力尽可能地利用好，尽可能地不负所有给予我关心与支持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