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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读研究生期间有幸结识Keven先生,是他,明确地告诉我研究生阶段最要紧的两件事:一是科学精神的培养,二是科学研究方法训练。他还曾在上海图书馆内的书店给我买过两本书:一本是《20世纪思想史》是2006年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图书,作者是(英)沃森,该书以塑造和改变了整个20世纪的人和理念为线索,勾画了一部生动而清晰的20世纪思想史;一本是《社会研究方法 第10版》,华夏出版社的图书,(美)艾尔·巴比(Earl Babbie)著、邱泽奇译,该书讨论范围广泛,论述严密,从社会理论基本范式到学科报告撰写,从社会研究的基本概念到各种复杂技术方法,深入浅出,循序渐进。时隔10多年,这两本书,我时不时有翻阅。种种原因,虽然我没有能力读懂读透、活学活用,但是每每“开卷有益”,受益匪浅,可谓“润物无声”。
研究生学习阶段,我是“大龄研究生”(工作多年后获得机会再学习的),自认为算是“如饥似渴”珍惜这三年光阴的,是不枉此行的。研究方法的学习中,社会调查研究方面是常学常新的,学中做,做中学。其中“社会研究中的伦理议题”是深有感触的。种种原因,国内或者说小一些,我所在图情领域,关于科研伦理方面是尚未有正式的行为规范的。社会研究经常要介入他人的生活,不同程度涉及伦理方面的问题。社会研究中的伦理议题包括:自愿参与;对参与者无害;匿名与保密;欺骗;分析与报告;制度性审议会;职业伦理规范。其中自愿参与、对参与者无害、匿名与保密是普遍流行的伦理准则,其它几个议题对我来说算是比较陌生的。由于“学艺不精”,我自身在实践中是吃过苦头的。2012年写一篇会议论文参加投稿,写作过程中曾通过邮件访谈研究对象所在机构(海外)的工作人员,投稿前将稿件发给对方看,算是汇报与致谢(正文末尾也有致谢)。自以为是积极向上的,充满“正能量”的,换成对方视角实际上是关乎切身利益的、极力反对的,而且可能还会有其他顾虑。未料到对方勃然大怒,尴尬不已。庆幸幸好是正式投稿前发现并纠正问题。自我反思,有文化差异的因素,也有科研伦理失范的因素。此事深深地教育了我。
图情领域,有一个时段,“实证研究”颇为热门。研究方法的规范化,原本是好事,但是“基础不牢”,许多“实证研究”其实是徒有其名或徒有其表的。有段时间,各种各样的调查问卷、访谈是非常多的。我自身做过一些,偶尔是调查方,更多的是参与方。“礼尚往来”,通常情况下我是会积极参与、积极配合的。除非确实是如果参与便是帮倒忙的情况,我会拒绝参与,有的方便解释说明的,我会主动解释说明。近期发生过一件“怪事”。有在读研究生给我发邮件,希望我帮做一份专家访谈调查问卷,给我发了一份提纲。我看到邮件时,是在会议间隙中注意到手机上的邮件提醒的,我原本是打算会议结束后进一步阅读与回复。待我在会议结束后再找这封邮件,居然再也找不到了,我不清楚是否是因为对方撤回了?(嫌我回复不够及时?)如果是误删除的话,应该在邮箱中还能找到的。邮件中只告诉了是某某学校的研究生,没说具体姓名,如果告知具体姓名,说不定我还会“回访”一下,询问是否还需要我的配合。对于青年馆员及青年学子,只要时间和精力许可,实际上我是愿意也乐意尽份绵薄之力的。
自2021年7月2日我高调宣称《 欲为张厚生先生编年谱》(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3646-1293786.html)至今,不到3个月时间。我经历了系列科研伦理方面的问题。年谱编制需要“钩稽爬梳”,围绕“稽”(查核)字,需要“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我当前计划进一步做学术通信整理与考释工作,我的想法是先做已经去世的几位,再做健在的并获得许可的。暑假期间初步完成了钱亚新先生的,当前在做张琪玉先生的,接下来还打算做:骆伟、倪波、单行、李兴辉等人的。为了做这事,我“惊动”或“牵动”了不少人(数十位),给他们甚至他们的亲属增添了不少麻烦。单单是给86岁高龄的Lu先生,先后通过3次电话,8月21日通话26分钟,9月22日通话45分钟,9月25日通话36分钟。9月25日晚上还加了Lu先生女儿的微信,请她帮忙传递信息。青年馆员C先生,将其前些年从网上淘到李兴辉先生13册工作笔记借给我“慢慢整理”。还有好些师长和朋友以多种方式表示乐意提供指导和帮助。面对如此“大好局面”,感谢与感动之余,需要保持清醒的认识,有所为有所不为,将有限的精力与能力尽可能地利用好,尽可能地不负所有给予我关心与支持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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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MT+8, 2024-12-23 1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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