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下，许多人感慨发表难。笔者自身，曾被友人调侃为“著作等身”，但实际上，我对“发表难”是深有体会的，有具体实践、也持续保持观察与思考。

    我自身，实际上算是幸运者。我从读高中时开始在校刊上发表“豆腐块”，上大学期间，从大二开始做校报通讯员、学生记者、学生编辑。参加工作第二年，便开始在学术期刊发表论文，而且曾算是多家期刊的“高产作者”之一。2009年出版第一本书，之后大概是每2年出版一本书的频率出版图书。我的发表渠道是多元的，正式出版物，大致最先是报纸、再期刊、而后图书，再混合。实际上，我还有一种重要发表渠道，那就是博客，2005年1月开始写博客至今（2018年6月还增加了微信公众号形式）。如此这般，“文字工作”于我算是业余爱好，否则，恐怕真会被饿死。

    这样笔耕不辍，且在持续发表，为什么也说“发表难”呢？实践中，还要紧密联系实际，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说难那是真的难。身在职场，职称问题关注度比较高的问题，对照职称论文资格条件，像我这种情形，原本曾自以为论文方面是不用愁的，实际上并非如此。为什么呢？职称资格条件是变化的，职称论文计算的是任现职以来的成果，需要一次次丛零开始、从头再来。还有算什么不算什么的问题，有些产出或成果是不算数的，比如只算“核心期刊”、只算“第一作者”、只算任现职以来、只算学术专著（且字数x万字以上）……达到资格条件的前提下，还得看“指标”及“竞争对手”情形，比如我知道有的高校报研究馆员的门槛，校内那一关，有的是要求有8篇一作C刊（CSSCI来源期刊），有的要求6篇一作C刊……水涨船高。很多时候，您以为的还真不就是您以为的。论文够了么？某级别项目有了么？甚至，科研经费有X万元么？要是没有，有可能你再多的论文，也是徒劳。

    当前的“发表难”，与许多因素有关。比如报纸受到了很大冲击，而且报纸上发表的内容，从功利性角度，基本是用不上的；学术期刊，一方面是有发表论文需求者在不断增加，一方面版面资源愈来愈稀缺（学术期刊种数变少了，载文量锐减了）；学术专著，随着出版成本不断增加，纸书发行前景不容乐观，综合评估产出效率，各出版社出版费用普遍上涨，具体的价钱需要自身同出版社谈，出版社会根据图书选题本身的质量及具体出版需求定价，图书选题还会看具体的出版内容，当前意识形态抓得特别严，比如涉及敏感内容的，很可能真是出多少钱都没地方敢出，实在要出，需要大幅删改，有的可能会是面目全非。

    “发表难”有客观原因，也有主观原因，甚至还可能会有“自己的原因”“社会的原因”及其他原因。早年，我曾经有《中国图书馆学报》发文的梦想，曾在其增刊上亮过一次像。此后好多年，只是看看。现在只是偶尔看看。最近翻看了今年的4期纸本刊，似乎有了新的认知，知道自己早就可以不做梦了。年载文量50篇左右，且多是“大”项目资助，作者也多是“大牛”，偶尔有“新锐”亮相，我认为属于小概率事件发生了。还有一个对我有一定“刺激”的是，有位同行，人家主持完成了国家级科研项目，《中国图书馆学报》论文发表了还不止一篇，某年的职称评审结果是未通过。我觉得我可以宽慰自己“别想太多”，早已不再青春，少做点不切实际的梦。

    我近些年，有接触一些历史方面的东西。图书馆学的一代宗师钱亚新先生，他的一生发表了许多文字，我知道他为发表也是做过系列努力的，且有一定比例的成果，经过了努力也在其在世时未能如愿。对于钱先生来说，他是比较幸运的，他的亲友、后学等，在他逝世之后的若干年，持续整理与研究，很大比例生前未能发表的文字作品（包括诗作、书信等）等陆续发表出来。我自身的祖祖辈辈，参考家谱及自身的一些考证，有文字作品传世的寥寥无几。据说太祖父是读书人，且书读得还不错，交游甚广，遗憾的是，我没有发现其传世的文字作品。据笔者家谱记载，王应拔（1656.12.30-1729.4.9），业儒，葬太原杨家山海螺形。公介而不矫，通而不随，怀才抱负，不求闻达。著有《喙鸣集》，卓然自成一家言，白鹿洞主教原敬教谕董君拱两先生与之友善而序其首。王应拔是我的29世祖先（我是38世），王应拔“传世”之作有《湖坪王氏族谱谱序》，署名为“公元一七一六清康熙丙申廿九裔孙彙征应拔撰”，王应拔时年60岁。《喙鸣集》自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四月初五日之后，有可能已不再“行世”，我曾试图寻访，多年未果。湖坪村《王氏族谱》2015年春成立编委会，2018年冬完成（湖坪村王氏入谱信息采集至2017年），一套12册，重约50斤。湖坪村《王氏族谱》8021页：卷一至卷六（1-32世）4793页，卷七开始重新编页码，卷七至卷十二（33-44世）4028页。湖坪村《王氏族谱》由武汉大族谱数字科技有限公司承制，编印260套，谱首加印10册。王应拔“传世”之作《湖坪王氏族谱谱序》，300多年后，因族谱重修，得以再次发表。

    “发表难”是真的难，而且“发表”这事，还真不单纯是作者“个人”的事。实际上，作者只是“一分子”，出版者、发行者、管理者、读者、传承者等等都不同程度对“发表”这事有贡献。既然“发表”那么难，那就不难为自己了？事情也没那么简单，人是社会的人，许多事情身不由己。自身的态度是，一方面迎难而上、知难而进，一方面身体力行、量力而行，且行且珍惜。